内容提要：本文对赵紫宸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思想及其实践做了评析与介绍，指出：赵紫宸准确地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特征，找到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点：自然倾向、伦理倾向、艺术倾向、神秘倾向；也论证了二者会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他自己文章著述中，从构思立意，到题材内容，乃至体裁语言，都力图贯彻这一认识，留下了一部部熔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于一炉的典范。赵紫宸所开创的事业，仍然有待来者继承与继续。

关键词：基督教　中国文化　会通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是基督教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自利玛窦将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历代传教士与基督徒都力图回应与解决之。利玛窦是开创者，他与其同道所倡导的合儒、补儒与超儒的方法与路径，虽为当时教廷所反对，但在中国的实践中却十分有效。后来者基本上是沿袭着这条大道继续前进，只是具体方略和偏重上有所不同。到20世纪，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重任主要落在中国基督徒肩上。他们的处境、背景和情怀与传教士们虽约略不同，但总的目标还是一致的。中国基督教的胸有襟抱、才智卓绝之士，也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身体力行之。赵紫宸就是其中之荦荦大者。

一、赵紫宸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

(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要有理论前提，也要有现实需要；要有可能性，也要有必要性。对此，赵紫宸是这样认识的，在其著名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文中，一开篇他就谈到对“中国化的基督教”思想的看法：“这种思想的内容是两种根本的承认：(1)基督徒清澈地承认基督教虽层层包裹于西方教会的仪式教义组织建筑之中而几乎不见其真面目，却有一个永不磨灭的宗教本真；(2)基督徒干脆地承认中国文化虽于科学方面无所贡献，却有精神生活方面的遗传与指点。从这两种知见，中国基督徒乃觉悟基督教本真与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传有融会贯通打成一片的必要。基督教的宗教生活力可以侵入中国文化之内而为其新血液新生命；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传可以将表显宗教的方式贡献于基督教。基督教诚能脱下西方的重重茧缚，穿上中国的阐发，必能受国人的了解与接纳。”从这段文字可以得知，一方面，赵紫宸认为基督教有一个脱离种种外在形式的内在本真，亦即基督教在本质上具有对任何一种文化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之中，特别是在其精神生活方面的遗传与指点之中，有与基督教相同或相近的因素。赵紫宸也同时讲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我们讲基督教的思想，讲神学，并不是在真空里讨生活。我们有我们的背景，有我们的环境。我们住在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背景，有中国的社会环境作讲解，一方面要与这文化背景发生接触，与这社会发生联系；一方面要说明基督教自身的性质，补充中国文化的亏缺，供给社会的需求。”他也是从两方面来阐释的。从基督教、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说，基督教与福音必须要接触中国社会背景，进入中国文化，否则无法展开。从中国文化来说，到20世纪，在西方科学与民主等思潮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化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并走向衰微，它必须注入新血液，才能够得到复苏。而基督教恰恰可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

(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点

要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正会通，必须对中国文化的特征有清楚的认识，并且能够找到基督教与它之间的会通点。赵紫宸认为，至少在这样4点上二者可以会通。

1、中国文化具有自然倾向，基督教可以补充之。赵紫宸认为，中国文化崇尚自然，特别推崇天人一贯。“中国人对于自然有特殊的态度。在中国思想史上，自然与人两个概念，非常融和，人与自然同为一道的行为。我们看一部《易经》的一个原理就是自然与人只有一理，物理伦理，本无分别，人但能够阐知这个道理罢了。人在自然里见人道，在人生里见天道；人最高的生活就是法自然。”在赵紫宸看来，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到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无论儒家道家，都是讲亲近自然，天人合一。他们所说的天，就是自然，就是不具人格的自然。即使董仲舒与张载，也没有脱出这一观念的藩篱，更不用说程朱理学了。“中国的思想家一方面觉得天地中包藏着道德的本原，一方面又觉得天地并不表显人格，不但是天地的理是理不是人格；并且久而久之，古时活活泼泼的道，变了宋儒不偏不倚静止寂息的理，又并且要人无我，放弃了自己的人格，方始可以真的合德于天地。”赵紫宸认为：中国的伟大在此，中国的衰弱亦在此。而基督教在这方面却与中国文化大不相同，正可以补充其不足。“法自然，故人的高点——峻极于天处——即是无心无情，即是无我。基督教不然，耶稣教人乃以人信仰中所组织所见示的至高上帝——人格——为高点，所以说：‘你们应当纯全像你在天的父一样完全。’这种思想到中国的文化境界里不能不使其自身发生变化，亦不能不使中国固有的文化发生变化。”

2、中国文化具有伦理倾向，基督教可以提升之。赵紫宸认为中国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伦常与伦理。孔子说“仁者人也”，就是讲人的基本道理、基本原则。他说：“中国伦理的实体是仁，仁的根本是孝弟。”他还指出，孝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孝是道德，在为人；孝是宗教，在报本。”为什么呢?赵紫宸在另一篇文章中解释到：这在于孝体现了人对生命本原的虔敬，这就具有了宗教性。“中国人父慈子孝君明臣忠的道理，所激起的感情，造就的虔敬，产出的事业，就是中国的宗教，就是中国人对于生命本原的虔敬。”赵紫宸认为耶稣基督顺服遵行天父的旨意，为了爱人类而死在十字架上，这种行为与中国的孝理孝敬是一致的，同时，又比它更进一层，不止是面向人，还面向神。所以，他说：“从今而后若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要有贡献，基督徒必须一方面推广孝义，使人仰见天父上帝，在深邃的宗教经验中奠巩固的伦理基础；一方面解放个人使得为上帝的儿女，既脱出旧制度的束缚而伸展个性，复保持民族性的精神，而同时恢宏新社会中平等的弟兄主义。”

3、中国文化具有艺术倾向，基督教可以运用之。赵紫宸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浓厚的艺术倾向，中国艺术本身又注重传神写意，而不重描摹写实，这点也与宗教有很大程度的相通。赵紫宸举了孔子生活中的许多例子，如孔子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赞同，对“诗可以兴，可以感，可以群，可以怨”的诠释，对《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推崇，对“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欣赏等等。后世的骚人墨客，也大都承袭了这一流风余韵，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的“客心洗流水，遗响人霜钟。”王维的“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习露葵。”在论到中国人性格时，他说得更加直接明白：“其实中国所寄命者，尽在中国人得诸自然流露的艺术。……中国人为人的力量，皆发源于此。中国人心中的安慰亦皆归根于此。”所以，赵紫宸认为：基督教在传教方略上，应该多在艺术上下功夫。

4、中国文化具有神秘倾向，基督教可以转化之。赵紫宸认为，本来中国人是唯实的，属世的，执中的，注重于人文而不关怀神秘生活的，但是，中国人又有相反的神秘主义倾向，特别是在少数人那里，如老子《道德经》中的“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子思《中庸》中的“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赵紫宸还特别对“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中的“如”字做了独到的解释。“其实‘如’本是指点两件事，一是主观的经验中须有深沉的精神与在神前一样，一是神的不可以言语形容，下一‘如’字，方可免去粗浅的拟人主义。所谓‘如’绝没有指点崇拜的对象的不存在，乃是指点崇拜者‘无所不顺’之‘备’，‘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就是说，崇拜者真正从内心体验到了与所崇拜对象的同在，并能够进行一种内在的沟通与交流。这是一种深沉的宗教经验。没有这个，一切的宗教活动就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对于这一点，赵紫宸可以说是洞幽烛微，发人未发。

(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关键与途径

赵紫宸一再疾呼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关键在于人，在于既有纯正基督教信仰，又有中国文化修养的人，从他们生命中所流露发生出来的，就是中国的基督教，中国的基督教文化。“我深信我国人应有耶稣那样的生活与信仰；我深信倘若我国人中有少数人，在经验里有基督教的精华，与中国文化的精华，虽然他们不去勉强造作本色的基督教或是保持中国文化，他们必定能够从他们的生活里表显出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来。倘使我们中国基督徒尽力做现代的人，吸取现代世界的精华，不问要造成中国基督教否，要保存中国文化否，他们的生命里必要发出中国的基督教来，而他们所发见的基督教，就是中国文化的保存，就是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在后期，赵紫宸痛心于中国人无信仰、中国基督徒无信仰的僵局，更强调人的信仰与品格，更强调人对上帝的遵从与信靠：“若是僵局，只要基督给人的大能，一定是可以击破的。击破之道，在于宣说，在于流布；宣扬之法，在于有人，在于以身作则，在于有圣徒，有先知。中国文化，最重模范，有君子为风，小人为草，草在风中必偃的教训。道必传，不必专用言词，乃要守持人品。一个有信仰、遵行上帝旨意的人，立也是宣传，走也是宣传，行也是宣传，止也是宣传，生也是宣传，死也是宣传。其存也如瘟疫，总要传染人；其亡也如泰山之颓倾，总要动人的听闻。”赵紫宸还特别提到要栽培有信仰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所要栽培的是完全信仰基督，完全献心，传播宗教的学者与行者，否则以水济水，以火益火，多见其无用，多见其不自量耳。”

赵紫宸也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具体方法与途径。“基督教在中国自然不免要与中国文化作丽泽交流的理解，第一要创造宗教的术语，而借重中国的言词；第二要向中国的哲理伦理作一个去取对照的整理；第三要批评中国一阴一阳一治一乱的历史而挥写一个基督教的历史哲学。在文字上要取雅达的成词，拨开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而吸取其精英。在哲理上要在天人一贯宇宙自然的道统上加上超世入世、超自然超历史的理论。在伦理上，要执着天下为公四海兄弟，定名分，行孝道的三纲五常，而加入人神的关系，上帝的命令，耶稣的新诫，以建立一个有宗教基础的伦理学。在历史上要指出自然主义不能保存价值，成全意义，而陈述一个以超历史成全历史意义的历史哲学。”这些看法即使在今天对于基督徒，也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赵紫宸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实践

赵紫宸不仅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问题有深刻的见解，而且在他的文章著作中有非常厚实的实践，为后世留下了熔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于一炉的典范。

(一)赵紫宸在著述中所做的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实践

赵紫宸的文章著述一直在有意识地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从构思立意，到题材内容，乃至体裁语言，都力图贯彻这一认识。他早期所写的《基督教哲学》，虽然也大体有系统神学的框架，但主要还是着眼于人生，多谈人格、伦理、文化等话题，就是对西方哲学的取舍，也是以人格、人生为标准的，他自己在序言中说：“这本书里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所言所行，都是基督教的人生哲学。”这是一部融神学、小说于一体的著作。里面的诸多人物把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带入进来，形成与基督教神学的一种有趣对话。此书完成后不久，赵紫宸又专门写了一本《耶稣的人生哲学》，以很中国化的节义、同胞、潜修、乐世、忠恕等概念来诠释以“上帝为基础、天国为目标、耶稣为路径”的基督教人生哲学，以期让耶稣人格来拯救中国。

《耶稣传》是历史、传记与小说的融合体，在形式上赵紫宸也有意识地把中国文化因素融入其中。篇首不仅有曾宝荪写的《满江红》题记，而且还有自己题的《东风第一枝》，更绝的是其中每一章的标题都是采用中国古圣先贤的嘉言名句。导言“请事斯言矣”、第8章“循循然善诱人”均出自《论语》，第12章“心知去不归”出自陶渊明诗，第4章“初日照高林”、第5章“千寻铁锁沉江底”、第7章“世上万事无不有”出自唐诗，最后第18章“如是我闻”竟然出自佛书。这显然是在照顾传统中国文人的阅读习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赵紫宸自己在导言中也说写这本书的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到如今还没有人自出心裁，用独到的眼光，脱西洋的窠臼，做过这件事，我不妨先试试看。”

赵紫宸作为一个传统中国文人的才情在他有关基督教著述中也多有体现。前面提到的以小说体裁写神学的方式且不再说，他的诗才也是喷薄而出，大放异彩。他生前出版过《玻璃声》、《南冠集》、《打鱼宗教诗集》等多部诗集，不少文章中也会夹杂一些吟咏，这里特别提一下他在40年代所写的《系狱记》。在这部5万多字的羁囚追忆中，诗词有158首之多，占了全书的1/4左右的篇幅。这些文采飞扬、神思隽永的诗句，是他出狱后凭记忆笔录下来的。其中有对生活的记录，对信仰的反思，对朋友的关怀，对亲人的思念。这些诗词具有意趣深远的文学价值，也见证了赵紫宸信仰的提升与精进。赵紫宸还从宗教的角度研究过陶渊明、杜甫等人的诗歌，也在燕京大学开过相关课程，写出了《陶诗中的宗教》等文章。

应该说，在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是他的灵修著作《学仁》。关于书名，他做了这样的解释：“《中庸》里说：‘仁者人也’。仁既在人，人至少已认识一点仁了。……无一事，无一物，尤其在切身的事情上，不是要我们去学的，而学，又无时无刻不是学做人，又无时无刻不是学仁。从基督教的眼光看，学仁就是学习耶稣，学习耶稣作上帝的子女。”把中国的道德伦理观念与基督教的伦理教导相连，把学仁与学习耶稣相并，这是非常具有创意的，也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在全书中，他通过具体经文的对比来会通圣经与中国典籍。如说《大学》中的格物就是耶稣所说的清心见上帝的意思。还有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保罗的“与哀哭者同哭，与喜乐者同乐”、耶稣的“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相提；将保罗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与孟子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并论；将保罗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与文天祥的“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言志诗》)同举。这都能够收到彼此发明，引人入胜的效果。赵紫宸也指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形似而神不似的方面。陶渊明的桃花源与基督教的天国，一为步入逍遥之境以逃避现实，一为借心灵团契而改变现实。赵紫宸在比较中，涉及中国的经史子集，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诗，甚至还包括奏议诗话笔记。可以说思路开阔，包罗宏富。赵紫宸还时刻不忘记自己做这种对比时的现实背景。在《保卫国土》一篇中，他将尼希米修筑城墙与墨子保卫宋国城池同提，又把二者与当前的抗日救国联系起来。在最后的祷告词中，有对上帝赐大好河山的感恩，有对山河破碎的痛苦，还有对民族罪恶从灵性上的反省与忏悔，而不仅仅是表达对日寇的一种仇恨；最后求上帝兴起民心，保全国家。可以说，这段祷告词将上帝爱、家国情、仇敌恨都很好地融为一体，有很强的感召力。

(二)赵紫宸在创作与翻译赞美诗过程中所做的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实践

赞美诗是基督教文学中传播最广也最为信徒所喜爱的体裁。西方的赞美诗有上千年的传统，涌现了不少信仰诚笃、脍炙人口的作品。赞美诗的中国化也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重要一环，赵紫宸也在这方面付出了积极的努力并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他出版的《民众圣歌集》是为民众，尤其是农村的民众而作的，共收54首创作诗歌。在这些赞美诗中，赵紫宸力求通俗易懂，贴近生活，老少皆宜，雅俗共赏，既基于圣经信仰纯正，又能够表达中国信众深挚诚恳的信仰经验。如《天恩歌》，它是赵紫宸根据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教导“勿虑衣食”(《马太福音》6：25-31)那一段经文写成的，主要说明天父的大恩，贯穿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中。曲调采用的是中国民歌《锄头歌》。赵紫宸所写的词既保持了原来民歌风味，也融入了古圣先贤的雅意，还与圣经教导相贴切：“天上的父亲大慈悲呀，赏我吃穿样样都全备；我定要服从他，向他心谦卑；他是春风我是草，让他吹……”此处的“他是春风”句，是化用孔子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而以春风喻天父、草喻信徒，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成功转换，意境深远而又不露痕迹。《清晨歌》更是如此：“清晨起来看，红日出东方，雄壮像勇士，美好像新郎；天高飞鸟过，地阔野花香，照我勤工作，天父有恩光……”这首歌的灵感来自《诗篇》第19章第5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而“红日出东方”受到汉乐府“日出东南隅”和唐代常建“初日照高林”的启发，“天高飞鸟过，地阔野花香”从唐代禅僧元览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和王湾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化出。可以说整首诗有汉代乐府民歌的风味，又有盛唐诗歌的意境，同时又贴切圣经经文，是熔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于一炉的典范之作。现在教会通用的《新编赞美诗》从赵紫宸1931年创作的《民众圣歌集》中选了11首，即第30、31、43、59、101、130、138、148、184、202、204首。这也可见赵紫宸赞美诗创作成功之一斑。

赵紫宸在翻译赞美诗方面的成绩主要见于他编译的《团契圣歌集》中。这部赞美诗集共收155首赞美诗，除12首外，都是由赵紫宸翻译的。其中许多首都被收入1936年由中华基督教会编辑、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普天颂赞》赞美诗集中。1970年，这部赞美诗集在香港修订再版，被世界公认为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的一个里程碑。赵紫宸采用四种语体来翻译。一是用古诗体如骚体来翻译。二是用绝句来翻译，如《普天颂赞》57首《万世生命歌》，赵的译词如下：“万古长流生命丰，真神恩泽妙无穷，汪洋法瀚先知言，奔放沸骄烈士胸。”三是文白夹杂的方式或说浅近文言来翻译，集中最多。四是纯粹用白话来翻译，如集内第68首，《听哪，耶稣来唤召了》。比较成功的还是用文言译出的，在意境、语言、音韵上都直追原诗，如《晚歌》：“红霞渐褪日西沉，幕天覆地翳空林；敬侍膜拜主座前，仰见星光满诸天；灿烂无边……”音乐家范天祥教授在序文中对这本赞美诗集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其对于中国基督徒，青年智识界的贡献，是毫无容议的。”《新编赞美诗》第102首《宝架歌》、第141首《高唱主名歌》(Rejoyice,ye pure in heart)即是出自此集。

小结

赵紫宸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是一位虔信基督的基督徒，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职志就是要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应该说，他对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开掘都非常深刻，也找到了二者的许多会通点，他自己也做了多方面的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可观的成绩与宝贵的经验。当然，由于时代、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他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关于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他抓住其自然倾向、伦理倾向、艺术倾向、神秘倾向，这是了不起的，但他忽略了中国文化中的超越倾向和中国人心目中天的人格性。他把自然与天完全相等同，没有再做更细致的分梳。实际上，中国人的天是自然之天、性理之天，也是主宰之天，即也具有人格性，在早期儒家那里尤其如此，只是到宋明理学将之义理化了。关于这点，利玛窦等传教士都有过说明，后来的学者也多有论证，如龚道运就指出：“可以说，孔子信仰的主体是天或上帝。孔子认为天是人格神，像人一样有意志活动。”

应该说，赵紫宸关于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思想与实践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的广泛响应与支持。这与赵紫宸个人性格与处境相关，更与当时时代背景和中国基督徒的素质分不开。赵紫宸长期在燕京大学当教授，所接触的主要是老师与学生，与中国的普通信众接触并不多。他文章著述的读者也主要是学生、同事和朋友，也就是与他本人相类似的知识分子，而更多的信众对之并不了解甚至不曾听闻。他前期的自由主义神学家的身份也使他的思想学说没有被接受为教会的正统与主流。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赵紫宸与吴经熊、韦卓民等杰出基督徒学者一样，一直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这一局面，在今天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继承赵紫宸的未竟之业，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打破学者基督徒与草根基督徒彼此间的隔膜，仍然是中国教会及思想界的重要任务。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