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本文在讨论了“美国新宗教运动”的界定的基础上，扼要描绘了其产生、发展和兴盛的历史轨迹，概括了它的教主崇拜、反传统、小型化、反科层化以及“寻根”等基本特征，最后从民族特点和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兴盛的根源。

 

一、美国宗教中的新宗教运动

 

美利坚民族历来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为普遍的民族之一。1990年美国盖勒普民意测验表明，有62%的人强烈地或比较强烈地信奉某种宗教。[1]不仅如此，美国人信仰的宗教派别之繁多复杂也是世界上罕见的。通而观之，其宗教的多宗多派，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第二类是各个少数民族的宗教，包括亚非移民带进去的东方宗教和非洲宗教，还有北美土著居民的残余保留下来的宗教。第三类是近一个半多世纪以来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宗教派别。

 

这类宗教派别通常被称为“新宗教”（New Religions），也有人站在传统宗教的立场上将其称为“膜拜教”（Cults）。宗教问题专家们则把大批出现的新兴宗教称着“新宗教运动”（New Religious Movements）。简言之，所谓的新宗教运动，就是在一个多世纪以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主要兴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周期性大批出现的反传统的宗教派别的总称。

 

人们使用“新宗教运动”的术语代替“新宗教”这一名词，其原因就在于前者从历史纵深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标明了美国新兴宗教的产生是一种周期性大量出现的社会现象；后者则只是从比较的静态的角度来反映此类教派的特点。

 

新宗教运动与古代宗教异端也有质的区别。宗教异端是在某种宗教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发生，而且往往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传统中来反对正统教会的，而新宗教（运动）则是在没有“国教”的条件下产生的，并且常常是综合几个传统宗教的结果。

 

二、美国新宗教运动发生、发展与兴盛的历史概观

 

美国这片号称自由的大地，历来都是新宗教产生的沃土。在早期移民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欧洲各国遭受迫害的异教徒，他们到新大陆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实践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北美殖民地中，新的宗教势力就时有所闻。但它们很少得到宽容，大多数都受到了新教的迫害。在美国史的记载中，最有名的一位是安妮·哈钦森（Annie　Huchingson）。她自称得到神启并四处宣扬其教义，从而吸引了一批信徒。但是当地新教势力判她犯有“诽谤牧师罪”，并将其流放到荷属尼德兰。1643年，她及她的5个儿女惨死在当地土著人之手。

 

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中，新教在北美大多数殖民地中占统治地位，新兴宗教的势力十分薄弱，没有多大的影响，属于异端范畴，但又具有一些新宗教运动的性质。这段时期是新宗教运动的萌芽时期。

 

到19世纪，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新兴宗教群体，它们中的几个教团一直延续下来，影响并且直接参与了20世纪中叶新宗教运动的热潮。这些教派大都是基督教新的分支，是基督教文明体系在新大陆的绵延和衍生。它们主要包括由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于1830年创立的摩门教（Mormonism）、由玛丽·贝克·埃迪（Mary Baker　Eddy）在1879年创立的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由查尔斯·泰兹·拉塞尔（Charles T.Russell）在1870年创立的耶和华见证人会（Jehovah′s Witness）和由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创立的基督复临派（Adventists），等等。这一时期出现了少量的主要不是源于基督教传统的新派别，如始于1848年纽约海德维尔的福克斯（Fox）姐妹灵媒事件的通灵会（Spiritualism）、由俄国人叶莲娜·布拉瓦茨卡娅（Hellena Blavatsky）于1875年在美国创立的神智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亦译为“通神学会”）和印度人维韦卡南达（Swanmi Vivekananda）于1893年在美国创立的吠檀多会（The Vedanta Society）。

 

这些教派虽然有的后来在组织形式和规模上发展到主流教会的水平，但理论与实践都是旧的宗教传统所无法容纳的，它们的出现，标志着美国新宗教运动的正式形成。

 

20世纪的美国，出现了两次新宗教运动的高潮，一是30年代大萧条时期，二是6、70年代以来的这段时期。这两次高潮，尤其是60年代以来的新宗教运动，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影响范围上，都超过了以前的新宗教运动。这是美国新宗教运动的发展、兴盛时期。

 

大萧条时期盛行的新宗教运动很多都是19世纪通灵会和神智学会的分支和发展。其中大部分教派陷入了迷信和巫术，是疯狂的、短命的和不太合法的。这些宗派主要有：我即神力教（Mighty I Am）、心灵会（Psychiana）、银衫教（Silver Shirt）等等。

 

60年代以后是教派繁衍的黄金时期。现在美国已有各种新宗教派别约30，004，000个，信徒总人数约7，500万（70年代中期的统计数据）。这些教派，至少我们听说过的就有好几十种，例如：上帝子孙会（Children of God）、圣光布道团（Divine　Light Mission）、土著美国人会（Native American）、科学学会（Church of　Scientology）、自我实现团契（Self-Realization Fellowship）、西方禅宗（Western　Zen）、魔鬼教（Satanism）、不明飞行物运动（UFO Movement）、巨石太空大会（The Giant Rock Space Convention）、人民圣殿教（The People′s Temple），等等。在此我们只扼要介绍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新宗教运动以管窥一般。

 

科学学会原名是“智力学基金会”，成立于1950年，创始人是科幻小说家罗恩·哈伯德（L.Ron Hubard）。哈氏于1952年在菲尼克斯（凤凰城）将该组织改组成今天的科学学会。他发明了一套思想，用以解释人的过去和“超自然”的离奇现象。并且发明了所谓的听析术（auditing）来达成两种体验：一是回思，通过回忆个人生命史来追复人类精神史乃至宇宙史的轨迹；一是神游，即精神游于人体之外。据称人可以通过听析，最终达到完全自由、清醒和领悟的境界（称为“清醒者”[2]）。

 

国际克里希纳意识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简称克里希纳运动）是印度僧侣普洛布帕达（B.S.Prabhupada）1965年到美国发起的。该教派一开始就吸引了不少“嬉皮士”、“瘾君子”。他们在公共场所身着黄色长袍，光头上留一绺头发，前额涂一圈彩色颜料，口颂密咒，十分引人注目。该派相信灵魂不死、业报、轮回等学说。奉行的戒律有：素食、禁服兴奋剂和刺激物、禁止通奸、不准赌博，严格作息时间等等。

 

上帝子孙会是从60年代中期美国南方嬉皮士的青年耶稣运动中分化出来的一支，教祖大卫·伯格（David Berg）。该派教义和实践都比较极端，他们诅咒正统的基督教会是基督教的腐败形态，甚至整个西方社会制度也是颠倒的；把两性关系作为上帝之爱的活的物质体现，反对乱伦禁忌，并有刻毒的反犹主张。

 

统一教会（Unification Church）是南朝鲜人文鲜明（Sun Myung Moon）于40年代创立于其祖国，1972年由他本人传到美国，发展很快。该教认为世界本来处于由成对出现的事物构成的等级秩序之中，上帝在顶端，男人和女人在中间，孩子在底层。当始祖犯了原罪时，人与上帝被割裂，撒旦占先。耶稣之所以没有完成人神原始结构的重建，是因为没有结婚以生出一代完美的新人之前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文鲜明即为新的救主，其任务就是要培育一代新人，让其繁衍以拯救人类。为此该教有种种戒律禁止不良习惯，教徒婚姻由教祖安排。现在该教已是一个拥有较强政治经济实力的组织。

 

三、美国新宗教运动的基本特征

 

我们在阅读关于美国新宗教运动的资料时，得到的第一印象是繁多杂乱、光怪陆离。它们有的历史较长（如摩门教），有的县花一现（如大萧条时期的部分教派）；有的高度集权（如人民圣殿教），有的毫无组织（如青年耶稣运动）；有的主张性自由（如上帝子孙会），有的则禁欲（克里希纳派）……如此等等，颇有扑朔迷离之感。但是在这表面的多样性后面，存在着一致的基本特征。概括地说，这些宗教运动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教祖崇拜是新宗教运动群体中的关键因素

 

现代社会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各式各样的崇拜很多，什么“球迷”、“歌迷”、“影迷”、“领袖迷”等等。这些人狂热地崇拜自己的偶像，甚至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同样的，那些神秘宗教领袖的崇拜者们联合起来就形成一个个膜拜群体，其成员可以准确地被称为“教主迷”、“先知迷”。各个宗教领袖都是其追随者们的精神能量的聚焦点，他们能够唤起大众的激情，树立心灵的支柱，控制和诱发他人的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试想，要是没有史密斯和布里格姆·杨（Brigham Young）对摩门教徒们的强大凝聚力，这个教派不可能在经历了无数次灾难之后，还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神秘主义复兴的岁月里，各式各样的教主们成功地适应、利用了这种氛围，把一群群青年集聚在自己的圣坛下。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Jim Jones）可以说是这类具有强大感召力的首领的典型。他的身边簇拥着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年龄层的人们，他甚至操纵着政府高官，对他的人格崇拜不断升级，以至于演出了近千人“殉教”的悲剧。忠信堂教主艾霖娜·达丽丝在煽动和控制教徒激情方面也有着高超的能力。信徒们称她为“上帝的代言人”[3]，是引导众人进入圣地的女摩西。

 

（二）反传统的教规和教义

 

新宗教运动往往在反传统方面走极端。这表现为两种方式：其一，它们的很多教规都违背了社会常规；其二，他们在教义上极大地背离了基督教——犹太教正统神学。

 

教规的反传统性质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隐居避世。有的新宗教群体为了逃避人世的喧嚣和争斗，为了更加“接近自我”，成群结队地到森林中去隐居。梅赫·巴巴运动在迈尔特尔海滩上成立的“梅赫精神中心”、人民圣殿教到圭亚那森林中建立的琼斯镇公社是这种形式的典型。

 

摒弃身份标志。有的教派为了放弃外在界定和表达与神永恒的同一性和宗教大家庭的亲密性，拒绝任何身份标志。例如爱之家（Family of Love）抛弃了一切传统的身份认同形式，其成员开车不使用驾驶执照，取消了俗名和生日。他们认为自己是永恒的存在，所以没有诞生之事。代替信徒俗名的是《圣经》中用来指称美德的名词，如“力量”、“努力”、“高尚”等等。又如黑色穆斯林运动（Black Muslim Movement）的成员取消俗名，代以“马尔科姆·X1、马尔科姆·X2……马尔科姆Xn”。人人都是一个姓，他们的区别只是脚码的不同，以此表示“万众一家”。

 

拒绝药物治疗。这方面最早的代表大概要算基督教科学派，他们自称“科学”，生病之后却拒绝打针吃药，而只采用所谓的精神疗法来应付。耶和华见证人会也有不准输血的教规。60年代才出现的一个称着“克服者”（Remover）的教团，他们拒绝任何形式的医疗，包括带眼镜，甚至孕妇难产也不进妇产科医院。

 

扭曲性关系。这主要是指乱交、同性恋和性抑制。忠信堂认为性是邪恶的，只应为了生育的目的而从事（尽管生儿育女也是不提倡的）。西藏僧人特朗巴在科罗拉多办的佛教学院里，夏季通常有400名弟子。他们隐居在罗基山脉里修炼密法，修行中包括作乐、饮酒和性事的项目。这方面最为臭名昭著的大概是上帝子孙会。教主大卫·伯格鼓励其女信徒去践履原始宗教的滥交制，她为信徒分发了大量诲淫诲娼的书籍。对他们说：“性皈依没有错。……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与他人上床是为了向人们显示上帝之爱。”什么婚外性关系，换妻活动和“浸皮”仪式（裸泳）都被作为宗教的修行。他们用“钓鱼战术”去吸引男士入教，称其女成员为“为耶稣垂钓的人”。

 

教规是教义的表现，美国新宗教运动教义的反传统性质主要表现为大众化和实用化。

 

在传统基督教教义看来，上帝是超越一切的存在，它是唯一的，世上没有什么人和东西可以具有它的本质，在人性和神性之间横着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美国新宗教运动的各宗各派的教义在这一点上，有一致的反传统倾向。它们普遍认为，上帝即一切，或在一切之中，神性即人性。神人之间的地位可以相互转化，人可以净化、羽升为神，神也可以降凡为地上的生灵。

 

这种神学主张的逻辑结果就是，大量的人间凡夫俗子，充分认识和显现了自身“固有的神性”，自许为得道的先知、圣人，以现世的救主自居。史密斯、拉塞尔、琼斯、梅赫·巴巴……无一不是如此。文鲜明宣称，《圣经》并非十全十美，它不是真理本身，而只是“教授真理的课本”、“照亮真理的灯”。耶稣在未能把他想要说的话说出来之前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是代圣父向世人“阐述《圣经》的基本内容”的使者。沃克（Walk）教教主斯蒂文斯（Stevens）把他的《第一原理》看成是“《圣经》的进一步展开”，“是从上帝那里等到的直接启示”，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建立《圣经》的经验和模式，“明日之光将亮过今日”。吉姆·琼斯甚至把《圣经》贬成是“谎言的口袋”，只有他自己的话才是最深刻的真理。

 

教主多如繁星，教职人员又未经过专业训练，这在客观上会形成教义的多变性、非系统性和不连续性，造成教义的实用化、大众化局面。解释教义，承担布道任务的人都是直接生活在现实中的俗人，他们大多数关心的是切身的问题。他们不是去证明某些教条，而是体认行动中的智慧。新宗教运动的作法也不是让信徒就范于教会的既定模式，而是主动地去满足信徒的需要以求发展。正如梅赫·巴巴一贯强调的那样：“我是来唤醒的，而不是来教导的。”同时，教派成员也只承认那些能够在个人经验中得到验证的权威，只接受他们能了悟的理论。这种“按市场需求生产”的方式正是美国实用主义精神和现代商业精神在宗教中的反映。

 

对于美国新宗教运动教义的革命性质，人类学家查瑞茨基（I.I.Zaretsky）和利昂（M.P.Leone）作过精辟的概括：“这些趋势的结果就是为又一次（宗教——引者加）改革创造了基础。如果说新教改革的本质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其自己的牧师，或者说是为其提供了通向超自然物的自由通道，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第二次（宗教）改革，其本质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他自己的神学家。（过去——引者加）通向上帝的渠道虽然已经民主化了，但神的性质仍然由教会规定。现在通常由个人自己去作出关于什么是超自然物本质的定义。”[4]

 

（三）教团小型化，制度反科层化

 

在新宗教运动各教中，除了少数历史较长的教派（摩门教等）之外，绝大多数教派人数都很少。下面是从罗纳德·约翰斯通（Ronald Jonestone）的《宗教社会学》（第286-287页）一书中摘译下来的一些新宗教的信徒人数统计表：

 

教派名称　　　信徒人数　　　教派名称　　　 教派人数

科学学会　　 600，000　　 研究与启蒙会　　 130，000

真宗　　　　 200，000　 梅赫·巴巴运动　　7，000

通灵会　　　 150，000　　  吉蒂叶弗派　　　5，000

超验玄想派　 125，000　　　　 巫术　　　　　同上

易经教　　　　　 同上　　　 　魔鬼教　　　　 同上

瑜伽教　　　　　 同上　　　 　 禅宗　　　　　同上

黑色穆斯林　　 100，000　　　 苏部底派　　　 1，500

巴哈伊教　　　　 同上　　赫尔·克里希纳运动　同上

 

至于其他一些不出名的教派就更小了。在美国只要有一些人，哪怕是几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宗教。有些美国学者把这些新兴宗教派别幽默地称为“袖珍教会”，就是对新宗教运动组织微型化这一特点的机智概括。

 

新宗教运动大部分教会的组织比传统教会来说都要松散得多。有严密组织和神权制度的教派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例如人民圣殿教、上帝子孙会等。另外摩门教、科学学会、统一教会等较大的教派组织也比较严密。一般的宗教教派都只是因崇拜某个教主而聚集起来的群体，他们的成员往往很不稳定，很多信徒都同时加入好几个教派。因为这些组织的成员往往改宗多次也难得满意，所以人们形象地称这种现象为“宗教吉普赛”。[5]

 

我们还注意到，大多数新宗教运动都没有职业的教士。即使像摩门教这样有较严密组织的大教派也是如此。它的所有教职都是由一般信徒轮流担任的。男性摩门教徒在12岁时全部成为亚伦教职（次要的教职）的执事和候补牧师。在20岁前，他们正式成为牧师，也就是墨尔奇兹德克教职（高级的教职）的长老。而且，它没有职业的传教士，教会规定男青年教徒在20岁，女青年教徒在23岁时，要作两年自备经费的传教工作。其他的教派的教职有的是毛遂自荐，由信徒义务担任；有的由其他信徒推选产生，在此情况下，往往那些招募了大量信徒的老成员会成为教职人员。在那些组织得较好的教派里，一般都有一种教职更换机制。所有的信徒都可能在牧师学校受到教职训练，以保证每个信徒都有能力轮流担任一定教职。这样就形成了两个互补的过程：一方面，信徒必须在各个层次上管理整个组织；另一方面，各个组织层次都必须尽快更换职员，以避免形成职业领袖。

 

（四）从文明的渊源中吸取营养，到文化的根部寻找生长点

 

文化向前的发展有时会表现出向后回归的形式，文艺复兴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国新宗教运动又再一次表现了这种趋势。它们首先是向基督教文明渊源回溯，企图从古埃及、古希腊文献中找到最具原创性的启示。同时也在向东方的文明古国——印度、日本、中国寻觅，发现现代西方社会越来越贪乏的养份。

 

摩门教的经典《摩门经》的原书据说是先知史密斯从古坟墓中挖掘出来的文献，它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写在一些金箔上面。这本记叙犹太人在埃及的传说的书籍，在摩门教中备受推崇，成为比《圣经》更重要的著作。

 

耶和华见证人会似乎特别看重《圣经》古意的纯正。他们对现有的《圣经》英译本很不放心，专门组织人力重新翻译了这些圣人古训。50年代分别出版了《希腊圣经世界新译本》（《新约》）和《希伯莱文圣经世界新译本》（《旧约》），二者发行量都达到了7位数字以上。

 

据说，基督教科学派的创始人埃迪夫人，为了从印度经书中寻找灵感，还专门学了一点印度语。这可以看作东方宗教向美国基督教输入营养的最早胚芽。神智学会和吠檀多会是最早出现的两个东方宗教的组织。后来出现的许多教派都受到了佛教、印度教的影响，如我即神力运动、自由天主教会（Liberal Catholic Church）、心灵会、团结教会（Unity Church）……等等。

 

禅宗在美国也得到了特殊的礼遇，它在战后长期风靡美国，形成了一股禅宗热。禅已深入到部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形成了菜禅、茶禅、射艺禅、舞蹈禅等等。

 

超验玄想派（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梅赫·巴巴运动、克里希纳运动是西方非理性主义和东方神秘主义结合的产物。它们反对一切理性思辨，把它看成是智慧的障碍，是华而不实的装饰。

 

（五）追求超常的心理体验成为时尚

 

超常的心理体验是一种变异性心理状态。它们与虔敬、敬畏、犯罪感、依赖感等传统的宗教体验不一样。因为这些传统的宗教体验在心理品质上与日常生活中的心理体验并没有差别，人们把它们叫做宗教体验只是因为引起这些情感的对象是宗教性的——各种各样的神。这里所说的超常心理体验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不到的，需要人们的主观努力才能达到，即是说它们是人为的。这种超常体验的获得还具有偶然性，并不是所有希望达到的人都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美国新宗教运动的超常心理体验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入定、神灵附体、病魔缠身、说俚语、讲灵语、幻觉经验、精神分裂等等。它们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气功、催眠术甚至致幻剂。各个教派赋予它们的意义和解释很不相同，例如克里希纳运动的信徒们口颂：“赫尔·克里希纳……赫尔·克里希纳……”等咒语，只是为了规范心灵，约束生理欲望；科学学会的听析术是为了回溯无限之宇宙历史，体会生命静力。

 

追求超常心理体验已成为美国新宗教运动中十分普遍的宗教实践方式。据美国人类学家E.布尔吉格伦（Erika Bourguignon）对488个新宗教所作的抽样调查表明，有87%的教派都有“意识变态的制度化形式”。[6]

 

超常心理体验的实践方式很多都是从原始宗教、东方宗教中借鉴而来的。但是在工具和装备方面现代化了，例如立体声音响用来伴奏“鬼舞”，播放飘渺玄远的瑜伽音乐以增加入定的功效。梅赫·巴巴的信徒们在“梅赫精神中心”放映指导宗教修炼的电影。到80年代，有的教派开始自觉利用现代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方法，借用了“精神控制”、“洗脑”和“超抑制”等技术。在追求超验方面，很多新宗教运动的信徒都非常成功。当他们进入发功状态以后，会出现脱离现实的幻相，这时的经验、想法与他们平常的思想意识有可能截然不同。所以难免会认为自己这种条件下有的体验不是自己头脑的产物，而是什么人格神赋予的。这成了人们产生对超自然物的信仰的重要手段。

 

以这种超常精神体验为主的自我心理调节术过去一直被认为是被压迫人民的事，但是现在却被中上层社会广泛用来调节自我认同，保持自我与社会的适调，达到心理平衡的效果。这也是新宗教运动在这方面的独到之处。

 

以上特征中，前两个是本质性的，后三个是区别性的，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和拓展。

 

四、美国新宗教运动的根源

 

我们在对新宗教运动的特征的论述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它兴起、存在和发展作出解释的胚芽。为什么在北美洲的这片大地上，从欧洲殖民时期以来就有新宗教派别产生，后来又发展成反复地、周期性地出现的新宗教运动呢?为什么6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宗教运动涉及面会那么广，影响力会那么大，并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征?我们只能从美利坚民族特有的性格和20世纪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特征中去寻找答案。

 

（一）美利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混杂居住、大多数民族都在同一起点上开始竞争繁衍的国家

 

在这块新大陆上，没有因袭已久的骨干文化传统，不同血缘，不同肤色的人们都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信仰和文化。17世纪初开始，盎格鲁——撒克逊人首先追随着五月花号的强劲风帆踏上了这片土地，他们自命为“标准的美国人”。欧洲基督教的多宗多派便像他们那不同风格的小木屋一样镶嵌在广袤的处女地上。到19世纪，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等民族接踵而至，在这里筑起了东方文明的祭坛——他们带来了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

 

这些宗教来到北美大陆，就意味着失去了原先相对独立和隔绝的文化传统和地理空间对自己“优先”地位的保证，它们必须面对那些过去曾是“远在天边”，而今却是“近在眼前”的“异教”的冲击。在“信仰自由”的旗帜下，每一种宗教都必须主动去适应新环境下人们对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为自己争取生存发展的权利。这样各教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竞争和融合，从而使一些教派被淘汰，一些教派生存了下来；而新的宗教则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二）被奉为最高权威的美国宪法为宗教创新大开方便之门

 

早在1791年审定通过的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7]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宗教信仰上的绝对自由。虽然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条款，但是各个国家在具体执行中对这一条款的把握却相差甚远。美国法院对宗教创新实际上采取了纵容甚至是包庇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它对以上宪法条款的解释中。美国最高法院把宗教解释为：“深切地、真诚地持有的信仰。”界定如此之宽，几乎使宗教与非宗教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至于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当宗教群体与世俗利益发生冲突时，法院往往对前者采取容忍和豁免的方法。在历史上，虽然有对摩门教的多妻制采取了强令禁止措施的先例，但对耶和华见证人会关于拒服兵役，拒不向国旗敬礼的教规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到1963年最高法院作出决定，凡是对宗教问题的审理，都一概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作出裁决。所以上帝子孙会、拉基尼希基金会（Rajineesh Foundation）这些搞性自由的教派能在美国找到自己的空间。当然美国人也为此付出了像人民圣殿教那样的代价。

 

美国社会基本结构的以上两个方面，为宗教的繁荣和创生铺垫了肥沃的土壤（必要条件）。在这块肥土上，只要气候适宜，任何一点作为外界刺激的种子（充分条件）都可能生长出一大片森林。这些种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播下。每当生存条件迅速变化的时代、观念更新太快（“价值脱节”）的时代，总之在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发生飞跃时，就有可能出现宗教复兴和教派繁衍的热潮。

 

（三）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网络极大地增强了各种宗教布道的影响力，同时也使宗教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变得异常错综复杂，从而高科技信息洪流竟成为新宗教运动兴盛的催化剂

 

今天，各种形式的大众传播媒介最大限度地延伸了每一个大脑的感受神经，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任何时间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成为刺激人们心灵的新信息。在美国，专门从事宗教宣传的电台在1987年之前就达1，400家，电视台达60多家，每周要播出数千小时的宗教节目。再加上各种政府和商业电台、电视台有关宗教的报道，单凭这个渠道，人们接受到的宗教信息比二战前不知多多少倍。更不要说高效率的出版业、电影制造业、声像业和报纸等。这些东西多管齐下，使每一个公民随时都可能有意识无意识地，主动地被动地感触、接受到五花八门的宗教宣传。这种现代社会中的宗教信息洪流冲击人们心灵的结果是两个方面的：

 

第一，给有宗教意向的人们提供了广泛的选择机会。就像人们在超级市场上选择自己喜爱的消费品一样，人们也很方便地在众多的教派之间对比、挑选，最后加入那些最适合自己口味的教会。他们不再像其父辈那样，只有家传的教会才是他们最佳的、唯一的宗教选择机会。这就必然会使宗教的多样性随着大众的宗教兴趣的多样性而产生。

 

第二，最主要的结果就是，大众传播媒介使人们理解了各种“边缘教会”（Marginal　Churches）的合理性，并能够宽容其存在。美国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他们最早普及高等教育。因为人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比较开放、活跃，能吸收、接受各种宗教教义。他们相信，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垄断一切真理，同样，任何一种思想也不可能完全是谬误。对各种各样的新宗教运动和边缘教会，美国学术界早就从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各个学科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系统的研究。大众传播把学者的态度和知识，慢慢地扩散到一般民众中去，使人们认识到，边缘教会已不再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它们与“主流教会”（Mainstream Churches）一样就活动在自己身边。这样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影响公众的观点，赋予了新宗教运动以存在的合理性。

 

事实也是如此，现代美国人对各种异己的宗教的态度已经从宽容各种不同宗教在社会上共存，发展到在一个人思想中各种不同宗教的和平共处。据最近的民意测验，在美国的基督教徒中有25%的人相信“灵魂转世”，这完全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但是美国的非基督教徒只有8%相信上述观点。大多数相信灵魂转世的人同时把自己算作基督教徒。[8]

 

（四）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对知识的工具主义的追求，造成了人类的知识结构和感知方式的畸型，这成了美国新宗教运动的认识论根源

 

正像工业革命的发生带来了社会财富的成倍增长，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劳动者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一样，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以逻辑结构为基本特征的科技知识呈几何级数地迅速膨胀，却造成了人类灵性生活的巨大空白。对心灵的关注因为“无用”，所以被忽视。人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把卫星送上太空，亚原子结构的图式也被精确地描绘了出来，但是他们在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时，却一筹莫展。人类对自我、存在、灵魂的知识水平，“仍然停留在婆罗洲丛林巫医的水平”。[9]整年整月，人们大脑的左半球都在不停地操作、运转着，而右半球却被闲置起来。一方面是理性思维的极度疲乏，另一方面却因直觉思维被剥夺而感到饥渴。新宗教运动主张通过神秘的洞见来体察真理，它们教导的种种非理性的修炼方法，正好填补了现代人的心理空白，满足了其精神需求。新时代的古鲁（导师）们告诉人们：真理“是在以下的方式中发现的——民粹派的朴实智慧里、反科学中、对直觉思维的大脑右半球的信息的感受中。”[10]总之，“对神秘和梦幻感的追求包括神秘术、做功和对存在于你自身之中的真理的揭示。”因此古老的神秘宗教技术被现代人当作自我潜力开发的手段加以利用。

 

战后出现了一次世界性的生育高峰，这一代人从出生之日起便与现代科技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在他们成人之后，由于产业结构的迅速改变，白领阶层成为主要的职业阶层。劳动大军从机床前走到计算机前进行工作，因此又有“计算机的一代”之称。这就使得6、70年代的青年对现实世界的感受、理解和态度都与以往的时代的人很不相同，至少与2、30年代出生的一代大相径庭。那个时候的青年人什么都靠自己动手，自己分解，自己实验。6、70年代的青年人再也不去考虑分解和实验一类的事情。像计算机，只须知道它的功能而对其内部构造不仅无法细知，而且没有知道的必要，这就是科学技术的“黑匣子”化。他们终日只是和出现在荧光屏上的形象或符号打交道，往往把符号当成经验和世界本身；他们使用超大型计算机与外部世界对话，会感到自己是非常“强大的”存在，甚至会产生一种自己和外部世界直接相连的真实直感。这与宗教试图以物象礼仪、示象礼仪和意象礼仪等符号化的东西去把握和支配世界的方式十分近似。因此现代青年对那些主张神性即人性，上帝即一切的新兴宗教感到更亲切。

 

（五）在政治生活方面，新宗教运动是人们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政府高压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的折衷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给美国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相反他们还发了战争财，并且迎来了战后经济的高涨。他们的经济实力最雄厚，科学技术最发达，军队装备最精良，似乎各方面都是“No.1”（世界第一）。仿佛通向美好未来的方便之门正为他们敞开着，他们以自负的理想主义眼光来看世界。然而，朝鲜战场的败退，越南战争的窘迫，震醒了部分美国人的迷梦。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那些一百多年以来一直不堪一击的“支那人”，竟然披上了红色新装以后就具有了不可战胜的威力。应当说，这不仅是军事上的战胜，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和心理势态上的倾斜。从此以后，不可一世的“世界第一”才开始正眼看待古老的东方。年轻人从越南战场归来以后，感到受骗和激愤，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局最高权威，进而采取激进的行动，游行，示威，甚至穿上绿军装，信奉起“毛主义”来。然而，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回应并不那么富有诗意，青年们赢来的往往是警棍、催泪弹和直升飞机。满腔热血换来的却是劈头盖脸的冰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人们，尤其是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去思考，去寻求问题的答案，苦闷彷徨，扑朔迷离仍然是“山重水复疑无路”。

 

另一方面，对政治家们来说，宁可让公民们搞一些无益却无大害的“消遣”，也绝不允许他们对自己指手划脚。亚文化——很重要的成分是新宗教运动——尽管五花八门，离经叛道，但不会危及当局的统治，因而是被允许的甚至是受提倡的。这样新宗教运动便成了朝野双方角力之后的折衷方案，但它为人们提供的也只是改变现实的愿望的替代性满足。这虽然有点掩耳盗铃，鸵鸟埋头的意味，但也比面对丑恶而无能为力给人带来的痛苦要好得多。

 

“如果你想改变这个世界并渴望找到改变的途径……你就应当遵从主的教导……”当古鲁们语重心长的教诲回荡在青年中间的时候，他们找到了新的能量发泄出口。青年们便转而指责成年人的信仰——新教——的价值取向完全是人性的丧失和异化，它鼓励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和工具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完全忽视了人的亲和需求，是“追求孤独”的伦理学。对他们来说，自己拥戴的新型宗教和东方哲学才是整治时弊的良策，它们克服了新教的严重机械化缺点，重视个人的精神需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是时代精神的旗帜。

 

（六）在社会生活方面，新宗教运动是青年人社会适应不良的表现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中，青年社会适应不良已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现代家庭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造成的。当代社会越来越技术化和科层化，它强调其成员的工具性角色，鼓励人们之间的关系要按步就班地例公事，情感中立，要个人趋向于非个性化。与此相对照，现代家庭由于完全退出了社会生产过程，不再是一个生产单位，而只是一个消费和情感交流的单位。家庭规模越来越小，成员之间的情感占有更加直接专一。家庭关系强调成员的表意角色，具有情感弥散性和特有性，这就形成了太无人情味的社会中的太有人情味的家庭。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很难适应社会生活，他们走向独立生活（如上大学、就业或结婚等等）时感到难以忍受，产生了从家庭到社会的尖锐角色冲突。这种角色冲突带来的心理紧张有时会达到异常强烈的地步。为了缓减这种痛苦，许多人从教育和职业环境中退出去，参加了吸毒、性解放和“嬉皮士”运动。但是这毕竟与正常规范相去甚远，他们不但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的根据，感到那些行为尽管刺激却没有意义，而且这样做本身也会损害健康。最终破坏幸福本身。从“嬉皮士”运动中醒悟过来的人发现新宗教运动是好的去处，他们在社会上与人格格不入，但是在新宗教群体里则能被接受，得到关心、爱护、食宿，这使他们感到自己很重要。他们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又没有家庭那样狭隘和闭锁。教徒在其中既像教主的孩子，又像教友的兄弟姊妹，同时还要承担社会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新宗教运动为这些青年提供了既近似于家庭又近似于社会的环境，缓减了心理紧张和痛苦，成为他们从家庭到社会的安全、温和与合法的过渡。事实也正是如此，许多加入新宗教运动的青年都正在经历某种形式的个人危机，对237名统一教会的成员作的抽样调查中，有2/3的人在入教前都有严重的吸毒问题或情感问题，其余的人则只是因为好奇或精神空虚才入教。[11]

 

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当代青年严重缺乏自我导向能力的社会现实。资本主义名利场中，人与人之间表面上的道貌岸然、彬彬有礼之后往往是人心不古，尔虞我诈，很少有值得青年人尊敬、模仿的榜样。他们长大成人，脱离了父母的怀抱，往往觉得自己是什么群体都不属于的“边缘人”。他们看不到生存的意义，甚至想象不出生活中有什么目标可以为之一搏。他们在面临一个又一个选择时，犹豫不决，不知所适。他们是一群正在寻求确定答案、明晰的道德标准等固定结构的人。但这又是凭他们自己的单薄的生活经历和知识难以获得的，因此，他们迫切需要一种外部的权威为自己提供一套生活框架。当他们加入到新宗教群体中时，感到这些需要得到了满足，那里有可以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的群体结构。表现出绝对确信和无所不通的教主们的人格魅力更使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教主们看准了青年人寻找依赖庇护的弱点，用各种方法去排除焦虑，为他们建造成了一种可以回避当代复杂的现实生活的避风港。

 

注释：

 

[1]《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1991年3月9日。

[2]罗伯特·埃尔伍德（Robert S.EllWood）《现代美国宗教和属灵群体》（Religious and　Spiritual Group in Modern America），1988年美国Printice-Hall出版社出版，第146页。

[3]罗纳德·恩诺瑟（Ronald Enoth）《膜拜的诱惑》（Lure of Cults），1979年纽约出版，第61页。

[4]I.I.查瑞茨基和M.P.利昂主编的《当代美国宗教运动》（Religious Movement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1974年，普林斯顿，第XXXII-XXXIII页。

[5]小田晋：《“现代宗教热”之谜》，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6]《当代美国宗教运动》，第223页。

[7]《中国宪法选编》，1982年，人民出版社，第227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资料》，1989年第1期第43页。

[9]罗恩·哈伯德：《戴尼提——自我心理调节技术》，1989年，三联书店，第534页。

[10]《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iogical Review），1977年12月号，第838页。

[11]美国：《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ur）杂志，1979年3月号，第58页。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