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在与中国社会上层的接触中，其触角也涉及到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宦官。耶稣会士初入中国曾受到宦官的伤害和刁难，但随着传播宗教的需要，传教士们在晋接官绅时也注意到利用宦官这一权势集团，其后亦有少数宦官信奉了天主教。但由于宦官群体的“寡昧失学”，他们中不可能出现西学派人物。而耶稣会士在与宦官的接触中，对中国封建社会集权专制下的宦官干政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们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宦官所进行的批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朝末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与中国各个社会层面进行了交往，其中亦包括在晚明社会极有影响力的宦官集团[1]。耶稣会士与宦官有哪些交往，他们对宦官作何评价；而晚明时代的宦官对那些来自“远西”的传教士持什么态度，本文通过耶稣会士与宦官的交往的分析，希望开启晚明社会又一个生动而独特的文化视域。

一、利玛窦在南京结识“冯保”

利玛窦是最早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耶稣会士之一，1583年（万历十一年）他在广东肇庆开辟了第一个传教点，以后又去韶州、南昌等地传教。在利玛窦交接的朋友中有南礼部尚书王忠铭，1598年6月两人准备一起乘船离开南昌去南京。在商议进北京之后如何活动时，“尚书建议，一座钟送给皇宫的主管，另一座钟送给宫中的一个太监。”[2]王尚书将西方“奇器”作为礼品送往宫中的建议启发了精明的利玛窦，使其明白了要把天主福音带到中国皇帝的身边，必须打通宦官这一至关重要的关节。因而利玛窦到南京以后，就注意接交有权势的宦官。《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六章记载利子在南京时，认识了一位有权势的老人：

（这）是一个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人，他就是皇宫的太监总管。他管理着京城内的几千名太监。他还管理着京城各城门的税收……这个人还兼有各种职务，他总是大肆耀武扬威，显示自己的权力。他上了年纪，有点老朽，象一切宫庭太监一样，他也有些谄上欺下，在接待利玛窦神父时就表现了这种性格。他的几个手下人吩咐利玛窦要用一定的头衔呼他，诸如殿下之类……这位太监头子耳朵重听，有名助手在他耳边说话，想来是重述神父的谈话内容。在最初晋见时，利玛窦就按照习俗主动地祝愿主人千岁。老人听到这种祝愿，十分高兴，会见结束时就拿出一件厚礼送给利玛窦神父。神父没有接受，也没有答应把主人所要的玻璃三棱镜送给主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位总管太监。[3]

是书译者在注释中说利子结交的这位“拥有无限权力”的“太监总管”为大宦官冯保。征以有关资料，知此说不确。

冯保是万历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极有权势。明神宗幼年即位，冯保矫称先帝遗诏，得以与阁臣同受顾命辅政。冯保先是凭侍皇太后李氏的宠信，与大学士张居正结党，既掌司礼，又督东厂，兼总内外，权势日张。后与张居正联手陷害内阁首辅高拱，并将其驱逐出朝廷。以后，冯保内侍李太后，外倚张居正，挟制幼帝，皇帝“有所赏罚，非出（冯）保口，无敢行者。”[4]但至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李太后时已久归政，冯保遂失去依凭的靠山，明神宗将冯保谪贬南京闲住，并尽籍其家，“久之乃死。其弟佑、从子邦宁并官都督，削职下狱，瘐死。”[5]冯保其罪过殃及亲属，可见神宗皇帝积怒之深。而利玛窦在南京所见此老宦官既管理城内众太监，又负责城门税收，其权力之大，炙手可热，那位被万历贬在南京的冯保决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权力和声势。此其一；

其二，利玛窦本人并没有说明与这位老宦官的姓名以及见面的具体时间，这就需要将利玛窦到南京的时间线索作一次简单的梳理：

利玛窦一生到过南京三次。第一次在万历二十三年，只住了3个月，就返回南昌。第二次是万历二十六年，愈两月北上进京，进京计划流产后，即下江南传教，万历二十七年（1599）第三次居住南京。这一次才真正结交名流，传播西学，并买房定居。从利玛窦第三次在南京的活动，可以推断与这位老宦官相识的时间大约是在1599年至1600年二度进京之前这段时间内。

冯保在万历十年案发后贬南京，其最后的结局谈迁《国榷》有两处记载：

卷七十二“万历十一年正月戊辰条”云：“冯保、冯邦宁并瘐死。”

卷七十三“万历十四年八月癸亥条”又云：“南京奉御冯保专恣，戍孝陵，其党客用杖八十，受役。”

若按第一种说法，冯保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就死于大牢，时年利玛窦刚刚进入中国内陆，正在广东肇庆传教，那么利玛窦根本不可能认识冯保；若按第二种说法，冯保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受重役，此时利玛窦仍在肇庆。从万历十四年到万历二十七年利玛窦第三次至南京，中间有13年时间，风烛残年的老宦官在其家被籍的境况下恐怕难以挨到与利玛窦见面。本文旨在论说明代宦官与耶稣会士的关系，这位老宦官究竟是何人，此处无关大要。该老阉在见到利玛窦那一刻，又是要利子称“千岁”，又是想得到西洋三棱镜，宦官的专横贪婪在利子的笔下暴露无遗。

二、税监“挡道”

万历二十六年（1598）九月，利玛窦初抵北京，“客忠铭家，宫内宦官首领来访，颇羡赏其贡物，然见彼无炼金术，不为上达。时有流言，谓此种外国人得为日本人间谍，彼等为慎重计，复返南京。”[6]

利玛窦第一次进北京传教的计划流产了，但却在短短的两个月中（是年11月离开北京），从宫中宦官对其进宫的窒碍，从身居高位的王尚书也需要同宫中宦官拉上关系的事例上，意识到宦官在明代高层权力结构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但他却没有想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明代封建专制已走向极致，廷臣难见君主，上下之间的信息只能依赖于宦官沟通，才从而导致宦官势力的极度膨胀。

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耶稣会士关心的主要问题，定居北京并在此传教才是他们来华的最终目的，为此利玛窦将进行不懈的努力。但从第一次进京失败的教训中，利子也悟出了要在中国传播宗教，其接交面不可忽略宦官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于是，利玛窦1600年初偕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二度进京，就“依某权阉之庇……权阉某狡诈人也，行至山东，嗾使其党马堂截夺贡物，送诸神甫至天津，扣留六月。”[7]利子二度进京本想依托宦官的庇护，不料遇上了麻烦。此处所云“权阉”是与利玛窦由南京出发同行的一位刘姓太监。当利子行至南北漕运咽喉山东临清时，遇到贪婪的税监宦官马堂。马堂作为税使，其职责是对进京上贡的洋人加以保护，并立即奏明皇上。但马堂却下令将一切物品运到府内保存，让利子等候御旨。而一道从南京北上的“权阉”刘某却撇下利子一行，自己单独进京。眼见马堂企图将贡物送至府内“保存”，精明的利子急忙以自鸣钟需要专业人员照看为由加以拒绝。马堂只好勉强答应贡物留在船上，并派两名差役看守。利子等人在天津滞留数月，直到一日万历帝突然问起西洋自鸣钟为何不送入宫中，宫内宦官这才传旨让利玛窦一行进京，这已经是1601年元月8日，这一耽搁就是近一年时间。

利玛窦为进入北京，几经周折，这既反映出万历皇帝的昏愦，又看出宦官马堂等人的专横和贪婪。

万历年间，明王朝的统治进入后期，宦官专权的局面愈演愈烈。其时所任矿监、税监横行肆虐，分遣各地不择手段地强行掠夺和敲诈勒索。当时“矿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兵；税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矿。”[8]马堂即是贪婪残暴的众税使中的一个，其“政绩”曾导致了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阴历）“临清民变，焚税使马堂署，杀其参使三十四人”[9]的事件。这次民变，愤怒的临清百姓几乎将马堂打死，但事隔一年，税使马堂又眼馋利玛窦的贡物，几乎将利子的进京计划扼杀掉。马堂为何“挡道”？台湾学者方豪先生以为：“马堂之阻利（玛窦）入贡，贡品中有耶稣被钉像亦其一因，则以中国人视受刑图为不吉也。”[10]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笔者以为，身为税监的马堂清楚进贡的西洋人带有奇器异物，尽管已上奏皇上，但万岁爷一直没提此事。如果“进贡”无限期地拖下去，身为税监的马堂将会瞅住机会，利用“职务”之便从中捞些油水，这才是马堂“挡道”的根本原因。

宦官们的贪婪和无知，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其他耶稣会士也领略过其中的滋味，如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第一次随利玛窦进北京时，乘的是王忠铭向宦官租的航速较快的“马舟”，“传教士为了方便，自己出钱租下一间大舱，与王大人的仆役分开，预先已把议定的租钱的一半（十六两银子）付给了舵手，而船主太监竟然不管已付一半的事实，确要勒索全部租赁费。他正要把郭居静连同行李一起扔到岸上去，非常侥幸，利玛窦回来了，利用与总督的良好关系，通过别人叫太监明白其行为甚是不妥。”[11]

1604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教廷东方视察员兼副主教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2]派遣葡萄牙人费奇规（Gaspard Ferreira）由南京至北京，一路“颇受导引之阉人虐待。”[13]费奇规“受到负责船队的宦官的威胁，要把他赶下船去，行贿之后才克服了困难。”[14]此次与费神父同行的还有耶稣会士黎宁石（Pirre Ribeiro）、杜禄茂（Barthelemy Tedeschi）等人，他们在经过由宦官把守的关津时，同样要常常送些小费才能蒙混过关。[15]

德国人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是明清之际活跃在京廷的耶稣会士，“崇祯十年十二月，钦天监官自知测验不及西士，心甚嫉妒，乃上疏言汤若望等所讲天主教道理，大悖尧舜孔子之道。上疏后，又贿嘱内宦，在帝前毁谮西士。”[16]由此可见，朝廷内保守势力还曾与宫内宦官相勾结，阻挠耶稣会士在钦天监的工作。

总体上说，初入中国内陆传教的耶稣会士在与宦官的接触中，多多少少受到过一些伤害，并且对这些权势人物颇为不满。特别是那些出任矿监税使的宦官，他们一方面以皇权代理人的身分出现，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他们作为皇帝的家奴，受过创伤的肉体在获取一点权势后即发生畸变，这个寄生在封建专制之下的特殊群体内向、狭隘、排外、报复性极强，他们以疯狂的攫取财富的生存方式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和补偿。这些人大都来自社会下层，缺乏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缺乏中国传统道德的约束，只有贪婪攫取财富的强烈的冲动。对于宦官的这些劣根性，来华耶稣会士看的十分清楚，关于这一问题，留待本文第五部分再作论说。下面要评说的是随着传教工作的逐步铺开，耶稣会士们在广泛晋接官绅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接触并利用宦官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

三、住京耶稣会士与宦官的深入交接与宦官信教

自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定居北京后，传教士们与宦官的关系有了一些变化。由于利玛窦是以“钟表修理师”的名份留在京城，因而利子以及同事们可以“经常奉召入宫，有时他们自动到那里去和太监们商谈宫里的业务。象我们在别的地方所说过的，他们总是在钟表需要照料时奉召。”[17]

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记载：

神父同太监继续保持融洽的关系。利玛窦说：“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进宫，不过，我们只有在有机会时才利用这一恩旨，进宫去就去调时钟或干其他工作”，穿着儒生的衣冠鞋履，进入女人与和尚不得入内的禁闭场所。尤其是庞迪我神父被负责维修自鸣钟的太监召请进宫，于是，他们多有馈赠以示谢意，或者来到居留地向神父们表示友好。”[18]

以此可见，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逐渐地与宫中的一些宦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随着住京耶稣会士传教工作的深入，宫中有些宦官也开始信奉了天主教。德国人魏特著《汤若望传》记载：

在这样鄙劣的太监中，尚有一位非常优秀的人物，竟成了汤若望劝化宫中妇女入教的好助手。此人姓王。他本来是在先皇帝乳母处充当侍仆的体面位置，可是因为出身较优阶级，所以他的性情行为俱皆温和文雅……他在受洗时所得圣名是若瑟（Joseph），并且自是之后遂成一位模范的基督教徒。汤若望向他授以劝化宫中妇女入教的使命，他付与他向宫中妇女施行洗礼之权，他令他向她们宣示教义，并且来回转递教士与宫中妇女之间的函件。[19]

中国封建时代男女受授不亲，洋教士要向宫中嫔妃传教只有以中性人宦官为媒介，耶稣会士看准了这一点才尽量与宫中宦官保持着较好的关系。这位王若瑟也没有辜负汤若望的厚望，在宫中曾发展多名妇女入教。

关于这位宦官，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也做过补充说明：“一个姓王的宫廷太监，性情温和，待人真诚……1637年，他从一位教名路加的画家那里听到福音。这位画家企图以其艺术来促进基督教的事业。王氏太监对福音发生兴趣，要求会见神父，学习宗教，并以教名约翰（又译若瑟）而受洗。”[20]

王氏是信教宦官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位,其“温和”、“真诚”的秉性,为好几位教士称赞，其人果真良善，还是因为入教后帮助耶稣会士在宫中发展妇女进教有功，从而得到教士们的“青睐”，几种因素或许兼而有之。

在宫廷中发展宦官进教，利用宦官特殊的身份地位打开宫中传教局面，汤若望干得最为出色。1632年在禁中举行第一次弥撒；1631年有十名宦官受洗；1604年，宫中已有40多名宦官信教。[21]

汤若望除了做京城宦官的劝化工作，还“到河间府去作这样一次的传教旅行，河间在北京之南，相距一百五十启罗米达。在那里一位告老家居，而资产富有的奉教太监，曾创立传教区一所。汤若望在那里已经是能在一大群教友之前讲道。”[22]

但宦官中信奉天主教，与耶稣会士交往最深，当数活跃在南明政治舞台上的庞天寿。

四、南明大宦官庞天寿与耶稣会士

庞天寿圣名亚基楼（Achilleus），原为崇祯宫中御马太监，早在天启年间，受洗于汤若望神父[23]。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时，他恰好“奉敕至南京”；南京为清军所陷，又逃至福建，效力于隆武政权。隆武死，又归附永历小朝廷，得帝信任，仍为司礼太监，“为明尽忠，誓死不二。”[24]关于庞天寿在南明隆武、永历朝与诸耶稣会士的关系，费赖之记云：

隆武许其（按：指耶稣会士毕方济P.Franc.Sambiasi）建教堂及居宅一所于广州。已而方济偕太监庞天寿同奉使至澳门。

1646年唐王被害，桂王继立，年号永历。从者有五省。因庞天寿之进言，永历帝仍以隆武所付之特权授之（毕方济），并授以国中最大四种官职之一。方济赖天寿之助，在广州建筑教堂居宅各一所，在鞑靼未取广州前落成。[25]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五云：“天寿事天主教， 拜西洋人瞿纱微（Andreas Xavier Koffler）为师。勇卫军旗帜皆用西番书为符识，类儿戏。又荐纱微掌领天监事，改用西历。”

当时“宫中安治小堂一所，供奉耶稣圣像，朝夕瞻拜。”[26]两宫太后与正宫皇后以及小太子都信奉了耶稣基督。皇宫卫队的旗帜上都写上了拉丁文，画上十字架（“用西番书为符识”）。可见永历小朝廷也相当天主教化了，这其中庞天寿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活跃在南明三朝的大宦官庞天寿曾与三位著名的耶稣会士有过频繁的接触，这三人是：

毕方济，人称欧洲奇人，这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在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之后仍然效力于南明小朝廷，与庞天寿一道为弘光政权出使澳门。失败后，隆武帝又派庞天寿与其再次奉使澳门。由于隆武帝被清军杀害，“因庞天寿之进言，永历帝仍以隆武帝所付之特权授之”。[27]毕、庞二人向澳门当局“商议借兵事，以成前朝未竟之志。至是所议各节，一一允谐。葡国遣兵三百名，带大炮数门，来桂林助战，以瞿纱微为随队神父，桂林得三百洋兵助战，大有可恃。”[28]这一年是永历二年（1648年），毕方济已是66岁的老人（毕方济生于1582年），这位曾为南明小朝廷三次出使澳门的老耶稣会士后去广州附近农村传教，1649年去逝。不久，又一位耶稣会士瞿纱微走上了南明的政治舞台，且与庞氏关系密切。

瞿纱微，德国籍耶稣会士，伴随着三百澳门葡萄牙军人，以随军司铎的名义进入中国内陆传教。一到永历朝廷，“天寿曾偕瞿神父至湖广调遣军队，闻清兵追永历，群臣散走，天寿亦逃亡，瞿氏晓以大义，天寿闻之感泣，誓以身许国；回朝后，并直告永历帝，帝乃重视瞿氏。”[29]瞿纱微在庞天寿的配合下，在永历朝廷中修教堂，给皇太后、皇后及皇太子施洗，偏于一隅的小朝廷天主教活动居然十分活跃。不幸的是，瞿氏于永历五年（1651）死于清军之手，其遗体由庞天寿安葬。

卜弥格（Michael Boym），波兰人，是与庞天寿接触的最后一位耶稣会士。1650年底，颠沛流离于两广一隅的永历小朝廷在澳门耶稣会士的策划下，决定派遣特使赴罗马朝见教皇，进而争取欧洲各奉天主教国家的援助，以恢复大明江山。而担任特使的就是卜弥格。卜弥格赴罗马带去了王皇太后、庞天寿上教皇书和致耶稣会总长书，庞天寿在上教皇书中写道：

“亚基楼职列禁近，谬司兵戎，寡昧失学，罪过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稣会士，开导愚懵，勤勉入教，恭领圣水，始知圣教之学，蕴妙洪深，夙夜潜修，信心崇奉，二十余年，罔敢稍怠。获蒙天主保佑，报答无繇。每思躬诣圣座，瞻礼圣容，讵意邦家多故，王室靡盬，弗克遂所愿怀，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诚，为国难未靖，特烦耶稣会士卜弥格，归航泰西，代请教皇圣父，在于圣伯多禄圣保罗座前，兼于普天下圣教公会，仰求天主，慈照我大明，保佑国家，立际升平……。”[30]

庞天寿给教皇的信，一方面表现出虔诚的宗教感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与来华耶稣会士们的密切关系。庞氏是晚明时代与耶稣会士打交道最多的一位宦官，而且所晋接的耶稣会士都是饱学之士。在北京传教的汤若望诸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作的贡献人们已耳熟能详，而活跃在南明政坛的毕方济之辈亦不逊色，如毕氏擅长地理地图学，曾作过《坤舆全图》，[31]又是“天算历数之学”的专家，曾“有朝旨至，命其测量北极高度，观察日蚀，改良历法”，“方济预测某日某时有日月蚀，其后果验。”[32]卜弥格来华前任波兰王室首席御医，兼长数学、生物学。这位“波兰的马可·波罗”[33]来华后以深厚的西医学理论来探讨中国的传统医学，其著作《中国医药概说》、《中国诊脉秘法》、《中国植物》以及地理学著作《中华帝国全图》成为十七世纪西方人了解古老中国的窗口。遗憾的是，庞天寿在与这些有学识的耶稣会士频繁的接触中，仅仅局限于宗教，或者带有某种实用的目的，如去澳门“借兵购械”。出现这种情况一是明清鼎革之际动荡的社会环境容不得耶稣会士们再来谈天说道，但更重要的是宦官庞天寿，亦包括晚明所有的宦官，由于他们的社会背景，所处的特殊的环境，这样的群体中不可能出现像徐光启、李之藻那样的开明的西学派人物。他们与耶稣会士们的接触也只能仅仅局限于宗教，而不可能在文化交流中做出什么贡献。

五、耶稣会士对宦官的评价

明朝高度的君主集权造就了宦官干政这一畸形政治，而其时“收天下之权归于一人”的君主集权体制，又使明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之祸”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明代权阉气势显赫嚣张者如冯保、刘瑾、魏忠贤等辈皆是。作为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们，在深入中国社会，对宦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了解之后，对高度君主集权专制下的宦官制度曾经作了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批判。

利玛窦对于宦官是这样论说的：“在北方各省还常见的野蛮行径，那就是阉割大批的小男孩，这样他们就可以给皇上做奴仆。要在皇宫里当差这一点是必需的，乃至于皇上既没有别人而且也不要谘询别人或和别人谈话。几乎全国的行政事务都操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的手中，单单在皇宫里这类人的数目就达万人之多。他们样子很瘦弱，未受过教育，在终身的奴役中长大，呆头呆脑，根本没有能力听懂一项重要的指示，也没有办法去执行。”[34]这是对宦官智力水平和行政能力的总体评价，而此评说出自曾在北京宫廷担任过皇帝特邀钟表师的利玛窦之口，其记叙是真实可信的。

利子进一步抨击了宦官阶层，他说：“宦官们作为一个等级，既无知识又残暴不堪，毫无羞耻与怜悯之心，骄横异常而且穷凶极恶。由于这些阴阳人当道，又由于他们的贪得无厌把他们变成了野蛮人，所以不到几个月的工夫整个帝国就陷入一片混乱，情况比朝鲜战争时期还要糟糕。那场战争是对外的。这场灾祸却来自内部，而且为害更大，因为他使人惶惶不安。盗贼和巧取豪夺在各地都成为司空见惯。税务衙门和海关衙门成为名符其实的盗贼渊薮，皇帝委之于宦官的国库被掠夺一空。收税官不是在山里寻找金矿，而是在富庶的城市中寻找。如果他们听说某某地方有一个富翁居住，他们就说他的住所里有银矿，并且马上决定抄家挖矿。这种收税方法，使得不幸的受害者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不等收税官吏来临，就先献出巨额款项。有时，为了免于遭受掠夺，某些城市行省都同宦官们进行交易，献给他们大宗白银，说是从银矿采来的，上交国库。这种非凡的掠夺结果是各种物价飞涨，随着是普遍贫困化的增长。”[35]

利子的上级，中日副省区长巴范济（Francois Pasio）也对宦官作出了如是评价：

“因为皇帝亲口交谈的人只有内宫几位太监和他的妻妾；要上本给他只能经过一员大官，由此人先审度所请是否符合中国的惯例习俗，而某些外国人长住京城，这已经违反律令，那么洋人上本皇帝，那就更不许可！我刚到北京时即已从经验看出这一点，我甚至至今也不能肯定当时我奏上的本章是否当真由太监转呈了皇帝。……。请尊敬的神父不要以为我们的人会相信能够通过太监获得某种恩典！……起初就有一位对我们非常照顾的大阁老明确告诉我，叫我不要被某些诺言欺骗；太监根本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即使送礼给外面的太监，托他转交里面的太监，我们也只是白白浪费，占不到便宜。例如，四年前我们想方设法把一份价值若干杜卡托的厚礼转至某位内侍，不久我就听说，那些东西还在中间人手里扣着。”[36]

明朝宦官中威势气焰达到极致的是天启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此人“欲尽杀异己者”，大兴东林党狱，以致“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37]当时朝臣无敢直呼魏氏之名者，“所有疏，咸称‘厂臣’”，连内阁票旨亦将熹宗皇帝与魏氏并称“朕与厂臣”[38]。对于魏氏专断国政，明朝末年活跃在京城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多少有些风闻，因而他说：“（天启皇帝）系一位胆怯无识的冲龄幼主，完全为太监魏忠贤所胁制，竟至‘无魏氏之许可，连自己的脚都不敢一动的。’这是沙尔（按：汤若望名沙尔）关于这位皇帝所加的义愤的批评。”[39]这段论说，实质也是对大宦官魏忠贤的“义愤的批评”。

耶稣会士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宦官，其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对部分有权势的宦官的专横贪婪深恶痛绝，他们进入人生地不熟的中国以后曾受宦官的欺负和刁难。但为了在中国传教，特别是为了进入宫廷，把天主福音送到中国皇帝的身边，又必须利用宦官这一特殊的群体。因此在北京活动的耶稣会士都注意同宫中宦官处理好关系，并终于通过宦官，将天主福音带到宫中。

宦官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生理特征，又具有不同于普通官员的特殊身份，因而一旦得势，就会变本加厉地表现出一种变态的专横和贪婪。明朝是中国封建集权政治走向极致的时代，有缺陷的社会产生了有缺陷的个人，有缺陷的个人构成了对有缺陷社会的危害。晚明时代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尽管十分有限，但他们生活的触角却相当广泛，活动的区域涉及大半个中国，对中国的社会民情有较深刻的了解，对中国宦官贪婪专横的特性亦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而他们对宦官所作的种种批评，或见于给欧洲友人的信件，或见于给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总长的工作汇报，或见于自己的私人日记，因而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对宦官的不满，可以大胆地批评矿监税监。相比起来，耶稣会士对明代宦官的评说，较之中国的正统史书以及同时代士大夫的各类笔记更加真实、更加生动、也更加深刻。

结语：宦官制度是封建专制集权之下的畸形政治，正如法国著名学者艾田蒲先生所说的那样，“东方国家的宦官似乎成了一种必不可缺的弊端。”[40]但是，我们在对中国封建社会整个宦官体制进行把握的时候，还应该看到这些出身卑微，生理及心理均受到摧残的群体中曾出现过出类拔萃的人物，其中有革新造纸技术，发明蔡侯纸的蔡伦；有七下西洋，为中西交通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大航海家郑和等。就是在晚明时代与耶稣会士进行过晋接的宦官中，也不全都是贪婪之辈，如与汤若望感情颇深的王若瑟就“待人诚恳”，庞天寿“为明尽忠”，也颇讲气节。晚明时代的宦官干政与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我们在分析耶稣会士与宦官交往中所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

注释：

[1]宦官的称谓有多种,如宦者、宦人、中官、阉人、太监、内侍等。为行文方便，文中一律用“宦官”。而引用文献资料，则一律从原文。

[2]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1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3][17][34][35]《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57-358、582、93、370页。

[4][5]《明史·冯保传》。

[6][7][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利玛窦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

[8]《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

[9]《明史》卷四十四。

[10]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912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11][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神父传》第245至246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2]范礼安是耶稣会派往东方传教会的负责人，也是入华耶稣会士传教方略的制定者。

[13]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费奇规传》。

[14][18]《利玛窦神父传》第510、558页。

[15]参见裴化行著，王昌社译《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社会》第154页，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馆版。

[16]黄伯禄《正教奉褒》第17页。

[19][德]魏特著，杨辰丙译《汤若望传》182页，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20]卫匡国《中国耶稣会教士纪略》第21页，转引陈村富编《宗教与文化论丛》第35页，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21]参见《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汤若望传》。

[22][39]《汤若望传》第193、83页。

[23]一说受洗于龙华民，详见《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汤若望传》注五。

[24]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一册第284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25][27][32]《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毕方济传》。

[26]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237页。河北献县张家庄天主堂印书馆版。

[28]《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235页。

[29]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瞿安德》

[30]这一重要史料藏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由先辈文献学家张元济先生发现并摄影，发表于《东方杂志》八卷五号，其内容宗教意味重于政治意味，为省篇幅，兹不详录。

[31]今藏梵蒂冈图书馆。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毕方济传》。

[33]1987年12月25日，波兰电视台播映了题为《波兰的马可·波罗》的电视专题片，详见1987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36]《利玛窦神父传》613-614页。

[37][38]《明史·魏忠贤传》。

[40][法]艾蒲田著《中国之欧洲》（下）第3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系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1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