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介绍了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基督教护身符的早期实践，其次分析了一件出自高昌城的回鹘（畏吾儿）人佩戴的叙利亚语护身符长卷及其内容，认为这件护身符长卷的内容可以追溯到古代亚述和巴比伦时代，在那里可以找到如此多魔法文本的起源。这件护身符与遍布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魔法文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将此护身符定位在东方教会及其影响上。该护身符从其起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出发向东通过波斯和丝绸之路由传教士一直带到中国西部高昌回鹘汗国地方政权所辖区域，在高昌城的残垣断壁下静埋了几个世纪后，它被德国探险队发现并带到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炸中幸存下来，并从那里再次被带到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新家。

关键词：基督教；护身符；叙利亚语；高昌回鹘；东方教会

作者简介：牛汝极，新疆师范大学教授。

凡是人们观念中认为能够驱邪免灾的象征符号都可以被称为护身符。在人们的头脑中，护身符是与人们的身体发生某种神秘关系的“实用”器物，其作为一种信息标志，有警告邪恶神灵不要伤害护身符的佩戴者、实现祈福迎祥并给佩戴者带来平安顺意等功能。护身符种类繁多、形式多样，附着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它也并非古人的专属，即使在高度文明的今天，它也随处可见，如各类装饰品和配饰物等。

一、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基督教护身符的早期实践

生活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古往今来，人们试图采取安全预防措施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埃及基督教科普特教派，这样做的方法之一是使用护身符，这是一种被认为可以抵御邪恶的保护符。前几年发现的约1500年前的纸莎草残片包含保护性的基督教祈祷文，是同类中现存最早的文本之一，历史学家罗伯塔·马扎（Roberta Mazza）在曼彻斯特大学约翰·雷兰兹研究所保存的数千份未发表的历史文件中发现了这件基督教护身符（封二图1）。早期的基督教祈祷文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引用了圣体圣事，即一种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基督教仪式和

“新誓约的神赐食物”（manna of the new covenant）。这件基督教护身符是从用于支付谷物税的收据中回收的，在收据的另一面，写着诗篇和马太福音中的圣经段落。纸莎草残片将被折叠起来并放入小盒坠子中，以保护佩戴者免受邪恶的侵害。[1]

现藏穆伦伯格学院的特雷克斯勒图书馆有一件6世纪的基督教护身符纸莎草藏品来自罗伯特.C.霍恩（Robert C.Horn Papyri）的收集品（封二图2），它包含了马太福音4：23-24的修订本，其中耶稣被描述为“治愈每一种疾病和每一种疾患”。为了加持效果，福音文本以五柱的十字架形式排列，并伴随着一个意义不确定的半身人像，切割的矩形和缺口边缘也是有意为之。耶稣在第一个基督教世纪的追随者通常会求助于护身符来保护自己免受疾病和任何形式的伤害。

在埃及发现了包含圣经段落开篇语的护身符。像任何优秀的商人一样，制作护身符的仪式专家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定制护身符。他们选择的圣经文本通常是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或疾病。常见的开篇语包括诗篇91篇（七十士译本诗篇90篇），主祷文（马太福音6：9）和福音书的开端。特别是福音书，主祷文和诗篇91（MT）的开场白。然而，实践者对圣经启蒙的这种价值并没有阻止他们创造性地与这些文本互动或修改它们以适应他们所使用的材料物品的大小。仪式专家以各种方式接近经文的开场白。在一些护身符上，例如SIA10，开头几行大致对应于可在圣经中找到的经文划分。然而，在其他物体上，开场白远远超出了这种现代惯例。有张科普特护身符写在牛皮纸上（封二图3），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或8世纪。它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标题和首字母，以及页面底部的魔法符号。这张羊皮纸被卷起来，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由某个人佩戴。[2]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人们可能会认出这句话是约翰福音的第一句经文。在古代，圣经书卷和文本的开场白（incipits），包括约翰福音的第一句话，是写在纸莎草、羊皮纸和其他材料的条带上，以治愈身体疾病和/或保护个人免受魔法的侵害，学者们传统上称这种治疗和保护性物品为“护身符”。

关于护身符的圣经开头的多样性并不局限于所引用段落的长度。例如，引用福音启蒙的实践者将这些开场白按不同的顺序排列。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科普特文本都与“规范”顺序一致。许多制作者特别列出了福音书的开篇语，这是值得注意的。鉴于古代晚期有许多福音书的流传，包括在纳格哈马迪图书馆发现的福音书，捍卫四福音正典是许多早期基督教领袖的首要任务。因此，福音书代表了文学的一个特殊子语料库，在关于正典性的辩论中占有突出地位。因此，重要的是，一些仪式专家不仅简单地列出了福音的开端，而且还明确地提请注意四重福音书的集合。其背后的实践者，即公元6世纪的科普特手抄本，可能被用作护身符，因为在他引用福音书的开篇语并加上一句话，“这是四福音书开头的顺序”。因此，这一声明以明确的术语构建了随后的开端。此外，在引用了四部正典福音书的篇首语之后，有学者认为，福音的四个开端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3]

现有证据表明，护身符和相关物品远非基督教历史的一个小方面，而是在整个古代许多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护身符构成了许多人接触圣经的主要途径之一。西奥多·德·布鲁恩（Theodore de Bruyn）最近列出了50多件希腊文物，这些文物引用了古代晚期的圣经引文，这些文物肯定或可能是护身符，另外39件物品也可能是护身符。[4]一个更有趣的例子是，一个6—7世纪的科普特护身符。[5]在这个护身符中，实践者引用了耶稣写给阿布加的信的开头语，然后是四部正典福音书中每部福音书的开篇语，这些福音书都按其他未经证实的顺序排列：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6]将耶稣写给阿布加的信放在正典福音书的开篇之前，至少表明——与叙利亚教会一致——实践者认为耶稣给阿布加的信是符合圣经的。但是，此工件上的文本以足够的空间来存储其他文本。

换句话说，制作者引用了一组文本，然后停止了。因此，抄写员似乎在与有限的文本语料库对话中构建了他的仪式，特别是偏离传统基督教正典的语料库。

这个模型的前提是，制作者引用了福音书的开场白，以获得与整个文本相关的力量。这种一贯的做法表明，仪式专家重视与客户需求有某种类比联系的特定文本（如治疗或驱魔）。因此，有证据表明，福音的开篇语允许仪式专家援引与福音书中几个选定单元相关的类比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耶稣的生活和事工：大概是奇迹、医治和驱魔的叙述。

许多古代制作者对某些圣经文本，例如序言，非常尊重。除了圣经中的段落外，一些护身符的文本还包含已知或发明的基督教信条。[7]公元5世纪或6世纪的希腊护身符，引用了尼斯诺-君士坦丁堡信条，并将耶稣故事的重要方面（如他的出生、被钉十字架、埋葬和复活）安排成类似信条的公式。在这些情况下，修炼者和他们的客户很可能是基督徒。[8]一次大公会议不得不谴责以这种方式制造和使用护身符的现象，这强烈暗示基督教领袖制造了护身符，而且基督教普通信徒也使用了护身符。除了这些谴责之外，在埃及修道院中还发现了魔法手册（又名grimoires），这表明僧侣是古埃及晚期的实践者之一。[9]因此，现有的证据使人们得出结论，许多在古代晚期生活在埃及和其他地方的自我认同的基督徒——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都认为基督教与制造或使用护身符之间没有任何冲突。事实上，已知的魔法实践和早期基督教仪式之间的界限是如此模糊，以至于在河马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的神学中，基督教圣礼主要根据各自表演者的意图和目标与魔法区分开来。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圣礼建立了基督教信徒的社区，并服务于一般的利益，而魔法仪式则支持私人和个体的追求（尽管它们最终反映了与恶魔的共享）。[10]奥古斯丁关于魔法和基督教之间分离的观点暗示了魔法和宗教之间的定义和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

鉴于与“魔法”和“宗教”相关的固有偏见，学者们一直在争论，这些术语是应该从学术词汇中删除，还是以适当的细微差别来使用。[11]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护身符和其他所谓的“魔法”物品需要完全融入我们对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重建。

二、一件叙利亚语护身符长卷的发现及保存情况

从1902年到1914年，德国普鲁士“探险队”先后四次来到吐鲁番，除了数千件的文物，他们还带回了20种文字和22种语言的4万件写本残片到柏林。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吐鲁番绿洲的布拉依克、阿斯塔纳、高昌、库鲁特卡和吐浴沟都发现了叙利亚语、粟特语、回鹘语和波斯语的基督教文本。其中有一件叙利亚语护身符写卷是在1904年到1905年之间德国第2次吐鲁番探险队发现的，探险发现编号D（II）134，后来保存在柏林的民族学博物馆（后改名为印度艺术博物馆，现在是亚洲艺术博物馆）并展出，1926年，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发掘的大部分手稿被转移到普鲁士科学院是出于研究目的。这些物品保存在博物馆原来的木制框架里，其中一些带有表示房间和展览隔间的标记，[12]这些材料被带到柏林并存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3]根据勒寇克的原始照片，可以假设写本在从吐鲁番带回来之前原是固定在墙上的壁画旁边的。关于他们在战争结束时的下落，依靠英国记者、作家和历史学家彼得·霍普柯克在他的《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一书中的描述可知，随着对柏林的轰炸袭击的加剧，所有可移动的物品，包括写本、雕塑和壁画，都被装在板条箱里，存放在掩体里，其中一个位于柏林动物园。从1943年到1945年，博物馆本身一直遭到盟军的轰炸，导致贴在博物馆墙上的纪念碑被毁。1945年苏联军队占领柏林后，他们进入了这个地堡，并部分移走了里面的藏品。再后来，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被存放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旁边还有由德米特里·克莱门茨和谢尔盖·奥尔登堡率领的俄国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文物。这件叙利亚文护身符卷轴目前就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里，上面印着艾尔米塔什的吐鲁番收藏编号ВДсэ-524，其最初德国探险发现编号D（II）134也还存在。[14]

此卷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追溯到它最初的德国探险队编的查找号码。这在卷轴上出现了两次，在第16行旁边垂直写为D134，在第66行旁边垂直写为DII134。该数字的三个组成部分如下：数字134表示从吐鲁番返回柏林的途中存放物品的包裹；罗马数字II代表第二次吐鲁番远征（1904年11月—1905年8月），由勒寇克领导；字母D是文献发现地点达基亚努斯城（Däkyanus-shahri）。勒寇克（第二次和第四次探险队队长）和格伦韦德尔（第一次和第三次探险队队长）的说法，这个名字被当地人用来特指高昌古城，也被称为喀拉霍加或者亦都护（Idi-Qut）城。不知道为什么勒寇克和格伦韦德尔选择了这个相当奇特的名字来指定其发现地，只能推测，这个称谓在当地的民众中是很受欢迎的，也许有对它背后传说的长期迷恋。达基亚努斯（维吾尔语：Däqyanus）是德修斯（Decius）名字的一种形式，指一位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249—251），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基督教的圣徒传记和殉难书中，最突出的是在以弗所的沉睡者传说中。这个传说讲述了七个年轻的基督徒的故事，他们拒绝按照皇帝的法令牺牲，在以弗所城外的一个洞穴里躲避迫害。他们都在洞穴里睡着了，这个洞穴后来被密封，大约300年后，在狄奥多西二世（408—450）统治时期醒来。此传说在更广泛的基督教社区中流行，并从5世纪开始以多种语言传播，最早的文本来源是叙利亚语。此传说后来从叙利亚语翻译为粟特语，并从吐鲁番带回柏林的基督教写本中被发现。[15]

由于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对达基亚努斯城的考古调查，在城市废墟中出土了大量的写本残片。虽然大多数是摩尼教佛教以及粟特语、回鹘语（也有中古伊朗语）写本，但也有汉文和婆罗米文书写梵文写本。达基亚努斯城的基督教文献大多是由勒寇克在第二次探险中发现的。这些片段包括6件叙利亚语残片（TIID=SyrHT273，TIID319=SyrHT274-276，TIID114=SyrHT277，TIID20i5+6=SyrHT386）以及三件叙利亚语-粟特语双语残片（TIIID61=n190，TIID14=n214，TIID67=n223&n224）。尽管勒寇克在他的叙述中提到，在佛教、摩尼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同一地方发现了基督教残片，导致他假设相同的宗教建筑场所可能被不同信仰的信徒使用，但他没有具体说明确切的寻找地点。这些考古层也没有显示出来，所以没有外部线索来确定这些残片的年代。我们可以猜测，也许一些基督教残片是在河东岸的高昌故城城墙外的一个小建筑中发现的，被认为是基督教教堂的建筑，因为那幅著名的壁画有着不寻常的肖像，被勒寇克解释为圣枝主日场景的一个残片。这一发现十分有趣，因为它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说明护身符不仅在教会或宗教的背景下使用，而且民间也有私人魔法实践。这让人联想到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葬区303墓室内发现的名叫赵令达的卒于高昌和平元年（551）中国最早的汉文护身符写本（封二图4）[16]，吐鲁番也发现了带有汉文咒符的回鹘文护身符写本（封二图5）。[17]说明当地文化中，不论道家、佛教、摩尼教、祆教或基督教环境都有使用护身符驱邪避灾的传统和习惯。

这件叙利亚语护身符ВДсэ-524卷轴长89.5厘米，宽7.0厘米23，并写在一面薄棉纸上（封二图6）。最初，卷轴被折叠了几次，以便佩戴在身上。在第8和第9、第19和第20、第29和第30行、第39行、第48和第49行、第57和第58、第67和第68行之间，可以观察到折叠的痕迹。纸张折叠的边缘略有损坏。卷轴的上部也显示了一些来自昆虫的损伤。在修复过程中，原来的卷轴被粘在白色而不透明的纸上。为了展示，它被进一步粘在两张重叠的现代纸上，颜色是深米色。这个护身符缺少开头和结尾部分，包含78行，其中第一行只保留了一个叙利亚文字母。写本是用黑色墨水写的，偶尔也用红墨水。用红墨水书写一个人名ögünč在整个文本中不断重复，出现在第ll、17、19、23、31、48、62和78行上。此外，在第11、24、70、72、74、75、76和78行上还有红色墨水书写的标点符号。文本以不太规范的东叙利亚文书体写成，带有碑体和草书元素；它与位于内蒙古黑水城发现的用叙利亚文书写的叙利亚语和回鹘语写本有共同特征。可以识别出3—4个不同的抄录者的笔迹。在第57和58行有更明显的变化，像是抄录新手所为。

三、高昌回鹘人佩戴的叙利亚语护身符长卷的内容

根据狄根斯和斯麦洛娃有关该叙利亚语及其翻译和考释等研究介绍如下（叙利亚文原文省略）：[18]

（一）叙利亚文的翻译

［...］［如果］一个人用黄金书写（针对客户的咒语），愿他（客户）可以被解脱，如果一个人用白银书写，愿他（客户）可以被解脱，如果一个人用青铜书写，愿他（客户）可以被解脱。如果一个人用铅、铁或陶容器书写，愿他（客户）可以被解脱。如果一个人已经在树叶上书写，愿他（委托人）可以被解脱。如果一个人因嫉妒说出了（咒语），愿他（当事人）可以被解脱。如果一个人谈论食物和饮料，愿他（客户）可以被解脱。如果某人说了任何事，愿他（客户）可以被解脱。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和我们的神，就像哈拿尼亚（Ḥananiah）的同伴从火的熔炉中释放一样，愿巫术的束缚从此人身上解除而避险（因这个护身符），斡衮齐（Ögünč）就像他（上帝）把以色列的儿子从埃及人的征服中解放出来一样，愿斡衮齐从巫术的锁链中解脱出来，阿门！

以我就是我的名义，愿斡衮齐可以解脱并逃离魔法的束缚。以阿多奈（Adonai）的名义，愿他解脱。以加布里埃尔（Gabriel）和迈克尔（Michael）的名义，愿他可以解脱。以王位的名义，领土［原文如此］，愿他可以解脱。并且以智天使、六翼天使、公国、统治者、权力、大（天使）、天使和所有的圣人的名义，愿他可以戴上这（护身符），斡衮齐，从魔法的邪恶中解脱，阿门！

它的神秘力量值得称赞的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和圣灵，圣使徒返回家国，从对恶魔的虚假崇拜中解脱。它（三位一体）赶走了黑暗从整个地球的表面。这时神秘的力量愿能赶走邪恶的恶魔和他们所有的魔法，他们的策略和发明、邪恶的眼睛和恶魔、诽谤者和嫉妒以及每一个邪恶的敌人都暴露在他眼前，因佩戴上了这（护身符），斡衮齐。

正如赐予生命的力量，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恶魔被驱逐。病人被治愈，麻风病人被清洗，魔鬼逃散，恶灵落入深渊，根据我们主耶稣的圣言，这圣言驱逐这群从坟墓到（那特有的）居所里，所以愿邪恶的恶魔、其策略和魔法及严重疾病的束缚、意外和（所有）他的悲伤都被驱赶走，当他佩戴上这（护身符），斡衮齐，他就会拥有他想要的一切。

这个诅咒被我主胜利的十字架印记所封存和确认，被荣耀的祭坛的号角封存，被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可敬福音的斡旋所封存。阿门！而且被所有的教师、隐居者、朝圣者和苦行僧的祈祷所封存，阿门！以及被可敬的圣女玛利亚的祈祷所封存，玛利亚是基督的母亲，阿门！

以圣父的名义，愿他（委托人）被解脱，阿门！以圣子的名义，愿他（委托人）可以解脱，阿门！以圣灵的名义，愿斡衮齐可以解脱，阿门！并从约束中

（二）护身符写本结构及有关问题分析

叙利亚语护身符（包括咒语碗，类似于护身符）过去一段时间曾引起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在吐鲁番发现的其他几件叙利亚语护身符现存于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文献中心、柏林国家图书馆普鲁士文化遗产部以及亚洲艺术博物馆。这些护身符写本被韩特教授整理刊布，包括两个片段的叙利亚语护身符（SyrHT99和SyrHT330）[19]，包含部分“圣塔姆西斯的祈祷”，[20]一个非常小的私人护身符（SyrHT152），[21]只有两个叙利亚语单词和一个雅致的十字架图案，[22]两个片段的护身符（n364和n365）[23]包含部分“马尔塞普联（MarCyprian）的诅咒”[24]和另一个护身符（SyrHT102），[25]也包含相同的文本。[26]此外，尼古拉斯·西姆斯-威廉姆斯还出版了一个提到马尔·塞普联的基督教粟特语护身符（n396）。[27]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保存的护身符卷轴并非完整的写卷，文本的开头和结尾都缺失了。尽管如此，在吐鲁番发现的是较长的基督教写本之一，其剩下的部分仍然很值得注意，而且这件护身符充满了典型的语言和主题表达。这件护身符卷轴以一个遵循一般公式的列表开始：“如果一个人在____上写了（针对客户的咒语），愿他（客户）被解脱”，后面就跟随一个固定程式“如果一个人用/在____上说了（一个咒语），愿他（客户）可以被解脱”。然后，卷轴引用了基督的力量，继续使用“让他解脱”这个短语，之后它过渡到旧约历史的一部分（叙事咒语）。在这之后，从旧约到新约的历史，开始提到三位一体的名字，使徒和“从地球驱逐黑暗的人”的名字。这些召唤导致了一系列的魔法实践和实体，护身符的佩戴者应受到保护。在基督做了一系列奇迹行为之后，护身符叙述了在马太福音8：28-34、马可福音5：1-20、路加福音8：26-39与加达伦恶魔的相遇并再次相聚。又一次列出了护身符保护佩戴者远离恶魔活动的清单。护身符现存的部分以印章、祭坛、福音、圣徒的祈祷和三位一体的名义的三倍力的解脱作为结束。

写本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用红色书写的回鹘语单词ögünč被用作人名“斡衮齐”，其词根ög-“赞美”+动词反身态词尾-ün构成ögün-“自我赞美，自夸”，词干后+名词词缀-č构成名词ögünč“自赞、自夸”，[28]其在基督教护身符文本中似乎另有意思，它被简单地用作“赞美，荣耀”一词。14世纪的《库曼法典》（Codex Cumanicus）中就有ögünč这个词。[29]在这件护身符长卷中用红色标出的ögünč一词不仅仅有“赞美，荣耀”意思，还被用做“斡衮齐”人名，即护身符的制作客户，它很可能是回鹘人中一个常见的名字。在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也出现过这个人名，即高昌回鹘亦都护统治者的兄弟的名字，他在1209年向蒙古人投降后与蒙古人结盟，阴谋涉及回鹘亦都护，他自己砍掉了兄长的脑袋并随后继承了亦都护汗国的王位，事件发生在伊斯兰历法650年，也即公元1252—1253年。[30]

可以用于书写护身符的材料有：金、银、青铜、铅、铁和陶器/锅瓦，或一片树叶，它们似乎涵盖了广泛的材料，可以书写古代的魔法文本。

文本提及“哈拿尼亚的同伴”（l.14）如何从火炉中解脱出来（l.15）（Dan.3:13-30），这个短语也出现在科兹洛夫（Piotr Kozlov）在黑水城发现的叙利亚语-回鹘语护身符写本中，[31]也出现在由韩特教授刊布的19世纪库尔德斯坦发现的叙利亚语护身符写本中。[32]

两个大天使“加布里埃尔和迈克尔”（l.25）在叙利亚语祈愿护身符中经常与其他天使被提到。在四部经典的大天使中——加布里埃尔、迈克尔、拉斐尔和乌列尔中，只有前两个在《圣经》中被命名（加布里埃尔分别在Dan.8:15,16;9:21;Luke1:19,26中出现；迈克尔分别在Dan.10:13,21;Dan.12:1;Jude1:9;Rev.12:7中出现）。

文本在提到“圣父、圣子和圣灵的神圣福音”之后（ll.68-70），护身符唤起对基督教圣徒的祈祷：“教师、孤独者、朝圣者和苦行者”（l.71-72）。短语“通过对圣母玛丽的祈祷”（l.72-74），在叙利亚的祈愿护身符中非常常见，尤其是在文本的末尾。[33]“基督之母”（l.74）这个表达构成了护身符起源于东方教会的明确证据，在叙利亚护身符中出现频率并不高。[34]然而，我们确实在一些吐鲁番文本中找到了它们：圣母玛利亚的叙利亚语祈祷小册子（SyrHT279，SyrHT280），两个来自确定的叙利亚语祈祷书《胡德拉》（N）礼拜文本（SyrHT337，n421）和另一个带有粟特语为牧师提示的叙利亚语礼拜文本（n395）。[35]该写本与编号为SyrHT274-276（其原始编号为TIID319，现藏德国国家图书馆）的三个文本可以对接，都出自勒寇克第二次探险时在高昌的达基亚努斯城发现的收藏品。

这件长卷与另一个文本，即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物研究所在1983—1984年的黑水城考古中发现的编号为H彩101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与驱魔有关，脱离了早期的叙利亚文学，因为它有“魔法”术语。[36]甚至黑水城写本的来源会不会是12—13世纪间高昌地区的基督徒移居黑水城时，从吐鲁番带去了相似文本呢？这个假设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总之，尽管这件长卷护身符是在吐鲁番写成的，客户的回鹘人名也非常清楚，它位居各种阿拉美语方言（如犹太阿拉美语语、曼达语和叙利亚语）的魔法文本的漫长历史链条上，最终可以追溯到古代亚述和巴比伦的时代，在那里可以找到如此多魔法文本的起源。这件护身符和遍布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从古代晚期到19世纪）的魔法文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将护身符与具有共同主题和术语的更广泛的魔法文本家族联系起来。希伯来圣经和新约的痕迹，两者都选择了尊重历史。护身符引用了旧约中的“我就是我”，以及阿多奈和新约的三位一体的公式。与那些关于邪恶的眼睛和疯狂的恶魔一样，基督的治愈和驱魔被强调为权威的先驱，这件护身符能够使客户从邪恶的影响中解脱出来。这个护身符与东方教会有着特殊的联系，东方教会在吐鲁番基督教社区占主导地位。在接近卷轴末端的封存部分，除了祭坛的角，还提到了圣萨利巴（即十字架）的封存，由此可以理解，十字架本身是教会在圣十字架提升的盛宴上用来庆祝的。在文本中，我们遇到了被称为“基督之母”的圣玛利亚，这个术语深深嵌入在东方教会捍卫的安提阿神学传统中。尽管这个护身符具有近东血统，将它与古代晚期的犹太和基督教思想联系起来，但复制和使用文本的回鹘人基督教社区似乎在我们关注的文物上留下了一些痕迹。从多重拼写错误中可以明显看出有回鹘语的语法干扰。似乎也有可能在一些叙利亚语单词的书写方式上存在语音的影响。由此我们看到这件文本的长途旅行及其轨迹，它从其起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出发向东通过波斯和丝绸之路由传教士一直带到中国西部高昌回鹘汗国地方政权所辖区域，在高昌城的残垣断壁下静埋了几个世纪后，它被德国探险队发现并带到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炸中幸存下来，并从那里再次被带到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新家。

注释：

[1]Robin Ngo: “1,500-Year-Old Christian Amulet References Eucharist”,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2014-9-5. https://www.biblicalarchaeology.org/daily/biblical-topics/post-biblical-period/1500-year-old-christian-amulet-references-eucharist/.

[2]Joseph E. Sanzo： Scriptural Incipits on Amulets from Late Antique Egypt: Text, Typology, and Theory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4）, p. 10,14, 74-135.

[3]上引 Joseph E. Sanzo, 2014, p. 2, 5。

[4]Theodore de Bruyn, “Papyri, Parchments, Ostraca, and Tablets Written with Biblical Texts in Greek and Used as Amulets: A Preliminary List,” in Early Christian Manuscripts: Examples of Applied Method and Approach，eds. Thomas J. Kraus and Tobias Nicklas, （Leiden: Brill, 2010）, pp. 145-90, at pp. 166-81.

[5]上引 Joseph E. Sanzo, 2014, p. 4。

[6]这份文件是耶稣和埃德萨国王阿布加（Abgar）之间进行的通信的第二封信。这两份文件在古代晚期通常被用于护身符上。

[7]Franco Maltomini and Robert Daniel, eds.: Supplementum Magicum, 2 vols. （Opladen: Westdt. Verl., 1990-1992）, p.31.

[8]上引 Maltomini and Daniel, 1973-1974, pp. 23-35。

[9]编号为 P. Cairo 45060 的一件魔法手册埋在僧侣牢房里的罐子里被发现的，对此的讨论表明僧侣是作为仪式专家进行祈祷的。参见 David Frankfurter, Religion in Roman Egypt: Assimil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51-264, esp. p. 258。

[10]Robert A. Markus: “Augustine on Magic: A Neglected Semiotic Theory,” Revue des Études Augustiniennes 40 （1994）, pp. 375-388.

[11]David E. Aune, “‘Magic’ in Early Christianity and Its Ancient Mediterranean Context: A Survey of Some Recent Scholarship,” Annali di storia dell’esegesi 24 （2007）, pp. 229-294.

[12]Ayşe KiLiç Cengiz & Anna A. Turanskaia：“Drevneuigurskie fragmenty Sitātapatrādhāraṇī v kollektsii Gosudarstvennogo Ermitazha ［Old Uyghur fragments of Sitātapatrādhāraṇī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Pismennye pamiatniki Vostoka 4 （issue 43） 2019，5-23.

[13]提及这件护身符写卷保存地点并首次刊布照片的是普切林和拉什曼。参见 Nikolai G. Pchelin & Simone- Christiane Raschmann: “Turfan Manuscripts In The State Hermitage — A Rediscovery”, 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 Vol. 4, 2016, 3-43。

[14]上引 Pchelin & Raschmann，2016, 5。

[15]本文重点参考文献之一是狄根斯和斯麦洛娃合写的文章，特此鸣谢！参阅 Mark Dickens & Natalia Smelova: “A Rediscovered Syriac Amulet from Turfa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ermitage Museum”, 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 Vol. 7, No. 2 （14）, 2021, pp. 107-147。

[16]此图版由故宫博物院王素研究员提供。

[17] Peter ZIEME: 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 Turnhout: Brepols 2005 （Berliner Turfantexte 23）.

[18] Mark Dickens & Natalia Smelova: “A Rediscovered Syriac Amulet from Turfa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ermitage Museum”, 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 Vol. 7, No. 2 （14）, 2021, pp. 107-147.

[19]祈愿护身符 B，参见 Erica C.D. Hunter & Mark Dickens : Syr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2. Syriac Manuscrip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5, 2）.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2014: 453。

[20]Erica C.D. Hunter: “Traversing Time and Location: A Prayer-Amulet of Mar Tamsis from Turfan”. In: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Orientalia- Patristica-Oecumenica, vol. 5）. Ed. by Li Tang & Dietmar W. Winkler. Wien: LIT Verlag，2013: 25-41.

[21]祈愿护身符 E，参见上引 Hunter & Dickens 2014: 453。

[22] Erica C.D. Hunter: “Syriac Manuscripts from Turfan: Public Worship and Private Devotion”. In From Ancient Manuscripts to Modern Dictionaries: Select Studies in Aramaic, Hebrew, and Greek （Perspectives on Linguistics and Ancient Languages 9）. Ed. by Tarsee Li & Keith Dyer.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77-96. 2017: 82-83.

[23]祈愿护身符 F，参见上引 Hunter & Dickens 2014: 453。

[24]上引 Hunter 2017: 85-86, 88。

[25] 祈愿护身符 C，参见上引 Hunter & Dickens 2014: 453。

[26]上引 Hunter 2017: 86-88. 另见 Erica C.D. Hunter: “Syriac Prayer-Amulets from Turfan” The Harp 33, 2018。

[27] Nicholas Sims-Williams : “The Sogdian ‘Book of Life’ Reconsidered”. In: Artifact, Text, Context: Studies on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Orientalia-Patristica-Oecumenica, vol. 17）. Ed. by Li Tang & Dietmar W. Winkler. Wien: LITVerlag, 2020: 113-119.

[28]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100, 110-111.

[29]Aleksandr Garkavets: Codex Cumanicus: vtoroe polnoe izdanie ［Codex Cumanicus: the second complete edition］. Almaty: Almaty-Bolashak. 2019：98, 104, 122.

[30]该书作者提到突厥语 ögünč 还有“法庭”的意思。参见［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据波伊勒英译本翻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58—60 页。

[31]Natalia Smelova: “Manuscrits chrétiens de Qara Qoto: nouvelles perspectives de recherche”. In: Le christanisme syriaque en Asiecentrale et en Chine （Études syriaques, 12）. Ed. by Pierre Marsone & Pier Giorgio Borbone. Paris: Geuthner: 2015, （215-236）: 228.

[32]Erica C.D. Hunter: “Magic and Medicine amongst the Christians of Kurdistan”. In: The Christian Heritage of Iraq （Gorgias Eastern Christian Studies 13）. Ed. by Erica C.D. Hunter.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2009 （187-202） 200.

[33] Erica C.D. Hunter: “Another Scroll Amulet from Kurdistan,” in After Bardaisan: Studies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yriac Christianity in Honour of Professor Han J.W. Drijvers （Orientalia Lovaniensia Analecta 89）. Ed. by Gerrit J. Reinink & Alexander Cornelis Klugkist. Leuven: Peeters: 161-172. 1999: 167, 169, 170, 171.

[34]Hermann Gollancz: The Book of Protection, Being a Collection of Charm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lxv, lxvii.

[35]上引 Hunter & Dickens 2014: 264, 265, 307-308, 402, 412。

[36] Shinichi Muto: “The Exorcism in the Newly Found Khara-Khoto Syriac Document”. In: Winds of Jingjiao: Studies on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Orientalia-Patristica-Oecumenica, vol. 9）. Ed. by Li Tang & Dietmar W. Winkler. Wien: LIT Verlag: 147-151. 2016; 另见上引 Smelova 2015: 232-233。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4年第1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