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要切实地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的文献资料很少，且很分散，寻之不易；纵令找到一些，又往往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历代封建文人，无论是教外的或是教内的，在其所撰的中国伊斯兰教史料中，往往杂以个人偏见，他们记述的史实是否真实可靠也应存疑。因此，对于他们遗留下的史料，应认真加以鉴别，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订正其谬误，择其真实可用者。否则，就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误入歧途。

在杜文秀的评价上，史学界曾一度走过弯路。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位领导云南各族人民起义、与清王朝浴血奋战18年的回民英雄，被错误地估价为企图投靠英殖民主义、出卖祖国利益的卖国者。造成这种错误估价的主要原因，就是盲目相信了杜文秀曾派义子刘道衡出使英国及建立大理回教国、自称苏丹苏莱曼等一些假史料，而没有对这些所谓“史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上了古代中外骗子的当。经过近年来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努力，终于查明了事实真相：刘道衡既非杜公之义子，也非杜公派向英国的使臣，所谓奉令使英云云，均系刘道衡编造的弥天大谎；所谓“大理回教国”也纯属子虚乌有。真相既明，对杜文秀的评价也随之公允而令人信服了。中国史学界给杜文秀“平反”，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近年来，要求客观估价白彦虎的呼声也愈来愈高，这是好现象，同样表明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深入人心的。

在教派问题上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始终在变化、在发展。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宗教也如此，教外有教，教内有派，毫不奇怪。每一种教派也同样会经历这样的发展过程，逐渐分化出一些新的更小的教派来。有的教派在历史上衰亡了，消失了，恰恰是因为缺乏这种分化，缺乏新生力量的补充和调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看，教派的分化未必是坏事，要具体分析。以哲合林耶门宦教派而言，马明心时期与马元章时期就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必须分别予以估价。

马明心时期的哲合林耶，作为当时中国伊斯兰教内部一种新兴力量，以其诵经收费少、仪式简便易行、反对教主世袭制等主张，为回族、撒拉族广大贫苦穆斯林所接受，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因此它受到老教内宗教上层及地主、官绅、土司等民族上层的嫉恨和反对，而这些反对者的背后，正是代表清王朝统治的官府。这种新老教争，表面上是宗教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实质上包含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反映出民族内部贫苦农民与地主之间、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尖锐的利害冲突。苏四十三、田五等人，相继利用宗教的旗帜，以参加“圣战”得“舍牺德”的思想作武器，发动两次大规模的起义，由提出“杀老教、灭土司”的口号，到华林山直接对抗围剿的官军，使起义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带有明显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性质。他们的斗争无疑是正义的。在这场斗争中，马明心所创立的哲合林耶教派，它的宗教主张、组织制度、领袖人物，都曾起到一定程度的进步作用。对此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予以肯定和估价。

马元章时期的哲合林耶则不应再作如是观。马元章总结前辈教主们失败的原因，由反抗官府的传统立场一变而为讨好官府、交结军阀的立场，千方百计取得反动政府的欢心和信任，曾获清廷赏赐的御笔亲书寿字中堂、袁世凯赐的一等嘉禾勋章。以此为靠山，他极力神化前辈教主，大搞拱北崇拜，从中获取大量金钱奉献和其他经济利益，使自己成为富甲一乡的大地主兼教主。这与马明心及其弟子们一生贫苦、自食其力的情景相比，不啻天壤之别。马元章极力宣传孔孟之道的封建等级观念，使教主帝王化，教主家族神圣化，规定教统继承的世袭罔替、父传子受制度，使广大教徒永远成为教主及其家族的“屋俩木”（奴仆）。这与马明心当年的主张恰成背道而驰，马明心正是以“道者公也，岂为一家私有”为号召争取民众的。马明心时期开设的道堂，既不依附于清真寺，也不统辖清真寺；马元章时期，教主私人的道堂已经凌驾于公有的清真寺之上，一个道堂统辖几十个、上百个清真寺，与之相适应的“教主——热依司、阿訇——教民”这套组织制度愈趋严密。因此，与其说马元章复兴了哲合林耶，不如说他使哲合林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辛亥革命前后，一些新兴教派旗帜鲜明地反对哲合林耶门宦，是带有一定反对封建专制和反对独裁意义的，马元章的哲合林耶的确是这种封建专制制度的典型代表。

总之，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一切人物、教派、事件，同研究其他任何问题一样，忌带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我们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去发掘一切书面的和口碑的材料，如实地反映历史，科学地评价历史，进而认识和把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找出中国伊斯兰教史发展的内部规律来。

二、关于历史分期问题

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分期问题，不少学者发表过许多很有见地的看法。其中李松茂先生关于将中国伊斯兰教史作为中国历史一部分的观点，我以为是很正确的。

诚然，中国伊斯兰教是世界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毕竟已植根于中国的大地，伴随着中国历史的整体步伐前进。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风云变幻，都必然涉及到伊斯兰教领域。因此，我们必须依据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总背景去考察当时的伊斯兰教历史。

1．伊斯兰教传入时期。由唐初至宋末，中国政府关于开展海外贸易的鼓励政策，使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源源不断来到中国，从而也带来了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中国的土地上也增添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清真寺建筑。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或曰移植时期。蒙古贵族的西征和元王朝的建立，造成“回回遍天下”的局面，伊斯兰教大规模传入中国；穆斯林一面介绍阿拉伯文化，如天文历算、造炮、医药等，一面积极学习汉族文化。这是伊斯兰教的普遍传入时期，或曰植根时期。从唐迄元，统称伊斯兰教传入时期。

2．广泛传播、曲折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从明初直至19世纪中叶。明王朝一方面重用穆斯林的文臣武将，另一方面又极力推行汉化政策。其结果：一是使伊斯兰教继续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宗教，回回民族形成，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占优势；二是促使伊斯兰教面对现实，开始适应中国的情况，发生一系列变化，带上明显的中国信教各民族和地区的特点。这些变化和特点，随着明王朝的覆灭、清王朝的建立以及清政府“以回治回”、“以汉治回”等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的推行，愈趋明显。经堂教育的创办和发展，汉文译著的出现和宗教学术运动的形成，教派斗争的产生，宗教旗帜下人民运动的开展，新疆和卓势力的兴起，甘宁青地区门宦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清真寺建筑的中国风格形成，都是中国伊斯兰教发生变化和带有中国特点的具体表现。这些变化适应从明初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已走下坡路这一总趋势，与整个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合拍。那种将历史分期划在明中叶至清初的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没有明初发生的那些前因，就不可能出现经堂教育、汉文译著等一系列后果，而前因与后果是不应分为两个时期的。

3．艰苦中的持续发展时期。19世纪中叶，殖民主义者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将中国人民推入苦难的深渊，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民主革命席卷全国，中国各族穆斯林同全国人民一道觉醒。云南杜文秀起义，西北回民大起义，新疆穆斯林一系列反侵略斗争，留东清真教育会成立，《醒回篇》出版，苏成璋阿訇留学日本，四川清真保路同志会成立，丁竹园、丁宝臣兄弟“保国即是保教”的呐喊，蔡大愚为宣传民主、科学的奔走呼号，都是中国穆斯林逐步觉醒的标志。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穆斯林又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郭隆真等人的革命宣传，西北穆斯林反对马家军阀的斗争，新疆穆斯林反对“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粉碎泛伊斯兰主义迷梦的斗争，黎·穆台里甫的革命诗篇，全国穆斯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卓越贡献，等等，进一步表明中国穆斯林的觉醒和进步。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斯兰教又有了艰苦的然而是持续的发展：全本《古兰经》的印制，王宽办学及新式伊斯兰教学堂的诞生，大批穆斯林书刊的出版，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开展，中国伊斯兰教团体的纷纷成立；教派方面，不仅有马元章重建哲合林耶及门宦制度最终确立，而且有反对门宦的伊合瓦尼教派与搞集体经济的西道堂的兴起。总之，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中国伊斯兰教不断适应着新的形势和调整着自己，在艰难中变化着、发展着。

4．全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各族穆斯林也获得了新生，中国伊斯兰教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全新时期。

纵观这一切，我们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去搞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分期，否则越分越糊涂，最终是一笔糊涂帐。

三、关于对中国伊斯兰教史发展的整体估价

有同志认为，在回族伊斯兰教史上有过两次文化复兴，一次是经堂教育的倡办和汉文译著的发表，另一次是王宽办学。其中第二次复兴很快又夭折了，中国伊斯兰教全面衰落。这种观点不准确，不科学，因为它不符合伊斯兰教在中国持续发展的事实。中国伊斯兰教在历史上虽经过种种厄难，但从没有过什么“全面衰落”，始终在厄难中沉默地、曲折地发展着，因此也根本提不上什么“复兴”或“复兴的夭折”。

先看所谓第一次“复兴”。众所周知，所谓复兴，是指衰落以后再度兴盛起来。没有衰落就没有复兴。那么，明中叶以前伊斯兰教是否全面衰落了呢？否!伊斯兰教入华后，从唐迄明，借助于本族之繁衍，客族之同化，不断繁盛；更兼它在中国既不传教，又不攻击儒家，一直没受人攻击。因此，不仅千年来元气不伤，而且穆斯林人口、清真寺建筑在增加，甚至以之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回回民族！这个民族的形成，始于元而终于明中叶，这一点已为广大回族史学界所公认。怎么能说这时的伊斯兰教反而全面衰落了呢？

认定明中叶以前伊斯兰教衰落的唯一论据，是穆斯林的汉化现象。这种现象无疑是存在的，它主要表现为广大穆斯林对汉族语言、文化的学习及明初统治者汉化措施的推行。阿拉伯、波斯、中亚地区穆斯林来华后，积极学习汉族语言、文化，以适应中国的环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它为伊斯兰教在中国扎根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穆斯林这种富有成效的学习从唐代就开始了，被称为伊斯兰教鼎盛时代的元朝尤盛。没有这种学习，胡登洲创办不出中国风格的经堂教育，陈思写不出汉文宣教石碑《来复铭》，明末清初乃至以后的汉文译著也不可能问世。明初虽曾禁胡服、胡语、胡姓及蒙古、色目人自相嫁娶，但未禁过伊斯兰教。相反，保护和敕赐清真寺、向教长颁发札副的事倒是屡见不鲜，甚至还有明太祖御制《百字圣赞》的传闻。那些“汉化”措施，不仅无损于伊斯兰教，而且客观上起到壮大穆斯林队伍、加速回回民族形成的作用。随着穆斯林汉文化水平的提高，伊斯兰文化水平相对减弱，很多人已不懂阿拉伯文，不会念《古兰经》，也出现一些宗教信仰动摇的现象。但是，伊斯兰教依然存在，清真寺还在敕建、扩建、改建。正如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高潮、低潮一样，当时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低潮阶段，充其量也不过是有一定程度的衰微。然而正是这种衰微恰恰孕育着它发展高潮的到来。经堂教育的创办，汉文译著的发表，就是这个发展高潮的标志。

那么王宽办学前伊斯兰教是否有过全面衰落呢？据说这种全面衰落始于乾隆中期穆斯林反清斗争失败，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河湟事变时，“伊斯兰教的大部分已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气，衰落到了极点”[①]。这种观点同样值得商榷。

1．“穆斯林贫（经济贫困）、弱（地位低下）、愚（文化落后）现象日渐明显。”这是事实，但不能以之证明伊斯兰教的全面衰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常识，“宗教偏见的最深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②]。贫、弱、愚的社会现象，是加深“宗教偏见”的温床，而不是宗教衰落的标志。越是贫、弱、愚，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就越深，从而把追寻来世幸福和精神上的解脱作为对追求今世幸福的替代品，以思想上的安慰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我们不应忘记。

2．“穆斯林社会政治运动基本停止”。这不符合事实。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苏四十四起义，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王宽办学，共127年。其中仅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就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田五等人领导的回民起义；咸丰五年（1855），徐天荛、安玉贤等领导新疆塔城回、哈等族人民焚烧沙俄贸易圈的斗争；咸丰六年（1856）至同治十三年（1874），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建立了18年大理革命政权；咸丰九年（1859），东乡族阿布都领导族人举起反清义旗；同治元年（1862）至十二年（1873），陕、甘、宁、青等省爆发了西北回民大起义；同治三年（1864），乌鲁木齐等地回民起义，妥得璘称“清真王”；光绪二十年（1894），甘肃回回、撒拉、东乡等族人民再次举行反清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河湟事件；光绪二十二年（1896），马仲英起事。请看，大规模的穆斯林社会政治运动何曾停止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有清一代，中国各族穆斯林群众，面对统治者的屠刀，毫不屈服，前赴后继，血战到底，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极为壮烈的活剧。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说他们“除日常谋生活动之外，基本上退居寺内，以不断的赞念祈求和谨守拜功，来求取所谓的来世幸福”[③]。他们虽屡遭野蛮屠杀，却从未有过丝毫怯懦。陈垣说：“至于回教势力，虽经清人屡次戳杀，其势不少衰。”[④]白寿彝说：“伊斯兰人在这几百年中受着长期压迫而始终不溃。”[⑤]林干说：“贯串着满清一代，几无一朝无回回的反抗斗争。……每经一次反抗斗争，宗教的观念就进一步的植根于回回的脑海，回教无形中成为回回生存的标志，大有‘回教存则回回存，回教亡则回回亡'的感觉。”[⑥]这些意见才是符合实际的。

3．“大量古老清真寺的毁没或残破”。有此现象，但非主流。对现存清真寺进行查点，会发现从乾隆朝至民国前修建的清真寺很多。乾隆四十六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源的奏折中称：“仅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共七座，许多府县都有回民聚居的地方。”甘、宁、青一带也如此，宁夏至平凉尽系回庄。沈阳清真南寺为康熙时建，后历朝均有重修；乾、嘉朝又分别建了北寺和东寺。吉林有17、18世纪的清真寺。呼和浩特清真大寺，乾隆五十四年（1789）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曾扩建、增建。道光年间，南京的清真寺发展到48座，成都亦有十余座。山东济宁东大寺大殿等主要建筑，都是乾隆时重修的；西大寺的中殿、后殿，是康熙、乾隆至道光初年陆续建成的，其大殿的总规模，仅次于北京故宫太和殿。有清一代，天津不断添建新寺和扩建旧寺；鸦片战争后，不仅新寺增多，而且多为新式样。西北地区庞大的道堂建筑群，如鸿乐府道堂、板桥道堂、西道堂、八坊十二寺等等，也都是此期作品。还可举出许多，请参看刘致平的《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刘先生说：“清朝时期的伊斯兰教建筑，已完全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形制……可谓千姿百态，争艳斗胜，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建筑的传统。”这应是对清代清真寺建筑的正确估价。清真寺建筑如此争艳斗胜，还能用来说明伊斯兰教全面衰落吗？

4．“教坊的分散性和独立性更加明显。”请问，教坊的特点不正是其分散性和独立性么？它是与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条件相适应的，与伊斯兰教兴衰无关。“陕西回族穆斯林教坊急剧减少。”个别地区教坊减少，不代表伊斯兰教全面衰落，不能以点代面，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经堂教育日趋保守。”到马复初、马联元时代，出现了云南学派，兼有陕西、山东两大学派特点，应该说是个发展。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日趋保守”，也不代表伊斯兰教衰落，因为它正孕育着新的宗教教育的诞生。“汉文译著基本上已经儒化而失去伊斯兰教特性。”不知是指哪一部？我们只知有以儒诠经的汉文译著，不知有失去伊斯兰教特性的汉文译著，能指出一部来吗？“伊斯兰教学术地位的明显下降。”马复初、马安礼、马开科、马联元等人的译著活动，是这一时期宗教学术活动的高潮，其学术地位是不低的。据说另外还有两种衰落的“表现”：“日渐纳入反动政府严密控制之中”；“某些回汉杂居地区穆斯林宗教观念更加淡薄”。其实，前者不过表明反动政府的压迫加强，后者则与事实相去甚远，均非伊斯兰教全面衰落的确证。

我同意白寿彝先生对中国伊斯兰教史发展的总体估价：唐、宋、元时代，伊斯兰在中国固然发展；在明、清时代，它也是在厄难中沉默地发展着。其特征：①穆斯林人口增加；②清真寺建筑在增加；③穆斯林民族意识在酿成；④伊斯兰教在明清时代已适应中国情况，自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带上了明显的中国特色。

*1987年秋季，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北京主办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者做了这篇发言，会后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

注释：

[①]李兴华：《格底木史初探》。下举引文，凡未另注者，均出此文。

[②]《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3页。

[③]李兴华：《格底木史初探》。

[④]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

[⑤]白寿彝：《中国伊斯兰之发展》。

[⑥]《回族史论集》第75页。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引自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