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西学东渐，西方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传统也流传进来，我国的伊斯兰教研究者应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手段对伊斯兰教的经典、历史、思想、教法等予以考察和思考。

一、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发展史

20世纪上半期的伊斯兰教研究者主要有：陈垣、金吉堂、白寿彝、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马以愚、傅统先、马坚、陈汉章等学者。他们的学术成果包括《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中国回教史研究》、《中国回教史》、《中国回教小史》等奠基之作。研究领域主要以伊斯兰教史和伊斯兰教经典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77年以后，我国伊斯兰教研究迎来了繁荣兴盛的最佳发展时期，在古兰学、伊斯兰教工具书、历史、教派、哲学思想，伊斯兰教国际政治和民族文化、人物、文学艺术等领域都获得了巨大进展，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在这一阶段，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也极为活跃。

在20世纪最后的20余年的伊斯兰教研究中，我国学者从多层面多角度分析和阐述了伊斯兰教研究历史潮流、现状及特点。例如，在《古兰经》的翻译和伊斯兰教工具书的编纂方面，出版了权威性的《古兰经》汉译本和维吾尔语译本，推出了一系列介绍研究《古兰经》的专著，从而使古兰学获得重大发展，而伊斯兰教辞典、百科全书的出版也为人们认识伊斯兰教提供了丰富知识。此外，在伊斯兰教历史学、教法学、哲学思想、人物评传、伊斯兰文化、文学、科学、艺术等研究方面亦成绩斐然，令人瞩目。

二、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范围更加广阔

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教义教规、清真寺建筑等一向是我国学者重点研究的常规课题，也是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近年这方面的研究更向纵深发展，涉及面更广。如关于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我国西部，把伊斯兰教与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就伊斯兰教自身发展与如何适应和促进西部开发的问题展开讨论。

近年，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很突出的一个成就是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在以前地区性伊斯兰教史编纂的基础上又迈出重大一步。例如，出版了《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和《中国南方回族历史人物资料选编》。传统上，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只注重西部地区的伊斯兰教，而忽略了南方的伊斯兰教。这两本书的出现说明，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开始克服注重西部轻视东部的现象。

三、中国与国际伊斯兰教研究

在国际伊斯兰教研究方面，由于国际上宗教极端主义者的活动仍然猖獗，我国学者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即所谓“政治伊斯兰”的关注和兴趣有增无减。学者们把宗教的研究与国际政治的研究结合起来，得出了一些见解独到的新结论。首先从总体上概略地探讨了“伊斯兰”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表现、特点、发展趋势以及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问题；其次，对政治伊斯兰的状态、发展趋势、发展动因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政治伊斯兰是一种具有多元性而非完全一致的运动。第三，从伊斯兰教法的角度对伊斯兰复兴运动予以分析，进而认为传统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宗教政治文化。

我国学者对国外伊斯兰教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是苏非主义，涉及到苏非主义的历史、思想和新苏非主义的发展。既有对我国伊斯兰苏非主义的探讨，如苏非派的传入、苏非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新疆的依禅派等问题，也有对新苏非主义的研究。目前，关于新苏非主义的研究刚刚起步，学术界对其重视尚不够。另外，学术界对中亚的伊斯兰教（包括苏非主义）似乎情有独钟，关于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论文明显增多，而且有专著出现。

四、新特点和新趋势

首先，伊斯兰教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于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不但表现在我国学者对西部大开发中伊斯兰问题的关注上，还表现在对国际政治中伊斯兰因素的分析上。学者们突破了以往单纯从宗教教义、历史、经典、仪式、教法等传统视角研究伊斯兰教的局限，而是从经济、政治，乃至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新角度来观察伊斯兰教。其次，伊斯兰教研究更趋向于细化和专题性，开始着手研究一些以前所忽略、难度比较大的问题，如对苏非主义的研究和我国各地区伊斯兰教史料的整理。这当然是在以前伊斯兰教整体性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开展的。第三，研究队伍的空前扩大。现在的伊斯兰教研究者不再单纯是宗教学者和历史学者，其他专业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文艺学等方面的学者，以及政府宗教工作部门的研究者的加入，极大地丰富了伊斯兰教研究的内容，推动伊斯兰教研究的发展。第四，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受到更多重视。“9·11”事件和随后美国对塔利班的开战，对我国更多学者关注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起了推动作用。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问题将成为研究热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4月18日，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