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术史”是，以某一学科或系统知识的发展与演变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即“研究的研究”。其宗旨在于总结以往研究之得失，为当前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就方法而言，学术史研究尤应避免将学术史写成书目问答、学者传记或学术流派的简单罗列，而是既要关注不同时期学术思想和研究倾向的演变与兴衰，又应从宏观考察历史环境和社会心理的变迁对学术思想演变的影响。简言之，即既重内在理路，亦重外缘影响。

就内容而言，“中国伊斯兰教学术史”泛指由中国学者对伊斯兰教进行的学术性研究之总和，即所谓“中国人的伊斯兰教研究”，而非仅指“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

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观察、记载最早始于一千多年前。如果我们借用乾卦“四德”来划分这一演变过程中的阶段，可将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与研究分为四个时期，即元始期、亨长期、利遂期与贞成期。

一、元始期

这一时期从唐代至宋元，经历了中国人接触认识伊斯兰教并将其诉诸文字的漫长过程，贯穿着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由“初识”、“再会”、“相识”、“相知”的认识过程。唐代便已出现了一些记载着伊斯兰教初兴及其概况的文献，如成书于贞观年间杜佑的《通典》、贾耽的《四夷述》、开元年间慧超的《往天竺五国传》以及后来杜环的《经行记》等。此后数百年间，又陆续出现了如《桯史》、《岭外代答》、《诸蕃志》、《萍洲可谈》、《岛夷志略》、《星槎胜揽》等著述。这些著述大多出自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手笔，有些属道听途说，难免以讹传讹；有些则是耳闻目染，诉说亲身经历。这些著述可视为中国人认识伊斯兰教的滥觞。同一时期，优素福·哈斯·哈吉布撰写的哲理长诗《福乐智慧》以及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编写的百科全书巨著《突厥语大辞典》则反映了伊斯兰教在喀拉汗国的影响。从今天来看，这些都亦可纳入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

二、亨长期

这一时期跨越明清两代。明清之际，回族等穆斯林中兴起的“经堂教育”与“汉文译著”被视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标志。以王岱舆、马注、刘智和马德新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穆斯林学者著书立说，开始阐发、介绍伊斯兰教思想功修与制度仪式。

这些学者不仅是信仰虔诚的穆斯林，也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士人。他们从事汉文译著的宗旨乃是要借用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来翻译、编撰、阐释和发挥伊斯兰教的学说和教义，其著述可以被视为早期介绍伊斯兰教著述的延续与深化。同时，他们投身汉文译著活动之目的有二：对内，是为了解决穆斯林内部“教义不彰、教理不讲”的信仰淡化问题；对外，则是为了赢得统治者与士大夫的理解与宽容。其出发点大多立足教内，撰述者仅限于穆斯林学人，因此，其影响也始终局限在穆斯林内部，未能在主流社会中产生真正影响。概言之，这些著述的特殊性在于它们属于由“圈内人”进行的主位研究。这说明，长期以来，在中国穆斯林社会内部已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伊斯兰教研究传统，这一学术传统可视为后来中国民间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源头。

三、利遂期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肇始于20世纪之初，并延续了半个世纪。它上承汉文译著之余绪，又能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宗旨等方面锐意进取，开启山林。究其原因，其一，以陈垣为代表的一批教外学者加入了伊斯兰教研究者的行列，改变了明清以来伊斯兰教研究以教内学者为主、教外乏人问津的局面。其二，这也是社会环境和时代风气使然。乾嘉以来的考据学风与西方科学的实证方法本有相通之处，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带有现代学术研究的科学、客观、实证等特征的研究方法被引入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领域，从而催生了现代意义的伊斯兰教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研究伊斯兰教的知名学者主要有：陈汉章、陈垣、金吉堂、白寿彝、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马以愚、傅统先、马坚等。其中，陈汉章《中国回教史》（1926年）和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年初刊）两部专著堪称中国现代伊斯兰教研究领域内的开山之作。随后，一批伊斯兰教研究的奠基之作也相继问世，如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1935年）、傅统先《中国回教史》（1940年）、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1940年）、马良俊大阿訇撰写的《考证回教历史》（1939年）以及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1943年）和《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年）等。这些专著集中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领域内的成就。

四、贞成期

20世纪下半叶乃是中国当代伊斯兰教研究学科最终确立的阶段。从时间上看，应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其间因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曾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才取得长足进步。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教研究可划分为“草创-停滞”、“重兴-繁荣”、“发展-转型”三个时期。

“草创-停滞”时期指1949年到1977年这段时间，是新中国成立后伊斯兰教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可以比作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童年期。这段时期，中国大陆地区的伊斯兰教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一方面，真正的学术研究寥寥无几，而且就连这一点少得可怜的成果也往往被划归其他学科的范围；另一方面，受“左”的影响，以往学者的成果也被视作糟粕加以批判和抛弃，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即便如此，新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机构还是创立了，其标志是196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立。

“重兴-繁荣”时期指1978年至2000年，这段时期可视为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青春期。当时理论界关于“鸦片论”、“文化论”的争论，对伊斯兰教研究的影响不容忽视。“宗教文化论”的意义不仅在于补偏救弊，祛除了过去在认识宗教方面的偏见，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伊斯兰教研究开辟了新风气、新门类和新方法。从此，伊斯兰教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伊斯兰教历史的研究，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体系庞大、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从思想、制度、物质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宗教文化论”带来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重兴与繁荣。

“发展-转型”时期指从2001年至今这段时间。较之前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逐渐成熟。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政府加大对学术研究的投入，各种科研课题和调研项目引导着学术热点此起彼伏。同时，学科意识明确化与研究理论多样化。特别是近年来培养出的一批具有明确学科意识和方法论倾向的青年学者，能够自觉运用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解读和分析伊斯兰教的典籍思想、历史现象和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研究群体也不断扩大，从而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来源：2013年2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