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潘晓笔名而问世于《中国青年》的那篇文章《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可说是当代中国信仰危机的一个象征。从那个时候起，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就伴随着一个如何走出信仰危机的问题，以重构中国人的信仰及其精神关怀。

30年的改革开放走过来了。肇始于30年前的那种信仰危机，迄今已大大改观。如今中国人的信仰自由，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选择空间与实践的可能。在社会变迁的催化之下，中国人的信仰观念与信仰模式发生了许多变更，信仰关系的分化组合，使当前中国人的信仰构成具有了多元化、多样性的诸多特征。从此角度来说，中国人已经走出了信仰危机的阴影。无论是道德信仰、文化信仰，还是社会信仰、民间信仰或宗教信仰，中国人已经能够多样选择，多元表达。这说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人的信仰选择和信仰实践，已经具有了巨大的承载空间与表达能力，那种认为大多数中国人缺乏信仰的简单说法早已过时了。

然而，经过细密的观察与深度的思考，我却发现在此信仰自由的背后，构成了另外一个与此紧密联系的问题，那就是这种信仰的个人化、甚至是私人化的取向，导致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危机。

一、信仰与宗教的差异

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但宗教无疑会包涵信仰；信仰危机涵盖了宗教危机的某些内容，但信仰危机的解决，并不等于宗教危机的解决。

此处所言信仰，指的是个人作为信仰主体而选择的终极关怀形式；而宗教则是以信仰为纽带的群体信仰结构，具有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是制度化的信仰实践。用一种专业术语来加以表达，前者是“伦理性的信仰模式”，后者是“规范性的信仰模式”。规范取向的信仰模式，要求遵守一种以该信仰为核心的价值准则，其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所有人而选择、建构；伦理取向的信仰模式，则是一种个人的、私人的价值要求，仅仅是少数人选择的信仰方法，对于其他人不具有约束功能。

因此，规范性的信仰模式，希望建立一种制度化的信仰规则与价值系统；伦理性的信仰模式则强调信仰与自我的关系，致力于把自己修炼成为该信仰的主体。

由此看来，30年前开始担忧、迄今尚有顾虑的信仰危机，指的就是这种规范性信仰的危机。特别是在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社会开始走出以个人崇拜、全民一个信仰的时代之后，中国社会似乎表现为“信仰真空”，精神乏力、信仰缺乏主导、固有价值体系所具有的吸引力弱化等等，强调的是信仰规范功能的丧失。可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迁，促使中国人在信仰选择层面，呈现了一种多元化、多元化现象，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大多得到了解决。

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念的建设，是国家信仰、政治信仰的建构；重建儒教，是文化信仰的建设要求；各种信仰传统的活跃，是中国人在民间信仰中的精神安顿；国祭炎黄、大禹与公祭孔子，是民族－－文化信仰的呈现；佛道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的选择，则是对各种宗教的信仰方式。

这些丰富的信仰方式，除了国家信仰、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各个层面之外，其他形式的信仰形式，大多是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自由信仰状态。然而，人们在面对这些制度化的、特别是制度宗教的信仰表达方式的同时，中国人的信仰方法却特别喜欢采用一种个人化的信仰形式，喜好在制度之外寻求自己的自由信仰，所谓方外之交、独善其身的信仰传统，从而呈现了当代中国信仰的另一种特征，那就是信仰私人化取向。

二、宗教与信仰的分离

中国人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是信仰一个超越的本原或神圣的关系。

中国人对宇宙、社会及人生命运，与其说有一种确认的信仰，勿宁说持一种未知或不可知的敬畏之心。所以其信仰的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以制度的形式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交通，以此反复加强对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同时亦不以可确证神人交通的方式深究其信仰结构，而仅仅满足于敬拜、冥思、敬而远之或用之、思而修身。[1]

因此，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如果要表现为一个社会的信仰模式，那就不得不依赖于现实权力关系或宗教制度；与此相反，人们如果要表达个人的信仰，常常喜好出离制度安排下、组织形式的宗教信仰。其中的问题，是中国人的私人信仰与制度化群体信仰的表达方式之间，本来就蕴藏着一种分合两可的双向关系。信仰是否危机？关键在于权力秩序、社会精神主体能否稳定。

“文革”之后出现的那场信仰危机，主要就是固有的权力秩序基本解构后的精神现象。权力秩序一旦改变，镶嵌在其间的信仰关系，亦随之被消解殆尽。而一旦建立了新的权力秩序，就基本等于再度建构了人们的精神归属，人的信仰又有了挂搭之处，信仰危机似能自然走出。

就此来说，当下中国人的信仰私人化取向，乃是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因为中国人的信仰私人化特征，其实也出自于中国当代法律对于信仰自由的制约，把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定义为私人的事情。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个人选择的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力量不得干预。所以，中国人的信仰自由，是合法性的信仰自由。在现有的五大宗教领域以内，无论中国人信仰什么宗教，他都将是一种自由选择和自由信仰。即使是民间信仰的选择，中国人也同样具有相当的表达空间，尤其是在底层社会，民间信仰更是活跃、自由。从此而言，中国人的信仰关系很丰富、很自由，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信仰，那种以人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为内容的信仰危机，似乎已经消逝了。

这种私人化的信仰方式，与依赖公共权力的体制宗教比较，它们能够自在随意，不拘时空，不受外在条件的限制。所以，在体制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人们更愿意选择私人化的信仰方式，以追随精神随意和个人意志的自在。于是，能够自由选择信仰的个人，“…就有可能从‘终极’意义的聚集中挑选他认为合适的东西——只听从由他的社会经历所决定的偏好的引导。”[2]个人的信仰自由，在宗教之外构成了信仰的私人化特征，从而在体制化宗教与私人化的信仰之间，呈现了某种分离。

三、“精神走私”般的信仰表达

中国人在此层面表现出来的神圣需求，最是丰富，也最值得注意。它基本不需要什么制度资源，不需要外在的人为组织。他们的信仰方式，自然而然，完全出自于个人需要。在特殊的时空里，具有特殊的利益诉求，面对特别的信仰对象。他们主张信仰的私人特征，干脆强调，信神不信教、拜佛不进庙，甚至类似于“人人皆祭司”的信仰状态。

这种信仰的社会特质，实际上是一种私人化的神人关系、圣凡关系的表达。庶民百姓、学者、白领、富人、甚至是官员，无不对此津津乐道，投身其中。显然，这种信仰方法，采用的是私人、甚至是隐私般的表达方式。神灵对自己的保佑，或许与别人没有关系，就好像人们到寺庙里烧香拜佛那样，各自卖香，各自求佛，私下许愿，天机不可泄露；愿望一旦满足，各自还愿，个人的心机，个人自了。

除此之外，中国人的信仰私人化取向，还有其他许多表达方法。比如，家中过会的民间信仰，寺观之外的佛道教信仰仪式，基督宗教在活动场所之外的团契，以及各种民营企业、私人公司中的信仰活动；甚至还有不同身份的人，在自己私宅中建有神龛，把宗教神职人员请到自己的私宅之中，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等等。

信仰就不局限于神人关系的表达和交通，反而成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构成，人际交往关系中的特殊资源了。对此现象，我经常用一句“精神走私”来进行讨论。许多政治精英、商业精英、民间社会精英或宗教精英，在他们表达各自的私人信仰的时候，它们大多是碍于自己的身份、地位，无法公开表达，只好借助于各种非宗教的形式，私下里了却自己的心愿。公共场域之中，他们只能把信仰收藏在个人的私密之处。

四、宗教危机的社会学意义

与30年来的信仰危机现象不一样，宗教危机的主要内涵，是人们有了信仰，却不一定要寻求与信仰有关的精神归属；人们有了宗教信仰，也不一定就信仰宗教，特别是对宗教制度所整合的信仰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和出离。这也就是欧洲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曾经有过的“信仰但不归属”（belief but not belonging）的问题。

就私人信仰的一般社会特征而言，私人信仰就是现代社会公民的独立而自由精神选择。它表现了中国人对个人信仰及个人信任的倚重，对制度宗教及其制度信任的一定质疑。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所以，唯有私人的信仰才可靠。

加上近年来宗教界某些商业化、功利化等方面的影响，宗教权威被私人信仰方式悬置起来，人们仅仅是选择了自己的信仰，以区别于对宗教信任的选择，同时也不愿意接受宗教组织规范的制约。就其实质而言，其关键还是制度信任的危机。

人们依旧局限在熟人社会的交往关系之中，仅只是信任那种能够见得着、能够把握、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交换的私人关系、神人关系。这种仅只是信任人际关系的交往方法，不得不影响到神人关系的交往，不得不左右了神人交往的社会学意义。为此，个人致富，个人奋斗，信神不信教，信佛不进庙，他们依赖自己的人际关系，不去信任熟人之外的任何关系。这就造成了宗教信仰层面的身份认同危机。

诚然，这还是当代中国社会中共同信仰的隔膜，同时也是制度信任的困难。最终是信仰强化，制度淡出，宗教弱化，独善其身的私人信仰浮上水面，阻碍了社会信仰共同体的建构。

这种私人化的信仰现象，就宗教的信仰关系而言，可说是一种宗教个人主义。它主要表现在人与神之间的交往关系之中，是从神的信仰那里获得的一种独立、自在、个我的信仰方法，同时也是宗教权威与个人信仰自由之间的矛盾结果。它的主要特征，是信仰超越了宗教，在于对宗教体制的出离，为自己个人信仰而不选择对宗教体制的信任与依赖。这是宗教信仰，但不信仰宗教；有信仰，却无宗教约束。为了个人的信仰自由，仅只是以自己方便的路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寄托。

至于私人化信仰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祛除信仰的私人性和神秘性，如何使其信仰能够实现其社会性表达和社会性实践。因为没有社会性的信仰，私人信仰就非常容易变为纯属于个人的神秘体验。特别是在信仰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层面，信仰一旦在表达和实践层面缺乏了秩序与法制的支持，就会流失于个人私事，变为私人信仰，成为纯属个人神秘体验的私人信仰。

因此，中国人之拥有私人信仰，并不见得就能实现信仰的社会共享与社会团契、信仰的规范性建构，并不见得就是宗教社会性的确认。恰好相反，它们反而会可能导致信仰的公共性、社会性的严重缺乏，最终构成宗教危机。

五、后改革时代的中国信仰

信仰私人化的普遍现象，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基本上还是一种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它的主要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礼仪交换、精神关怀，依旧决定于私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是制度化权力与个人利益、私人信仰彼此交换、整合的结构。

在私人信仰的表达方式之中，同样也内涵一个信仰及其信仰资源社会化的问题。个人的信仰、信仰表达的资源社会化，实质上是一个信仰表达空间如何获得的社会学问题。它与体制宗教借助于公共权力来表达自己的神圣化要求，在宗教与法制关系层面上，其问题如出一辙，大同小异。如果公共权力的神圣要求不是借助于体制宗教，而在于政治民主化的形式，进而把神圣资源交还给社会，交还给信仰者自己，那么，中国人表达信仰的方式，就不会局限为个人私密的形式，不会把信仰视为一种现代公民的隐私、个人私事了。为此，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方式之中，依然深藏着值得深入挖掘的社会学意义。

在这里，信仰的私人化即意味着信仰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亟需一种制度性的推动力。“如果还以为个体化只是影响某个群体，而不去全面思考它对社会结构造成的深刻变化，并通过社会学分析把这种作用揭示出来，那就完全错了”。所以，就现代公民社会的认同方式来说，私人信仰依然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在此基础之上，“私人的便是政治的。”[3]因为它们在个人信仰与神圣资源的关系上面，再度展开了另一种中国“宗教社会化”[4]的时代主题，这就是后改革时代中国人私人“信仰社会化”的问题。

换言之，当下中国人的私人化信仰，如何能够自发自由地变迁为社会化的中国信仰模式，或许就是后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之一了。

注释：

[1]参唐逸《基督信仰中国本土化的症结》，北京：《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

[2]托马斯·卢克曼《无形的宗教——现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年，第119-110页。

[3][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著《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第71、83、60页。

[4]关于“宗教社会化”，参李向平《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中相关论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引自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