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年）是德国同善会的传教士。曾被德国伟大作家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年）称为德国“最开明的、与教会格格不入的基督信奉者”。

    1899年，德国同善会开始在德国招收到中国的传教士，卫礼贤报名并被选中。1899年卫礼贤抵达青岛，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22年的生活。在青岛，他不仅结识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开始了《易经》的翻译工作，而且结识了辜鸿铭、康有为等中国文化的著名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显然，这样的文化交往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也促进了他的翻译事业。

    1920年卫礼贤回到了德国。一年以后，他又被任命为德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科学参赞，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期间，他开始和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们交往。蔡元培、胡适、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张君劢都成为他的座上客。显然，这段经历对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由于卫礼贤的中国典籍翻译在德国产生的影响，1922年法兰克福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1923年他离开中国回到德国就任法兰克福大学汉学教授，开始了他的汉学生涯。他成立了法兰克福汉学研究所，先后邀请了蔡元培、胡适、伯希和等来法兰克福讲学。他接着创办了《Sinica》和《Chinesisch-deutscher Almanchxu》学术刊物，使它们成为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中国研究学术期刊。此时，卫礼贤的学术生涯走到了顶峰，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汉学研究这个狭小的天地，而在德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30年3月1日卫礼贤走完了他生命的历程，享年57岁。

    二

    如果说民初时代，胡适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向西方学习的代表，希望通过解释出中国哲学中的科学和逻辑思想，从而与传统经学解释划清界限；那么，卫礼贤则代表了西方思想界中批判唯科学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潮。因此，他主要是从中国哲学和思想与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不同，从“异”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哲学的。卫礼贤这样的立场在近代文化史上著名的“科玄论战”中表现出来。

    1923年，张君劢发表了《人生观》后，丁文江以《玄学与科学》回应，拉开了当时的科玄大论战。中国的科玄论战实际上是欧洲两大思潮在中国本土的反映。以张君劢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思想资源，用来批判当时所引进的西方唯科学主义。而此时，卫礼贤则将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介绍到了中国，通过阐发中国古代思想的人文价值，推动了中国近代保守主义的兴起。

    卫礼贤在思想上迎合了张君劢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他们的精神一脉相承。作为一个西方人，他从中国文化中找到了希望，并对西方的逻辑主义、科学主义和帝国主义完全丧失了信心。这让他成为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精神盟友。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张君劢对卫礼贤的评价：“正当中国高呼‘打到孔家店，打到旧文化’的时候，外国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却在觉醒。……卫礼贤曾是并且始终是这方面的创造者。他应当被安放到专门供奉文化交流的英雄们的殿堂之中。如果他是中国人，人们也许会把他供奉在文庙，那里会集了伟大哲人孔子的历代信徒。”

    如果只是一般的考察作为汉学家的卫礼贤和中国近代思想的关系，是说不清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影响和地位的。正如当代德国汉学家罗梅君所说，“从这一观点看，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与汉学家对中国人的认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密切联系。……何种文化批评思潮，包括卫礼贤的思想，以及他们站在‘西方立场’上的看法，共同影响着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卫礼贤生活在中国，他与中国各类文人的交往，使他参与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他的变化和思想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三

    卫礼贤的传奇之处在于，他是对中西两边的近代思想史都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他不但参与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而且深入地卷入了自己国家思想文化的进程。

    如果说利玛窦的《天主教传入中国》曾引起17世纪西方思想界的关注，那么卫礼贤的汉学实践在西方所引起的文化互动与互视要复杂得多，也有意思得多。他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不仅将中国在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程度上带入了世界；同时，他的思想和感受，他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解释，又搅动了德国近代思想的进程。只有当我们从西方近代思想史角度来审视卫礼贤的汉学翻译和汉学实践时，我们才能真正地揭示出其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思想界弥漫着一种极为悲观的情绪，对欧洲文化失望，对西方文化厌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的《西方的没落》。卫礼贤和斯宾格勒看法一致。他说：“斯宾格勒谈论西方的没落绝不是偶然的，西方的没落已经是当代的普遍感觉。就在我们产生西方走向没落的感觉时，东方却放射出越来越夺目的光芒。”

    卫礼贤认为，欧洲思想的本质是逻辑主义、理性主义。在欧洲人看来一切都是有因果律的，探究世界就是发现规律，这种单线条的思维方式是欧洲思想的基础。“整个世界被包围在一张由这类技术设施结成的网中，处于核心的始终是强大的欧洲文化。这一切都建立在欧洲因果联系思想的系统观基础上。”但欧洲文化并不能全部揭示世界的真相，在他看来，这只是世界的一个方面。而中国的思维方式更为周全。他以《易经》为例，说明在中国文化的世界观中，世界不是一个单纯因果律的机械装置，而是一个有着成长和发展的有机体，在东方产生、发展、消失和变化才是事物的本质。他认为，“我们不应把世界理解为只是由因果构成的空间，而是将其理解为一个时间过程，理解为一个处于时间变化中的概念”。

    在欧洲文化思潮中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是一个长期对立而相互影响着的思潮。显然，卫礼贤选择的是前者。他通过翻译中国的典籍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在法兰克福，他通过两次组织中国文化讨论直接介入了欧洲思想界。他把辜鸿铭介绍给西方，把辜鸿铭的《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翻译成德语，使其在德国名声大噪，这是他用中国思想参与欧洲思想争论的表现。

    欧洲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潮中很少有汉学家，而真正懂得中国文化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他们只是拿东方来作为一个“镜子”，作为一个“他者”；而卫礼贤不仅仅是在个人生活的经历和感情上热爱中国，而且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人。他从哲学的角度说明了中国对世界的价值，对欧洲的价值。他用中国思想对欧洲机械主义的批判，他用《易经》思想对单一逻辑思想的批评，这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都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思想和论述，实际上大大超过了当时不少的欧洲哲学家和浪漫主义的理论家。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国内学术界从事20世纪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研究的学者，几乎无人关注到卫礼贤思想。实际上，一旦将其放入20世纪的西方思想史中，他要比雅斯贝尔斯更先觉，比海德格对东方的认识要全面。他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的认识不仅比莱布尼茨和伏尔泰要深刻，就是在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界也难有比肩者。在欧洲20世纪思想史中卫礼贤应具有重要的地位，只是他长期以来被忽视了。

    四

    卫礼贤的苦心没有白费。他的译著，以及在法兰克福的一系列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在德国文化界和思想界留下深深的痕迹。德国著名文学家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年）在《我观中国》一文中介绍了自己的书房，“我踱至书库的一角，这儿站立着许多中国人——一个雅致、宁静和愉快的角落。这些古老的书本里写着那么多优秀而又非常奇特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在可怕的战争年代里，我曾多少次在这里寻得借以自慰、使我振作的思想啊”！黑塞书房中的这些书很多就是卫礼贤的中国典籍的译本，卫礼贤的这些译本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黑塞的文学创作，他的诸多文学作品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营养。当代学者卫茂平认为：“黑塞的超脱尘世看似带有某种佛性，实际上就其吐纳星空的气势来看，更近于庄子汪洋自姿，物我为一。”

    荣格（CarlG.Jung，1875-1961年）是20世纪心理学的重要人物。他在创造“集体无意识”这一理论时，读到了卫礼贤所翻译的《太乙金华宗旨》，一下子豁然开朗，从中国文化中发现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存在，证实了自己的理论。

    荣格对卫礼贤的翻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对我来说，他最伟大的成就是他对于《易经》的翻译与论述。在我见到卫礼贤的译本之前，多年来我一直在使用莱济的不太地道的译本，因此我充分认识到这两个译本之间的巨大差异。卫礼贤成功地通过了一种新的与生动的方式，使这一古老的著作焕发生机。在此之前，不但很多汉学家，而且甚至很多现代的中国人，都把这一作品看成是一堆荒谬的魔法公式。没有哪种作品比《易经》更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千百年以来，中国最具有智慧的人们一直在使用它，对它作出阐述。至少对那些明白它的意思的人们来说，无论它问世多少年，它都会万古长青。作为幸运的人群中一员，我得益于卫礼贤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作为一个中国大师的学生和中国瑜伽的入门者，卫礼贤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细致的翻译工作把《易经》带入我们的生活。对卫礼贤来说，《易经》的实际应用永远不会过时。……卫礼贤做的可不是一件小事，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包容一切、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画卷。更重要的是，他传授给我们能够改变我们人生观的中国文化精髓。”

    荣格也认同卫礼贤对于欧洲文化的认识。认为他们都“已经厌倦了科学的专业化合逻辑性研究”，希望从东方得到一种具有开启性的真理。他从精神上理解卫礼贤所做的工作的意义。认为卫礼贤的努力意味着他也要让自己的文化世界和精神天地重新改变，要以极大的谦卑向东方学习。荣格说：“要不是卫礼贤让他的那个欧洲的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他永远也不会创造出这么完整的不带任何可疑与武断迹象的东方画卷。如果他坚持仍东西方在他自己心中硬碰硬，他向我们展示真实中国的任务就不能完成。要完成这一命运交给他的使命，牺牲掉那个欧洲卫礼贤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没有这样的变化不可能从精神气质上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

    荣格给予卫礼贤的评价是前所未有的，认为他不仅“创造了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并给予了整个西方世界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珍贵文化遗产”。而且他认为卫礼贤的工作达到了极致的水平，“他的思想触动着全人类，现在如此，永远如此”。这里荣格已经把卫礼贤放在了西方大思想家的高度。这样高度的评价不仅在20世纪的西方汉学史上是罕见的，就是在整个西方汉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卫礼贤——一个用自己的生命拥抱中国的汉学家，一个真正理解了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伟大翻译家，一个将中国文化化为自己思想与灵魂，而展示出中国思想文化世界性意义，为人类文化发展指出发展方向的思想家。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来源：2015年5月25日《光明日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