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至23日，中央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未来的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容丰富，其中关于如何引导宗教中国化是一个突出的亮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那么传统文化有哪些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的观念可以用来引导宗教？各种宗教又应当如何使自己的基本教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学无疑是其主导部分，儒家的宗教观对于中国古代宗教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孔子提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孔子把宗教问题提高到了“务民之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高度，而“敬而远之”则包含了今天所说的“政教分离”的含义。中国古代佛、道教都很发达，历史上宠佛信道的皇帝不少，但是国家从来没有把佛、道教当作意识形态，国家的官方文件也从来没有用佛教术语写成的。

我们还要注意到“远之”的前提是“敬”，不是真的尊敬“鬼神”，而是尊敬宗教、尊重信教群众。当前宗教学理论上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有人将有神论、无神论两种世界观上的对立，作为宗教政策的依据。所以，很多干部认为信仰宗教就代表着落后愚昧，宗教徒多了就是宗教政策的失败。如果片面、过分强调这一点，实际上是把我们党放到了国内几千万信教的少数民族、几亿汉族信教群众，全世界几十亿信教人民的对立面。这对于在民族地区开展党的工作，在广大汉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创造和平发展环境极为不利。

儒家宗教观还包括“神道设教”说。《易·观》：“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中国古代的圣贤把宗教看成是圣人教化百姓的工具，信仰内容并不重要，重在信仰的后果必须有利于社会的教化。“神道设教”可以说是古代的“统战理论”，是儒学政治智慧的集中表现，这也是中国人对待宗教认识上的特色。古代政治家一向以教化论的世界看待宗教的社会价值，把佛教、道教、景教、祆教、伊斯兰教都看成是和儒教一样的教化工具。在历史发展中，这些宗教也都在努力开掘自身教义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的因素，并用这些思想教化信众，共同促使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根据儒家“和而不同”、“殊途同归”的价值观念，无论对于“鬼神”是否有信仰，双方交往的归宿不是谁消灭谁，而是在保留信仰差异的前提下和谐相处。儒家的这一价值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应当允许不同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的合法存在；二是不同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应当求同存异，和谐相处。作为外来文化的一方，佛教主动接受“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放弃了“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气派，主动在教义中寻求和谐与圆融的文化因素，强调自己与中华文化的和谐。其中，天台宗的“止观并重”、“三谛圆融”，华严宗的“六相圆融”、“一多相摄”、“理事无碍”等思想，就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价值的思想光辉。据佛教方面专家研究，中国佛教界广泛使用的术语“圆融”二字，并非出自佛经。在梵文、巴利文佛经中，也都没有这样的字眼，“圆融”二字是中国的佛教徒将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在这种“圆融”观念的指引下，佛教内部众多禅师纷纷写作撰述，大煽“禅教合一”、“三教合一”之风。不仅造成了佛教内部教、宗二派的和谐相处，也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教的和谐相处。有了宗教的和谐、文化的和谐，自然也就有了社会的和谐。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汉文化汪洋大海中的回族来说，过分强调排他性的一面，无疑是自绝生路。所以，明清之际，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著名伊斯兰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以儒释经，创造了一种中国化的伊斯兰教，为回族与汉族社会的协调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推动了回汉民族文化的融合。为了论证伊斯兰教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明清回儒们提出了“二教同源”说，认为伊斯兰教的教义与儒家的纲常伦理同出一源。例如，王岱舆说：“吾教大者在钦崇天道，而忠信孝友略与儒者同。”（《正教真诠》）刘智在其所著《天方典礼》中，将“五典”与伊斯兰教“天命五功”相并列，即人们常说的“天道五功，人伦五典”。正如《天方正学》所说：“东方孔子仲尼，西方穆罕默德，心同理同，道无不同，均能尽其性，以尽人物之性。”他们在抽象的人心、人性上，找到了儒教与伊斯兰教的共同性。在政教关系上，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大力宣扬“二元忠诚”的思想，提倡：“人生在世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在回儒们的注释下，伊斯兰教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汉回民族的相互理解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各种宗教相互交流、融合的实践充分说明，各种宗教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才可能变成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同样，当今社会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可以引导各宗教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来源：2016年5月24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