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筹建，中国宗教学开始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进入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2016年的“5.17”讲话之中，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由此，加快构建中国宗教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为中国宗教学界的中心任务。

那么，中国宗教学应该具备的“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是什么?简单地说，关于中国特色，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唯有中国人才能做好的;第二，唯有中国人才愿意去做的。例如，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及中国古代宗教文献的研究，属于中国人的研究专长，是中国宗教学的优势所在。又如，宗教中国化研究，这也几乎只是中国人的关注热点。至于普遍意义，则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能够达成共识的。如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等源自西方，我国宗教学界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等方面与国外学者大致处于相同学术范式，能够比较容易地开展学术对话。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为推动中国宗教学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宗教学专业期刊，几乎与中国宗教学同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先后于1979年创刊《世界宗教研究》，于1980年创办《世界宗教文化》(原名《世界宗教资料》)。1982年，四川大学创刊《宗教学研究》。这三个刊物至今仍是我国宗教学领域仅有的专业学术期刊，代表着我国宗教研究的水平和最新发展。因此，在中国宗教学“三大体系”的建设之中，这三个刊物将继续发挥重要的学术平台功能。而本文将结合近十年(2010－2019)宗教学三大期刊发表的学术成果，寻找学科体系建设的方向，总结学术体系的成就，提炼话语体系的关键词，并对未来如何建设“三大体系”进行探讨。②

一、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的特色在哪里?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体而言，是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总结长期的革命和发展经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人近百年的智慧结晶，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结果。我们在发展中国宗教学之时，要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精神实质，并结合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学三大期刊近十年一直给予高度关注，相关论文比较多。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础、问题与路径、不同形态、方法论等理论基础层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①，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完善程度。如牛苏林从“鸦片论”“幻想论”“掌握论”切入辨析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石，陈慧平指出立足于最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必由之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经典著述和人物也有新的探讨②。同时，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外延，让其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不断发展，③近年又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伦理观和马克思主义宗教治理观等新的研究领域。④

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之中，无神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区别于古今中外其他的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对于科学无神论，我们只有坚持深入研究，才能做到向广大群众宣传好无神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之初，就有“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指导方针，所以在无神论的研究方面拥有深厚的传统和积淀。2017年和2019年，《世界宗教研究》发表多篇关于无神论的论文⑤，对无神论的理论进行了多角度阐释，在宗教学界重新掀起了无神论研究的热潮。《世界宗教文化》论文则以国外无神论为重点、兼顾我国无神论发展情况⑥。

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内涵，自2016年开始得到深入研究，也是《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文化》对此专题比较重视。叶小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包括了基本观点、基本认识、基本方针三个层面。⑦刘福军比较了毛泽东思想宗教观、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宗教观和当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宗教观，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特色内涵。①何虎生、张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包含了理论根基、特色优势、实践路径、思想精髓四个部分，具备科学性与创新性、时代性与针对性、实践性与指导性、开放性与凝练性。②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中国特色宗教学科体系的基础，而民族宗教学可以成为另一个特色分支学科。在我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二者具有不可割裂的深层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对民族、宗教事务往往采用结合在一起处理的管理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创立符合国情的民族宗教学，来指导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在民族宗教学领域，牟钟鉴可以被称为学术带头人③，他主编的《民族宗教学导论》④奠定了民族宗教学的理论框架，是对马克思主义、儒家和西方这三者的民族观、宗教观的综合。在民族宗教研究方面，《宗教学研究》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些年一直坚持民族宗教研究栏目，对瑶族、彝族、苗族、哈尼族、羌族、藏族、土家族等众多少数民族的信仰研究给与了极大的支持，直接推动了民族宗教学的发展。

在普遍意义方面，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应包括宗教哲学、宗教史学、宗教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经济学、宗教生态学等与国外宗教学研究分支学科相对应的部分。中国宗教学的起步，以研究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世界三大宗教为对象，由研究哲学、历史、语言出身的学者转型成为最早的中国宗教学者，这让中国宗教学以哲学、史学、文献学为根基。宗教学三大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也以这三种类型的研究范式居多。而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等在中国宗教学界相对较晚出现，且研究人数相对较少，但该部分领域的学者对国外理论非常熟悉，跟国外学界的交流也比较频繁，对中国宗教学界发挥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创办了以这些分支学科命名的集刊《宗教与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这些刊物担当了重要的学术发表平台。不仅如此，宗教学三大期刊上刊登的这些领域论文数量也不少，尤其是《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文化》不定期刊登宗教社会学和宗教心理学专题，既包括对西方理论的介绍，也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此外，宗教经济在近十年也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宗教经济学也在逐步形成之中，已经有学者对中国宗教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框架进行探索⑤，虽然近两年该领域热度有所降低，如果加以推动，有望跻身宗教学分支学科之一。

上述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学分支学科，其意义在于用世界学术语言讲述中国的宗教状况，这种学术上的接轨能够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有利于消除国外对于中国宗教状况的误解，更好地向世界展现中国宗教和中国宗教学的形象。

二、中国宗教学学术体系之中有哪些有影响力的理论和研究领域?

中国宗教学的学术体系是在学科体系之上的发展和演绎，其应包含学术组织、学者群体、学术理论、学术研究领域等构成因素，相比学科体系更为复杂多样。在学术组织方面，中国宗教学会是中国宗教学的权威学术机构，其下有众多二级学会和专业委员会，这基本上成为了中国宗教学学术组织的主体。学者群体方面，近年也经常有高影响力学者排名，体现了目前宗教学学者的学术产出状况和成果影响力。而在学术理论和学术研究领域方面，还有待进行总结，厘清这些年我们究竟涌现了多少宗教学理论，有多少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研究领域。

从现代宗教学的创始人缪勒提出的语言疾病和太阳神话理论，宗教学的发展就是不断出现新理论阐释宗教现象的过程，中国宗教学的发展也不例外。一般公认中国的宗教学理论奠基人为吕大吉先生，他于1982年主编出版的《宗教学通论》是中国第一部有分量的宗教学理论专著，其中最具有学术创新的理论是“宗教四要素说”。宗教四要素说，认为宗教是由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体制四要素逻辑构成的社会文化体系，是“宗教要素的结构性分类”方法，对宗教现象进行分类，并据此构建宗教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性原理。在其后的修订版《宗教学通论新编》之中，更是将“宗教四要素说”贯穿全书，作为分析各种宗教现象、认识各种宗教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可以说，“宗教四要素说”是最早的中国宗教学原创理论，对中国学者认识、研究宗教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但是随着研究的细化，最近十年很少见到基于“宗教四要素说”的研究论文，虽然有些遗憾，但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该理论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宗教进行框架式分析的历史功能，而且对于入门宗教学的人而言至今依然是基础的理论指导。

而近十年，比较有影响力的学术理论数量不是很多，尤其是能够引发学术共鸣的理论则更少。以下基于宗教学三大期刊发表的成果，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予以概述。

近十年国内宗教学界引发较大学术共鸣的理论为“宗教风险”理论。宗教风险理论的提出始于2015年申请立项、2016年完成招标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宗教风险研究”。该理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郑筱筠提出，其指出: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宗教因素可能成为风险，在政治、经济、社会各种领域以不同形式体现，甚至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宗教可以推动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和文明交流互鉴，但宗教的变量作用可以说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由此引发“蝴蝶效应”，在“一带一路”实施中尤其要注意防范宗教风险。①该理论提出之后，成为“一带一路”宗教问题研究的重要指导性理论，自2017年开始，郑筱筠所长带领课题组开始发表国别宗教风险研究报告②，《世界宗教文化》连续设立专题，发表数十篇宗教风险研究论文，宗教风险成为“一带一路”宗教研究的高频词。可以说，“宗教风险”理论的提出和发展过程之中，《世界宗教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体现出了期刊的学术平台对于“三大体系”建构的支撑价值。“宗教风险”理论的提出是风险社会理论与中国宗教学实际问题结合的产物，成为了世界宗教现状问题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是我国宗教学界原创性的学术贡献。

2007年，美国华裔学者杨庆堃的英文专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虽然这本书英文版早在1961年就已经出版，但是中文版出版之后依然掀起中国宗教学界对杨庆堃的讨论热潮，尤其是他的“分散性和制度性宗教”理论成为研究热点③。范丽珠、陈纳、李向平等人都有相关研究，《世界宗教文化》更是推出了相关学术对话专题④。除了关于杨庆堃理论的专题研究，很多宗教研究论文之中也会使用分散性，以及弥散性、弥漫性等概念解释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现象，由此可见杨庆堃的理论基于其对中国社会的敏锐观察，已经逐渐成为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

在中国，佛教是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性的宗教，佛教研究是中国宗教研究之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中国的佛教研究以文献、历史、思想研究为主，在理论方面主要围绕“人间佛教”理论进行研究。20世纪初，太虚大师目睹当时佛教主要靠做死者丧事营生的状况，提出了佛教应着眼解决人生问题的“人间佛教”理论，后经赵朴初居士等人发扬光大，目前仍是中国佛教指导性的发展理论。而中国佛教研究的学者，则从学术角度对人间佛教理论进行了完善，提出了建议。宗教学三大期刊也对“人间佛教”持续予以关注，洪修平、赵翠翠等人为此研究领域代表性学者。⑤因为“人间佛教”是中国佛教在禅宗之后对佛教的另一重大创新，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也将继续是佛教研究领域的最重要的理论，所以学界有必要继续深化相关研究。

在中国宗教管理方面，近十多年新出现了“宗教生态平衡”论，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宗教生态平衡”论将宗教文化视为生态系统，主张国家宗教治理的目标就是维持这个系统处于平衡状态。该理论由牟钟鉴提出，其《宗教生态论》一文系统论述了该理论。该理论提出之后，引发了学界甚至教界的各种声音，既有人肯定其合理性，又有人基于市场论质疑靠外界力量干预去维持所谓“宗教生态平衡”是否妥当。当然，所谓平衡是否是个伪命题也存在争议，现实社会之中就是不断变化的动态平衡，不断自动重复失衡和达到新平衡，那么去维持一个平衡也就没有意义。此外，这个理论提出的背景为基督教在中国快速发展，所以引发了基督教内人士的不同声音。从宗教学三大期刊相关研究来看，2010年至2012年为学术热点，之后相关论文迅速减少。①总体来看，基于种种原因，“宗教生态平衡”论在提出之后的数年内引发热议，但目前学界的关注度有所回落。

在引进西方宗教学理论方面，宗教资本理论在几年前比较引人关注。宗教资本，以及相关的宗教社会资本、灵性资本等，是从社会学衍生出的概念。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布迪厄、艾纳孔、斯达克等人奠定了此理论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简单地说，宗教资本是对于宗教投资的经济、情感资源，而宗教的社会资本更多强调宗教组织之间、宗教与社会之间、社会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等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灵性资本概念由于一直具有模糊性，所以诞生之后难有大的作为。这些理论、概念可以归为大的宗教资本理论体系之中，成为分析宗教在社会之中作用的研究方法。在宗教学三大刊之中，《世界宗教研究》发表了运用该方法的论文，肯定了该理论的学术价值。②《世界宗教文化》对该理论也比较关注，不仅有翻译国外学者的论文，而且组织了专题学术讨论，以及刊登了运用此研究方法的论文。③

同样源自西方学界的还有公民宗教理论。1967年，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在论文《美国的公民宗教》之中最早提出公民宗教的概念，引发了美国学界的反响，当然批评和反思也比较多，最终贝拉于1989年宣布不再使用该概念。④事实上，除了贝拉，还有其他关于公民宗教的理解，主要围绕关于宗教对于国家建构和存续的意义。这个理论与卢梭的认为国家的存续需要宗教的观点一脉相承，并非完全新创，而且在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开始边缘化。但是在最近十多年，被中国宗教学者重新与中国社会相结合，提出了儒教是否能担当中国公民宗教的话题。关于此理论，《世界宗教研究》比较关注，并两次刊登孙尚扬相关主题论文，可以由此反映中国学界对此理论的借鉴和思考。⑤

除了以上介绍的理论，还有一些理论创新虽然在提出之后尚没有引发太多的学术共鸣，但是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下面将举出其中几例。关于宗教的起源，姜生于2011年提出了自我意识起源说，认为人类自我意识的最初觉醒是一切宗教之源，诉诸荒诞逻辑则是宗教特有应对，这两大要素在宗教中具有本质性。⑥此观点发表后引发了学界的回应⑦，其学术意义有待继续探讨。2012年，孙亦平提出宗教和平学的构想，认为宗教和平学是和平学的发展，是对宗教冲突作具体分析，并通过宗教对话寻求解决方法。①2016年，王卡基于对中国本土宗教的分析，提出虚神信仰说。②他提出，中国本土宗教的虚神信仰是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逐渐形成的，是有神论的，又是无神论的，是宗教性的，又是世俗性的，因此被王卡命名为“虚神论”，以区别于来自西方的神学概念。以上这些学术观点都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文化》，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期刊对于学界理论创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支持。

当然，在三大期刊之外，也可见其他学者提出的理论创新。如王建新提出的宗教文化类型论。他认为，基于宗教文化类型可以有效进行中国各民族宗教文化的动态研究，其理论意义在于能为宗教文化动态的宏观把握提供有效视角，而其应用价值则体现于能为局部地区宗教民族志的微观研究寻找合理的方法论依据。③

总体来看，在宗教学三大体系构建之中，理论建设方面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第一是原创性的理论还偏少;第二是原创性理论的学术影响力还不够。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学界的风气偏实证性问题研究，对宗教学理论投入的关注不够;西方宗教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的思维和方法容易受其影响，采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象的研究较多，忽视了自身的理论创新;学术共同体对中国原创理论的重视程度不够，有的理论有学术潜力却没有被充分讨论和发展，没有凝聚一些学者进而形成学派;缺乏学术自信，对提出理论比较谨慎，不希望自己的观点受到批判。实际上，无论是宗教学还是其他学科，任何理论都会有缺陷，都会在批判中被完善或扬弃，为了推动中国宗教学原创性理论的发展，首先三大期刊应该对理论性文章给予高度重视，提供展示学术新范式的平台，这样必将有利于中国宗教学理论水平的提高。

关于近十年中国宗教学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比以往更加的多元化，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现状研究、国内研究还是国外研究都拓宽了传统宗教研究的领域。从三大期刊来看，《世界宗教研究》论文主题全面、广泛，理论研究方面具有特色，《世界宗教文化》突出对国外宗教状况的关注，而《宗教学研究》则继续坚持以道教研究为特色，兼顾佛教、基督教、少数民族宗教研究。如果按照宗教来划分的话，佛、道教的经典、历史、思想研究一直是占据重要地位的研究领域，基督教研究领域则主要在哲学思想、传播现状、来华传教士等，伊斯兰教侧重中国化、反极端主义研究，民间信仰侧重神格和仪式研究。国外宗教研究方面，重点关注该国宗教历史与现状，问题意识之中涉及外国宗教问题对我国造成的影响。此外，结合“三大体系”的需要，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以下研究领域。

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是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具有特色和重要性的学术领域，以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信仰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随着华侨华人传播至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信仰体系。其中，关帝、妈祖、观音、临水夫人等民间信仰的对象在华侨华人之中尤其受到重视，扶乩等宗教活动也比较活跃，德教、三一教、一贯道等新兴宗教团体也有广泛的发展。④对于这些方面，国内宗教学界都给予了重视和研究。宗教学三大刊对于该研究领域均比较重视，近十余年发表的相关成果数量不胜枚举，促进了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的繁荣。

新兴宗教研究领域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宗教研究。随着人类社会与互联网日益高度的融合，宗教借助网络传播的形式不断出新，冲击了传统的宗教管理模式，互联网宗教研究成为了中国宗教学需要面对的新问题。尤其是宗教舆情、网络宗教管理、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网络传播等，都是研究的重点。目前，该领域属于2016年之后开始兴起的新领域，在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有不成熟之处，对此领域最为积极推进的期刊为《世界宗教文化》，于2016年第4、5期，2018年第1期推出互联网宗教研究专题，极大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更是新设立数字人文宗教与宗教舆情研究室，对互联网宗教展开专门研究，是国内第一家互联网宗教专门研究部门，引领了该领域的研究。

三、中国宗教学的话语体系的关键词有哪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应该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构起中国原创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就中国宗教学的话语体系而言，我们也需要在概念、范畴和表述方面有所创新，让话语体系的创新进而推动理论的创新。近十年，中国宗教学不断涌现了一些热点概念和命题，有些是全新的，有些是对已有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以下将对近十年中国宗教学话语体系的关键词进行总结。

当前中国宗教学最为重要的关键词是“中国化”。中国化的说法早已存在，一般指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在当前，强调宗教中国化则有更深层次的时代需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就是说，当今的宗教中国化，也体现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国宗教发展的历史证明，当外来宗教走上中国化的路线，往往能取得更好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也能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所以说，中国化对社会和宗教而言是一种双赢的发展路线。

在2016年之后，宗教中国化成为了宗教学界的热点，仅宗教学三大刊就发表了数十篇相关论文，既有历史上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历程，也有关于中国化方式的讨论。既有中国化理论①，也有具体讨论各大宗教中国化问题的论文，主要包括佛教中国化②、基督宗教中国化③、伊斯兰教中国化④。因为当今的宗教中国化，包含了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内涵，所以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也相应了中国化的倡议。①此外，还有文章讨论了巴哈伊教等其他宗教的中国化问题。②

中国化的宗教，与中国宗教学“三大体系”建设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关系。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宗教，而中国当今的五大宗教之中，除了道教都是外来宗教，而且是中国化的外来宗教。这种中国化的特质，注定中国的佛教不同于南亚、东南亚的佛教，中国的基督教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伊斯兰教也不同于中东的伊斯兰教。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宗教学界必须形成符合中国化宗教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反过来说，宗教学界对于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和建议，也将对教界产生影响，助力中国化进程。同时，中国化也是向世界解释中国宗教在地化特点的重要概念，是中国宗教特殊性的高度概括。因此，中国化这个概念，不仅是中国宗教的关键词，也是中国宗教学的关键词。

在当今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而在古代外来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之中，则要面对如何与儒家思想相调和的问题。在古代中国，有儒释道三教的概念，这就产生了是否存在作为宗教的“儒教”这个问题。当然，汉语之中儒教的教是教化，而非对应西方religion一词的宗教，但是作为宗教的儒教能否成立依然成为了中国宗教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显然，儒教在现代社会已经从政治体系之中被剥离，甚至有人将其形容为魂不附体。那么，儒教对于中国宗教学的意义何在呢?当代儒教是否是宗教问题的提出，始于任继愈先生在1978年无神论大会上提出的儒教是教说。任先生的观点是，一种文化不可能没有宗教，中国文化之中的儒教就具有宗教的特点，包括教义、儒士、仪式等，而且在古代中国社会发挥了宗教的作用。

儒教是教说自提出之后引发了学界巨大的讨论，直到近十年，关于儒教是否能被视为宗教已经没有太多争议，人们更关注的是作为宗教形态的儒教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儒教未来该如何发展。所以，在宗教学界，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被作为了宗教研究的对象，有专门的儒教研究室。事实上，争论儒教是否是宗教，从根本上说是在争论什么是宗教。将儒教吸纳进中国宗教学，也是跳出西方的宗教理解，重新定义中国特色宗教概念的契机。通过近十年宗教学三大期刊可以发现，学界关于对儒教的理解在加深，③儒教的复兴成为核心议题，④同时民间儒教的提法非常流行，⑤也有对海外华人的儒教宗教化的考察⑥。由此可以说，儒教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宗教学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作为宗教的儒教概念已经得以确立。

当然，除了上述广泛使用的学术概念，还有学者于近年提出了一些概念用于概括和诠释宗教现象。如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郑筱筠提出了宗教文化区位优势的概念，认为我们可以争取发挥民族、宗教的积极作用，努力建构文化区位优势，以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形成互补机制，推动经济发展。正如南传佛教就具有文化区位优势，我们在对外交往，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之中，可以发挥南传佛教的文化战略支点作用，借助其宗教网络组织，打造南传佛教的文化软实力，建立深层次的世界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国际对话模式。①

此外，作为新提出的概念，“济度宗教”一词近年频频见于学术论著及研讨会。②该概念是由陈进国在其专著《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③中提出，他认为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宗教本土运动，特别是涌现诸多“道门”“教门”，是一种济度宗教。他还引入内卷化理论，提出了宗教内卷化和宗教去过密化的理论范畴，以此解释近现代“济度宗教”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和极限。

还有一些概念，虽然背后尚未形成对应的理论，但是体现了中国宗教学的关切对象，也应被视为话语体系之中的重要关键词，如“宗教治理”概念，涵盖了近年众多的关于宗教法制化管理等研究。在基督教研究方面，“自养”的概念依然占有重要地位。④在传统宗教研究方面，“区域道教”概念也是代表了近年道教研究的热点。此外，近年既有新出现的一些关键词，也有逐渐发生改变的关键词。如“邪教”的概念在2000年前后经常见诸学术研究领域，目前虽然也被一般使用，但在宗教学术刊物上经常被破坏性膜拜团体所取代。⑤这也是学术概念不断调整的产物。

因为很多关键词，已经在宗教学理论介绍的部分列举，如宗教风险、分散性宗教和建制性宗教、宗教生态平衡等，因此不再重复介绍。但总体来看，话语体系依然是中国宗教学三大体系之中的薄弱环节，我们还缺乏产生世界影响力的关键概念和命题。不过，从近十年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话语体系创新方面的大胆尝试。正是这些具有创新性的关键词衍生发展了新的理论，各种新的理论又充实甚至发展出宗教学新的交叉学科，最终共同推动中国宗教学“三大体系”的大厦达到新的高度。我们也相信，未来十年，中国宗教学“三大体系”的建设将走上快车道，学科构成更加合理，理论创新更加丰富，话语体系更加具有国际影响力。

四、结语

通过对宗教学三大期刊近十年成果的回顾，我们可以对宗教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情况进行基本了解。同时，三大期刊的办刊特色也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世界宗教研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宗教学各个领域的最新高水平成果，对于理论创新文章持有开放的态度，促进了宗教学学科的拓展和理论的创新。《世界宗教文化》突出对国外宗教状况的介绍和宗教理论的跟踪，并大力挖掘诸如宗教风险、互联网宗教等新兴学术热点，直接整合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力量。《宗教学研究》依托四川大学宗教研究的雄厚力量，坚持以道教研究为特色，在民族宗教研究方面成为重要的学术平台，促进了该宗教学分支学科的发展。有理由相信，随着关于宗教学“三大体系”的讨论日趋深入，宗教学三大期刊必将继续助力“三大体系”建设，引领中国宗教学的发展。

（作者王皓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编审。）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5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