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分五个部分对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五个认同”的核心理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依次从五个认同的立体性和整体性；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互鉴通和是宗教中国化的模式与路径；在五个认同中实现中国宗教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的构建为着力点，使我国各宗教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关键词：五个认同；宗教互鉴；宗教中国化；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

在2021年12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创新和实践中，“五个认同”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本文将分五个部分对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五个认同”进行分析。

一、“五个认同”的立体性和整体性：大地中国、人民中国与文化中国

这五个认同具有立体性，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五个认同中，伟大祖国是一个总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主体，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是文明底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要深入地理解这五个认同的内涵与逻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也就是：大地中国、人民中国与文化中国。大地、人民与文化这三个层面的中国丰富着彼此的内涵，共同形成整体意义上的中国。

“大地中国”坐落在亚欧大陆的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大海，西南有青藏高原与雄伟的高山。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的结构完整而互补，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对这个独立地理单元的深刻意识，使得中国古人称其为“天下”，或“四海之内”。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地理单元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使她既在内部拥有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又形成强大的吸纳力和内聚力，是我们理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自成一体、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的地理基础。

在大地中国的内部，又存在着复杂的多样性。从西向东，高度逐级下降。西部是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中部下降到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有塔里木及四川等盆地，东部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和低地平原。不同的地形变化，形成不同的气候和水土条件，形成了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由南到北则依次有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和寒温带的变化。因此，生活在这块大地上的中国人民由多个民族组成，形成不同的经济和文化单元，但他们之间又始终存在深刻的相互吸引、补充和依赖。大体而言，中国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分成南方与北方，以东北的黑河与西南的腾冲之间的“胡焕庸线”为界，分成东部与西部。在与更广泛世界的联结中，东部面向太平洋，西部面向欧亚大陆。东、西、南、北的不同组合，又形成地区性的人文地理单元。从远古文明开始，中国文化的内部就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将其称为“满天星斗”。在中华文明即将进入其定型期，即一万至五千年前，内部就形成既相对稳定又深度交流的几大文化区系。

因此，中华文化一直就包含着内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又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包容力和凝聚力。与其他历史文化系统相比，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自成一系的，同时，在文化源头上又是多源的。中华民族的聚合、中华文化的融通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线交错的网络系统。在其内部，既有相对稳定的文化区系，又在彼此的交汇、激荡之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在时代化和本土化的过程中更新自己，从而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殊途同归，趋于融合。在秦汉形成帝国之后，中国宗教又通过陆地和海洋上的丝绸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与更广泛的欧亚宗教进行交流。公元1世纪以降，佛教沿着三条道路来到中国，形成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三大支系，并在深度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中国佛教的各宗各派。基督教、伊斯兰教约于公元7世纪及其后沿着海陆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分别通过“补儒合儒”“伊儒会通”的文化会通，形成了中国化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中华文化之所以独具特色、丰富多彩、连绵不断，都与中华文化的多源一体性有着密切关系。多源、互补而又一统的中华文化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五千多年接续传承的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包容性和顽强的生命力，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进入近代史，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党在近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在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铸就了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中国人民一方面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懂得了社会主义必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有历史根基、文化底蕴和社会基础的科学的制度体系。因此，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其基本内涵就是增强“五个认同”。

首先是在政治层面坚持中国化方向，这意味着各大宗教要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政治认同是宗教中国化的基础和起点。要引导各族信教群众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以此政治认同为出发点，宗教在社会层面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才有现实的基础。在更长远的文化建设方面，各大宗教沿着中国化的道路发展出当代中国宗教的丰富文明形态，才有真实的可能。

其次是在社会层面坚持中国化方向，这意味着各大宗教要站在建立“国家层面的社会归属感”的高度，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形成深度认同。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体。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宗教在社会层面的中国化，要使各族信教群众主动地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各宗教之间的和睦。宗教具有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子系统，需要在信教群众中激发人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发挥宗教自身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平等服务各族人民，沟通民族间感情。通过宗教的社会参与，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最后是在文化层面坚持中国化方向，这意味着各大宗教要站在建立中华各族人民“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的高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广义而言，中国宗教与中华文化有一种互为表里、相互生成的关系。从世界文明的大格局来看，从“轴心时代”开始，中国宗教就呈现出与世界其他宗教体系相异的特点，标识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中华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中国各民族的宗教聚集在一起，彼此互鉴通和，很早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哺育、共同汇聚的局面。在最基本的民间信仰层面，中华各族人民有一种朴素的“天地国亲师”信仰情感。在制度化的层面，本土性的儒道两家相互补益，支撑起中国宗教的总体格局。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沿着海陆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被接纳进入中华文化。这些外来宗教普遍采取了主动适应中华文化的发展道路，以信仰的力量推动了北方少数民族、西部少数民族与中原各民族之间的文明融合，深化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宗教之间的交流互鉴。在新时代，以增强“五个认同”为方向，中国各宗教更应发挥它们致力于“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优良传统，既以中华文化的仁恕、温和、中道等作为它们的基本理念，又以回哺中华文化为旨归，实现各自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各民族优秀文化、中国各宗教的集大成。在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度认同中，新时代的中国宗教才能以独特的精神面貌，为中华各族儿女建立“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贡献力量。

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中国各宗教要认同并发扬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开放和凝聚精神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1年春天，在武夷山下的朱熹园，习近平总书记一番话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底蕴，揭示了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自信。作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宗教工作，尤其需要从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中寻找智慧之源，建立历史自信。置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脉络之中，宗教中国化也将获得深远的历史意涵，即建设“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中国宗教”“与二千年中外文明交流相称的中国宗教”，必将使我国各宗教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中国宗教要对五千年文明史中展现的中华文化精神进行深切的认同。

首先，要认同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中华文化的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要将差异如此显著、张力强劲的多源文化统一在一个共同体之内，中华文化展现出无以伦比的包容力。中华文化的包容力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因为各种外来宗教来到中国之后，既从中华文化中吸收养料，以之作为文化母体，又从自身的精神传统出发，激发出创新活力，从而反哺中华文化。在此过程中，外来宗教经历一个复杂的中国化过程，本身也成为中国宗教的一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7月在考察宁夏时的讲话所指出的：“我国宗教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深深嵌入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深深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国禅宗、中国伊斯兰教、中国晚明天主教都是其中显著的例子。因为包容，而有宗教的多样性；因为有多样性，而有异质文化的相摩相荡；因为有相互的激荡、重组、交融，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确保文化的稳定与繁荣。

其次，要认同和发扬中华文化在其核心处展现的开放精神和创造精神。整体的中华文化是人类的几大原创性文化之一，她从自己深厚的文化渊源处发展出完整的文明系统。中国宗教对宇宙、人生与历史的领悟，凝结成独特的中华智慧。通过独一无二的汉字系统，中华智慧围绕着某些核心理念，形成多层级、多面向的哲学与社会文化体系。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因应于不同时代、不同外来宗教的挑战，中国宗教总能回到其创造性核心，并在与时代对话、与异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展现创造性的力量。这种从精神核心处生发出来的开放力和创造力，使得中国宗教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不断地推陈出新。举例来说，对“天”的信仰，从红山和良渚文化中的祭天，到《周易》对天的阐述，再经过孔子的系统化论述，与国家宗教的整个祭祀体系相结合，可谓中国宗教最悠久也是最本原的内核。另一个根源性的信仰即“道”，也是在《周易》中就有萌芽，经过老子、庄子等人的阐述后，也进入中国宗教的核心处。儒家以“天”为中心，道教以“道”为中心，两者相互彰显，彼此深化内涵，并衍生出一系列的重要概念如太一、阴阳、变化、自然等。源于异域的宗教来到中国后，普遍认同这些文化核心所展现的精神力量。天主教于16世纪来到中国，经过长时间的历史与思想的考察，嵌入到中国文化对“天”的信仰之内，以“天主”命名其终极实在。19世纪，基督教来到中国，在翻译圣经时，在表述其上帝降生成人这一信仰核心时，则嵌入中国文化对“道”的信仰之内，将耶稣称为“道成肉身”。伊斯兰教在中国亦经历了类似的过程，17世纪的王岱舆将伊斯兰思想嵌入中华文化的“太一”之内，以“真一”“数一”“体一”等建立中国伊斯兰思想体系。在对中华文化核心的深度认同中，这些外来宗教嵌入到中华文明之内，既保持其自身的特性，又呈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

最后，要认同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凝聚精神。因为中国文化内蕴的包容、开放、创新，使得它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各个宗教传统在中国乐于发挥自己的潜力，并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成为中国宗教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多源的中华远古宗教，积极地参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在多层级、多维度和多面向的中华文化中建立自己的地位。儒、道两家本身就是这个多源一体过程的产物，又在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借鉴、激荡之中，以双核互动的方式推动着中华本土宗教的成型。当外来宗教来到中国后，它们很快被中国文化的凝聚力所吸引，很快开始其本土化历程，努力融入中华文化。这里面的文化机理不难理解，其一，中华文化的新环境、广袤空间为这些外来宗教提供了一个摆脱其母国社会历史羁绊的机遇；其二，源于域外的宗教文明以精深博大的中华文化作为对话伙伴，其内在活力能在与中华文化的互鉴通和中被激发出来，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的新机遇推动着它们努力去理解中华文化，接收中华文化的浸润，自觉地走上中国化的道路。

三、以“互鉴通和”作为宗教中国化的模式与路径

在对中华文化的深切认同中推进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中国文明观的一个重要实践。他指出：“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中国这样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内，各种宗教在中国化道路上汇聚为中国宗教，信教、不信教的各民族群众团结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其中有一个宗教与文明交流对话的普遍模式，它凝结着中华文化的深层理念，反映出中华智慧的独特气象。这个模式可以归纳为“互鉴通和”。这个模式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认可我们所处的多民族、多宗教的现实。这个模式又是理想主义的，因为它相信不同民族可以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结成一个具有共同体意识的团体；因为它相信不同宗教能通过跨越边界的深度学习，汇聚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一部中国宗教史，就是一部中国宗教互鉴通和史，就是一部宗教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

“互鉴通和”，是指共处于一个区域的多元文明，为了建设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而互敬、互学、互惠和互通的关系模式。互鉴的第一个含义是“互敬”。在汉语中，“鉴谓之镜”（《广雅》），取自于古人以镜照形的生活场景。简单地说，“鉴”就是以对方为镜，把他人视为镜子中的“另一个我”，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它要求各种宗教或文化尊重对话伙伴的个殊性，承认它们具有各自独特的尊严，具有平等的价值。

互鉴的第二个含义是“互学”。在如同照镜子一样的互视中，看到对方的优长，加以学习，以丰富自己。在文明的对话中，人们勇于走出文明的边界，进行跨越边界的深度互学。通过以对方为镜，各个宗教或文化传统看到自己的缺失，意识到自己曾经遗忘或遮蔽了的文化资源。在互鉴中，各种宗教保持一种学习的开放性。通过看见对方，反思、发现并重构更好的自己，从而在继承中进行创新。互鉴的第三个含义是“互惠”。各宗教在看待对方时，都把对方视为一种祝福，在彼此的施与受中，促进双方的成长。

互鉴还朝向一个更高的目标：互通，即在保持文明或宗教个殊性的同时，共同致力于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就是“通和”。“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经·系辞》），文明之间的不断交流就是“通”。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有不断地互学互通，文明之间才能没有阻碍，才能避免冲突。由通而“和”，这里的“和”不是要消除文明或宗教的个殊性，恰恰相反，“和”是对文明或宗教之间差异的接纳和欣赏。正如《国语》所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在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内部，丰富的差异性能够彼此成全，并在由通而和的过程中，促进命运共同体的成长与完善。以此为路径，我国宗教必将在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中发挥积极作用。

展开来说，“互鉴通和”的基本内涵是：多元是现实，互鉴是过程，通和是目的，共美是结果。多元是现实，表明它的起点是尊重与包容差异性，强调不同民族、不同宗教间的互敬。互鉴是过程，表明不同民族需要交往交流交融，不同宗教需要互学，只有在向其他民族的开放、在向其他宗教的学习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和是目的，表明不同民族、宗教在对话交流中，吸收对方的有益成份，而且激发出彼此的内在潜力，从而迈向更高层次的共同性。共美是结果，共美就是在多民族、多宗教在最后达成的命运共同体内，多民族、多宗教的差异性不仅得到尊重与包容，而且在一个更高的共同体之内，差异性呈现出更为丰富深厚的内涵，呈现为中华文化的繁荣。

中华文化的“互鉴通和”模式，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智慧。首先，它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基本理念。这表明，道是一个复数，它本身就意味着多样性。其次，它崇尚“化”的智慧。“化”是中华文化面对一个多元而一体的文化格局时的实践智慧。在甲骨文中，“化”从字型来看，是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既表示变化，又表示在变化中，二人相互成全。同时，新生事物在“化”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涌现出来，如《礼记·乐记》所言：“和故百物化焉。”最后，它要实现的是“修己以安人”的目标。《论语》提出“修己以安人”的人生理想，对于民族交融、宗教互鉴亦有深刻的含义。它表明，“修己”与“安人”是同步的，一个团体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中建立与其他团体的交融关系，一个宗教需要在与另一个宗教的互鉴通和中完善自己。

凝聚着中华文化智慧的“互鉴通和”理念和模式，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增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五个认同”，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它也构成我们向世界讲好中国宗教故事的有机内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它也可以作为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中国宗教与世界宗教相互交流融通的路径。在此意义上，基于中华文化经验的互鉴通和理念，可以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中国方案”。

四、在“五个认同”中实现中国宗教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五个认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背靠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文明史，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通过对“五个认同”内涵的深入领会和不断挖掘，将为我国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处境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丰富的机遇。

首先，中国宗教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发挥作用。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过五千年历史的发展，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中国各宗教依照宗教自身的发展规律，搭建起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精神和文化纽带。儒家以国家宗教的天地崇拜、孝敬祖先、尊圣敬贤等形式，将华夏民族整合在一起，展现强大的凝聚力，吸引历史上不同的族群融入其中，并搭建起与各少数民族对话融通的精神桥梁。道教以天道信仰、光明忠孝、功德成仙等理念，为众多少数民族如白族的本主信仰、壮族的布洛陀信仰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增进汉族道教信众与少数民族道教信众之间的感情。佛教在推动汉族与藏族、蒙古族和满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并融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回儒们通过“伊儒会通”，将源于华夏民族的儒家思想资源接引到中国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之中。晚明中国的士大夫基督徒，继承并发展了利玛窦提出的“补儒合儒”路线，以源于古代两河流域的犹太基督教文化体系来充实和丰富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并以此沟通各民族的基督教信教群众的思想感情。

其次，中国宗教还要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在促进文化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作用。人们普遍认为，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宗教对于广大的信教群众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对于一般的社会文化也有一定的渗透力。因此，中国宗教要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更好地挖掘和阐释各大宗教传统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等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并在宗教文化的外在表现如宗教建筑、宗教用品、宗教节日等方面，融入更多的体现中华文化的审美情趣和精神意涵的元素，以宗教中国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进而为人类构建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健康关系提供中国方案。

最后，中国宗教还要发扬中华文化“协和万邦”的精神，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新的文化视角和思想资源。宗教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基本保持同步，并因其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而在人类文明中扮演重要作用。即使经历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强烈冲击，宗教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世界上的多数人口仍然保持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即使在那些世俗化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宗教形成的文化传统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信念和行为方式。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社会文化体系，是我们开展“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对话伙伴。中华民族历来推崇“天下一家”“兼爱非攻”“和而不同”的理念，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作为理想追求。在推进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入探索这些宗教传统中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文化资源，总结不同宗教传统在历史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使它们与中华文化的“求大同”“协和万邦”精神相融合，丰富中国宗教面向世界的语话体系建设，提升我们面向世界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增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五个认同”，为我国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机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五千年中华文化为底蕴，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为中国宗教的思想创新、文化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宗教应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逐步构建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在指导思想、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宗教才能走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坦途。

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的构建为着力点，使我国各宗教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引导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增强“五个认同”，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通过建设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使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意识之中。

宗教意识沉淀着人类文明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精神结晶。宗教意识的根本特性在于它们总以超自然的力量或某个永恒存在作为对象，反映在每一位宗教信仰个体的身上，对他们的宗教认识、宗教感情、宗教意志等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亦由此而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中华文明理念、人类文明成果的综合创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意识，并非一个外在的强制运动，而是各大宗教的应有之义。宗教意识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性的意义系统，应在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与信教群众的宗教意识之间，建立一种相即相融的关系。

引导各宗教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现代精神相一致的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建设，是塑造信教群众宗教意识的关键环节和核心抓手。汪洋主席指出，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坚持研究与运用相贯通，坚持发挥宗教界主体作用与各方面大力支持相结合，做好教义教规阐释这篇大文章，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宗教思想体系，夯实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这“三个坚持”，对于建设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第一，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宗教在人类文化中有悠久的历史，我国宗教或者起源于中华文明的远古时期，或者起源于异域的古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传播与影响。继承与创新，是宗教规律中的永恒主题。在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之下，中国宗教的继承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尤为突出。一方面，中华文化本来就有博大、宽容、开放等精神，当前又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这为各宗教的创新提供了可能。通过与中华文化的互鉴通和，各宗教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上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的创新又不能脱离其宗教的根本精神、基本经典、核心观念，必然是在继承中的创新。宗教思想坚持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常反映在古老宗教经典的新译新释之中。宗教经典的翻译与阐释，需要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作为支撑，方能行稳致远。在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的建设中，坚持以创新的精神追溯传统，与坚持在回归根源的基础上开发新的枝脉，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将继承与创新统一起来，通过对各宗教传统的修复、重溯、回归、重构、重建和更新，中国宗教“返本开新”的局面才能打开。

第二，坚持研究与运用相贯通。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又推动信教群众对之做出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宗教不只是一个意识，也不只是一套思想观念，而是内在地包含着行动伦理，并要求其信仰者以礼仪的方式举行崇拜。同时，宗教不只是个人的信仰，而是一个群众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信教群众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在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的建设需要遵循一个“研究—运用—再研究”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翻译或阐释后的宗教经典、神学思想建设成果、伊斯兰经学思想或“人间佛教”理论，都需要由宗教界人士通过讲经、布道、弥撒、卧尔兹演讲以及各种宗教礼仪等活动，运用在信教群体的实际宗教生活之中，检验其实际效果，再回过头去修正或完善最初的研究设想和思想内容。

第三，坚持发挥宗教界主体作用与各方面大力支持相结合。在建设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宗教界既是教义教规阐释的主体，又是实践宗教思想体系的主体。但与此同时，统一战线是宗教工作的中国特色，是中华智慧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作为主体，宗教界在建设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时，既要考虑本宗教的传统，又要考虑它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对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对中华文化的反哺与助益等。在历史上，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为中华文化贡献了仁恕、温和、中道、化易等思想，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也分别以慈悲、无执、中道、顺从、爱人如己、荣神益人等思想，丰富着中华文化。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需要多队伍、多部门、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了三支队伍的建设，即党政干部队伍、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宗教学研究队伍。三支队伍是一个整体，要相互补益，共同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宗教学研究队伍尤其可以运用学术专长，借助国民教育资源，加大培养力度，提高宗教人士的综合素质，为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建设贡献学术力量。

2021年12月6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坚持“五个认同”，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目的是要“使我国各宗教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应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两个大局”的高度，遵循上述“三个坚持”，由表入里、由浅入深地推进宗教中国化，逐步形成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中国的宗教影响力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的逐步形成，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思想基础就能夯实，扎根中国、面向世界的宗教话语体系就能具有更深远和丰富的内涵。

作者：游斌，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督教中国化的经典、礼仪与思想研究”（19ZDA241）研究成果。

期刊：《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2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