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取得长足进展，苏非主义研究作为其中的重要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对苏非主义历史发展、教团沿革、理论体系、社会影响进行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研究；对重要苏非人物、思想和典籍的译介研究；应用多元视角、交叉学科、田野考察等方法对国内门宦和道门的研究；对国内苏非主义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挖掘整理、校勘考订和分析解读。

2012年，《苏非之道：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研究》（周燮藩、王俊荣、沙秋真、李维建、晏琼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综合性和系统性的苏菲主义研究著作，全面论述了苏非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修持的道路和方法、思想体系的产生和演变、以及苏非教团在各地的传播和兴衰，并指出苏非主义在历史上为伊斯兰教的传承注入精神活力，也对近代以来伊斯兰教的思潮和运动有着持久的影响力。紧接着，金宜久的《苏非主义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付梓，这是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国内苏非主义的学术专著。该书重点探讨我国内地经堂教育兴起后所受到的苏非主义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礼仪之争和教理之争，介绍了从事汉文著述的著名学者、经师和阿訇，并对道门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阶段以及基本特点进行了论述。这两种著作具有自主的话语意识与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国内苏非主义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

国内苏非主义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还在于，一批重要苏非典籍和苏菲人物被相继译介给国内读者。其中重要的有：早期苏菲大师呼吉伟瑞的《开释福—苏非之觉兆》（马效惠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大苏非古筛勒的《古筛勒苏菲论集》（潘世昌译，商务印书馆，2016），“新千年的复兴者”安萨里的《心灵的揭示》（金忠杰译，商务印书馆，2016）和《知识之书》（康有玺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最伟大的精神导师”伊本·阿拉比的《智慧珍宝》（《〈智慧珍宝〉翻译、注释与研究》，王希、王俊荣译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苏菲典籍的译介为研究者立足原始文献提供了条件，避免了雾里看花的缺憾，也突破了研究中的西方话语和解读框架。此外，当代著名伊斯兰哲学思想家纳塞尔的研究性著作《穆斯林三贤哲》（周传斌译，商务印书馆，2017），也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该书以伊斯兰哲学史上最关键的三个人物伊本·西那、苏赫拉瓦迪和伊本·阿拉比为中心，以敏锐的洞见勾勒出伊斯兰哲学的历史图景，彰显了苏非主义同伊斯兰哲学之间的密切关联。

这一时期，苏非诗歌的译介也是苏非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其中以鲁米和萨迪的作品最受欢迎。《心灵的泪滴——来自富饶的玛斯纳维：鲁米精选》（土耳其奥斯曼·努日·托普巴希编著，谭卉颖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是对《玛斯纳维》的精选和注释。《果园》（张晖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是萨迪一部传颂千年的伟大诗集，既是指导灵性追求的苏非修行之书，也是洋溢着波斯文化的文学名著。

在综合性研究和译介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具体苏非人物、教团、理论学说等方面的研究也有明显的推进和深入，相关的成果不断涌现。潘世昌在其《试论安萨里的知识论》（《西北民族研究》2012.04）指出，安萨里的知识论具有鲜明的原创性，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穆斯林对知识结构的认知，为伊斯兰各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苏非学的学科化和体系化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时期，随着伊本·阿拉比著作的译介，理论苏非学（即苏非哲学）开始受到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王希《理论苏菲学的体系架构和思想内涵》（《世界宗教研究》2018.04）一文指出，理论苏非学是伊斯兰传统知识体系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内容涵盖伊斯兰基本教义、形而上学、宇宙论、人性论、认识论、方法论等诸多领域，系神秘主义在宗教学术维度的重要体现。与此同时，现当代非洲、南亚、中亚苏非教团研究也日益受到学者重视，相关论文不断发表。

对本土化或地域化苏非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的门宦或道门，以及明清之际的回儒思想这两个领域，并取得了新的进展。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各门宦的恢复、发展和变化，注重近三十年来发展现状的调查，采用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当代门宦研究的新气象。《甘肃临夏门宦调查》（李维建、马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西北伊斯兰教社会组织形态研究》（丁明俊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都是课题组深入甘、宁、青等地清真寺、拱北、道堂等宗教场所，进行大量实地考察、访谈、查阅资料、参考前人研究，所最终取得的成果。此外，还有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库布忍耶》（杨学林、王蕾著，2011）、《中国伊斯兰教嘎德忍耶大拱北门宦道统史》（杨杰芳主编，马敬成编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两种门宦研究著作。

最近十年间，学术界对道门的关注开始增加。道门与门宦同属苏非派，但一般规模较小，或属于某个门宦的分支，或独立存在。近来的研究侧重于道门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发展阶段、道统传承、组织制度、信众参拜、基本特点、发展趋势等问题，突出其与传统门宦的差异。这一时期，对新疆苏非主义依禅派的研究也在历史文献、重要人物、田野调查等方面取得进展，《苏非主义与维吾尔文学》（姑丽娜尔·吾甫力著，民族出版社，2013）对维吾尔文学史中的苏非主义进行细致梳理，为这一领域的开拓性成果。

回儒汉文译著中的苏非思想，是近些年来苏非主义本土化研究中的热点，在宗教中国化的大氛围下，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出现一批学术佳作，如《伊儒会通研究》（季芳桐，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中国伊斯兰先贤——马注思想研究》（金宜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中国伊斯兰教金陵学派研究》（米寿江，文化出版社，2020）。通过长期的学术研究，学术界现已达成基本共识，明清回儒代表人物张中、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人的著述中参考了大量的苏非主义著作，其思想也包含大量的苏非主义内容。不过，他们并非全盘照搬域外主张，而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苏非学理做了有选择的引介。撒海涛在其《清初学者张中思想研究》（《回族研究》2019.01）中指出，苏非思想对张中的影响体现在其著述对波斯苏非典籍的引用，以及他对“大世界”“小世界”“中道”“止一余光”“两弓一梢”等苏非理论的汉语重构。张雪松在《汉译〈研真经〉与伊斯兰教苏菲思潮在我国明清之际的影响》（《宗教研究》，2013）一文中指出，宋代以来儒释道三教都非常注重心性论，明清以来的伊斯兰教学者以苏非主义心性论为桥梁，沟通了中国儒释道传统，开辟出一条实现伊斯兰教本土化、处境化的卓有成效的路径。

苏非主义研究在过去十年取得显著的成绩和突破，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一领域还存在基础薄弱、人员不足，视野有限等诸多问题。鉴于目前国内苏非研究中译名和术语混乱的现象，学术界应该联合起来，编纂一部苏非词典，统一译名和术语，纠正一些错误的提法或观点，为构建苏非主义研究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提供便利。近十多年来，西方学界涌现出一批苏非主义研究的著名专家，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国内学者应及时关注、译介和利用这些研究成果，以推动我国的苏非主义研究以及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另外，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非常有必要加强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苏非主义研究。苏非主义大都高度本土化和在地化，包容性和兼容性较强，是应对极端主义、化解安全风险、维护地区稳定的有力因素。总之，构建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苏非主义研究在未来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作者：晏琼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6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