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同时他还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如何响应党和国家的要求与期待，传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宗教学研究，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宗教研究的重要任务与主要方向。宗教学研究者应围绕此任务和目标展开深入思考与讨论。

下面笔者就如何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谈几点看法：

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握其关于宗教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

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宗教现象进行研究的学科。当代中国宗教学的主体即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体系。这三大理论体系对于我们认识宗教现象、理解宗教存在、处理宗教问题具有宏观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物质。根据这一原则，人类社会包括宗教思维在内的所有思想学说，均为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它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原因与动力均来自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反过来社会意识又可以塑造与改变社会存在。宗教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自然由社会存在状态所决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对经济及社会发展进行考察的理论学说，其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本质，揭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对立和斗争的经济根源的同时，也呈现了被剥削者在失去自我本质属性之后，寻求异化的虚幻世界以安身立命的存在状态。对于虚幻世界的批判便是对资本主义奴役人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此马克思写道：“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本身结构及其实现条件的理论体系。无产阶级所进行斗争的实质，就是要使自己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差别，消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体制，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在此过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宗教是人类自我异化的结果，也是异化人类的工具，它制约着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宗教的消亡必然是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也是其实现的结果。对此，恩格斯扼要梳理了人类这一自我异化并寻求自我解放的过程：“人在宗教中丧失了他固有的本质，使自己的人性外化，现在，在宗教由于历史的进步而动摇了之后，他才觉察到自己的空虚和不坚定。但是，他没有其他拯救的办法，只有彻底克服一切宗教观念，坚决地真诚地复归，不是向‘神’，而是向自己本身复归，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

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就要认真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宗教的论述置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加以考量，避免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对其思想做片面、教条的理解。另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宗教学研究也将摆脱西方宗教学产生之初的宗教神学色彩，凸显其客观、比较、无神的属性，增加其人文关怀和助力社会发展的视角与目标。

其次，要契合时代发展，推进和完善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提出诸多前瞻性、建设性意见，认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这些问题在我国宗教学学科中同样或多或少存在着，有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宗教学学科体系是宗教学的基本架构，是宗教研究得以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有了契合中国文化特质、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符合当前时代特征的学科体系，中国宗教学的理论、范畴、观点、方法的产生和培育才具备根本条件，中国宗教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才会焕发生机。中国宗教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学科框架初步呈现，科研队伍不断壮大，学科方法日渐多元化，出版了众多在国内外拥有较高声誉和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同时，也为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当然，我国的宗教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研究立场分殊、研究力量涣散、研究领域区隔、研究内容滞后于时代发展等若干倾向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研究惯性使然，有的与学科发展成熟度相关，有的则是因为受到国外学科发展模式、宗教信仰话语，以及社会各界对宗教学学科理解的影响。宗教现象事关百姓福祉、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国家稳定，中国宗教研究者应总结、梳理、传承半个多世纪以来前辈学者为国、为民、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的艰辛尝试、贡献的卓越观点、取得的丰硕成绩，在此基础上，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指导，迎合时代所需，凝聚团队力量，打破学科壁垒，建构一种“胸怀大众、立足中国、符合现实、融合中外、面向国际”的宗教学学科体系，这是每位宗教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与使命。

再次，要加强宗教学基础知识的整理、普及、研究工作

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不仅要关注宗教人物、派别的思想阐释，中外宗教学范畴的深入解读，各类文献史料的收集、考释，还要结合社会大众所需，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宗教学基础知识的编辑、整理、研究工作，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以推广普及，这是引导社会大众拥有正确的宗教理解的需要，也是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理性信仰、坚持中国化方向的途径，更是推行思想“祛魅”和科学无神论事业的重要举措。1963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外事小组《关于加强对外研究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指出：“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在这一批示精神指导下成立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在任继愈先生的带领下，致力于世界三大宗教的历史、理论、现状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并着手编纂多部宗教学工具书、资料集，这些基础性工作包括宗教学原理类、各宗教通史类、教义思想类、哲学发展史类著作的撰写，以及《宗教大辞典》、汉文《中华大藏经》《道藏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等资料和工具书的编纂等，一些国外的重要研究资料也被译介过来。此外，1975年《世界宗教（参考资料）》创刊（1980年改版更名为《世界宗教资料》，后更名为《世界宗教文化》），《世界宗教研究》亦于1979年8月创刊，这两个期刊至今仍在推广宗教学知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由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编的“宗教知识丛书”“中国现代科学全书·宗教学”、吕大吉等主编的“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戴康生主编的《当代新兴宗教》、雷镇阊主编的“宗教经书宝典系列”、王志远主编的“宗教文化丛书”、卓新平主编的《简明华夏百科全书》（宗教学）等丛书和著述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和国内同时期同行机构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为社会大众客观、理性地看待宗教现象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读本，也为之后中国宗教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资料基础。这些作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群策群力，精益求精，适应社会大众以及宗教工作所需，具有跨越时代的学术价值。至今这些著述仍具有普遍影响力，是人们了解宗教知识、处理宗教问题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宗教基础知识研究在新时代仍具有其特殊必要性和紧迫性。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完全消除人们关于命运不确定性的焦虑与不安，人们对于超越存在的追求、对于无限性的敬畏仍需要以人文、理性的方式加以引导。在此过程中，科学的世界观、理性的信仰观、健康的精神追求离不开社会大众对于宗教现象的正确认知，离不开宗教研究者对于宗教发生发展消亡规律的再探讨与针对其进行的符合时代发展的诠释，宗教发展史和宗教基础知识的内涵与外延亟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增添新的内容。与这种客观、理性的知识需求对比，当前在各种媒介中充斥的宗教知识五花八门、良莠不齐，极易误导公众；传统宗教基础知识研究成果推广手段颇为落后，造成优秀成果与大众需求脱节；很多宗教学研究人才集中于思想、概念、文献考据工作，忽略了基础知识推广的必要性，一些宗教研究日益脱离大众视野成为“自娱自乐”的思想游戏；宗教学教育尚无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系列教材，不利于宗教研究人才的培养，同时也有部分所谓的研究成果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故弄玄虚，不利于社会大众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当代中国宗教学拥有更为广泛的国际视野，更为多元的学科方法，更为丰富的学术积累，在这些有利条件下，宗教基础性研究要迎合当代社会发展、公众所需，加以拓展，重新诠释，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媒介加以推广宣传，如此必将达到事半功倍、正本清源的效果。这些基础性工作将成为新时代传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重要内容。

第四、聚焦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对宗教现状与趋势研究

对宗教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关注与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奠定其学科地位并发挥其社会作用的重要纽带。有关宗教的历史、理论等基础性研究与宗教现状、趋势研究应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为学不尚空谈，不具备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的基础研究没有生命力可言。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加强对宗教发展现状和态势研究是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需要；同时也是有效应对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维护宗教和谐、民族和睦、祖国安全统一的需要。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宗教现象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点，一个切面，失去基础研究的现状研究和问题意识是盲目的、不切实际的。同时，宗教现状与趋势研究还应置于整个社会、思想、文化脉络中加以定位、考量，只有如此，宗教学研究才能高质量地服务于党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决策需求；也只有如此，宗教学科才能在研以致用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决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新时代的宗教学研究应充分利用基础理论研究的雄厚积累、多学科人才汇聚的资源优势，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加强实地调查研究，围绕群众关切，坚持问题导向，放眼世界发展，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为认识、分析、处理新时代宗教发展所面临的各项难题与挑战提出方案。

第五、要努力打造中国宗教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提升中国宗教研究的话语权

中国宗教研究的话语权由中国宗教研究自身的学术水平、科研团队的凝聚力、为国为民作出的贡献等多方面因素决定，其中高质量学术交流平台的打造也是中国宗教研究话语权的重要体现。多元优质的学术交流平台不但可以将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观点传播出去，发生效力，产生回馈，提升宗教研究在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引导力；同时学术交流平台也是汇聚力量、交流思想、培养人才、转化成果的重要载体，是提升中国宗教研究水平的基础环节。这些学术交流平台主要包括期刊、网站、会议论坛等多种形式。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宗教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面临统筹规划性不强、国际化程度偏低、问题意识与时代特征不明显、同质化倾向严重、成果转化效力不高、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权威性不足等诸多困难与短板。此外，宗教话题的敏感性也为相关研究平台的构建带来一定的局限性。要破解上述难题，需要中国宗教学界明确为国为民研究立场，发挥全国性学会顶层设计功能，聚焦国内外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加强团队沟通协作，增强学术对话意识，建立一批业务精良、运转高效的宗教学研究团队，打造多个分工明确、特色鲜明的专业期刊、年鉴，组织一批具有国内外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论坛、专题讨论，并将上述科研成果进行有效转化，充分利用线上资源汇集、呈现中国宗教研究的传统优势与最新成果，宣传中国宗教学的特色、观点、话语，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宗教学体系服务。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坚持传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这一方面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宗教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我们宗教学研究实践，同时需要我们努力建构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符合学科发展实际、契合中国文化特质的学科体系，突出宗教学研究自身人文性的同时，发挥其面向社会、引导公众、服务国家的独特作用，在此过程中凸显其社会科学属性。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具有统筹性、权威性、前瞻性、开放性的学术平台的搭建，在此基础上，中国宗教研究能够更好地传承前辈学者的优秀成果和优良学风，在新的百年征程中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贡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中绘制宗教学的美好篇章。

（作者：唐晓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邪教问题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来源：《中国宗教》2021年第9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