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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以骅:培养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的时代背景和当前任务*——学习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的体会    2022年7月19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内容提要: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培养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的目标,这是对我国宗教工作队伍建设时代使命的最新论述,为加强新时代我国宗教工作做出了战略性部署。本文对培养我国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的时代背景、历史发展和当前任务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新时代宗教工作;宗教工作“三支队伍”

 

习近平同志在2021年12月3日至4日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第一次以总书记身份强调指出了培养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即党政干部队伍、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和宗教学研究队伍的目标和任务,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工作领域政界、宗教界、学界携手共进、相互配合的体制性特点的总结和肯定。在当前世界遭遇“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地缘政治格局波谲云诡、美西方在宗教领域对华不断抹黑施压的时代背景下,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和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加强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的建设对我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培养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的时代背景

 

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我国的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美西方竭力把宗教打造成为地缘政治的工具,其所推动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出现了以下新的趋势。

 

首先,由美国政府发起和领导的所谓宗教自由国际体系已初步成形。该体系以“国际宗教自由联盟”轴心,以《“国际宗教自由联盟”原则宣言》《波托马克宣言》《波托马克计划》《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报告》等为基本原则和行动指南,以“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地区性宗教自由圆桌会议”等为年度会议和地区性分会,以“国际宗教自由基金”和“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为融资平台和联络机制,并且与2021年12月美国拼凑的所谓“全球民主峰会”互相呼应,构成多维立体的“价值观同盟”。在这一“价值观同盟”中,美国政府的全面操控是该同盟得以维系的关键。

 

其次,利用宗教对华施压已上升为美国国策,在对华宗教问题上,美国已形成朝野、两党、府会的合谋,对华宗教强硬俨然成为华盛顿的“最大共识”,并交替使用大量行政手段和众多国会立法来使其利用宗教对华实施长臂管辖和远程打压具体化、长期化和武器化。美国两届政府罔顾事实将我国治理新疆政策定性为“种族灭绝”,以及不久前美国总统正式签署《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就是美国在对华关系领域将“主权问题人权化、人权问题宗教化、宗教问题安全化”等做法的最新例证。对美国而言,中国已成为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宗教威胁于一身的“最大战略威胁”。

 

第三,美西方日益协调立场,依据各自版本的《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在宗教人权领域对我实施“围堵群殴”和“精准打击”战略,并且得到西方宗教人权团体的全面策应,如2021年7月在美国举办的“全球宗教自由峰会”,就是由美国宗教人权团体策划组织、政要积极参与的所谓民间版的“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其中有的团体还炮制《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申请指南—公民组织如何向他国申请制裁施害者》等手册,以鼓励揭发告密等无底线方式来配合美西方政府的宗教人权战略。

 

第四,所谓宗教人权建制对美国对华宗教战略具有重要作用。该建制由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官方人权机构,宗教类倡议组织、智库、基金会、游说团体、利益集团、媒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人权类教会组织等以及政客、说客、活动分子和其他人士所组成,堪称美国宗教人权领域的“深层政府”。这些组织和个人构成一张盘根错节的跨党派、跨宗教、跨国家的关系网,具有极高的持续性,不受政府更替的影响,在美国政府的对外决策中举足轻重。其中宗教类智库、基金会和人权团体不仅是美式宗教自由理论的设计者和倡导者,而且是美国对华宗教战略台前幕后的推动者和实施者。

 

习近平总书记曾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来形容当前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的挑战,并且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作为我国对时代变局的正面回应。在某种程度上,培养宗教工作领域“三支队伍”也是我国应对当前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国际宗教格局尤其是美西方对华宗教攻势的重要战略部署。

 

二、培养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的历史发展

 

我国宗教领域“三支队伍”的说法由来已久,但有不同的内涵。宗教事务管理部门通常所指的是宗教工作培训领域的“三支队伍”,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宗教工作干部队伍,宗教教职人员队伍。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学界也经常提到“三支队伍”,但主要指政界、宗教界和学术界在宗教学研究领域的交流和交集。

 

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培养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宗教工作、善于做信教群众工作的党政干部队伍,让他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宗教知识,不断提升导的能力。要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要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习总书记的讲话,既指明了我国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的不同分工,又突出了我国宗教工作各方面的整体协同;既为宗教工作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又为宗教学研究指明了学科建设目标,为加强新时代我国宗教工作的政治思想和专业队伍建设做出了新的部署。

 

我国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转强的漫长过程。1949年前,我国宗教学研究还处于所谓神学或史学阶段,并且基本上由宗教界统揽。1949年后,我国宗教的学术地缘发生大规模迁徙或外移,宗教研究被安全化和政策化,宗教批判取代了宗教研究。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并在1958年底召开的第5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得到正式表述的宗教工作“五性论”(即中国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民族性特征),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普遍原理,而且揭示了中国宗教现实状况的特殊性,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宗教问题的认知和理论水准。但从50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期间,我国的宗教认知和政策受历次政治运动影响并出现严重偏差,宗教团体和宗教生态均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自然无从谈起。

 

宗教领域的改革开放与我国的整体改革开放是同步的,事实上宗教领域还是我国受改革开放政策影响最大、获红利最多的领域之一。宗教和宗教团体曾是遭受“文革”荼毒的“重灾区”,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近年来在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和法治化建设,对教义教规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方面,进行了许多理论和实践探索,并且加强了宗教院校建设和宗教学术研究,产生了一批学者型教会人才,并且在社会建设、社会服务和对外交流等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宗教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更是异军突起,在近40年的时间里不仅拓展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天际线,初步建成宗教学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实现了汉语宗教学研究重心对大陆地区的回归,而且与政界和宗教界形成了良好互动,产生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共同研究成果,并且在诸如宗教对外交流和国际宗教对话等领域联合开展了一系列大型活动。

 

宗教工作的迅速拨乱反正离不开顶层设计和政策引领。重视宗教工作,善于做宗教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五性论”重新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和制定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础。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中发1982年19号文件。该文件彻底否定了“文革”时期在宗教领域的错误路线,在总结党在宗教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我国在宗教工作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国内外形势,对我国宗教工作作了新的理论概括,强调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认识宗教的长期性和全局性,以及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宗教问题所具有的特殊复杂性,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工作的主导权和处理宗教问题的能力,肯定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以及信教群众是党的执政基础,把做好信教群众工作视为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以及不断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化和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和宗教团体在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和国家战略中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和正面阐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近年来的一系列讲话中,多次强调了培养宗教工作队伍的重要性。在2016年4月22日至23日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指出,宗教工作是具有全局性的工作,而要推进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加强对宗教基本知识的学习,把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计划,使各级干部尽可能多地掌握”。习总书记在会上还把宗教人才培养作为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一个关键问题。他强调说:“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努力建设政治上可靠、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高素质领导班子。要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支持宗教界人士搞好人才队伍”。在同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升到了体现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度,并且指出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都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事实上作为具有跨学科性或泛专业性的宗教学与习总书记提到的几乎每个“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都有很强的关联性,这便凸显了宗教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使我国广大宗教学者备受鼓舞。

 

作为“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总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党的宗教工作实践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最新发展”。而习总书记在会上关于“三支队伍”的提法则是对我国宗教工作队伍的建设目标和时代使命的最新论述,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在宗教工作和宗教人才队伍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

 

三、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的当前使命

 

习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所规划的我国宗教工作“三支队伍”,不仅需要政界、宗教界和学术界分别处理好各自领域的具体事务,而且需要着眼于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使命。基于对我国作为新兴大国当前使命的整体性认识,培养“三支队伍”是我国在宗教领域对时代变局的积极回应。

 

(一)培养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大国在其崛起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理顺国内宗教关系和建立良性互动的政教格局,而且需要具有驾驭世界性宗教事务和妥善处理涉及宗教的全球治理问题的能力。宗教是我国国家和社会安全的重要领域,“宗教安全”指的是我国国家内部信仰主体和格局有利维持国家的安定团结,外部宗教势力对我国国家主权、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现状等核心利益不构成严重威胁。在对外关系领域,我国的政体和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宗教和宗教团体在我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实施中,不具有显性作用,但在我国与一些具有宗教性的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尤其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宗教往往是增进关系和争取民意的有效手段之一;在我国处理涉及宗教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尤其是在反对“三股势力”的斗争中,宗教是无法回避的因素;而我们要对外部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就不能不讲好中国宗教的故事。因此,是否具备处理好具有全局性的国内外重大宗教问题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2006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处理好我国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五方面的关系,“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由此可见,培养“三支队伍”是提升我国在处理重大宗教问题上的治国理政能力、凝聚我国现有宗教工作人才队伍、提高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宗教安全水准,以及开创我国宗教工作新局面的重要举措。

 

(二)培养宗教工作“三支队伍”体现我国体制优势

 

宗教学滥觞于西方,长期以来西方在宗教学领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其中美国宗教学研究更是首屈一指,美国对外政策也拥有庞大宗教势力的背书以及无数智库的进言献策,但这却未能有效提高美国政府在对外宗教事务上的执政能力,甚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无论是冷战时期的越南战争,后冷战时期的两伊战争和“阿拉伯之春”,还是2021年美国在阿富汗的全面溃败,美国政府在涉及国际宗教的问题上均出现重大失误。事实上这种制度和结构性缺陷在美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失策、失措、失能和失败中也暴露无遗,尽管美国拥有世界顶尖的科技和医疗水准。由此可见,与其他领域一样,决定宗教领域治国理政能力的要素不仅是学术、资源和国情性的,而且还是政策和体制性的。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宗教治理实践中,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仅实现了宗教工作的创新推进,而且贡献了宗教学理论研究的许多真知灼见。仅以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为例,早在1963年毛泽东主席就已经批示要加强对“至今影响广大人口”的世界宗教的研究,强调“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并且做出了成立世界宗教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两类科研教学机构的重要决策,在国际上率先指出了宗教学与国际关系学两大学科互动融合的发展方向。E江泽民总书记在200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而且宗教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相交错”,并且“常常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相交织”。这一关于宗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属性的深刻认识也早于西方学界。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对当时国际形势作出了“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总体判断。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发表了“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精辟论述,并且深刻阐述了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思想。宗教作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国际影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与包括政治、国土、文化、社会、信息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安全问题都息息相关。因此,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我国如何看待、研究和处理国内外宗教问题,极具指导意义。

 

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在宗教工作领域的基本遵循,也是“三支队伍”发挥积极和正面作用、在宗教工作根本性问题上不犯颠覆性错误的基本保障。我国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的目标一致、行动协调、误判率低、默契度高、执行力强,能办大事,与经常在宗教问题上陷于内哄、内斗、内乱和内战的某些国家和地区形成对照。

 

(三)培养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的当前任务

 

宗教工作兼具理论、政策、行政、学术和实践性,与聚焦学理的宗教学研究有很大不同,宗教工作“三支队伍”也是结合理论与政策、兼顾学术与实务的队伍。当前,我国宗教工作“三支队伍”担负着如下任务:一是全面贯彻落实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九个必须”作为宗教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指引下,努力探索当代宗教学的重大理论和前沿问题,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着力解决当前宗教工作领域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防范化解宗教领域的重大风险隐患;三是对标习总书记对培养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目标的论述,加快推进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全面推进我国宗教工作的关键在于抓好“三支队伍”、尤其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政治智慧、世界眼光、战略思维、驾驭全局能力的宗教工作战略性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宗教工作“三支队伍”既是复数又是单数。复数指“三支队伍”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如在制定宗教政策、依法管理宗教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以党政干部队伍为主;在宗教内部事务管理、从严治教、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以及联系广大信教群众方面以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为主;在宗教学研究、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方面以宗教学研究队伍为主。单数指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在宗教工作的众多领域,“三支队伍”中的任何一支队伍都不是在独当一面,而是统一部署,密切配合,既各抒己见,又凝聚共识;既不越俎代庖,又非各自为政;发挥协同优势,放大合力效应。目前,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的体制性优势已经在宗教政策、依法治教、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明对话、对外交流等领域得到有力呈现。如前所述,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在致力于宗教治理和宗教研究的同时,也作为整体服务于我国治国理政的大局。

 

“烈焰烧金真伪判,疾风吹草劲柔分。”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我国政界、宗教界和学术界有能力担负起时代重任,携手打造出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和匹配的宗教工作“三支队伍”,把宗教工作领域的体制性优势更多地转化为实践性成果。

 

(作者:徐以骅,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主任、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专家组成员。)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1期

 

(编辑:许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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