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奎

一、旧中国：救亡图存

1840年6月28日，鸦片战争爆发，标志着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血腥残酷的世界历史进程（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列强（包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日本），凭借坚船利炮，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盗式地向积贫积弱的中国掠夺资源，倾销商品，强行推销物质鸦片和基督宗教等精神鸦片，使中华民族饱尝屈辱和苦难，几度濒于亡国灭种的灾难边缘。

从1840年至1949年的百多年间，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历经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内外敌人进行了充满血与火的可歌可泣的坚忍奋斗。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代关键词，是救亡图存，是战争和革命。

这一时期，神州大地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而言，和谐无疑是天方夜谭式白日梦，发展更是一厢情愿式乌托邦。在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旧中国，科学作为极少数知识精英倡导的启蒙话语之一，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科学精神，对绝大多数为生计奔波、希图苟活于乱世的中国人而言，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不平则鸣。” 在对现实苦难的诸多反映和抗议中，宗教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洪流中影迹几希，鲜有作为。原因何在？因为“土教”（本土宗教、民间信仰）保守僵化、衰败不堪，“洋教”（外来宗教）则侵略胎记难除、令人憎恶。

二、新中国：强国富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那时起至今的60年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以社会主义改造、革命和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经济年代和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年代。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年，是不断探索中国式的发展道路、旨在强国富民的60年，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试图自我完善、与时俱进的60年，是中华民族再度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东方古国重塑辉煌于世界版图的60年。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代关键词，是强国富民，是革命和建设、改革和发展。

新中国诞生以来的6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30年的计划经济年代或毛泽东时代；

后30年的市场经济年代或后毛泽东时代。

三、毛泽东时代：革命、建设、斗争

毛泽东时代是在旧中国留下的战争废墟和烂摊子的基础上、在冷战年代战略选择空间相对较小的国际环境中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的，在近30年的时间里逐步建立健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计划经济为主体、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方式、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特征、旨在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人为失误、历史局限性甚或不可抗力，毛泽东时代也留下许多明显的缺憾，如短缺经济、物资匮乏、政治运动偏多、过于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甚至一度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时可能并非毫无理由）等。但在毛泽东时代，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空前强大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水平有限却相对均衡的经济分配和社会福利制度使那时的人们少有后顾之忧，意识形态色彩强烈且远非繁荣的文化艺术似乎足以满足那时人们的精神需求，而极少甚或根本没有必要诉诸可疑的宗教信仰；对于革命领袖毛泽东个人的热爱乃至崇拜，当然也是考察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信仰状况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总之，主流意识形态浸渗于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使无神论日趋成为大众的底线常识而宗教则日趋衰微，是毛泽东时代的重要特征。

新中国前30年的时代关键词，是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革命（包括继续革命）、建设、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斗争（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包括科学实验）、四个现代化等。

这一时期，科学受到高度重视，“两弹一星”等科技成就可为高端例证，而提倡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常常表现为“不破不立”的对立统一；宗教由于种种值得深究的主客观原因，处于衰微甚或绝迹状态——这种状态是否正常见仁见智，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合理性与局限性的混合物。这一时期鉴于复杂的国内外因素而强调矛盾和斗争，但也强调团结；计划经济条件下相对单纯简单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使得高度统一基础上的安定团结成为可能，这与复杂性、多样性基础上的和谐愿景无法简单类比，但若说殊途同归、各有千秋恐亦非毫无道理。这一时期经济上以“自力更生”为主，相对封闭的内部资源的开发、转换和整合自然会极大地限制发展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但分享发展成果时的公平度使那时的人们能够切身感受到何谓“根本利益一致”——这是那个年代的安定团结或“和谐”有可能实现的真正的政治基础。

四、后毛泽东时代：改革、发展、稳定

19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或后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时代是在毛泽东时代创设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上继续前行的，是在大胆引进外部资源、积极开发内部资源的过程中完成结构性变动和社会转型的。以地理大发现和西方工业革命为肇端、早期充满血与火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迄今已演进为以跨国垄断资本为主导、“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济全球化动态图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内受制于人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对外受制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或“生态食物链”中的不利地位，尽管经济高速发展举世瞩目，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环境污染、发展失衡、两极分化、腐败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等。于是，对内致力于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不同而和”，避免社会分裂乃至崩溃；对外致力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强调“和而不同”，避免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便成为当下中国的国家目标和政治愿景。

就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层面而言，由于晚近三十年“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1]，中国民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2]。随着中国“文革”乌托邦幻灭、苏联东欧崩解、国际共运式微，随着两极格局终结、冷战结束、世界范围的宗教复兴趋势走强，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大背景相呼应，后冷战年代中国社会内部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深刻变迁，信仰多元化生态景观在当今中国渐趋成为不争的事实——制度化传统宗教、弥散型民间宗教及民间信仰历久弥新，意欲有为；新兴宗教及可疑的膜拜团体甚或邪教潜滋暗长，蠢蠢欲动；与“淡化意识形态”、“不争论”的主流语境相龃龉的无神论话语[3]，正日益陷入鸡肋般的边缘化困局。

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代关键词，是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稳定、和谐（社会）、市场（经济）、小康社会、中国特色、全球化、创新等。

在这一时期的主流语境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靠科学才有希望”；宗教日渐“去污名化”，不再被认为是“人民的鸦片”，而是被视为“文化”甚或“社会资本”，被期待着“为促进社会和谐作贡献”；在利益诉求高度多元、矛盾丛生、危机四伏的年代里，和谐成为社会各界都能接受的主旋律、最强音、关键词；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像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那样，不断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五、官方文献中的关键词

中国晚近最重要的官方文献执政党17大报告，全文约28千字，其中的关键词出现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发展”307次，“社会主义”148次，“经济”107次，“改革”102次，“科学”64次，“中国特色”62次，“创新”57次，“和平”40次，“和谐”34次，“合作”28次，“现代化”22次，“稳定”19次，“革命”10次，“矛盾”7次，“全球化”5次，“斗争”4次，“宗教”3次，“资本主义”0次。上述关键词的出现频率高低，与晚近语境中相关问题的重要程度、执政者的关注度无疑呈“正相关”关系。

在当代中国的主流语境中，科学（技术）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尽管科学并不是万能的，而且生态环保问题正日益引起人们对科学崇拜或泛科学主义的广泛质疑；科学理性精神一直掌握主导性的话语权，但知识界某些人晚近对感性或神性、灵性等非理性的张扬、对所谓“科学沙文主义”的诘难据说正在撼动科学理性的霸权；宗教仍然是与“统战工作”相关联的的非主流话语，尽管宗教组织在慈善事业方面时常可圈可点，宗教在劝人向善方面亦并非乏善可陈；和谐（社会）一词2004年首现于官方文献[4]，问世至今已逐渐成为中国大陆及中文世界最流行的语词之一，滥用至极，以致坊间甚至出现“审美疲劳”——在“先富者”与“待富者”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的的时代背景下，靠制造幻想谋生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已显智力衰竭之疲态，各种自欺欺人的陈词滥调、胡言乱语（如“内心和谐才是真和谐”）早已使劳苦大众厌烦透顶。发展固然是硬道理，但畸形发展（非科学发展）、吏治贪腐导致的民怨沸腾、民变蜂起，时常会逼出“稳定”这一更硬的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发展什么、为谁发展、怎样发展”之类“穷则思变”式追问一时成为话语时尚，一劳永逸的终极答案当然不存在，但下面的话语或许有助于民众对执政者“与时俱进”的智慧保持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5]

六、“他山之石”：巴哈伊信仰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今170年来，中国为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不断地、或被动或主动地向外部世界学习。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以俄为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流血奋斗，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70年代末，中国向西方学习，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程。对于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借鉴和吸收，而170年不懈奋斗凝结成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也正在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提供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范本。

创生于于1844年、现已成为世界九大宗教信仰形态之一的巴哈伊信仰，倡导世界大同、人类一家，批评当今世界热衷于“美化物质享受与追求”[6]的种种意识形态，批评这个星球上盛行的“市场经济机制显然只会让少数人过上我们的前辈做梦也想不到的富裕生活，同时却加深大多数人的困境”[7]，批评种族主义、贫富悬殊、民族狂热偏狭、宗教纷争、性别歧视、教育不公平等不合理现象，强烈要求根据“人类一体”的观念“抛弃形形色色的偏见，包括种族的、阶级的、肤色的、信仰的、国家的、性别的和物质文明程度上以及其它所有能使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偏见”， “将当今这样一个冲突不绝的世界改变成一个以协调与合作为主导的世界”[8]，“将世界改组成一个国家——全人类的共同家园——并进行管理”[9]。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巴哈伊信仰认为，“纯正的宗教不为教条所累，传扬与已知科学真理毫不抵触的精神和道德真谛”；“理性与信仰是人的两种互补的禀赋，它们都对发现和理解真相的过程起作用，都是社会把握真理的工具”[10]。

关于和谐（世界）问题，巴哈伊信仰认为，“科学的发展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国与国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其结果必然导致‘世界公民’的概念。爱全人类并不排斥爱自己的国家。在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中，局部的利益只有通过全局利益的提高才能得到最好的满足。现有的各个方面互惠互利性国际交往和人民之间的团结意识必须得到大力的加强”。[11]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既和平又进步、既生动又和谐，既能让个人自由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又有合作与互惠做基础的社会机制”[12]。

关于发展问题，巴哈伊信仰认为，发展是通过物质生活表达和实现精神文明的有机进程[13]，这一进程始终需要用梦寐以求的世界大同的远景来加以引导，并且应当把个人的道德、情感、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摆在最优先的地位。[14]而“以人为本的发展，无论眼下表现得如何富于创造力，若没有一个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统一愿景，它也不可能给民众的生活带来系统的改善。这一愿景必须依凭并丰富地球上绝大多数民众对生活的深层理解”。[15]

对于巴哈伊信仰上述充满智慧、正义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观点，我们愿意表达由衷的钦敬之意，尽管我们并不承认宇宙间存在所谓“造物主”、“神”或“上帝”。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一切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声音都应当受到真诚的欢迎和认真的倾听，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应当成为不同文明形态、信仰形态或话语形态展开对话时的底线共识。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国家目标和政治愿景将是对内致力于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对外致力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愿景，可能需要“跳出中国看中国，跳出地球看地球”的新思维和大智慧，在这方面，相信巴哈伊信仰的许多真知灼见将使我们受益良多。

(原载《共建和谐：科学、宗教与发展研讨会文集》，新纪元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