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宗教报告》的出版与研创

（一）《中国宗教报告》的面世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项重要成果

2008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当代宗教研究室承办的“中国宗教的新生态、新问题和新挑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一是认识中国宗教的新生态，即当代中国多元宗教（信仰）结构;二是探讨“五大宗教”在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三是明确中国宗教研究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和挑战。两天的研讨结束后，会议参与者的论文作为会议的部分成果，随即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的金泽研究员和时任当代宗教研究室主任的邱永辉研究员主编，并贯以《中国宗教报告2008》之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时逢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志于引领中国智库建设的新潮流。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为了向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创立了“皮书品牌”并将其列入国家“十二五”出版计划。这个大的背景，加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当代中国宗教现状研究的重视，以及对我们前期工作的充分肯定，使得《中国宗教报告》成为“蓝皮书系列”之一，并加入到“盘点年度资讯预测时代前景”的“皮书系列”。

“宗教蓝皮书”创始的2008年，即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宗教在中国重新出现发展热潮，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亦方兴未艾，异彩纷呈。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宗教问题也处于逐渐脱敏的阶段，宗教学术界称为由“险学”变为“显学”阶段。这些巨大变化使得当代宗教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均得以公开出版。

“宗教蓝皮书”的面世，标志着当代中国宗教的现实、热点、敏感问题，从长期以来只能以内部报告、情势反映和对策建议的形式“上报”，走向了回归学术讨论、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呈现。我们坚信，当代中国宗教研究并非传统学术进路的延续，而是展示出许多观察宗教的新视域、分析宗教的新思路和研究宗教的新方法。为此，《中国宗教报告》的研创坚持了十年。

（二）《中国宗教报告》的研究和创新

2008年初创“蓝皮书”的目标和宗旨，是为社会各界客观了解中国的宗教现状及发展态势，如实报告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践情况，提供最为权威和最为全面的学术解读。第一本《中国宗教报告》，从体例上看还只是一本论文集，但由各方面的学术权威和专家型领导所写作的高质量论文，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的《当代中国宗教研究:问题与思路》和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副局长的《我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各大宗教的新生态、新问题和面临的新挑战。

2009年，我们实现了“宗教蓝皮书”的体例统一和栏目规范化——总报告、各大宗教年度报告、热点报告和地区（专题）报告。当年的蓝皮书因发表以基督宗教研究的专题（邱永辉《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再研究报告》和陈进国《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2010年，因蓝皮书“权威”发布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有关宗教信仰的入户问卷调查结果——中国基督教信仰人口数据和信仰状况，《中国宗教报告2010》实现“销售一空”。

2011年“宗教蓝皮书”开始走向欧美主流市场，提升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英国PATHS出版社通过版权交易在伦敦出版《中国宗教报告2011》，并在牛津BLACKWELL书店展销。

以2012年的总报告“研究当代宗教，建构中国话语”为标志，《中国宗教报告》在反映中国宗教的年度状况的基础上，一方面致力于中国宗教研究的学术话语建构，另一方面努力服务社会并为宗教管理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议。这一研究目标和指向，在此后数年得以持续。

“宗教蓝皮书”是直面当代宗教情势的变化和各种问题的尝试，鼓励了研究当代中国宗教的学者展示学术成果。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每年配套举行一次“当代中国宗教论坛”，诚邀各方学者和宗教事务管理的领导参加，为“宗教蓝皮书”的研创提供指导和建议，由此也推动了整个宗教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

二、“宗教蓝皮书”研创的重大问题

“宗教蓝皮书”是年度报告。每年的总报告，一是汇总各大宗教的年度发展情况，二是对当年的重大理论问题或热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了满足“皮”的功能，蓝皮书在“各大宗教报告”栏目下发布各大宗教的年度发展报告。为了诚实地反映中国宗教的现状，“各大宗教报告”从一开始就不限于“五大宗教”，还包括了儒教和民间信仰，因此构成了蓝皮书的“七大报告”设置特色。

“热点报告”栏目下，重点关注宗教与当代社会、宗教与法治、宗教与安全、宗教与外交等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和世界各国关心的问题。“地区（专题）报告”，先后选择了云南、台湾、甘肃、河南、广东等作为报告地区，选择了“淞江大学城大学生宗教信仰”“浙江民间信仰”“中国宗教活动场所调查报告”等作为“专题”;2014年以“中国古老宗教的复兴”作为专题，报告了云南东巴教（杨福泉）、广西师公教（梁庭望）、甘肃省境内的苯教（阿旺嘉措）和中国萨满教（色音）的当代发展状况，引发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学人的广泛关注。

总体而言，“宗教蓝皮书”的研创，在“实证研究”和一系例“重大问题”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决策参考、舆论引导和基础研究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当代中国宗教的实证研究

蓝皮书要求“数据说话”。但是，中国当代宗教研究的现实状况，长期以来都是重视定性研究，忽略或轻视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对于中国宗教信仰人口的调查和分析，因此成为蓝皮书研创的最大挑战。从另一个视角看，随着改革开放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中国宗教信仰人口增加，宗教格局发生变化，也为中国宗教研究学者展开相关调查提供了前所末有的机遇。在此背景下，以金泽研究员为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有幸进行了两次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以中国宗教信仰人口为目标的入户问卷调查。

2008－2009年和2011－2012年的两次全国宗教信仰入户问卷调查，目标均为中国各宗教信仰人口及信仰状况。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科学反映中国宗教信仰状况。在完成该项目并将其成果经由“宗教蓝皮书”进行发布的过程中，我们对当代中国宗教的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问题，增长了一些新的认识。

第一，鉴于已有的中国宗教信仰人口数据十分混乱，进行首次“普查”和每五年、十年一次的调查统计是十分必要的。

在我们的调查进行之前，已经有一些国内外单位公布的调查数据。由不同研究团队所公布的同一时间段、同一宗教信仰团体的人口数据，差异巨大。例如，根据2007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国佛教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3.5%，而根据2010年“世界宗教数据调查”（WＲD），中国佛教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13.5%，而另一机构提供的数据则高达18%;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的信仰人口，也出现类似的、相差数倍的数据。为摸清宗教信仰格局的“家底”，学术界有必要承担起科学调查和分析研究的工作。

第二，对“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人口”的调查，对于中国特色的宗教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美国著名宗教研究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于2010年对2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综合统计分析，其发布在“宗教信仰与公共生活论坛”上的报告指出，全世界有58亿成年人和儿童有宗教信仰，占2010年世界人口（69亿）的84%。其中有22亿基督教徒（占世界人口的32%），16亿伊斯兰教徒（23%），10亿印度教徒（15%），近5亿佛教徒（7%）和1400万犹太教徒（0.2%）。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是，在参与各种民间或传统宗教的4亿多人（6%）之中，美国本土宗教、澳大利亚土著宗教和非洲传统宗教的人数很少，绝大多数是中国民间信仰人群。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对待中国民间信仰的问题。在大规模的调查问卷里写入民间信仰的问题，并对民间信仰的方方面面进行实地调查，却是一个新的挑战。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中的实证研究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民间信仰的问题，而是更大范围的，可以被称之为“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人口”的问题。悠久的“三教合流”历史所导致的传统宗教信仰状况，使区分儒释道变得很艰难，中国宗教的人文化和理性化特点，使“信徒”“教徒”的概念都变得陌生。在写了三十多稿问卷之后，我认为要弄清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人口的真实情况，我们应当问的问题是:“你在多大程度上信儒?多大程度上信道?多大程度上信佛?”或者是:“你在什么时候信儒?什么时候信道?什么时候信佛?”

第三，政策因素、学术因素和民众认知，可能成为干扰宗教和宗教信徒“认定”的因素。

在蓝皮书的研创过程中，我们发现干扰宗教和宗教信徒“认定”的因素，不仅在于调查工作（建立抽样框、写作问卷、入户调查、数据录入、加权和分析报告等）本身，更在调查之外。对于台湾地区的宗教调查进行研究，首先让我们看到了政策因素。1958年至1986年，台湾宗教团体数量极少（10个或以下），并且一直维持极低数量。但根据台湾地区“内政部”《经计年报2008年》，从1986年至2004年，台湾地区的宗教团体数量却出现了猛增的状态，即从1986年的70个，增加到2004年的1062个!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正是台湾地区1989年的人民团体法，这足以证明“政策因素”对于宗教认定的重要性。

干扰宗教和宗教信徒“认定”的第二个因素，正是所谓“学术因素”。历史上自然形成和长期存在的各种宗教，到近代宗教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时，面临着被宗教学家纳入“世界宗教框架”并进行“学术归类”的命运。在此过程中，宗教研究者不仅给许多“没有统一名称”的具体宗教进行了“命名”，如“印度教”（1827年第一次出现），还将不同的宗教归入不同的类别，如“出世宗教”或“入世宗教”。随着宗教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世界宗教”学术框架中讨论宗教归类和宗教定义，由此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在中国至少引发了“儒教”和“民间信仰”是不是宗教的问题。这些学术争议反映在调查工作中，就成为是否将“儒教”和“民间信仰”以及“其他宗教”写入问卷的问题。

影响宗教和宗教信徒“认定”的第三个因素，是“民众认知”的问题。民众对于宗教特别是自己信仰的宗教的认知，既关系到对“政策因素”的认知——如果属于未被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信徒多半会选择拒答或选填“无宗教信仰”，也与学者对民众造成的学术认知障碍相关。例如，问卷中不可能列出成千上万的民间信仰神灵，信仰“妈祖”“胡公”“蚕花娘娘”“水尾圣娘”等神灵的民众，也不知道自己的神应当归入问卷中的“民间信仰”一类。因此，统计数据也受到民众认知的影响。

第四，《中国宗教报告》以诚实的、科学的反映中国宗教信仰的状况及变化为长期任务和责任。

“宗教蓝皮书”一直在努力实现“皮书系列”的总体要求——“权威、前沿、原创”。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工作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是坚持实事求是，注重推进重大理论创新，不断总结处理我国宗教问题的实践经验，不断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理论探索。立足国情的基础是国情调研及其成果汇总，《中国宗教报告》在中国当代宗教的国情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在6万份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写作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载于《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于2012年9月获得第三届“优秀皮书奖——报告奖”一等奖。当然，如何诚实地、科学地反映中国宗教信仰的状况及变化，仍将是中国学界长期面临的问题和任务。

（二）《中国宗教报告》研究的重大问题

1.“建构中国话语”研究

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现状，要求宗教研究者展示出观察宗教的新视域、分析宗教的新思路和研究宗教的新方法，而建构一个学术体系完整的“中国话语”，是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的中国的“话语权”的一部分;只有成功构建的“话语”，才可能成为一种“权力”，而构建话语更多地是展现一种能力，包括在理论上进行创构和重构的能力。中国传统对宗教的独特认识、中国宗教所经历的独特发展道路，中国社会在近当代历经的对宗教文化的深刻反思，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具有相似性或可重复性。因此，在研究中国宗教的进程中，建构独特的“中国话语”，便是一种自然逻辑的结果。

邱永辉在《研究当代宗教，建构中国话语》（2012年皮书总报告）中提出，中国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宗教研究的紧迫性、宗教研究者的学术意识和研究理念、日益良好的学术氛围，已经让我们具备了建构中国宗教话语的天时地利;《宗教蓝皮书》致力于为中国研究宗教的学者建构“中国话语”提供一个开放、开明、跨学科、跨地域的学术平台;在建构“中国话语”的进程起步之时，中国宗教研究学界应当“超越左右”，营造一个学术自由的、平等探讨的话语建构空间，鼓励、吸收和综合多层次和各方面的学术成果，为中国宗教学人建构“中国话语”做出积极的贡献。

2.“一带一路”的宗教问题研究

2015年正式开启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使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全方位联系更为紧密，也使中国宗教与世界宗教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在中国各大宗教团体通过学习、研讨、建言等方式，积极投入到了“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之中的同时，学术界梳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宗教格局，认识“一带一路”也是宗教之带和宗教文化之路这一现状，从而提出旨在“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的人文交流的政策建议，成为《中国宗教报告》的研究主题之一。

关于“一带一路”智库的宗教文化研究，邱永辉著《一带一路建设与宗教文化发展》（2016年蓝皮书总报告）特别提出几个重要的着力方面:其一，中国智库应当努力进行有关宗教文化的人文研究，挖掘传统宝库，实现“古为今用”;其二，中国智库应着力进行实践性研究，致力于搭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宗教对话”平台;其三，中国智库应当沥清“宗教因素”和“宗教问题”对“一带一路”建设可能造成的安全风险，及时进行“一带一路”的宗教安全研究和风险评估。着眼长远发展，该报告再次强调从全球文化战略的高度定位中国宗教，制定宗教文化战略;着眼“一带一路”的建设，制定中国宗教文化走出去战略，以切实增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鉴。

3.中国宗教改革研究

中国的大改革和大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生活的活跃，但出于一种激烈的反弹，中国宗教在复苏道路上也混杂着伪滥。为此，《中国宗教报告》的研创报告呼唤中国各大宗教与时俱进，中国各大宗教内部着手必要的改革探索。邱永辉著《改革浪潮掀起中国宗教改革新篇章》（2014年蓝皮书总报告），阐述了中国宗教在思想观念、行动仪轨和组织制度等层面的改革，指出中国宗教改革的出路在于服务社会大众，崇尚和彰显宗教的真精神。在对宗教改革的政治态度方面，报告建议宽容宗教改革，创新宗教管理;在对宗教改革的社会认识方面，报告认为全社会应当冷静客观地看待社会转型期的宗教改革，鼓励适应社会发展的宗教创新。报告强调，中国宗教改革是现代中国社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它既是宗教团体在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所进行的改革自身的运动，也是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创新宗教管理的过程，因此也是政界和教界之间不断磨合和加深理解的过程。中国宗教改革的持续进行，可以使中国的“政教关系”得到切实的协调，逐步建立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型的政教关系，将有助于中国宗教真正得到“治理”。

4.中国宗教治理研究

在“宗教治理”方面，每年的各大宗教报告都在政策建议部分，提出了对于具体宗教的具体问题的治理建议。邱永辉著《中国宗教治理报告》（2015年蓝皮书总报告）以中国宗教组织的自治（自我管理）为讨论和分析中心，提出“宗教治理”的新理念和新模式。作者提出，“宗教治理”不是传统的从上到下的行政运转和管控，而是一种社会文化建设的模式，是一种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模式;中国宗教治理的未来，是走向一种民主、协商、多元的社会化治理模式。作为“依法治教”“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治理”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宗教组织的自治、政府公权力对于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宗教的全方位治理。文章建议，在缺乏“宗教共识”和“立法共识”的现阶段，中国大陆可以借鉴港澳台地区的成功经验，立法给予宗教组织的法人地位，试行“宗教组织的法人制度”。

5.“宗教中国化”研究

自2015年中国宗教学界提出“基督教中国化”倡议，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正式提出“宗教中国化方向”，“宗教中国化”逐渐成为中国政界、学界和教界的热点研究问题。2017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确定，中国化方向的具体内涵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宗教的中国化是宗教在新时期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中国化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神学思想中国化、教规戒律中国化、管理体制中国化、崇拜礼仪中国化、宗教建筑中国化和宗教艺术中国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中，努力推进各大宗教中国化和中国宗教“走出去”的学术研究，是中国宗教研究者的学术责任和神圣义务。

除上述重大问题外，《中国宗教报告》本着求实求是的精神，对一系列前沿问题和敏感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问题包括基督教非法聚会点的问题、伊斯兰教的门宦和极端主义问题，佛教和道教的商业化问题等，也包括“民间信仰”和“新兴宗教”及其问题的研究，其中叶涛、陈进国、范丽珠的民间信仰报告，特别是陈进国对台湾一贯道的研究，重点关注“中国宗教文化的海外传播”经验。天主教报告的作者王美秀和刘国鹏研究员，在每年报告天主教发展状况的同时，都聚焦“中梵关系”的问题和进展，为中梵关系的逐步改善和令人遐想的突破提供了印证，也终于迎来了2018年中梵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协议。

三、结语:当代宗教研究任重道远

根据总体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皮书系列”具有决策参考、政策先声、投资指南、舆论引导和基础研究等五大功能。具体到“宗教蓝皮书”，更多的是体现出决策参考、舆论引导和基础研究三大功能。处于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宗教蓝皮书”，以宗教现状的研究为主，无疑具有现实性、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本着学者的责任感和学术敏感，我们不难看出对现实宗教问题研究，从表面上看是敏感问题，属于应用研究，但从实质上看，其核心仍然是学科研究和基础研究问题。例如，中国有多少宗教人口、各宗教有多少信徒等问题，涉及宗教的分类、宗教的自我认定和学术认定，归根结底是要回答“什么是宗教”的问题，以及如何认识“中国宗教”的问题。

“宗教蓝皮书”走过了10年路程，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在“为中国文化求出路”方面，费孝通先生曾设定一个标准:在中国，事实清楚;对世界，相安共处。中国的崛起要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以下问题:除了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中国还能够给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或者价值吗?中国能够树立一种道义、一种文明精神吗?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必须尊重不同的文明形态，直面宗教在全球的不同表现和未来发展，努力参与全世界对宗教普遍性议题的讨论，进行文明对话和构建新的全球伦理，为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做出贡献。

（作者：邱永辉，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5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