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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艳燕:由基层教会透视当代英国基督宗教的世俗化    2011年12月9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论文提要:本文以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基础,首先梳理当代英国基督宗教世俗化的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之后根据笔者对英国伯明翰地区基督宗教各主要宗派十余家基层教会进行的实地调研,着重分析以神学倾向为标准所划分的各派教会的教牧人员对英国宗教世俗化的表现、程度和成因、教会面对世俗化的冲击应当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以及英国各派基督教会的发展前景等问题之立场观点的分歧和冲突,对保守派教会在世俗化的冲击下显示出更强的吸引力这一现象作出简要说明,并认为各派教会的外在宗教实践形式与其内在神学思想倾向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张力,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教牧人员在面对世俗化的冲击时所表现出的踌躇和骑墙心理。

 

关键词:英国 基督宗教 世俗化 基层教会 个案研究

 

一、关于英国基督宗教的世俗化

 

世俗化是当今欧美、尤其是西欧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而在英国,世俗化得到了较为典型的诠释。世俗化在英国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从18世纪至20世纪中期属于世俗化的量变积累过程,到20世纪60年代则达到了质变的突破。基督宗教无论是作为有形的以教会为代表的组织机构,还是作为无形的大众文化价值体系似乎都处于江河日下的境地。

 

(一)当代英国基督宗教世俗化的表现形式

 

从宗教行为与实践方面来看,几乎所有可量化的指标包括宗教归属、教堂参与、主日学校就学率、婴儿受洗和接受坚振礼、举行基督教婚礼和葬礼的人口比率等等自20世纪60年代起全部指向下滑,而且下滑速度较前几个世纪都更迅猛。在当代英国基督宗教研究过程中,对一些调查数据的考证方式和诠释有不同看法甚至批评态度,影响到对其准确性和可信度的怀疑。但是,通过不同研究机构所得到的几乎所有调查指标的数据结果都指向相同的方向而且互相基本吻合。[1]

 

从宗教观念和宗教意识方面来看,一些宗教社会学家认为,许多英国人(尤其是那些不去教堂但声称自己是信徒而且经常做祷告的人)的宗教信仰已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教会的正统教义,甚至更接近于人们通常所指称而被教会所反对的迷信,如相信占卜、运气、宿命、幽灵等等。另外还有一部分英国人,他们的宗教意识虽然已经逐渐淡漠,但由于受传统力量的驱使他们仍然去教堂参加礼拜,或者说是习惯或惯性使然。一些社会调查数据显示,不仅英国人的宗教实践有所衰落,他们对上帝、死后生活、天堂和地狱等基督教基本的信仰原则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都已遭到侵蚀。与几十年前的情况相反,在一些宗教调研中一些被采访者承认,他们会隐瞒自己的宗教体验以免被周围的人认为愚蠢。[2]这说明在他们看来,当代英国的社会环境已经改变,自己正在被逐渐地边缘化。

 

从宗教组织机构方面来看,它构成了基督教会的中坚力量,是基督宗教在世间的有形体现。而在当代英国社会当中,教会的教牧人员队伍趋向萎缩,英国几乎各个宗派教牧人员的数量都在快速下滑,[3]教会组织出现了危机;一些教堂无法支撑庞大的经济开支,停止了对信众开放。它们被迫关闭或者被出售或出租而挪作他用,如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被用作展览馆、商店、仓库、运动场、夜总会和舞厅的教堂建筑;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分化日益精细,打破了传统英国社会中基督教会的垄断地位,教会的权威不断受到冲击,教会在诸如政治、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等这些很多世纪以来属于自己掌控领域所发出的声音渐趋微弱。

 

(二)当代英国基督宗教世俗化的形成原因

 

对世俗化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学术界目前仍无定论。关于世俗化的四种理论模式[4],即传统世俗化理论(Classical Secularization Theory)、宗教经济模式(Religious Economies Model)、社会政治冲突模式(Sociopolitical Conflict Model)和社会文化转型模式(Sociocultural Transformation Model),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世俗化现象的成因,其中前两种理论模式在宗教社会学界占主导地位。

 

传统世俗化理论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亨利·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中,他们都认为随着国家和科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传统宗教的势力和合理性不可避免地被逐渐削弱。这种观点在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杜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了回应,这后来也成为西方社会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二战后很多宗教社会学家都对其表示赞同,包括彼得·伯格(他的早期观点)、大卫·马丁、斯蒂夫·布鲁斯、布莱恩·威尔逊和托马斯·鲁克曼等。20世纪60年代,世俗化命题(Secularization Thesis)与现代化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一项重要原则——伴随着现代化,社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理性化,更加个人主义化,以及具有更少的宗教性。到目前为止,除了部分宗教社会学家之外,现代化理论只有不多的拥护者了。仍然在为世俗化理论辩护的学者包括英国学者威尔逊和布鲁斯等。

 

按照传统世俗化理论,现代化,包括社会结构分化、理性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方面的发展,必然导致宗教的衰落。其论据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基督教社会功能的丧失。世俗机构的势力扩张到了原先由教会掌控的领域包括社会供应、教育和道德心理咨询等;二是正统基督教观念和实践自19世纪晚期以来的长期衰落。在产业工人和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当中反映比较明显,即社会中最“现代化”的部分更能显示出世俗性和现代性的关联。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罗德尼·斯达克和罗杰·芬克等人提出的宗教经济模式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宗教经济模式的支持者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宗教活力”(religious vitality)与“宗教竞争”(religious competition)和“宗教多元”(religious pluralism)呈正相关,而与“宗教管制”(religious regulation)呈负相关。如果“宗教市场”(religious markets)被少数大“公司”——教会所支配或被国家严格“管制”,其结果便是劣质的宗教“产品”,低水平的宗教“消费”。总之,会使宗教停滞不前。相反,如果有许多公司在没有政府干预的开放市场中竞争,宗教产品的“质量”会更高,个体消费者也更有可能找到一种符合其喜好标准的宗教。如果“宗教活力”的程度出现了变化,那并不能归因于“世俗化”,而是由于“宗教经济”(religious economy)的变化。这种理论研究证明了宗教多元主义与宗教活力之间的积极关系。照此看来,宗教的变化与现代化进程没有关系。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宗教参与程度如此不同了。在此基础上,宗教经济模式的倡导者声称世俗化命题是错误的。

 

针对这两种理论各有一些反对意见。笔者认为,以上两种理论模式各有利弊,也是互补的。每一种模式都有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由其它模式弥补。世俗化是漫长历史性演变的结果,是一个不平坦的发展过程。同时,它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适用国家或宗教群体的情况不同,其所处的具体历史处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因而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式。我们必须以符合史实为标准,对具体国家和教派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于西欧国家基督宗教的世俗化,笔者部分赞同传统世俗化理论的看法,认为现代化是造成欧洲世俗化的主要原因,现代化造成了包括社会层面和个人意识层面在内的全面世俗化。但是,现代化不仅仅促成了世俗化,它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反世俗化运动,宗教并非由于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而必然灭亡。

 

英国学术界对于当代英国世俗化形成原因的诠释,大致可以根据认为其关键是长期因素或是短期因素而划分为两类。以长期因素作为关键点的学者又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斯蒂夫·布鲁斯和布莱恩·威尔逊等是传统世俗化理论的拥护者,他们强调现代化发展与当代英国宗教衰落的关系;而阿兰·吉尔伯特在从英国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证世俗化过程的同时也重视神学的现代化对人们的误导。加伦·布朗是以短期因素诠释世俗化的代表。他认为是英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灾难性和剧烈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使英国核心宗教文化遭受了沉重打击,他尤其强调性别,尤其是女性角色的变化对英国人宗教性趋于崩溃的重大影响。休·麦克劳更强调世俗化成因的复杂性,认为它是多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因而不存在造成世俗化的“主宰因素”。但他比较突出社会政治冲突方面的原因。

 

笔者认为,英国当代的世俗化确实是由多种因素产生合力的结果,包括所谓的短期和长期因素。但即使是短期因素,也具有其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在20世纪60年代最终爆发和显现出来,有些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危机对英国宗教产生了强烈冲击。在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神学思想等各项因素中,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英国世俗化的形成有一定帮助。这些因素有机联系,相辅相成。当具体到某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们会显示出不同程度的重要性,而其相互关联所体现出的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铸成了英国基督宗教发展的现实。

 

二、个案调研的动机与目的

 

宗教是一种鲜活的社会现象,尽管它是有关超人间力量的投射,但归根结底它是属于社会上的信众——人的信仰。基督宗教也不例外。因此,进行实地考察,面对面地与基督徒进行交谈,了解和比较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对于理解和分析英国基督宗教在当代社会世俗化背景之下发展的方方面面无疑是必要而有益的研究方法之一。

 

在研究世俗化背景下当代英国基督宗教发展状况的过程中,笔者对英国伯明翰地区基督宗教各主要宗派的十余家基层教会进行了实地调研,亲身经历它们的周日崇拜仪式和其它相关活动,并根据预先设计的一系列问题对各教会主要教牧人员分别进行了采访。通过这些个案研究,笔者积累了访谈笔录、录音和照片等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英国基督宗教的发展有了现实的感性认识。在调研当中,笔者还观察到一些在书面文献中很难发现的有趣现象和问题,下面也将对此加以讨论。

 

笔者进行此项个案调研的目的有二。第一,透过基层基督教会的视角理解世俗化与当代英国的基督宗教发展状况。文中基层教会是指英国伯明翰地区所属各个教区内不同宗派的基督教会。基层教会是构成英国整体基督教会组织体系的原子细胞,笔者希望了解它们平日的基本运转状态以及基层基督教会领导所持的思想理念和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看法,通过这些各具特色的教会窗口折射出英国基督教会五彩斑斓的立体画面;第二,比较英国基督教会各宗派的相同、相似与相异之处。英国基督教会内部具有高度的多元性,通过与基层基督教会领导的交谈可以发现各派教会看待与世俗化相关之各类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的异同,反映出在面临世俗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时教会内部所做出的多种反应方式及其复杂性,这也是当代英国基督教会所呈现出的特点之一。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广泛重视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研究价值。本文运用这种研究历史现象的重要方法,既可弥补各类历史事件在文字记载方面的不足,又能印证各种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它可以为人们对历史的研究打开另外一扇窗口,了解书本上抽象的理论和历史现象掩映之下真实的个人在这些历史剧目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探究他们的所思所想,直接聆听他们内心的搏动。

 

笔者深知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在较短时间内进行的这项个案调研并不能全面反映英国基督宗教的现状与特色,而只能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但对英国基层基督教会的实地考察无疑使笔者增强了研究英国当代基督宗教发展状况的现实感和真实感。希望这样的尝试能为针对英国基督宗教的理论研究骨架增添血肉,使其更加立体和丰满。

 

三、个案调研的范围与方法

 

(一)调研范围及代表性问题

 

笔者在此项个案调研当中所选取的调研对象除一家圣公会的教区教堂位于英格兰沃尔索耳市(Walsall)之外,其余11家基督教会均在英格兰伯明翰市,其中包括伯明翰大教堂(Birmingham Cathedral)和另外十家分别属于伯明翰塞里橡树区(Selly Oak Ward)、维欧里区(Weoley Ward)和春田区(Springfield Ward)的基层教会。

 

笔者的调研在伯明翰市所选取的10家基层教会均分布于上述3个行政区之中,这3个行政区的社会背景略有差异并具有各自的特点,它们在人口年龄分布、阶级构成和种族融合等各方面的社会状况大致反映出英国社会面貌的基本特征和多样性。同时,从宗派角度来看,10家基层教会涵盖了包括圣公会(其中又包括圣公会自由派、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即福音派)、罗马天主教会、卫理公会、联合归正会、浸礼会和五旬节派教会等在内的英国各主要宗派的教会。另外,笔者还兼顾到受访教牧人员的职位、性别和年龄段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此项调研虽然涉及的范围有限,但笔者在各方面尽量做到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二)调研方法及局限性问题

 

笔者在此项个案调研中主要采用的是观察、参与及访谈的方法。笔者首先利用周日教会举办崇拜仪式的机会观察每一家教会的外观、内部设置以及会众的数量、年龄、性别和种族构成等情况,收集一些教会发放的宣传资料,之后亲身参与他们崇拜仪式的全过程,体会教牧人员的布道内容和风格、信徒的反应、二者的互动以及在崇拜仪式过程中教堂里洋溢的气氛。有时笔者还被邀请参加教会组织的其它一些活动,如教会的坚振礼仪式、圣诞节午夜崇拜仪式以及教会为本教区居民组织的便民活动等等,这使笔者得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了解基层教会的运转状况,并且有机会与普通信徒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和信仰实践状况。通过以上这些观察和参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当代英国基层基督教会的鲜活面貌,并发现各派教会的特色和差异,为进行下一步的比较研究打下一定基础。

 

在经过观察和参与的过程之后,笔者所采用的最为重要的调研方法是对每一位基层教会的教牧人员进行大约一小时左右的访谈。选择基层教会领导的优势之一是他们既没有高层领导讲话的所谓套话、“官腔”,谈话比较坦率,顾虑较少,而且相对于普通信徒来说他们的专业素养又更深,学术感较强,看问题也比较全面。因此,与他们进行交谈,更有可能达到比较符合笔者访谈要求的客观效果。在进行访谈之前,笔者设计了一张问题表格,力求做到问题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化,希望通过教牧人员针对这些问题发表的看法捕捉英国基督教会的实际发展动向。在访谈过程中,笔者与教牧人员进行交流,倾听受访者的观点和看法,并在受访者允许的前提下对访谈过程进行笔录和录音。在访谈结束之后,笔者对照访谈笔录和录音对教牧人员所表述的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必要时会针对不甚明确的问题对教牧人员进行回访。

 

通过观察、参与及访谈这三步曲,笔者对英国的10余家基督教会分别完成了实地调研工作,逐步综合完善了调研表格,并在这些感性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理性分析和提炼,总结出一些研究成果和结论。

 

此项社会调研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从调研覆盖面的角度来说,笔者主要选取了位于英格兰的伯明翰市下属的几个行政区中的一些基层基督教会,即不涉及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等地,不包含乡村地区,基本上不针对城市的大教堂。除圣公会外,笔者只访问了其它每个宗派中的一家基层教会,并对每个教会中的一位教牧人员进行采访。当然,这一位教牧人员的观点不一定能够完全代表该教会中其它教牧人员的立场,一家基层教会也不会完全代表该宗派中其它所有教会的意见。笔者对每家教会的访问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多于3次,因此笔者对这些教会的了解有可能不甚全面;第二,从受访者身份的角度来说,笔者主要的访谈对象是基层教会中的教牧人员,除一名教长(dean)之外,其余基本都是教区牧师(vicar)或普通牧师和神甫(minister/priest/pastor),极少有级别很高的教牧人员和普通平信徒;第三,从调研的执行人即笔者本身的角度来说,笔者在社会调研方面掌握的专业技巧有限,平生第一次独自设计并执行此类专业性较强、范围较广、持续时间较长的系列访谈工作。笔者的调研地点是与本人的文化背景和生长环境迥异的陌生国度,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语言上的障碍,同时没有来自其它渠道的经费支持,进行调研工作的时间也非常紧迫,因此执行这项工作的难度比较大。但笔者尽己所能,努力降低客观上的困难对调研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且鉴于上文所述此项个案调研所具有之相当程度的代表性,调研的局限性因而显得相对次要。

 

四、调研成果

 

(一)教会分组

 

根据各教会的神学思想倾向,并且为下文分析论述的便利,笔者将此项个案调研的访问对象分为三组。第一组为自由派教会,包括圣公会当中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教会〔圣玛利亚教堂(St.Mary's Church)、伯明翰大教堂(Birmingham Cathedral)和沃尔索耳市拉绍尔教区教堂(Rushall Parish Church)〕、卫理公会〔塞里橡树卫理公会教堂(Selly Oak Methodist Church)〕和联合归正会〔维欧里山联合归正会教堂(Weoley Hill United Reformed Church)〕;第二组为保守派教会,包括圣公会中的福音派教会〔圣斯蒂芬教堂(St. Stephen's Church)和圣克里斯多佛教堂(St. Christopher's Church)〕、浸礼会〔塞里园浸礼会教堂(Selly Park Baptist Church)〕和五旬节派教会〔基督徒生活中心(Christian Life Centre)〕;第三组主要指罗马天主教会〔我们的圣母和利马的圣罗斯罗马天主教堂(Our Lady & St. Rose of Lima Roman Catholic Church)〕,也包括圣公会中的高教派教会〔圣加百利教堂(St.Gabriel's Church)〕,它们的神学倾向居于前两组教会之间。

 

笔者通过对这些基层教会的访问,无论是从它们的周日崇拜仪式还是教牧人员的言谈话语之中,都能够充分感受到世俗化的冲击在这些普通基督教会中的体现。但由于背后作为支撑力量的神学观念不同,这三组教会的教牧人员在对待世俗化的态度和教会应对策略等方面的看法表现出较大差异,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由此暴露出来。

 

(二)周日崇拜仪式印象

 

基督教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信徒参与教会生活最为集中的体现即各教会在每周日(尤其是周日上午)举行的例行崇拜仪式。无论哪个宗派或不同神学倾向的教会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因此笔者将被列为访问对象的10余家基督教会的周日崇拜仪式作为一个突破口,亲身体验了每一家教会崇拜仪式的全过程,通过对它们的观察和参与,得到了直观的印象,感受到各派教会的特色和风貌,体会到各教会表现出的相似与差异。

 

从笔者观察到的现象来看,传统圣公会和天主教会更加重视遵行严格的等级体制和礼拜仪式,而具有保守派倾向的教会其崇拜仪式更加灵活多样。在前者的崇拜仪式中使人感觉到上帝是超越宇宙万物的,高高在上,远离尘世,俯视人间;而后者的崇拜仪式更加突出体现的是上帝与人们在一起,存在并生活于这个世界上,与每个人朝夕与共的亲密感。总的来说,保守派教会比自由派教会对本教会的宣传更加积极,以扩大自身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对待信众也更加热情,显示出向普天下所有人传递上帝好消息的强烈愿望。(例如,基督徒生活中心的宣传方式与其它教会明显不同,它的宣传资料制作精良,色彩鲜艳,内容丰富。在宣传册封面和教堂内的大屏幕上以世界各国十几种主要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欢迎”字样,画面上还呈现出各种肤色的人们的笑脸,给人一种朝气蓬勃和十分亲切的感觉。)从周日崇拜仪式反映出的情况来看,面对英国社会的世俗化浪潮,保守派教会的免疫力似乎更强,更具青春活力,对于许多英国基督徒尤其是年轻人来说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三)访谈成果

 

经过对周日崇拜仪式的观察和参与,笔者对所访问的教会产生了初步的感性了解,使得接下来进行的与教牧人员的对话具有了一定的认识基础和针对性。对于笔者提出的关于在世俗化背景下当代英国基督宗教发展状况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各派教会的教牧人员做出了各式各样充满智慧的回答,其中不乏精彩妙语,令笔者不仅受益于这些教牧人员的专业素养与对当前形势的理性判断与分析,同时也体悟到他们的敬业精神以及对英国基督宗教事业的满腔热忱。

 

笔者与教牧人员对话的具体内容包括每一位教牧人员对以下几组相关问题的看法:当代英国社会宗教世俗化的表现、程度和成因;教会面对世俗化的巨大冲击应当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其中也涉及到基督宗教内部不同宗派之间的联合、教会的社会参与和道德伦理方面的敏感问题;以及英国各派基督教会的发展前景,等等。各教会接受采访的十几位教牧人员对某些问题的回答十分一致或观点相近,而对另一些问题则看法各异,甚至完全对立,这充分反映出三组神学倾向不同的教会其各自的特色及立场观点的分歧和冲突。

 

1、关于当代英国世俗化的表现、程度和成因

 

所有教牧人员都承认英国社会世俗化的现实,但他们对如何理解世俗化以及英国社会世俗化的程度有不同看法。总的来说,自由派教会更倾向于用“变化”一词来描述当前形势,而保守派教会将世俗化的形势看得更加严峻,更倾向于选择“衰落”一词。圣公会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圣玛利亚教堂教区牧师马丁·罗伯茨博士(Revd. Dr. Martin Roberts)认为,当代英国社会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混合体,其中的一部分人具有很强的宗教性和灵性追求,而另一部分人则是持物质主义至上的世俗观点。有些人在平常情况下是世俗性的,但在人生的危机时刻却显示出其宗教性。维欧里山联合归正会教堂和圣公会高派教会圣加百利教堂的牧师也认为,人们在遇到危机和灾难的时刻往往会提出一些问题,更需要祷告、与牧师进行交流。人类在心理上需要一种神圣超越的力量,这正体现出教会的一个重要功能。与此同时,圣公会福音派圣斯蒂芬教堂的教区牧师克里斯·霍布斯(Revd. Chris Hobbs)认为,从国家整体的角度来看,基督宗教在衰落,英国社会越来越世俗化了,其宗教性越来越低。塞里园浸礼会牧师马克·西蒙斯(Revd. Mark Simmons)认为,英国事实上已经被世俗化了(尽管还不彻底),目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教国家。不过,有3位牧师明确指出,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人是真正的无神论者。

 

一些教牧人员(尤其是自由派)持类似于“信仰但不归属”(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的观点,如圣玛利亚教堂的罗伯茨牧师认为教会是构成宗教的一个重要维度,基督教会的重要性确实下降了,但宗教的意义远比教会广泛得多,英国的基督宗教并没有崩溃。维欧里山联合归正会教堂的女牧师杰奇·安布瑞(Revd. Jacky Embrey)认为,虽然通过数据显示的教堂参与率下降了,但很多人仍然自认为是基督徒。人们仍保持着灵性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去教堂。而在我们的圣母和利马的圣罗斯罗马天主教堂神甫安德鲁·福斯特(Revd. Andrew Foster)看来,不仅英国人的宗教实践在特别是近50年来有所衰退,本应由教会带来的社区凝聚力也在减弱,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观念不断弱化。塞里园浸礼会的西蒙斯牧师认为,人们现在并不遵循《圣经》所倡导的基督教价值观,与“信仰但不归属”的情况同时存在的是“归属但不信仰”(belonging without believing),一些人虽然去教堂做礼拜,但他们并不一定是虔诚的基督徒。五旬节派基督徒生活中心牧师斯图亚特·布龙特(Stuart Blount)认为,英国人教堂参与的总体衰落在传统主流教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学校中关于宗教方面的教育逐渐减少,社会道德每况愈下。

 

另外,传统教会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教牧人员短缺的情况。例如,由于缺少教牧人员,维欧里山联合归正会教堂的杰奇必须同时兼任两个教堂的牧师。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圣公会。另外,圣公会高派教会圣加百利教堂的教区牧师迈克尔·卡索(Revd. Michael Castle)提到,由于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不能结婚,许多年轻人不愿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目前天主教会中的神职人员数量不足。

 

通过各位教牧人员以上的言谈,人们不难看出,与自由派教会的教牧人员相比,保守派教会和天主教会的教牧人员对于世俗化的态度总体上说似乎不那么“豁达”。在他们的观念里,世俗化给英国基督宗教和整个英国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的程度更为深入,他们对于世俗化危机形势的紧迫感更强。也许这是保守派教会更为积极主动地宣传福音,想方设法吸引和招募成员的原因之一。

 

关于造成世俗化的原因,各宗派的教牧人员普遍认同当代英国宗教和社会的世俗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教牧人员对于这一问题的种种分析与他们的神学倾向基本没有直接的关联。首先,所有教牧人员几乎都提到与“现代化”相关的一系列要素。例如,伯明翰大教堂的教长戈登·莫塞尔(very Revd. Gordon Mursell)指出,19世纪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模式的改变,但教会未能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城市中一度缺少教堂和教牧人员。而教会在此之后的努力为时已晚,人们一旦放弃了对基督宗教的信仰,教会很难劝导他们回心转意。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俗化进程的加速,莫塞尔教长认为,经济繁荣从很多方面来讲是人们的幸事,它减少了贫困和人们生活中所遭受的束缚,但是它同时也导致了肤浅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滋生,使社会逐渐变得以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基础,人们不再拥有以往对事物的确定性。基督徒只信仰和服从一个上帝而与当代社会的消费文化不相符合。如今很多人看待社会的逻辑是:如果我能换个工作,或许我也能换一种信仰;如果我能换一种信仰,或许我也能换一个老婆。当人们拥有这样东西时,心里会想也许试试那一样会更好。而莫塞尔认为,人们面临过多的选择有时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们的圣母和利马的圣罗斯罗马天主教堂福斯特神甫认为,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所带来的消费主义使人们远离了某种传统的处境,而那样的处境能够提醒人们人类所面临的灾难、不幸和必死的命运。人们如今有了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多的选择,教会已不再是人们度过业余时间的地方,不再是社区生活的中心。维欧里山联合归正会教堂安布瑞牧师抱怨道,人们现在可以过于轻易地在去或不去教堂之间作出选择。圣加百利教堂卡索牧师告诉笔者,自1992年起,商店和剧院等场所在周日的开放营业成为合法,这促使人们在周日的活动有了更多其它的选择。鉴于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强大的吸引力,塞里园浸礼会西蒙斯牧师将二者比喻为人们的“新宗教”,将人们经常光顾的购物中心比喻为“新型大教堂”,而他认为这与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密不可分。

 

一些教牧人员非常重视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对世俗化的促进作用。在伯明翰大教堂莫塞尔教长看来,科学知识改变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而且无论男女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因而人们愈发质疑从前的信仰。我们的圣母和利马的圣罗斯罗马天主教堂福斯特神甫认为,哲学运动中的思想家使人们远离了上帝。圣斯蒂芬教堂霍布斯牧师指出,理性的发展促使人们可以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解释这个世界,倚靠自己的力量控制自己的生活。还有两位教牧人员提到多元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认为人们通过与其它类型的文化和世界各地不同信仰的相遇和接触,思路更加开阔,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图景,意识到远不只一种宗教进路通达永生。

 

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世界大战造成的创伤,是大多数教牧人员提到的另一个造成世俗化的原因。伯明翰大教堂莫塞尔教长指出,两次世界大战的深重灾难致使无数人丧失了生命,越来越多的人对如何能够爱上帝提出了质疑。塞里园浸礼会西蒙斯牧师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与人们的信仰发生了猛烈的碰撞,人们不禁提出了“上帝在哪里”这样的问题,而且有数据表明教堂参与等指标在1945年以后急剧下降。基督徒生活中心布龙特牧师认为,人们在战争中所经历的痛苦使其价值观开始发生改变从而离开了教会,并且再也无法回归。塞里橡树卫理公会教堂牧师加雷思·琼斯(Revd. Gareth Jones)认为,战争悲剧对亲临战场的男人们影响更大,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促使男人比女人对宗教表示出更大的怀疑。

 

有几位教牧人员认识到,基督教会自身应当对世俗化承担一定的责任。维欧里山联合归正会教堂安布瑞牧师以“新时代”运动为例说明人们仍然保有对灵性的渴望,但他们无法在教会中寻觅到,只能到其它各处继续观望和寻找,而或许这正是教会的过错。圣克里斯多佛教堂的教区牧师托比·霍沃斯(Revd. Toby Howarth)强调教会是世上的盐,而盐的作用是防止肉类腐烂。由于肉类本身的特性就是要腐烂的,所以肉类腐烂的责任并不在于肉类本身,而应责怪盐。霍沃斯牧师由这一比喻中得出的结论是,世俗化的责任在教会而不是社会,教会的错误在于它没有阻止社会向坏的方向发展。基督徒生活中心布龙特牧师认为,由于教会面对社会的变化过于松懈,未能作出积极的回应,因此应当对世俗化承担重大的责任。

 

2、关于当代英国基督教会对世俗化挑战的回应

 

当被问及面对世俗化的冲击教会是否应当有所改变时,所有教牧人员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但当进一步涉及到教会应采取何种策略和措施应对世俗化挑战的问题时,各位教牧人员的答案便出现了差异,同时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立场分歧再次显现出来。

 

各派教会的教牧人员大多不否认调整自身以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一些教牧人员并非将顺应或对抗这两种不同的策略看作是绝对的矛盾和对立的关系。维欧里山联合归正会教堂安布瑞牧师认为,采取何种策略应对世俗化对于教会是个非常困难的抉择,很多教会甚至并不十分清楚应该怎样去做。而教牧人员在对回应世俗化的具体措施进行解释说明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他们对于“顺应”的理解实际上有着较大的区别。自由派教会在神学思想上更加开放,如圣玛利亚教堂罗伯茨牧师认为教会应在神学和基本教义方面更加开放,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世界。塞里橡树卫理公会教堂琼斯牧师也表示应当对传统的教义进行反思。教会要像耶稣那样做好冒险的准备然后才能维护自身。而天主教会和保守派教会在神学思想方面的原则性更强,强调基督宗教的基本信条和教义不能改变,只是对这些教义的诠释方法以及与人沟通以使其接近真理的方式需要改变。我们的圣母和利马的圣罗斯罗马天主教堂福斯特神甫指出“顺应”的提法是可疑的,教会需要更新,但真正的信仰是不能改变的,能够改变的只是根据新的环境、特定的历史时期和人们所关注的新问题,而对信仰所进行的表达和诠释的方法和形式,所谓新的形式包括在弥撒中使用现代音乐以吸引年轻人。圣斯蒂芬教堂霍布斯牧师和基督徒生活中心布龙特牧师对此持有非常近似的观点。我们也确实可以在保守派教会的周日崇拜仪式中感受到各种不拘一格的形式和大量现代音乐的运用。当然,自由派教会的顺应也是有原则的。圣玛利亚教堂罗伯茨牧师认为教会除了顺应,也要对外部世界进行必要的批评。维欧里山联合归正会教堂安布瑞牧师在指出教会需要更加灵活,人们崇拜上帝的方式能够改变的同时也指出上帝是不会改变的。沃尔索耳市拉绍尔教区教堂的教区牧师科林·萨奇(Revd. Collin Such)认为教会应当顺应社会,使用人们可以理解的新的象征符号和语言,其目的是使人们理解来自上帝的讯息和爱,而不是为了取悦于人和消遣娱乐。

 

在组织层面上,多数教牧人员表示希望基督教各宗派之间更加统一,大家都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但同时也承认迈向联合的步伐十分艰难。塞里橡树卫理公会教堂琼斯牧师认为宗派之间的分裂状态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我们的圣母和利马的圣罗斯罗马天主教堂福斯特神甫指出,基督徒的联合非常重要,教会的分裂大大降低了基督徒向世界做见证的效力。上帝会将恩典赐予我们,以充分的耐心和决心实现联合,但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塞里园浸礼会西蒙斯牧师认为教会本不应该分裂,圣加百利教堂卡索牧师表示希望各教会某一天会实现统一。据维欧里山联合归正会教堂安布瑞牧师介绍,普世教会运动同时体现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上,包含自上而下或由下至上的实践。1971年长老会和公理会合并为联合归正会是教会联合的第一步。之后圣公会和卫理公会、卫理公会和联合归正会之间进行对话,分别签定协议,在联合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进展。我们的圣母和利马的圣罗斯罗马天主教堂福斯特神甫定期与其它教会的教牧人员会面,而且他们每年都有四、五次机会共同组织宗教活动。圣加百利教堂卡索牧师与其它教会的教牧人员每月至少会面一次,他们还共同举行崇拜仪式、关心社区生活和一些社会事务。据塞里园浸礼会西蒙斯牧师介绍,在塞里园的浸礼会、圣公会和五旬节派等教会的教牧人员定期会面并一同工作。

 

相对而言,自由派教会和天主教会倾向于对教会之间的联合及其成果持较为积极和乐观的态度。比如维欧里山联合归正会教堂安布瑞牧师认为,虽然各宗派教会在结构上存在着差异,但它们的信念是一致的。我们的圣母和利马的圣罗斯罗马天主教堂福斯特神甫认为,普世教会运动在近40年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教会之间的关系正在改善,互相加深了解,大家一同工作并成为朋友。而保守派教会一方则稍显悲观,如福音派圣公会圣斯蒂芬教堂霍布斯牧师认为,各宗派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无法合拢,因此联合与合作也只是表面上的,某些形式的对话仅取得了有限的成果。塞里园浸礼会西蒙斯牧师则认为不同的宗派在很多方面都无法达成共识。我们从教牧人员的谈话中还可以发现排斥异己派别的迹象。圣公会高教会派圣加百利教堂卡索牧师认为与五旬节派教会合作非常困难,而塞里园浸礼会西蒙斯牧师提到在塞里园各教会的合作实践并不包括罗马天主教会。基督徒生活中心布龙特牧师认为如今的福音派教会比过去更加统一了,我们从中不难看到“影子普世教会运动”的影子。

 

在社会参与层面上,各派教会都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多数教牧人员表示教会应参与到社区生活当中。如圣加百利教堂卡索牧师认为教会是由人组成的共同体,而不仅仅是教堂建筑,因此教会应当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福利。圣斯蒂芬教堂霍布斯牧师介绍说,他的教会根据人们的不同需求为不同人群(包括蹒跚学步的孩子、儿童、青年人、老年人、学生,甚至男人和女人)分别组织了适合于他们的活动。圣克里斯多佛教堂霍沃斯牧师认为教会不只是存在于周日上午,不仅是言辞,而且是行动。该教会为本地区各种族的居民组织的一些活动并非是宗教性的,但同样传播了上帝的爱。真正的教会是在社会当中的学校、家庭、工厂和办公室里的所有基督徒。塞里园浸礼会西蒙斯牧师认为教会应与人们多多交流,成为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

 

大体上说,教牧人员对一些伴随世俗化而产生的、近年来争论比较激烈的社会道德伦理问题的看法原则性都比较强,但对各个具体问题的态度有时也存在较大差异,反映出教会内部对这些敏感问题的意见分歧。例如,对于堕胎问题,大部分教牧人员表示反对,但程度有所不同。有人指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允许,而另外一些教牧人员则坚决反对,甚至将它看作是对神圣生命的谋杀。关于同性恋的问题,自由派和保守派教会的态度有明显的区别。维欧里山联合归正会教堂安布瑞牧师介绍说该教会有同性恋牧师或长老,尽管并非人人都能接受。她认为人们应根据社会现实状况对《圣经》进行诠释。而保守派教会对此持相反的立场。圣斯蒂芬教堂霍布斯牧师认为根据《圣经》的教导,同性恋是错误的。塞里园浸礼会西蒙斯牧师认为,人们不应歧视同性恋者,但同时他也指出,同性恋的行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基督徒会反对这样的生活方式。

 

3、关于英国各派基督教会的发展前景

 

有几位教牧人员提到了教会采取各种措施应对世俗化所达到的效果问题。维欧里山联合归正会教堂安布瑞牧师认为,虽然该教会设计了各种风格的崇拜仪式,并使其更适合年轻人,但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督促人们走进教堂非常困难。当一些教堂关闭之后,人们有时并不愿意到另外的教堂参加崇拜活动。而且,进行变革也是很困难的,许多人喜欢传统的方式,一旦教会的变革过于剧烈同样会失去信徒。圣斯蒂芬教堂霍布斯牧师认为教会采取的措施取得了缓慢的进展,教会在失去原有信徒的同时也不断有新成员加入教会。而且从统计数据上看,教堂参与率的下滑趋势已经有所减缓。而塞里园浸礼会西蒙斯牧师认为教会取得的成果很小,统计数据继续呈现着衰落的趋势。当然也有令人感到鼓舞的成效,比如“阿尔法课程”已使很多人皈信了基督宗教。

 

谈到英国基督教会的发展前景,几位教牧人员表示很难预测,因为目前正面和负面的迹象同时存在。但总的来说他们表现得比较乐观,对基督教信仰拥有充分的信心。保守派教会更倾向于看到世俗化的负面影响,而大部分教牧人员并非将世俗化看作是绝对的坏事,如我们的圣母和利马的圣罗斯罗马天主教堂福斯特神甫认为,世俗化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有益挑战,可以促使其发展和变化。教会也应当经历一场净化,教会成员人数减少在积极的意义上说或许能够使教会更加持久、坚强和纯洁。当笔者问到哪一个宗派会在未来拥有更好的发展势头时,各位教牧人员几乎都表示他们自己的教会所属的宗派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同时列举出本宗派的优势,甚或提出对其它宗派的不满和批评。例如圣公会圣玛利亚教堂罗伯茨牧师表示,主流教会从未停止成长和革新。圣公会圣加百利教堂卡索牧师认为,拥有明确组织体系的传统教会不会消失。即使一家教堂关闭了,人们还可以去其它教堂,教会的结构仍然存在。而一些新型教会(如家庭教会)过于分散,因此只能维持较短时间。与此同时,保守派教会对主流自由派教会的批评更为激烈。如圣公会福音派圣斯蒂芬教堂霍布斯牧师指出,只有真正以耶稣基督和《圣经》为中心的教会才会得到繁荣的发展。他举例说卫理公会就并没有将耶稣置于中心地位。塞里园浸礼会西蒙斯牧师批评传统圣公会和天主教会与政治权力的联系过于紧密,在其它方面也犯有错误,而新型教会更加活跃并具有吸引力。基督徒生活中心布龙特牧师认为自由派教会将持续衰落,而新型的具有现代风格的教会是宗教性而非政治性的,它们不去追求政治身份而真正关注人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从而会愈发深入到社区当中,获得长足的发展。

 

五、结论

 

经过对以上英国基层基督教会的个案调研,笔者对世俗化背景之下英国基督教会的现实发展状况,以及各派教会的教牧人员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看法有了更为直接而动态的理解。世俗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它对英国基督教会甚至整个英国社会的剧烈冲击,它给每个教会的教牧人员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忧虑和烦恼,困惑与反省。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基督教会存在着高度多元化的倾向,即使是在同一宗派内部(如圣公会)也无法达成统一意见。超越宗派界限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版块的分野和对立在它们各自崇拜仪式的风格、教牧人员对与世俗化相联的许多问题之立场和观点的表述当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笔者根据对教会的观察与访谈,发现在各派教会的外在宗教实践形式与其内在神学思想倾向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不和谐:一个教会要么是拥有现代开放形式的外壳与保守内核的组合物,要么与此相反,是拥有传统保守形式的外壳与自由开放内核的组合物。自由派教会虽然在神学倾向上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对传统思想和宗教实践进行反思和修正,但它们当中的很多教会(如圣公会)仍然十分重视和强调传统的层级制度和程序繁杂的崇拜礼仪;而在神学思想方面被称为保守派的教会在传播福音的方式上却丝毫也不保守,它们使用现代的建筑和音乐,并借助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可以利用的各种高科技手段,使宗教的信息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进行传播。可见,教会的实践形式与其神学思想之间具有一定的张力,所谓“自由”与“保守”是相对而言的。我们需要明确对它们的定位,即当我们提到自由派或保守派教会时,仅包括神学倾向这一层面上的意义。

 

教会内在的神学思想倾向与外在的宗教实践形式,“自由”与“保守”之间的张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教牧人员在面对世俗化的冲击时所表现出的踌躇和骑墙心理。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教会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必定要做出一些变革,同时又希望能够使教会传统的思想观念或礼仪形式得以延续,只是自由和保守两派教会对于变与不变的侧重点和取舍点有所不同。例如,英国自由派教会思想上的超前并不一定体现于教会生活实践当中。现时的教会形态有利于它们持守自身的正统形象,在礼仪活动和宣教形式上与其传统保持一致,因此显得与它们开放的神学思想内涵有些脱节;英国福音派神学家约翰·斯托特(John R.W.Stott)认为福音传道只能根据《圣经》启示,而不应局限于方法,[5]阿利斯特·麦格拉斯(Alister E. McGrath)认为音乐、礼仪和服装式样等因素与福音本身并无本质关系。[6]这些观念或许是保守派教会在传道形式上自由开放的思想来源之一。目前许多教会内部看似矛盾的状态,即外表自由内心保守或外表保守内心自由的组合,客观上使各派教会在传统与变革的困境中实现了相对的平衡,也许这是回应世俗化较为稳妥的方式。因为某一教会若是彻头彻尾的自由或保守,都显得有些冒险。而像教会现在所各自使用的不过于极端的策略,在现实中往往能够吸引并留住更多信徒。

 

从笔者观察到的现象上来看,保守派教会总体上似乎比自由派教会显示出更强的吸引力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原因或许在于,第一,保守派教会更加强调对《圣经》以及基督教传统核心教义的坚持,许多信徒认为这样才可清晰地反映出其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本质与真谛;第二,保守派教会往往比自由派教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传播基督教福音,笼络所有信徒和非信徒,缩短教会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增强亲近感;第三,许多信徒尤其是年轻人更喜爱宗教崇拜活动中教牧人员充满激情而言之有物的布道和贴近现代生活的崇拜方式。而自由派教会相对来说虽然其神学思想较为开放和宽容,它们的宗教崇拜活动往往循规蹈矩,严格承袭传统的程序,几乎没有多少创新。教牧人员的布道若再语调平平,讲授一些大而化之的例行说教,则会引得一些信徒哈欠连天,浑浑欲睡。笔者在与一位英国中年女性基督教徒A的交谈中了解到,她母亲原本是自由派圣公会的信徒,但因她感到教会说教的空洞无味,早已停止去教堂做礼拜。那时A正处于幼年时期,受母亲的影响从小没有养成去教堂的习惯,也不信仰上帝。直到成年之后,受到福音派圣公会的感召,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认为,由于自由派教会并不突出强调《圣经》的权威和坚持传统的核心教义,而一味向世俗社会妥协和让步,他们所一贯倡导的所谓“爱”和“宽容”就只能是空话从而失却了信仰的本真。

 

虽然所有接受采访的教牧人员一致同意英国已经被世俗化了,但他们相信基督宗教仍然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基督徒仍然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些教牧人员并未丧失对基督宗教未来发展的信心,仍然坚定地引领着他们的教会凭借着信念、希望和爱努力在世上作光、作盐,维护世俗社会中那方神圣的殿堂。他们在对世俗化与英国基督教会的发展进行着理性的反思,同时也在平日里继续履行他们的讲道职责。“在反思的行动中,每个真诚的人都必须完全地开放,而这也意味着终极的开放。讲道的行动则不同,在此,个人不是以反思的态度站在传统之前,而是有意识地进入那个传统,并重新肯定他通过传统而发现的真理,同时并不因此而忘却或否认反思的结果。”[7]这些教牧人员一定相信在基督宗教传统的核心之处有真理,因而不断尝试着使教会冲破世俗化的羁绊而从容向前发展的种种可能性。“可能性是值得小心地希望的,甚至也许是值得用信仰孤注一掷的。”[8]英国有一句谚语:“有生命就有希望。”在世俗化的潮流中,英国基督教会的教牧人员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同时也看到了前途的希望。他们正在其发展的十字路口思量、选择,以便能够摆脱目前的困境,把握前进的方向。

 

20086

 

注释:

 

[1]相关数据参见Callum G. Brown, The Death of Christian Britain: Understanding Secularization 1800-2000, Routledge, 2001; Steve Bruce, Religion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Adrian Hastings, A History of English Christianity 1920-1990, SCM Press, 1991; Grace Davie, Religion in Britain since 1945: 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4; Hugh McLeod and Werner Ustorf, ed., The Decline of Christendom in Western Europe, 1750-20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Steve Bruce, God is Dead: Secularization in the West,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2; Grace Davie, Europe: The Exceptional Case: Parameters of Faith in the Modern World,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Ltd., 2002.

[2]Grace Davie, Religion in Britain since 1945: 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p.83.

[3]相关数据参见Steve Bruce, God is Dead: Secularization in the West, p.69; Grace Davie, Religion in Britain since 1945: 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p.46, p.49.

[4]参见Philip S. Gorski, “Historicizing the Secularization Debate”, in Michele Dillon, e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10-122.

[5]参见John R.W.Stott,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InterVarsity Press, 1975, p.40.

[6]参见[]阿利斯特·麦格拉斯著,董江阳译:《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7][]彼得·贝格尔著,高师宁译:《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与超自然再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42页。

[8][]彼得·贝格尔著,高师宁译:前引书,第142页。

 

(作者:197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助理研究员。)

(来源:《维真学刊》,引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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