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是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曾经受到弗洛伊德的赏识、一度被指定为精神分析学派的“继承人”和“王储”的荣格，由于观点分歧而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创立了自己的分析心理学派。他提出心理结构整体论的方法，尤其是引入集体潜意识和原型等概念，对心理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国内学者对荣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对荣格宗教观的研究非常少见。

荣格生长于基督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从小便受到父亲对信仰正确性挣扎的影响，经过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研究探索，他发现在当时的基督徒，包含其父亲在内，所信仰是基督教神学教义，并非对上帝的经验响应。因此荣格认为研究基督教的信仰重点在于上帝知识起源的探究，而不是对上帝存不存在的辩证。关于荣格对基督教信仰的态度和立场，从他晚年接受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记者采访对答中，可以得到清楚的答案。当他被记者问及有关相不相信上帝的问题时，他的回答虽然简短，但是很有力而且清楚表达出他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不相信。因为我知道，所以我不相信。

不过这个问题也促使荣格投入一生，致力于解开人类人灵深处所隐藏的心理问题。荣格常重复提到，“我深信，心灵的探讨必定会成为未来一门重要的科学……这是一门我们最迫切需要的科学。因为世界发展的趋势显示，人类最大的敌人不在于饥荒、地震、病菌或癌症，而是在于人类本身，因为，就目前而言，我们仍然没有任何适当的方法，来防止远比自然灾害更危险的人类心灵疾病的蔓延。”[1]

由此可见，荣格根本算不上基督徒，他只是一个研究人类精神现象的心理学家。他对基督教的认识除了对正统基督教的神学认识之外，主要是基于自己和病人的宗教体验，因此他的很多观点是不“正统”的。我们对荣格宗教观的研究不能从神学的角度去评判；他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去认识基督教和经验上帝，从这个意义上去研究荣格的宗教观、基督论，似乎更有意义一些。

一、荣格上帝原型思想的源起

荣格早期关于上帝存在的讨论很明显与弗洛伊德是一致的。当弗洛伊德得知他年轻的同事已经开始“意识到俄狄浦斯情结是宗教情感的基础”[2]时，他非常高兴。在1909年到1911年之间，荣格按照弗洛伊德的模式写了而形成系列的5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在个体命运中圣父的重要性”[3]，他不仅认可弗洛伊德主张所有的“神圣”形象在父亲的形象里都有他们的根，并且基于这个前提来描述宗教的历史。那个时候他认为：

旧约的宗教把父系关系提升到犹太人耶和华里，人们不得不在害怕和恐惧中遵守。父权时期是神（神性）的奠基。犹太教中神经质般的恐惧，还是野蛮人的一种不完美或者某种程度上不成功升华的尝试，提升了摩西律法的过度严厉性，是神经症患者的强迫行为。[4]

1912年末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荣格和弗洛伊德两人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以至于两人的友谊也走到了尽头。荣格不仅“阉割”了弗洛伊德认为的力比多在宗教的神经症[5]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且更激烈地批判了他性欲力比多的观点，同时他提出了更包容性的“能量力比多”的概念。这导致了两人对宗教认知的大相径庭。在荣格这里，宗教不再被看作是罪感压抑和仪式困扰的累积，而是心理活动的一种自然、合法维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宗教经验不能是神经质的。神经症是一种性欲不平衡的表征，像在其它领域中一样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这就是说，宗教神经症特殊个案的存在并不能被用来表征所有的宗教现象。

在很多方面，荣格自己对宗教的分析都是基于这一观点。因为一旦否定了弗洛伊德，上帝的崇拜不再被解释为幻想的替代物，他必须从其它地方找到对宗教信仰的本质和内容的解释。相应地，这就带来了一些问题，就基督教来说，上帝是否有父亲形象，或者说上帝为什么会存在，它为什么能控制人们的想象。荣格的解答非常特别并切中肯綮：上帝的存在是由于集体潜意识的父亲原型的存在。上帝是不可缺少、不可逃避的心灵事实，它是个人最深层体验的一种心灵事实。

二、上帝的原型形式—— 一种心理事实

（一）荣格对上帝原型形式的界定和心理学解读

在荣格看来，上帝是一个原型形式，其直接含义是指，上帝是心灵先在结构的组成部分，带有一种明显的“特征”，“它在人类心灵发展中的特定时间发挥作用，把意识的素材安排到确定的模式中。”[6]这意味着不管成熟的还是原始的，不管是敏感的三位一体思想、多神论或者动物神性的争论，所有上帝的观念都来自于一种先前固有的认知模式，即上帝的原型形式。

像所有的原型形式一样，作为一种心灵事实的上帝原型形式对于个人来说，它是内在于个体心灵生活的一种积极维度。根据荣格早期关于原型和本能的论述，我们可以说上帝原型是一种“寻求上帝的本能”（instinct for God），它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普遍的，是一种内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根本力量。从外在效果上看，它表现为比喻和象征等非直接的原型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宗教态度，无论个人或社会，不分时间和地点，它是一种铭刻在我们心灵最深处、无法消灭的上帝原型形式。它的宗教特性表现在：作为一种心灵的内在活动，对它自己来说生成一种源自于集体潜意识的独特能量，表现在各种各样可见的宗教现象之中。

关于上帝的原型，荣格的心理学解读如下：

当我作为心理学家说上帝是一个原型，我的意思是心灵中的“类型”。正如我们所知，“类型”这个词来源于typos，“吹”或“铭记”；因此虽然原型事先存在某些印记，正如“印刷机”一样……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原型的终极来源，正如我们不知道心灵的来源一样。作为实证科学的心理功能，建立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比如，在心灵中发现的印记能否合理地称之为“上帝的形象”。没有什么积极、消极的事情被证实为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只有“英雄”的原型证实为英雄的切实存在。[7]

菲利普（H.L Philip）在他的著作《荣格与恶的问题》一书中，这样引述了荣格在另外的场合对上帝原型解读的论述：

我们知道上帝的形象在心理学中扮演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证实上帝的物质存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我不想去鼓吹那些我不能证实的个人和主观的信仰……然而对我个人来说，争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是毫无用处的。我非常确信人委身于神圣存在的效果。如果我要表达超出上述的信仰或者断言上帝的存在，那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显示出我没有把我们的观点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当人们说他们相信上帝的存在，那丝毫不能打动我。要么我知道一件事然后不需要相信它；要么我相信它因为我不确定我知道它。我非常满意的事实是，我知道我经验过那些我称之为超然或者神圣的事物。[8]

（二）上帝作为心灵事实存在的证明

我们知道，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中，康德的宇宙论和设计论试图从实证观察的角度出发来建构上帝的存在，认为没有任何经验的证据可以证实任何超越人类经验的事情存在，因此不能证实任何先验的、超意识实体的真实性，包括上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上帝不存在，也不是揭示宗教信仰的无用。事实上，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1787）前言中很清楚的阐释，这些关于人类知识的限制“为信仰腾出了地方”。在《实证理性批判》（1788）中，康德强调说，人类的道德思想能力需要某种让他以道德的方式去想、去行动的，外在于个人的力量存在，那就是上帝。尽管上帝的纯粹理性证据被否定了，然而道德义务的经验让我们有必要假定上帝的存在。

帕尔默（Michael Palmer）把荣格的方法与康德的论证做了比较，认为荣格采用了与康德非常相似的观点和证明方法[9]。他认为，诚如荣格所说，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从逻辑上根本不可能被证明，但是他可以明确的是人类拥有某种特质，即明确地表达上帝形象的能力，这个特点与康德所谓的道德能力一样明确、不言自明。康德从道德经验的简单证据和道德自由直接明确的意识来看，人是道德的。与之相似，荣格从上帝形象的不可知、不可测的证据出发，指出人拥有一种作为心灵本性的先在的特质，即上帝原型形式。

简而言之，荣格的方法就是从“印刷机”的存在可以假定原型的“印记”的存在，从假定上帝原型形式的存在来推断上帝的存在；与此同时，只有在把这些原型归类为特定的心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把这种经验理解和解释成上帝。因此上帝是否存在、这些经验产生的形象是否与神性的存在相对应都未可知。在假定上帝原型形式存在的基础上推断上帝存在，这个逻辑似乎有些荒谬，正如荣格所说，“这个心灵不能跳跃过自己。它不能提出任何绝对的真理”[10]。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除了心灵之外什么也不存在，也并不意味着上帝就不存在；而是认为心灵经验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经验，“我们在排外的心灵世界中不可救药地被禁闭”[11]。对于所有个体来说，认为上帝的存在的原因是在他们自己生命的深处遇到的一种立刻、直接、不言自明的事实的心灵经验；对于他们来说，上帝就是这样一种心灵现象；是一种被证实的心灵事实，并且通过每个人对上帝原型形象的反映而被认知。荣格对上帝作为心灵事实存在的关注采用的是一种现象学的方法，他在口述的自传《回忆、梦、反思》中说到：

我没有做超验的评论。正如我不止一次说过那样，我一定是实证主义的。我处理的是心灵现象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断言。在心灵事实的框架里，我发现了信仰上帝的事实。它就是说：“上帝存在”。这是我关心的事实。我不关心上帝存在的真实与否。我只关心陈述，我对它的构成和表现感兴趣……很明显，如果人不存在，也就没有这样的陈述存在，也没有人能够证实上帝在非人领域存在的事实。[12]

荣格1959年在BBC接受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采访时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上述观点。当被问到他是否信仰上帝时，荣格回答到：“很难回答。我知道。我不必要相信。我知道。”[13]从荣格的话中可以知道，这不是信仰上的忏悔，因为在他看来信仰意味着“我不确定我了解它。”荣格的话是事实的陈述，以荣格为例，个人经历了一种特殊的心灵经验，并且是“上帝在心中”的经验，在他看来这是确定的、直接的、无可争议的。这种经验让他把上帝的存在当作一种心灵事实，并且因此让“上帝存在”在心理学上成为事实。因此要“了解上帝”就是承认这种经验在心理学上的真实性。在荣格文集第11卷《心理学和宗教》中，他指出：

我请求指出，这不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而是经验的问题。宗教经验是绝对的；这是毫无争议的。你只能说你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然而当你的对手说：“对不起，我有。”在那儿你的争论就会结束。[14]

因此，上帝是作为心灵事实存在，是人类经验中一种基本的、心理学上可论证的因素；荣格所关心的只是这个现象的真实，一种在心理学上不可否认的真实。

（三）上帝原型形式存在的心理根源

抛开上帝的存在与否不谈，从宗教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上帝的神圣性与超越性说到底是内在于人类本性之中的一种宗教经验，而这种经验具体表现在信仰者或者有宗教情怀的人对上帝慈爱、包容、大能、创造、权威等的内在感受。荣格认为，上帝正是一种内在于我们而被经验到的心灵事实，而这种心灵事实就是我们内在的上帝，人类心灵的母体，具有集体的普遍性与共通性，所以上帝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潜意识。

精神的更深层次在向更深的黑暗之中隐去时便会失去它的个体独特性；越往下走，当它们朝自主的功能体系走下去时，它们变得越来越有集体性质，直到变成普遍，而后在身体的实体中完全消失。[15]

根据荣格对原型所作的形式内容之分，我们知道，个体经验会获知并体现上帝原型内容，但是他们完全不能直接认知上帝的原型形式。对上帝原型形式的经验来自于比个体潜意识更大、更先前的心灵维度；它是一个先在的，内在的理解模式，属于“不可知”、“永恒的”范畴，来自于尚未获得的、先在的、无限的、非个人的、普遍的东西：即集体潜意识。

这种经验来自于集体潜意识，它是一种潜意识的、具有内在特质的活动。上帝是心灵事实，这一判断的特征是把上帝的原型形式看作非个人的、无限的元素，并且对上帝的认识是自主的而非现成的精神产物，这揭示了宗教经验的很多显著特点。比如，为什么信仰宗教的人无一例外地把他们的信仰看成是外在于他们的力量加诸于己的永恒的、有权威价值的事情。所有信徒都认为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正义和爱的赐予者，世界的创造者，是最仁慈的圣父。对于赋予上帝以力量和父爱这样的品质，弗洛伊德认为是俄狄浦斯情结，是幼稚的、神经症特质的象征，而荣格认为这是上帝原型形式心灵根源的反映。

根据荣格的思想，圣父的心理根源其实是一种确定存在的心理事实，即上帝的原型形式。正是这种上帝原型形式决定了圣父形象成为宗教信仰中普遍使用的、不可回避的形象之一。怀特（Victor White）曾经说过：“现在这条道路对我们开放……不再认为上帝是父亲的替代，而是把父亲当作婴儿的第一个上帝的替代，是圣父形象先在的承载者。”[16]

总之，在荣格看来，对上帝的信仰是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心理事实，超越人类经验可知的范畴，即他所谓的上帝的原型形式。

三、上帝原型内容——象征

根据荣格的原型理论，前一节讨论了上帝原型形式，有些神秘而不可知，给人遥不可及的感觉，那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人类经验可及的具体象征，包括上帝原型内容。这一部分是荣格宗教观中最集中、最详尽的部分。他探讨了包括东西方的整个宗教历史中形形色色的上帝形象，还有他曾经非常关注的能表现上帝原型形式的信仰、神话、习俗和教义等，内容丰富，思想深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荣格的两部著作，《基督教时代》（Aion，1951）和《答约伯记》（Answer to Job，1952）。正如其名，《基督教时代》研究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基督教时代），探索的是基督形象和恶魔的象征主义，提供了在基督教和炼金术背景下对鱼的象征主义的研究，包括了在诺斯替主义古老的信仰中发现的象征主义。《答约伯记》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时代》的延续，但是总体上看是一部更有争议的著作。其中荣格把约伯和耶和华之间的冲突当作认知上帝的一个可能的模式，并且他得出了让现代神学家难以接受的结论，上帝包含他自己的“阴暗面”，因此包含恶的存在。除此之外，还有他对道成肉身、三位一体、信仰的群众性、玛利亚升天的研究，以及新教和天主教差异的研究，延伸研究还有对15世纪瑞士的神秘家克劳斯兄弟幻想的探讨，以及13世纪梅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17]的神学等，这与荣格的学者大家的地位是非常相称的。

（一）荣格关于象征的思想

要理解荣格关于上帝原型内容的思想，首先必须清楚荣格对于“象征”的理解。关于象征，荣格在《心理类型》（1921）[18]中有所表述，其中他提到了三个重要的观点：

1.象征必须与符号清楚地区分开来，后者有符号学的含义。也就是说，符号是指某种已知的东西。另一方面，象征“表述的很有可能是一种相对未知的东西”，关于这个区分，荣格给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如果基督教的十字架被认为指代的是一种神圣之爱，那么这种解释就是符号学的；“只有当它把十字架放在超越所有可想象的维度上，把它看作是在表述一种拥有神秘的、超越性质（也就是说心理学的，发现它最恰当地代表了十字架中蕴含的含义）、尚未可知的、不可理解的事实时，它才是有象征意义的。”[19]

2.象征是“一种活的东西”：它是鲜活的“仅仅因为它富含意义”，但是如果它被其它更合适的象征取代时就会消失。圣保罗和早期有思想的神秘家谈到十字架的进路表明，对于他们来说，十字架是“一种鲜活的象征，用来表达不可表现、不可超越的形式”。但是这个观点不是排外的，并且不难看到曾经有效的十字架象征是如何被其他人看作“仅仅是比其它更彻底、更好地为人所知的一种传统的符号而已”[20]。

3.某些东西能否成为象征主要依赖那些考虑它的人的态度；相关的个人是否会认为“既定的事实不仅仅是这样，也是作为那些未知事情的表达”。这正如说，没有什么会被认为是象征的，除非它被理解为一种象征的态度，也就是说在一种“明确的生活观点”，它给那些事件赋予了一种超越它们现象真实的深层意义。因此，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把注意力放在纯粹事实之上，使意义服从于事实”，不能象征性地考虑事情。[21]

以上就是荣格关于象征的理论，他对象征的认识决定了他对上帝原型内容的解读。

（二）荣格象征理论揭示上帝原型内容的特点

根据上述观点可以看出，荣格的象征理论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反对用符号来阐释上帝原型内容[22]。在与弗洛伊德的争论中，他曾经用象征作为一种攻击弗洛伊德符号学宗教观[23]的手段。弗洛伊德用“症状”（符号）来解释上帝内容，因此沉溺于“事实思考”的形式。如果假定宗教经验仅仅是某些情感态度（神经症态度）的编码，那么就等于认为不可知的“原型形式”和可认知的象征之间是等同的。而荣格认为，上帝原型内容包括来自个人经验的上帝形象，但是这些形象所指的原型核心（上帝的原型形式）还是不可接近、不可认知的。这就是荣格和弗洛伊德在象征问题上的分歧所在。

上述分歧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在《分析心理学的两篇论文》（1917）中，荣格举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说明弗洛伊德的分析把神经症说成只不过是婴儿倾向的压抑是如何误读了神经症的本质，而荣格运用上帝原型的象征理论收到了效果，治疗过程如下：

曾经有一位遭遇“恋父情结”的妇女病人，她在接受治疗过程中使用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弗洛伊德式术语。因为她与她继父的关系已经高度情绪化，她自己非常迷惑，从而开始思考人生，甚至于她最后成为一个研究哲学的学生。然而，这收效甚微，只是导致了她心灵不平衡更加恶化，产生了心理困扰。荣格的治疗也没有很快成功，却导致了这个妇女把对她父亲的自我同一情感转移到了荣格身上[24]，让他成为了她父亲的替代，成为冲突的另外一个客体。荣格和他的病人完全不知道接下去怎么做。作为一种可能的下一步，荣格建议他们一起分析她的梦。大部分梦里荣格本人是她的医生，并且总的来说包括了极大的扭曲：他非常高大，极其年老，某些时候像她的父亲。有一个梦尤为重要：

她的父亲（事实上个子是很小的）和她站在被小麦地覆盖的山上。她站在他身边很弱小，他对于她来说是个巨人。他把她从地上举起来，像个小孩儿似的抱着她。风席卷过小麦地，小麦在风中摇曳，他抱着她摇晃着。[25]

荣格的突破开始于意识到自己被当作一个巨大的、有保护感的、有超人成分的、父亲的提升，这无异于“上帝幻象”（vision of God）[26]的象征性表现，而病人自身对这种联系完全没有认识。因此，荣格认为，这里出现的不是像弗洛伊德假想的早期孩童时代的压抑，而是一种古代的、原始的上帝形象；把荣格本人包括在她自身的经验中，不过受一种集体的、非个人的幻想模式（即上帝的原型形式）的塑造和指引。因此，不管她自己是否有不可知论的倾向，但这个妇女从她自己潜意识深处表达的不是一种对父爱的渴望，而是一种更深刻的对上帝的深情。起初，这个解释是这个病人不能接受的，但是荣格把它记录下来，紧接着这个诊断，这个妇女逐渐失去了跟他的固着依恋[27]，开始接受她学到的一种对生活的“指引功能”，结果她与周围人的关系大大加深了。

上述案例是荣格引以为自豪的成功案例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个案例也印证了他的原型理论的合理性。值得一提的是，荣格把宗教观和对灵性的认知运用到心理治疗中，这在西方是比较普遍的，这也是值得思考的方面。

荣格的象征理论揭示上帝原型内容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像其它象征一样，上帝原型内容也可能退化成符号直至消失。这种退化发生与否取决于我们采用的这个特定的上帝形象是否“表达了不可能表达的东西”，即对于表达上帝原型形式来说这种象征结构是否是必要的。

上帝原型形式是古老的、原始的集体心灵的特征，完全不同于它产生的无数上帝形象。一方面它是不可知的，另一方面它在宗教现象中便立即可知。通过这些上帝形象表达出来的东西不能与上帝原型形式等同，因为这些象征（上帝原型内容）只能被当作启示工具，而不是要揭示内容的全部，如果等同视之，就无法揭示上帝原型形式。而如果把这些象征看成是符号，认为它不是来自集体潜意识心灵的深层，就扭曲了象征的本义，同时也剥夺了象征意义的心灵力量。因此，只有通过象征，上帝原型内容才能揭示集体的、非个人的心灵维度。

需要注意的是，荣格坚决反对任何认为上帝形象是确定的观点。根据历史上的书画、信条、仪式或神话，或者历史人物的生活来看，把上帝形象确定化的思想就忽略了那个时代要揭示内容的本质。因为，上帝原型内容总是象征的，绝对不是字面上的。这些象征的重要性取决于它们要表达的未知的、不可知的上帝原型形式，而这是客体、梦、个人或事件所不能达到的要求，任何一种象征形式都不能完全反映上帝原型形式。

根据荣格的象征理论，某些上帝原型内容没有消亡而是作为孕育意义的生动象征继续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察意识的态度”[28]；依赖于上帝的形象是否被认为是象征而不是符号；依赖于相关的人是否接受这些象征的意义不是起源于我们所能认知的意识，而是来自于我们未知的潜意识。

帕尔默（Michael Palmer）认同荣格的观点，某种特定的上帝形象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它保留了一种历史的或哲学上的重要性，或者因为它继续引起人们在认知和美学上的兴趣。没有哪种上帝形象可以被有意识地创造，不然就否认了它的起源，这是潜意识的。[29]

在荣格看来，不是上帝原型内容激活了上帝原型形式，而是上帝原型形式激活了上帝原型内容。在逻辑上，按照一种潜意识特征去行动比行动本身更早。不管如何表现，上帝原型内容仅仅因为它是象征而得以存活，因为它拥有一种通过它的形象来揭示心灵最深的、最有效层次的能力；因为通过潜意识心灵的、集体的、原型的维度被激活的就是上帝原型形式。帕尔默也认为，通过上帝原型内容的媒介，个人感觉他们已经经验了他们内在生命的一个方面，超越了他们自己的处境，并且是永恒的、普遍的；这个形象是鲜活的，因为通过它人们接触到了他们自己永恒、超越他们自己特殊性的那部分。[30]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荣格的原型理论体系中，上帝原型形式把上帝原型内容的象征提升到超越符号世界，并且赋予了每一种上帝形象以普遍的意义和心灵的力量。这体现了荣格原型理论，诠释了上帝原型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荣格关于象征概念论述的生动体现。

（三）上帝三位一体象征的生命力

关于上述有关象征的表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象征。荣格认为，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教义是“所有教义象征中最神圣的”[31]，但是现实中，对这一教义的认识很容易被降低至符号状态或者数学构造的水平，不管对它的阐释有多少冲突和争议，这些符号和构造仍然被看作是神性本质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教义（事实上任何教义）“不再阐释什么，不再表达什么；它已经成为一种被接受的原则，没有任何表现它真实经验的基础。”[32]荣格关于象征的思想挽救了三位一体教义的这种命运，他认为三位一体的象征表达了一种潜意识的、集体的经验，同时他使用放大的技术[33]揭示了这个教义的原型根源。

在荣格的著作中，他向我们介绍了巴比伦思想中的前基督“三位一体”（Anu，Bel，Ea）[34]，埃及神学中上帝、国王和神灵（敏神）的三位一体，希腊哲学家们的数学思考，如毕达哥拉斯的数字象征主义，以及柏拉图在《蒂迈欧（Timaeus）》中提到的三一上帝形象等等[35]。对于这些证据，荣格认为，三位一体思想也是有原型基础的，比如，教父时期创造的同一模式在事实上激活了这个原型，从而产生了形式新颖的“内在于人性的永恒真理”[36]。因此，不能按照逻辑的模式来评价三位一体的教义，而要从它要表达的“心理事实”来进行评价，从它作为一种潜意识、原始形象的象征表现来评价。不管围绕这个教义存在多少争议，它已经成为一种心理现象，一种特殊经验的直接、不可否认的证据。现在三位一体的教义不是一种与现代人的关注毫不相关的空洞幻想，而是普遍的人类特性象征的激活。换句话说，它表现的形象已成为上帝原型内容的一部分，通过它来揭示上帝原型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种特性，把上帝看成不是单一、静止的存在，而是一种有活力的三位一体的力量[37]。

正因为如此，笔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认同荣格的这一思想，也认为三位一体的思想是目前最有生命力的教义象征，它的神圣性也在于揭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上帝原型形式，其外在表现即我们一直在争论的不同象征——上帝原型内容。

（四）作为原型形象的耶稣

荣格除了解释上述宗教现象之外，还用他的理论来揭示某种宗教人格。因为任何原型形象必须通过象征来呈现，那么荣格是如何看待拿撒勒耶稣的形象的？这也涉及到原型自身和它启示的中介之间的不同，荣格转向了对历史上的耶稣和圣经中的基督之间旧有的神学区分，他区分了新约中耶稣生活的外在细节（他认为这是不可靠、没有任何重要性的）和信仰上对他的信心，从而解读为耶稣是一种原型范例的认知。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荣格认为，在评价一种熟悉领域形象的时候，不是以历史可信性和理性一致性为基础，而需要按照特定心灵和原始经验的认知来表达。荣格说，这解释了“福音的非历史特征”，因为“福音唯一关心的是代表尽可能形象、印象深刻的神奇的基督形象”[38]。甚至最早的见证人保罗也在耶稣的形象上添加了形而上学的概念：他是所有恶魔力量的统治者、宇宙中的拯救者、神人之间的中保。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个现世人的降临，耶稣不可能作为“同时代人的潜意识中期待的集体形象出现。”相应地，福音没有提供耶稣就是基督的证据，只有它们作者的特定心灵经验的见证：“这是建立在耶稣这个人身上的、鲜活的、可感知的原型形象，并且已经历史性地在他身上表现出来。”[39]

以上就是荣格对基督的宗教人格所作的分析，从分析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是上帝原型内容中在人们心中的最生动表现。

（五）基督形象代表的原型

那么，通过基督的形象表现出来的原型是什么呢？荣格认为，那是出现在个体的梦和幻想投射中对我们来说非常熟悉的一种原型：一种压倒一切的、囊括一切的、完美存在的思想，它总是通过拥有英雄主义思想的人表现出来。毫无例外，耶稣也被描述成如下的英雄气质：“不可思议的出身，有一个神圣的父亲，圣灵受孕而生，紧要关头的拯救，早熟的发展，母亲和死亡的征服，神迹，悲剧式地早早死去，死亡方式象征的重要性，死后发生的（再现，符号和神迹，等等）。”[40]关于基督教的肖像学，在四部福音书中或者以他为中心形象的圣人、天使和老人的象征里，基督的曼荼罗被描述成同样完美的形象。需要指出的是，荣格认为，所有这些象征预示着一种原型；尽管它们总是以幻想的形式呈现，但是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形象表现出来的完整（completeness）象征是一种原型的表达，它概括了一种基本的、先在的人性需要，整合了人类心灵不同因素的要求。荣格已经把这种要求归为自性原型[41]。因此，个体在基督中认同的是表达他自己对完全和统一的内在心灵需要，也就是说基督是“自性原型的例证”[42]。耶稣被称为基督不是因为他生活的历史细节证实他是基督，而是因为人们的意识通过那种生活的象征媒介经验了自性原型，从而把他奉为基督。因此，和三位一体的教义一样，基督象征是通过它普遍的、集体的和原型的有效性来唤醒和拯救那些被遗忘的过往经验。

关于自性原型，需要强调的是荣格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所谓的“形而上学”真理，把各种上帝形象融合进了信条、教义和宗教仪式里。因此，三位一体教义没有提供神性本质的表现，福音书也没有提供历史的耶稣事实上是既是神又是人的证据。同样地，这既不是意味着没有上帝存在，也不是说耶稣不是基督。上帝的存在与否已经超越了人类思想的认识限制，查证也是毫无意义的。荣格一贯反对去争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这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每次尝试都会无功而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形而上学的思考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不管起初它离人类的生活有多远，一旦它们被认为是深深植根于人类心灵的普遍心理过程，那么其意义就值得重新考虑了。因此，形而上学的宗教概念也可能象征着上帝原型内容，它们可能被认为是内在心灵特性的现象反映，也是表现上帝原型形式的集体、原始的形象，比如刚才提到的，三位一体的或完人的上帝形象。

因此，荣格基本上保留了形而上学或者说神学上的思考，并且他相信上帝存在。他认为，如果认识到关于上帝的认识是来源于集体潜意识的、超越的、普遍的经验；或者把它们看作是某种心灵事实的“简化的描述”，当作是来自上帝原型的直接心灵经验，那么，这些特定的形而上学思考（比如，在神学中，关于基督的受难能否带给我们赎罪，或者死后是否还有生命等）就可以流传下去而不至于消亡。正如荣格说的，“这个关键不是概念的问题，概念就是一个词语，一个筹码，并且它有意义，使用它仅仅是因为它象征着对某种经验的总结。”[43]如果它们能唤醒并激发那些最初的原型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就成为这些经验已经发生事实的历史见证，像其它宗教象征一样成为某种不可见原因的可见结果。帕尔默认为，原型的核心教义、教条、仪式或者个性等把它们提升到上帝原型内容的水平上，通过这些象征和形象来表现上帝原型形式，也正是宗教陌生、模糊的思想赋予了它们普遍的、集体的意义。[44]

注释：

[1][瑞士]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黄奇铭译），工人出版社，1987年，第11-12页。

[2]Freud Sigmund.and Carl Jung, Freud/Jung Letters, ed. by McGuire, trans. by Ralph Manheim and R.F.C. Hu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p236.

[3][瑞士]荣格：《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9卷，第351页。

[4][瑞士]荣格：《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4卷，第320页。

[5]神经症又称神经官能症或精神神经症，是一组精神障碍的总称，包括神经衰弱、强迫症、焦虚症、恐怖症、躯体形式障碍等等，患者深感痛苦且妨碍心理功能或社会功能，但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器质性病理基础。其共同特征是：是一组心因性障碍，人格因素、心理社会因素是致病主要因素，但非应激障碍，是一组机能障碍，障碍性质属功能性非器质性；具有精神和躯体两方面症状；具有一定的人格特质基础但非人格障碍；各亚型有其特征性的临床相；神经症是可逆的，外因压力大时加重，反之症状减轻或消失；社会功能相对良好，自制力充分。

[6][瑞士]荣格：《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11卷，第148-149页。

[7][瑞士]荣格：《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12卷，第14页。

[8]H.L Philip, Jung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London, Rockliff,1958,pp.15-16.

[9]Michael Palmer, Freud and Jung on Religio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1997, pp.122-123.

[10]C.G Jung, Memories, Dreams and Reflection, recorded and ed. by Aniela Jaffe, trans. by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London：Fontana Press,1993,p.384.

[11]Memories，Dreams and Reflection, recorded and ed. by Aniela Jaffe, trans. by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London：Fontana Press,1993,p.385.

[12]G. Adler, A. Jaffe, C.G. Jung Lett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Vol.2 (1951-1961),1973-1975,p.570.

[13]W. McGuire and R.F. Hull., C.G. Jung Speak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p.428.先前的采访（1955）中，荣格表达过相似的观点，“所有我了解到的让我逐渐对上帝的存在确信无疑。我只相信我知道的。那是把信仰排除在外的，因此我不把上帝的存在当作信仰——我知道上帝他在。”（原文“All that I have learned has led me step by step to an unshaminble convic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I only believe what I know. And that eliminates believing. Therefore I do not take his existence on belief——I know He exists.”）（参见W. McGuire and R.F. Hull., C.G. Jung Speak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251.）

[14][瑞士]荣格：《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11卷，第104-105页。

[15]C.G. Jung,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cious, trans.by R.F.C. Hull, New York：Bollingen Foundation Inc.,1959,p173.

[16]Victor White, God and the Unconcious, London：Fontana Books,1960,p.78.

[17]梅斯特·埃克哈特（1260-1328）是一位德国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教授和神秘主义者，被称为德国神秘主义之父。在他辉煌的学术生涯里，他担任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在多明我会中扮演牧者领袖和组织者的角色。

[18][瑞士]荣格：《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6卷，第473-481页。

[19][20][21][28][瑞士]荣格：《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6卷，第474页、475页、476页、475页。

[22]弗洛伊德把象征看作是基于某种病因的“症状”或“符号。它可以让人很快的释梦，减少联想的材料，弗洛伊德指出，“象征作用或许是梦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象征作用使我们在某些情形中无需询问梦者来对梦进行解释。如果我们熟悉了一般梦的象征和梦者的人格，他生活的环境以及梦发生前的印象等，我们时常可以直接来释梦，就好像一见面就可以认出一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3页]。荣格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象征理论。

[23]弗洛伊德把宗教现象归因为一种相当明确、固定的情结，即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又称恋母情结，是精神分析学的术语。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在性发展的对象选择时期，开始向外界寻求性对象。对于幼儿，这个对象首先是双亲，男孩以母亲为选择对象而女孩则常以父亲为选择对象。与之相对应的还有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朱智贤主编的《心理学大词典》这么释义：“女儿亲父反母的复合情绪。弗洛伊德把小女孩对父亲的深情专注，想把母亲置诸一边，取代她位置的愿望，即‘爱父嫌母’的潜在愿望，称为恋父情结。”

[24]这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移情，对应的英文单词为transference，来源于精神分析学说。来访者的移情是指在以催眠疗法和自由联想法为主体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来访者对分析者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情感，是来访者将自己过去对生活中某些重要人物的情感会太多投射到咨询者身上的过程。

自我同一性，即青少年同一性的人格化，是指青少年的需要、情感、能力、目标、价值观等特质整合为统一的人格框架，即具有自我一致的情感与态度、自我贯通的需要和能力、自我恒定的目标和信仰。

[25][瑞士]荣格著：《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7卷，第132页。

[26]上帝的幻象，这让荣格回到了古代的象征主义，其中，希腊语（pneuma），希伯来语（ruah）和阿拉伯语（ruh）中的风，象征着上帝和精神。这也是他本人的字词联想方法的运用。

[27]依恋，心理学术语，对应的英文单词attachment，出生不久的婴儿依恋成人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成人在满足他们生理、心理的需要的同时，成人和婴儿逐渐发展了一种依恋关系，这是婴幼儿对于关怀和爱抚他的成人的强烈依恋情感。有了依恋就能减少他们不安与恐惧，他们深知有人关心他们，当他们有需要时成人一定会出现。有的人的这种依恋会延续到成人阶段，荣格个案中的这位妇女就是这样的。

[29][30]Michael Palmer, Freud and Jung on Religio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1997,p133-134.

[31][36][38][瑞士]荣格：《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11卷，第110页、130页、153页。

[32][瑞士]荣格：《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9卷，第178页。

[33]放大的技术是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重要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分析者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而且能就某一特殊的语言要素或语言意象，尽可能多地搜集种种有关资料，包括来自分析者本人的经验和知识，产生这一意象的人自己的提示和联想、历史资料与考证、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发现以及文学、艺术、神话、宗教等等。荣格在分析心理学中广泛地运用了这一技术，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梦、幻想、幻觉、绘画和一切人类精神产物的象征意义和原型基础。

[34]阿努（Anu），这是古代巴比伦及亚述人的天神，他是所有众神之王，也是命运之神，同时，他也是巴比伦三位一体神明中的主神，其余两位分别是艾阿（Ea）及贝尔（Bel）。

[35]这些内容在第四章中会涉及到，这里不再详述。

[37]这解释了为什么三位一体教义可以唤起一种宗教经验。这里荣格引用了尼格拉斯兄弟[参见（瑞士）荣格著：《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9卷，第8-12页]以及克劳斯兄弟[参见（瑞士）荣格：《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11卷，第316-323页]的例子。

[39][瑞士]荣格：《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18卷，第737页。

[40][瑞士]荣格：《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11卷，第154-155页。

[41][瑞士]荣格：《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11卷，第121页。关于自性原型，中国学者冯川在他的著作《重返精神家园：荣格评传》[参见（瑞士）荣格：《荣格文集：让我们重返精神的家园》（冯川、苏克译），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584页。]中比较了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内容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相似之处。他认为，集体潜意识（尤其是自性原型）的假说，构成了人的创造性潜能的逻辑前提，这一假说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说法不谋而合。中国儒学提出过“尽性”的主张。所谓“尽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人潜能的充分实现。子思认为：“尽性”的必要条件是“至诚”；孟子则认为：“诚”能尽性的前提是“万物皆备于我”。他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荣格的自性化过程（individuation）的思想也认为自性的实现就是人尽其能，自我实现。这两种思想是相通的。

[42][43][瑞士]荣格：《荣格全集》英文版，霍尔（R.F.C Hull）译，第9卷，第37页、33页。

[44]Michael Palmer, Freud and Jung on Religio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1997, p.137.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学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博士）

（来源：卓新平、唐晓峰主编《基督宗教研究》第16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1月）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