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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五一:京都庙会风俗源流考    2011年12月14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北京的庙会文化传统,与千年古都相辉映,源远流长。燕京地区的庙会习俗,可上溯到辽金。自元朝定都后,历经明清,道教佛教寺庙遍及京城内外。各种庙会繁华昌盛,异彩纷呈。

  

一、幽州燕京古风

  

追溯华夏民族的庙会起源,硕学名流,引经据典,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周代的宗庙社祭,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庙会。在祭祀祖先时,民众云集祖庙,举行祭祀典礼,同时集市贸易,游艺娱乐。

 

大多数学者认为,庙会活动起源于宗教祭祀。汉代以后,随着道教、佛教的相继传播,宫观寺庙不断兴建,宗教祭祀庆典的日趋繁盛,吸引成千上万民众的参与。这种融祭祀、集市、娱乐于一体的庙会文化风俗,传承变异,至今仍依稀可见。

 

寺庙是宗教社会由无形向有形的具体转化。寺庙作为宗教社会的司职机构,代表着宗教精神的价值取向。寺庙实体为庙会文化的物质构成。北京地区现存的佛教道教寺庙,为人们考察庙会文化的渊源、发展与兴衰,提供了客观的脉络与历史轨迹。

 

幽燕时期北京的庙会文化,朦胧闪烁,难以详述。北京地区最古的庙宇,尚需进一步发掘考证。

 

至今尚存最古的宗教寺庙是门头沟区的潭柘寺。该寺建于距城西35公里的深山之中。因古代此山有龙潭、柘林,被称为潭柘山,寺随山而扬名。潭柘寺历史悠久,北京民间素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说。现存的文献记载,称该寺始创于晋代(265-316)华严法师,初名嘉福寺。唐代更名龙泉寺,金代改名大万寿寺,明代曾恢复初名,清代又更名为岫云寺。[1]

 

前后名称更迭频繁,但俗名潭柘寺却流传遐尔。潭柘寺是北京郊区最大的佛教寺庙之一。寺前溪流蜿蜒、殿宇嵯峨,寺后九峰环抱、古树苍翠。该寺每年农历三月初一至十五,举办进香庙会,成为京郊初春最早的踏青庙会,吸引了众多游春的香客。

 

隋唐时期,幽州为北方藩镇之首。道教、佛教势力由中原北上,日益向幽燕地区扩展。幽州城郊内外庙宇日增。唐代李氏王朝为抬高祖宗门第,自称是道教始祖老子(本名李耳)的后代。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公元739年,唐玄宗下令在幽州建立天长观。其后,这座重要的道观数次更名为太极宫、长春宫。而京城著名的道教宫观白云观,最初为长春宫的别院,是元初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安葬之所。自元明清至今,白云观庙会是京城最著名的庙会之一。

 

始兴于唐代的北京远郊道教宫观,最著名的为丫髻山碧霞元君祠。该祠建于京东群山之中的丫髻山,峰峦逶迤,松柏叠翠。西峰上的碧霞元君祠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经历代扩建,丫髻山相继兴建庙宇20余座。至清初形成规模宏伟的宗教建筑群。清康熙、乾隆皇帝慕名仙山景致,曾两次来此游览进香。康熙赐碧霞元君祠天仙殿匾额为“敷锡广生”。每年四月初一至二十,丫髻山举办庙会时,朝廷派专人来此祭祀。北京城里许多达官显贵,翎顶辉煌,乘坐肩舆,络绎于途。方圆数百里的民众为祈福求子,不辞辛苦,远途跋涉,来此朝顶进香。其庙会“繁盛亚于妙峰山,而山景过之。”[2]

 

盛唐时代,幽州地区的佛教传播也日渐广泛。据文献记载,城内修建寺庙数十座。至今原址尚存的庙宇有法源寺、善果寺等。法源寺,创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原名悯忠寺,是北京城内现存最久的古刹。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均举办祭祀佛祖诞辰庙会。“都人多于悯忠寺游玩,施斋饭僧,讲经于讲堂,听讲者甚夥。”[3]寺内珍藏着历代精美的佛像、珍贵的经典与碑刻。1979年,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在法源寺成立。许多国家元首和佛教信徒前往朝香拜谒。

 

举世闻名的云居寺石经刻造工程,始于隋唐。名僧静琬于隋大业(605-617)开始在京西白带山刻造石经,又于唐贞观五年(631)在该地建造云居寺。历经千年,云居寺共藏石刻经典1100余种,经版15000余块,成为“国之重宝”。

 

位于京西30公里马鞍山麓的佛教名刹戒台寺,创建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原名慧聚寺。自辽代起,许多高僧法师均在此建立戒台传戒。明代重修此寺更名为万寿禅寺,英宗皇帝敕令如幻律师在此说戒。从此,戒台之名广为流传,其本名却鲜为人知。戒台寺后的极乐峰,山峰奇特秀美,青松挺拔,有“一峰耸奇秀,数里诱人行”的赞誉。每年四月初一至十五,举办祭祀佛祖诞辰的庙会。六月六日,为该寺的晾经日。届时四方善男信女前来进香,饱览郊野古刹春光。

 

辽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和女真相继强盛,先后以幽燕为其统治中枢,开创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先河。

 

唐末五代,中原政局大乱,契丹族日益强盛,建立辽国。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幽燕十六州划入契丹版图,辽王朝提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辽代中后期,皇帝崇奉佛教风气日盛。佛教影响遍及社会各阶层。

 

始建于辽代的报国寺,经明清两代重修,至今仍坐落于宣武区广安门内。明末清初,报国寺农历逢五、逢六有庙会。该寺庙会书市颇盛,在京城首屈一指,为居宣南之学人觞咏之地。如王渔洋、孔尚任、王敬之、翁方纲等,均有咏报国寺的诗词。大诗人王渔洋常常前往报国寺书市浏览购书。各地文人游客莅京登门求教时,如居室不见其影,到报国寺书摊必能遇之。清康熙年间,该寺遭遇地震,殿宇倒塌,庙市渐渐萧条。随着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市五大庙会的兴起,报国寺到乾隆年间,已“古刹荒凉”、集市也“废不复作”。

 

大觉寺,是至今尚存的著名辽代燕京寺庙。该寺坐落于京西台山麓。寺庙建筑坐西朝东,保持契丹人喜向东的“朝日”之俗。殿堂依山势层叠而上,巍峨壮观。大觉寺的玉兰享有盛名,素有“古寺兰香”的美誉。每逢花季,文人墨客纷纷赶来赋诗吟诵。该寺历代香火不断,每月初一、十五,均举办庙会。香客祈求神灵福佑,商贩乐见顾客解囊。

 

公元12世纪初,女真族崛起于东北,建立金国,攻灭辽国,占据燕京。1153年,金王朝迁都燕京,更名为中都。金王朝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密宗日渐衰微,律宗较为盛行,寺庙兴建不及前朝。

 

广济寺,是至今尚存的金中都佛教寺庙。该寺坐落于今西城阜成门内,现为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殿堂金碧辉煌,历代盛名赓续,香火兴旺。金元时期,广济寺庙会繁盛一时,为当时西城庙会之首。明初,因寺庙修缮,将庙会集市迁至护国寺。此后,广济寺的宗教活动更加神圣肃穆。当今,世界各地信奉佛教的国家元首和信徒不时前来朝香拜谒。

  

二、元朝大都的兴盛

  

继辽、金王朝之后,蒙古民族崛起于漠北草原。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骁勇铁骑驰骋中原,子孙后继,一统天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定鼎于燕,于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元大都成为统治全国的中枢城市。从此,北京正式成为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首都。蒙古统治者尊崇藏传佛教(亦称喇嘛教),忽必烈尊封藏传佛教名僧八思巴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4]。藏传佛教在元大都迅速传播,雄伟壮观的寺庙拔地而起。元代佛教兴盛,超越前朝。

 

元大都最著名的佛教寺院——白塔寺,坐落于今西城阜成门内。因寺中心建筑为雄伟的白色覆钵式塔,故俗称白塔寺,原名更迭,反而鲜为人知。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敕令在辽佛舍利塔遗址上建造这座白塔。工程由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主持。这座藏式巨塔竣工后,忽必烈又下令以塔为中心,修建一座大寺院,命名为大圣寿万安寺。该寺成为当时皇家宗教活动和百官习仪的中心场所,香火鼎盛京华。元末,该寺遭雷击焚毁,明代重建后,更名为妙应寺。清代、民国时期,白塔寺屡经修缮,成为京城最著名的庙会集市场所之一。白塔寺庙会为农历每月逢五逢六,举办庙会集市。庙会期间,市民云集,摊商售货,艺人献艺,热闹非凡。

 

护国寺,始建于元代的佛教寺庙,初名崇国寺,明代皇帝赐名为大隆善护国寺。因它坐落于西城(西四北护国寺街),京城百姓俗称为西庙。护国寺庙会自17世纪中叶兴起,至20世纪中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起初,该庙会集市为农历每月初七、初八举办。民国年间,庙市日渐繁盛,增为农历每月逢七逢八举办,每月庙会期为6天。庙会期间,摊商云集,从珠宝字画到日用百货,从风味小吃到杂技游艺,无所不有。

 

元代的道教虽不及佛教尊贵显赫,仍有所发展。在金元战乱之际,北方道教宗派全真教派乘机兴起,亦称内丹派。它主张道、儒、释三教合一,修真练气,性命双修,实行出家丛林制度。京城的白云观成为全真教派的第一丛林。与此同时,南方道教宗派正一教派北上发展,在大都兴建东岳庙,受到元朝统治者的宠信。

 

白云观,坐落于今日西城区西便门外,是道教全真龙门派的祖庭,素有北方第一大道观之称。它是由元初长春真人丘处机仙逝后的藏蜕之所发展起来的。元末,长春宫毁于战火,明永乐年间欲重建,但基址不明,便修缮长春宫别院白云观。从此,该观一跃为全真第一丛林。白云观的建筑以八卦方位布局,经明清两代大规模扩建,形成一座恢宏完整的道教宫观。

 

白云观的年节庙会,以开放时间长、香火兴旺,冠绝京城。自明清以来,白云观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九日,举办庙会,为期19天。庙会期间的传统风俗活动,摸石猴和打金钱眼,深得京城百姓喜爱,流传至今。19天的庙会结合道教节日祭祀进行。正月初八朝拜星神,初九庆祝玉皇大帝诞辰,十三至十七日举办上元灯节。十八日夜至十九日凌晨,有“会神仙”之举。传说,丘真人于是日得道羽化为神仙,此夜仙人下界,重游故地,超度有缘者。因此,京城百姓云集白云观,焚香祈福,期待于神仙结缘。十九日上午,举办盛大法会。庙外,饮食和百货摊商的生意,红红火火,民间花会和游艺活动,精彩纷呈。京城市民称“燕九会”为“耍燕九”。

 

东岳庙,座落于朝阳门外大街。该庙于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竣工后,赐名东岳仁圣宫,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第一道观。东岳庙自元代以来,香火旺盛,倍受皇室重视,累朝不断修茸,现有殿宇600余间,供奉着道教神仙1272尊。该庙主祀泰山神东岳大帝。东岳庙自建成后,庙会香火始终繁盛,每月朔望各开庙一天。春节期间,由正月初一至十五开放半个月。相传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大帝的诞辰。故于每年三月十五至二十八日,举办庆祝东岳大帝诞辰的大型庙会,延续数百年。

 

东岳庙为京城历史最悠久的庙会之一。元代,这里正当大都通往漕运门户通州城的要道。客商云集,“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市场繁荣,因此香火格外兴旺。每逢初春三月,无论皇亲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纷纷前往进香。商贩汇集,“道途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亦盛会也。”[5](1)明代,每逢东岳大帝诞辰,该庙举办巡游盛举。届时,“都人陈鼓乐、旌帜,楼阁亭彩,导仁圣帝游。帝之游所经,妇女满楼,士商满坊,肆行者满路,骈观之。”[6](2)清代,每届大帝诞辰,朝廷派专员祭祀。民间香会护神驾出游,沿途香客游人成千上万。自明清以来,庙会期间,京都各行各业争相办善事,各种善会名目繁多。东岳庙庙会兴盛持续至民国年间。

 

九天宫和十八狱,始建于元代。朝阳门外东岳庙东边路北为九天宫,路南为十八狱。九天宫供奉着九天应元雷音普化天尊(即道教的雷祖天尊)。十八狱的神像是根据道教经典塑造的阴曹地府。九天宫和十八狱,农历每月初一、十五举办庙会,与东岳庙庙会连成一片。

 

都城隍庙,位于今日复兴门内成方街,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数百年来屡经沧桑,屡毁屡建,至今尚存。城隍是神话传说中守护城池的神,后为道教供奉。都城隍庙是供奉都城的城隍神庙。庙堂高悬康熙皇帝的题联:“保障功隆,俎豆千秋修祀典;邦畿地重,灵威万国仰神明”。

 

元代,都城隍庙是京城百姓日常祭祀,四时游览的主要庙宇之一。明代,都城隍庙会是北京最繁华的庙会集市。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从庙宇向东延伸,列肆三里。最盛时期,庙市绵延达十里。庙会上的货物,“人生日用所需,粗细皆备”,珍奇异宝,璀璨夺目。清代,每年五月初一至初十,开庙10天。初一,宛平县城隍出巡,至都城隍庙相见,各种香会同行,锣鼓喧天,所经街市,观者如潮。庙会期间,百戏杂陈,摊棚林立,尤以卖估衣者为多。清朝诗人赋诗云:“西城五月城隍庙,滥溅纱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为穿新买估衣回。”[7]民国年间,庙会香火日趋衰微。

 

都土地庙,位于宣武门外长椿街,始建于元代。农历每月逢三有庙会。届时,百货罗列,顾客摩肩接踵。《燕京竹枝词·土地庙》有诗云:“柳斗荆筐庙市陈,鸽市花厂点缀新。绫罗布衣皆出卖,往来皆是购物人。”清代,该庙会为京城五大庙会之一。民国年间,宗教祭祀香火断绝,庙会演变为纯粹的商业集市。

  

三、明朝京城的繁华

  

元末,朱元璋揭竿而起,平定群雄,北伐大都,元亡明兴。明初定鼎南京,降大都为北平。其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成功,登上皇位。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上。

 

明代朝廷祀典,沿袭古制,祭天祭祖等为大祀;历代帝王、孔子、关帝、文昌、先农、先蚕等为中祀;先医、东岳、城隍、火神、龙神、窑神及历代贤良祠等为群祀。显然,朝廷祭祀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兼融佛教和道教文化。

 

有明一代,朝廷对社会影响巨大的佛教、道教,建立严格的宗教管理制度,设立善事院管理佛教,设立道录司,管理道教。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然成为宗教发展的胜地。京都佛教、道教的发展,远超前代。

 

明代诸帝多崇奉佛教,京城佛教发展趋于极盛。从封建帝王,到民间百姓,纷纷捐资修建寺庙。自太祖立国,至宪宗成化年间,仅百余年,“京城内外敕赐寺观已至六百三十九所。”[8]其中,隆福寺、万寿寺、卧佛寺等庙会香火兴盛。

 

隆福寺,座落于东四北大街,始建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明清两代屡有修缮。因其座落于东城,京城百姓称之为“东庙”,与“西庙”护国寺对称。该寺殿宇宏伟,法相庄严,为朝廷的香火院之一,历代香火兴旺。

 

清初,隆福寺农历每月初九、初十,举办庙会集市。其后,庙会集市日渐兴盛,增至每月农历逢九逢十有庙会,每月庙会期为6天。民国年间,庙会香火衰败,逐渐成为纯粹的集市。庙市日期逐渐增加,农历每月逢一、二、九、十开庙,每月庙会集市多达十二、三天,成为京城最著名的庙会之一。每逢庙市,摊商云集,人流如海。日用百货、珍奇古玩,琳琅满目;风味小吃、民间游艺,雅俗共赏。清康熙至民国年间,该寺素有“诸市之冠”的声誉。

 

万寿寺,位于海淀区苏州街、长河北岸,与紫竹院隔河相望,是京郊著名的古刹。该寺始建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清代朝廷数次出巨资扩建,殿堂富丽。庙内园林古柏银树,枝繁叶茂,叠石为山,流水潺潺。该寺每逢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开庙,其中,四月初八日为正期。是日,为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日。届时,众僧聚齐在大延寿殿,举行“消灾解厄、增福延寿”大法会。城乡居民进香拜佛者成千上万。寺庙前空地,临时搭建摊棚,饮食、杂货连成一片。

 

寺庙门前的长河,两岸高大的垂柳绿荫成行,青青的柳枝随波摇曳。庙会期正逢清明时节,长河两岸游玩踏青者,车水马龙。明代,京城谚云:“天坛游松,长河游柳”。

 

卧佛寺,座落于崇文门外,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因寺内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卧像,故称卧佛寺。原西廊有明代铁钟,音色优美,又称妙音寺。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五开庙,为期5天。门前自成集市,主要出售农具、山货及端午节时令鲜品。东南城一带居民多到此进香游览。

 

明代京城佛教大盛之时,道教也有相当的发展。明英宗下令编纂正统道藏,共4805305卷,赐藏于白云观等道观。明神宗时,又续编道藏32180卷。正藏和续藏的合版,为今日的道藏。有明一代,京城陆续修建许多道教寺庙。

 

火神庙,位于崇文门外西花市大街,原名火德真君庙,始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清乾隆年间重修。该庙农历每月逢四有庙会。庙会集市日用百货、风味小吃、金鱼虫鸟,一应俱全。庙会的花市享誉京城。工艺花、鲜花,姹紫嫣红,满眼芬芳。民国年间,宗教祭祀香火断绝,庙会演变为纯粹的集市,人们便称此地为花市。

 

药王庙,明代京城修建的药王庙为数众多。其中最著名的药王庙位于崇文门外东晓市大街,因其位于城南,故京城百姓称之为南药王庙。该庙建于明末天启年间,清康熙年间重修,殿堂宏伟。药王殿供奉伏羲、神农、黄帝、孙思邈、韦慈藏,两侧分别供奉扁鹊、张仲景、华陀等古代10大名医。

 

该庙自始建起,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有庙会。明末清初,药王庙香火极盛,除夕至元旦彻夜不断。每年四月二十八相传为药王诞辰。从四月中旬起,进香拜神者拥挤不动,多有挤不进庙者。为方便进香民众,该庙在庙外神路街设立香池数处,供人焚香遥拜。清中期以后,庙会祭祀香火逐渐冷落,但赶庙会的市民却越来越多。庙内,各种风味小吃,飘香诱人,庙外,商贩云集,风筝、玩具、干鲜果品等应有尽有。每逢朔望之日,以药王庙为中心,形成商贸交易市场。由此东晓市街逐渐发展繁荣起来。

 

南药王庙内设有供奉戏曲界行业神的殿堂。庙内三清殿正西,与之并立的有一座二层楼。楼下为关公殿,楼上为唐明皇殿。每逢四月二十八日,京城戏曲界艺人来此焚香祭祀祖师爷。该庙真武殿后有一座戏楼。城南一带的士商、梨园、行会等祭祖时,常在此戏台举办堂会演出。

 

明代,北京城郊到处修建碧霞元君庙。京城百姓俗称碧霞元君庙为“顶”。其中最著名的位于左安门外弘仁桥,时人称为“大南顶”。该顶建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8),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奉敕重修。据《道藏》本《搜神记》记载,四月十八日为碧霞元君诞辰。届时,朝顶庙会风靡京郊。“男女奔趋,香会络绎,素称最胜”[9](1)每年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尘风汗气,四十里一道相属。舆者、骑者、步者、步以拜者、张旗幢鸣鼓金者,……群从游闲,数唱吹弹以乐之”。[10](2)会期,桥畔形成集市。商贾云集,百货杂陈,熙来攘往。庙中祭祀,香烟缭绕,磬声盈耳。

 

清代,京城近郊香火最盛的碧霞元君庙为“西顶”。该顶原名护国洪慈宫,位于西直门外蓝靛厂,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70-1620),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奉敕重修,又名“广仁宫”。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八,举办庙会。清廷特派大臣前往拈香,为京畿五顶仅有。清人樊彬《燕都杂咏》云:“年年男女抱土袋随香纸往祀,名进土。”

 

妙峰山,全名“莲花金顶妙峰山”,位于门头沟区妙峰山乡涧沟村北,距京城近70公里。群峰之间,一峰突起,碧霞元君祠高踞山颠。妙峰山主峰旁奇石高耸,远视如莲,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故名莲花金顶妙峰山。漫山古松,风景壮丽。

 

妙峰山碧霞元君祠创建于明末,俗称娘娘庙,原为道士主持,香火不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后,佛教势力上升,改由僧人主持,香火逐渐兴盛。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重建后,更名灵感宫。

 

“每届四月,自初一日开庙半月,香火极盛……。自始迄终继昼以夜,人无停止,香无断烟,奇观哉!……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以各路人计之,亦约有数十万。以钱计之,亦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11](1)

 

香客除京城民众外,还有跋山涉水远道而来的进香者,多来自天津、福建、广东、广西、吉林等地。其盛况不衰,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骤然冷落。

 

蟠桃宫,系道教庙宇,主尊西王母娘娘及祝寿列仙。它位于东便门内、护城河桥南,始建于明代,清康熙元年(1662年)重建,庙宇不大,但香火颇盛。明清至民国年间,每年农历三月初一至初三有庙会,称“蟠桃盛会”。届时,摊贩云集,游人如织,风味小吃、民间游艺,各显身手。时逢阳春三月,游客“长堤纵马,飞花箭洒绿杨坡;夹岸联殇,醉酒人眠芳草地。”[12](2)

 

太阳宫为道教宫观,位于左安门内大街,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清顺治五年(1648年)重修。主殿供奉太阳星君,塑有一只雄鸡。相传农历二月初一为太阳诞辰,太阳宫举办“修崇醮事”,从初一至初三举办庙会。市民前往进香,“结侣携殇,往游竟日。”庙前,临时集市上,小贩多卖“太阳糕”。米面糕装饰着雄鸡图案,以祭祀太阳星神,祭奠后,分与儿童食之。

 

崇元观,道教宫观,位于西直门内新街口,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明清两代,该庙系西城较大的定期庙会。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春节期间,正月初一至十五,举办庙会。届时,百货齐备,游客络绎。灯节时,举办“奇巧花灯认不明”的大型灯会。清末,殿宇坍塌,庙会冷落。

 

前门关帝庙,位于正阳门外,城门洞西侧,明、清两代,本在瓮城之内,1913年瓮城拆除后,露在街面。该庙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8年)正月。“殿祀精严、朱楹黄覆,绮槛金龛,中奉圣祖御书,额曰‘忠义’”。[13](1)

 

明清两代,“关帝庙遍天下,而京师尤胜。”[14](2)京城中,前门关帝庙的香火最盛。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均有庙会。届时,求福寿者、求子嗣者、求功名者,络绎不绝。庙会期间,庙外形成临时市集。相传农历五月十三日为关帝诞辰。是日,朝廷派大臣祭祀。“进刀马于关帝庙,刀以铁,其重以八十斤,纸马高二丈,鞍鞯绣文,辔衔金色,旗鼓头踏导之”。[15](3)每年“除夕开正阳门内门,由内城居人瞻拜;夜子后开西门,城外居人瞻拜。”[16](4)民国年间,当局为维持治安,将庙会缩减为正月初一一天。

 

中华民族的行业神崇拜,历史悠久。明代京城,随着社会生活的繁华,各种都市行业祭祀本行业祖师神的庙会,日益兴盛。

 

都灶君庙,座落于崇文门外东花市大街,建于明代,清康熙年间(1662-1721年)重修。灶君,道教俗神,传说主管饮食之神。相传农历八月初三为灶君诞辰,厨行在此祀神,谓之“灶君会”。因此,每年八月初一至初三,举办庙会。腊月二十三为灶君朝天之日,也有一日庙会。庙会期间,京师各大饭庄厨师均前往进香,并演戏谢神。届时,庙外形成临时集市,主要出售炊事用具。此外,凡厨行学徒拜师或出师时,均在此庙举办仪式,烧香祭拜灶神,置酒席宴请同行。

 

极乐林,位于安定门外大街。前殿供奉三世佛,后殿为玉皇阁,跨院有鲁班殿。传说农历五月初七为鲁班祖师诞辰。届时,京城瓦匠、木匠、棚彩行业的同仁聚此“摆斋”,祭祀行业祖师。是日,本行业的花会前来献艺。庙前,设火壶茶会,招待同行及香客。有商贩来此出售应节鲜货等。

 

花神庙,座落在北京的花乡丰台镇东,建于明代,供奉花王神。这里是花农祭祀花神的庙宇,也是花行同业公会的会馆。农历二月十二日为花神诞辰,花农到此进香献花,谓之“花朝”。三月二十九日,各档花会到此献艺,谓之“谢神”。城里的“幽人韵士”也来看戏,并即兴赋诗唱和。届时,庙外有鲜花集市。

 

窑神庙,位于门头沟区圈门,约建于明代,清代屡次重修。该庙窑神是古代京西采煤业供奉的行业祖师。其神像面目凶猛,须发蓬松,身穿黄袍,头戴乌纱,手中倒提一串铜钱。虽然窑神庙的偶像为道教尊神,但该庙一直由佛教僧人主持。自清代起,庙内设立煤业议事公所。农历每年腊月十七为祭祀窑神之日,煤窑业主到庙进香膜拜。每座煤窑都定期向窑神庙奉送银钱,或用于祭祀窑神,或举办同行慈善公益事业。

 

明代,北京涌现出一批工商行业会馆。这些会馆建筑的基本格局为“前神后馆”,即:前半部分为祭祀行业神的庙宇,后半部分为会馆的行业管理办公机构。当时京城的行业会馆有:颜料行会馆、梨园会馆、弓箭会馆等。

 

颜料行会馆,位于崇文区北芦草园,建于明代中叶,清代康熙、嘉庆年间两次集资重修。这座会馆由山西颜料、桐油行在京城的商人创建。原名平遥会馆,后改名为颜料会馆,到清末改称为颜料行同业公会。前半部分为仙翁庙及火神庙。仙翁庙供奉的行业祖师为梅福、葛洪、谢科三位道教仙翁。每年九月,举行祭祀行业神的仪式,敬备金钱、云马、灯为仪,并献戏娱神。庙后建有一座戏楼,为演戏酬神的地方。

 

梨园会馆位于崇文区东珠市口南的精忠庙内。北京的梨园会馆--精忠庙建于明代,源于“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典故。起初,殿内供奉仅岳飞塑像。后来,戏行艺人集资建筑一座天喜宫,宫内供奉戏行祖师--喜神,即唐明皇。因唐明皇喜爱音乐歌舞,在唐朝大兴梨园教坊,被戏曲行供奉为行业神。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为唐明皇的诞辰,戏班名伶聚集会馆,举行祭祀仪式。届时,梨园名角举办募捐义演,集资修建会馆设施及公益事业。

 

弓箭会馆在德胜门外冰窑口路南,始建于明代。弓箭界同仁在馆内供奉黄帝为祖师,东西配殿供有历代神箭手的牌位。会馆南面的护城河边为一片空旷之地,每年在此举办射箭比赛。

  

四、清朝帝都的盛衰

  

1644年,明王朝内外交困,终至灭亡。同年,清王朝入主中原,仍定都北京。

 

清王朝基本沿袭明代制度。朝廷祀典仿照前朝。同时,满族宫廷内举行萨满教祭祀。萨满教是一种崇拜多神的原始宗教,祭祀的神灵有代表自然和祖先的神杆,还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关圣帝君等。

 

清朝的宗教政策沿用明朝的方略,对传统的佛教、道教,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一方面尊崇,一方面控制。清前期,国力强盛,佛教道教都有发展,修复旧寺,兴建新寺,寺庙总数超过明代的全盛时期。如:顺治年间,在琼华岛上修建白塔寺(今北海公园);康熙年间,在皇城之内修建弘仁寺,雍正年间,整理刻印《大藏经》,共收佛教经典1670部,7240卷,分装724函。雍正年间,敕建云、雨、风、雷等道教坛庙。乾隆年间,修建万寿山上的大报恩延寿寺等。清中叶以后,国力日衰,佛教日益削弱。清道光年间,禁止道教天师晋谒皇帝,道教日趋民间化。

 

为安抚蒙古、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清朝注意利用藏传佛教(亦称为喇嘛教)。清中前期,京城的藏传佛教虽不及元代,但比明末有所发展。清代京城陆续修建的一些藏传佛教寺庙,其中与民众性庙会相关的有:雍和宫、黄寺、黑寺等。

 

雍和宫,位于东城北新桥北,是京城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原为雍亲王府,乾隆九年(1744年),改为喇嘛庙,成为清政府管理全国喇嘛教事务的中心。雍和宫主要宗教建筑为天王殿、雍和宫、永佑殿、法轮殿、万佛阁等,将汉、满、蒙、藏等各族建筑艺术风格融为一体,巍峨壮丽。

 

雍和宫每年农历正月三十举行演鬼;二月初一清晨打鬼。循例为庙会期。打鬼,是汉族民间的俗称,喇嘛称为:“跳布扎”。“跳”是汉语,舞蹈之意,“布扎”是蒙语的音译,伏魔驱祟之意。喇嘛教的“魔”和“祟”,是指反对佛教的贵族和异教徒。“跳布扎”是喇嘛教利用大型宗教乐舞剧,向异教徒示威,使邪魔外道摄服。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跳布扎”的宗教仪式传到京城的黄寺。嗣后,雍和宫、黑寺、弘仁寺等喇嘛庙相继举行“跳布扎”。历代相传,沿袭成风,成为京城新春民俗。

 

雍和宫跳布札的仪式,由清朝皇帝主持,王公大臣云集,盛冠京华。打鬼日,雍和宫牌坊前,风味小吃和玩具摊商林立,游客拥挤,无立锥之地。清帝逊位后,由蒙藏院主持,仪式逐年从简,但慕名前来观光的中外游客云集,一时竟超过往昔。[17]

 

黄寺,位于安定门外镶黄旗教场北。黄寺有西黄寺、东黄寺之分,二寺毗连。两寺殿宇皆以黄琉璃瓦覆盖,因而得名。附近居民皆称之为双黄寺。西黄寺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是清政府为西藏达赖五世来京朝觐准备的住所。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开放一日,庙里喇嘛举行盛大的“善愿日”法会,“跳布扎”,送祟除邪。东黄寺无单独打鬼之举。

 

据《京华春梦录》记载,西黄寺“每届上元节序,各喇嘛演习舞蹈,或戴面具,或击乐,牛鬼蛇神,聚在一堂,口唱番歌,似有节奏,名曰‘打鬼’,能辟不祥。是日万人空巷,裙屐杂沓。”届时,在黄寺的北教场,自安定门至德胜门之间,三里之遥,有走车、赛马大会。

 

黑寺,有前黑寺和后黑寺之分。因覆以铁色琉璃瓦,故俗称“黑寺”。前后黑寺均建于清初,原名为慈度寺和察罕喇嘛庙。每年正月十五,后黑寺“演鬼”;正月二十三日,前后黑寺均开庙一天,举行打鬼。凡挤不进庙观看“跳布扎”的民众,一律等着看送鬼。送鬼的行列一出庙门,游艺者和购物者一拥而上,人流涌动,为打鬼活动的高潮。送鬼之后,游客扛着糖葫芦,举着风车纷纷散去。

 

大钟寺,本名觉生寺,座落于西直门外西北的曾家庄,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寺内珍藏一口明代永乐年间(15世纪初)铸造的大钟,俗称“大钟寺”。这座铜钟高6.75米,重46.5吨,钟身内外共铸汉文经咒16种,梵文经咒100余种,共23万字。经文字体典雅隽秀,堪称艺术佳作。大钟音质圆润深沉,经科学鉴定,可达方圆百里,为世界古钟之最。大钟悬挂在寺内主体建筑——大钟楼上。楼高16.7米,上圆下方,取“天圆地方”之意。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觉生寺被辟为皇家祈雨之所。皇帝亲临祈雨,王公大臣轮流拈香。从此,永乐大钟除逢年过节外,“非祈雨不鸣”。

 

这座皇家寺庙名声显赫,平时香火极盛,尤以春节为最。每逢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开庙半个月。香客慕名登楼,观赏大钟。钟身有两孔气眼,如拳大小,中悬铜铃,游客以铜钱击之,中者铿锵作响,以为祥瑞,称之为“打金钱眼”。届时,游人纷集,士女如云,钟下八角浅井积钱多达一米厚。

 

精忠庙,京城内有两座,建于清康熙年间。一座位于前门外山涧口精忠庙街。一座位于东直门大街。精忠庙供奉岳飞塑像。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及十三至十七日灯节期间开放,共有庙会6天。灯节时,有夜市。殿外石阶上列满纱灯,绘有《精忠传》故事的连续图画。

 

厂甸和火神庙,是典型的春节集市性庙会。厂甸是和平门外南新华街路东的一条胡同小街。每到春节,与厂甸毗邻的琉璃厂东西街口、南新华街口、吕祖阁、玉皇阁、大小沙土园的摊位联成一片,成为一个大集市。

 

厂甸集市的兴起在清乾隆年间,直至民国时期,始终兴盛。早年,厂甸庙会有宗教祭祀活动。每临新春,火神庙、土地祠、吕祖阁等寺庙,香火颇盛。烧香祈福者,求签问卦者,络绎不绝。后来,厂甸地区香火日衰,生意日隆,成为以展销文玩、书画著称的贸易集市。每届正月初一至十五为庙会期。南新华街一带,高棚林立,广陈名人字画、珠宝玉器、雕漆珐琅、陶瓷古镜,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庙会期间,海王村水法池前的广场开辟为茶社。厂甸庙市是儿童玩具荟萃之地,如:空竹、泥人、鬼脸、花炮、灯笼、万花筒、氢气球等,任人选购。

 

火神庙系道教庙宇,位于和平门外东琉璃厂路北,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民国以后,辟为“文化商场”。平时,只有博久书局、同善堂、文汇阁等几家书店在此租房营业。每逢春节期间,火神庙内高棚下布满珠宝摊、古玩摊、玉器摊和书画摊,成为厂甸庙会文玩书画展销地之一。

 

财神庙,又名五显财神庙,位于广安门外六里桥西南。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每年农历正月初二及九月十五至十七,开庙举办庙会。正月初二,香火极盛。求财者群往烧香,人人奋勇,争先恐后。据说,可吉星高照,顺利发财。“初二日,致祭财神,鞭炮甚多,昼夜不休”。“每至九月,自十五日起,开庙三日,祈祷相属,而梨园子弟与青楼校书等为尤多。”[18]

 

吕祖阁,位于西城区和平门内半壁街,建于清初,系供奉吕洞宾等神仙的道教宫观。每月农历初一、十五有庙会。每年四月十四日为吕祖诞辰日,开庙一日。庙宇不大,但香火颇盛,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庙内设“孚佑帝君灵签”,可求财问喜,香客争献香资,一卜吉凶。

 

清代,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京城的行业会馆日渐增多。在京城影响较大的有,银号会馆、绦行公所、成衣行会馆、烟行会馆、靛行会馆、药行会馆、玉行会馆、文昌会馆、当行会馆、布商会馆、纸商会馆等。这些行业会馆的建筑设计基本上为“前庙后馆”的结构。各行各业都供奉着本行业的祖师神像。

 

烟行会馆,又名河东会馆,由山西烟行商人集资,始建于雍正五年(1727年),屡经修茸。馆中建有关帝庙,主祀关帝,左右配祀火神、财神,烟贾商人合称为三圣殿。关帝被奉为主神,原因有二。其一,关羽武艺超群,为忠义品格的典范;其二,关羽为山西运城人士。正殿上高悬“义炳乾坤”、“万世人极”的题匾。馆内公举主持,朝夕香火不断。烟行同仁认为,祈求神灵保佑,才能财源茂盛。

 

布商会馆,又名晋翼会馆,由山西翼城布行商人集资兴建。会馆位于崇文区小江胡同,建于雍正癸丑年(1733年)。此馆坐东朝西,馆中神殿,供奉关圣帝君、火神金龙大王、玄坛财神。每月朔望吉旦,同仁群聚馆内,焚香瞻拜行业祖神,演戏谢神。

 

玉行会馆位于宣武区琉璃厂,建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馆内建有祖师宝殿,内供白云观大师丘处机、古代工匠名师鲁班、财神爷赵公元帅。馆内每年农历正月十九和七月二十八举行祭祀典礼。前者为丘处机诞辰日,后者为其成仙日。玉行同仁供奉丘处机为祖师,根据丘祖定做金丝嵌玉道冠的典故。每年正月,白云观开庙举办庙会时,玉行会馆召集同行前往,举行集体拜祭活动。

 

绦行公所座落于陶然亭东的哪吒庙内。该庙建于明末,自清乾隆年间起至民国时期为京城绦行公所。绦行供奉哪吒为其祖师神,源于《封神演义》。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京城绦行业在该庙举行盛大的祭典。

 

纸商会馆,又名延邵会馆,因福建延平、邵武二府纸商出资合建。该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会馆坐西朝东,设有神殿,供奉“天后”(闽浙等沿海地区称之为妈祖)。天后,传说为福建莆田女子,后得道成仙,为著名的航海保护神。当时,福建纸商每年航海运纸来京销售。因此,同行集资建馆,广置戏台,演戏酬神,祈求天后,保佑旅途平安。

 

银号会馆位于前门外西河沿路南,于清康熙年间,由浙江绍兴银号商人集资兴建。馆内供奉玄坛祖师,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每至春秋假日,同行欢聚一堂,祀神献酬。

 

成衣行会馆,又名浙慈会馆。当时许多浙江慈溪工商人士到京城从事成衣行业。同乡同行集资修建这座会馆。该会馆位于前门外晓市大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道光、光绪年间屡次重修。馆中“建造殿宇、戏楼、配房,供奉三皇祖师神像”。“历年来,行中唱戏庆贺,神灵默佑。”[19]

 

靛行会馆位于前门鹞儿胡同,建于道光辛卯年(1831年)。靛:原为一种蓝黑色的染料。当时,人们统将染料称之为靛,靛行会馆即染料会馆。京城从事此行业者多为山西平定和翼城人。靛行会馆供奉的行业祖师为梅福、葛洪、谢科三位道教仙翁。每年九月,行业同仁举行祭祀祖师诞辰仪式。

 

当行会馆,位于前门外西柳树井路南,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馆内建有火神殿、财神殿,内祀火神、财神和关帝,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为祭祀财神日,五月十三日为祭祀关帝日,六月二十三为祭祀火神日。届时,召集同行,进香祈福,演戏酬神。

 

文昌会馆位于宣武区琉璃厂,与玉行会馆为邻,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该馆由河北书行商人集资兴建。馆内建有文昌殿,供奉文昌帝君和火帝神君。每年农历二月初三为文昌帝诞辰日。是日,同行演戏团拜,共襄盛举。

 

五、近世京城的变迁

  

近代北京的庙会文化,在都市社会缓慢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总体规模趋向衰落。其多元功能的互动关系不断调整,各种功能的内涵逐渐演变。宗教的主导作用发生根本动摇,商贸与文娱功能日益增强。地处繁华闹市的庙会,商业贸易功能迅速超过宗教的魅力。民众芸集的庙会集市,为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然舞台。

 

进入本世纪,古都北京由封建帝都走向现代化大都市。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中国传统宗教佛教、道教文化,呈江河日下之势。作为世界著名的古都北京,尚残存历朝兴建的坛观寺庙约千余座,为全国城市之冠。

 

1928年,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指令,北平市当局进行寺庙注册登记。档案文献记载,内外京城及近郊共有各类寺庙1653座。其中,民间家族寺庙872座,佛道僧人寺庙652座,尼姑寺庙96座,官府寺庙33座。[20]但大半已逐渐颓废荒芜,香火依稀。

 

政治变革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风貌最显赫的因素。其影响力在国都京畿最为鲜明。清朝帝制崩溃后,与清王朝密切相关的宗教祭祀,随之荒废。皇家祭祀的庙宇失去昔日的尊贵辉煌。天坛、朝日坛、夕月坛等日渐颓废,殿堂倾圮,杂草丛生。地坛、社稷坛、先农坛、先蚕坛、清太庙、帝王庙等相继辟为大众公园或兴办文教事业。

 

随着清朝帝王祭祀的辍废,封建统治者倡导推崇的关帝庙、文昌庙等也逐渐门庭冷落,香火衰微。

 

清代京城寺庙中,供奉关帝的寺庙香火颇盛。封建统治者为倡导忠君思想,不断提升关公的地位。清初,关羽被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从此有关帝之尊称。清中叶,关帝庙按官庙规格,殿宇易盖黄琉璃瓦。随着关羽不断被神圣化,庙宇越建越多,祭祀香火日盛。封建皇权的崩溃,使关帝庙失去政治上的尊崇。

 

民国初期,袁世凯追求独裁专制,重新抬出旧日的偶像。1914年北京政府在鼓楼西大街新建一座关岳庙。此庙原为一座清朝亲王祀庙,祠堂里供奉关羽和岳飞的塑像后,改称关岳庙。民间传说岳飞是关羽的转世,因而能精忠报国,故设立此庙。但北京政府的举措,显然缺乏权威性与感召力。此庙香火冷落,难以为继,只得借给大成中学改做校舍。

 

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对中国传统宗教基本上采取抑制性政策。佛教道教的传播事业不断受到冲击,时起时伏,终难挽回日益萎缩的趋势。

 

民国初年,江南高僧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波及北京,但终未能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191510月,北京政府发布《管理寺庙条令》,明令取消中国佛教总会,并规定“遇有公益事业之必要得地方官之许可”,可以占用寺产,住持和尚可“由地方官训诫,或予撤退”。全国性佛教组织的瓦解,使各地侵夺寺产,毁灭佛像之风越来越盛。利用寺庙兴办文教公益事业,成为时代潮流。北京地区许多佛教寺庙被用于兴办学校。清初所建的三大寺庙之一普胜寺,民国初年香火断绝,于1915年被欧美同学会集资购买,改建为该会活动中心。

 

230年代,京城佛教界兴办各种公益慈善事业颇有成效,推动了宗教的传播。仅1928年,北京佛教寺庙兴办的公益慈善事业就有,“果善寺设立第一平民小学,夕照寺设立第二平民小学,拈花寺设立工读学校,净业寺组织贫儿工艺院,嘉兴寺增设贫民纺织厂,永泰寺筹办女子工读学校”。这些济难、赈灾、办学、慈幼性质的公益事业,使佛教深入民心,信徒增多。随着佛教势力的复兴,有些衰败残破的寺庙被维修重建。

 

与一度有所复兴的佛教事业相比,道教在京城宗教的上层社会中,衰落较为迅速。北京道教庙观中最著名的白云观,影响力日益衰减,终于失去“全真第一丛林”的地位。它接受各地云游来京修道受戒的道士,到民国年间逐渐废止。白云观最后一次传戒仪式于1927年举行,此次受戒道士共计349名。[21]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严格限制道教的活动。该标准规定,应废除的寺庙有,日、月、火、五岳、四渎、龙王、城隍、文昌、送子娘娘、财神、瘟神、赵玄坛、狐仙等神灵祭祀。该规定同意保留的神祠有,伏羲、神农、黄帝、仓颉、禹、孔子、孟子、岳飞、关帝、土帝神、灶神、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三官、天师、吕祖、风雨雷神等。这一规定的存废原则,显然有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国民政府的统治权威有限,实际并未落实执行。但国民政府对宗教的抑制政策,使传统宗教的社会地位日趋衰落。

 

京城许多著名的道教宫观香火中断。祀云神的凝和庙、祀雷神的昭显庙等相继被北京教育学会等文教事业机构占用。城隍庙向例于五月初一至初十举行出巡庙会,届时秧歌、高跷等歌舞相随,所经街市,观者如潮。庙期,摊棚林立,热闹非凡。北伐战争后,此举遂废。庙宇亦被警察分驻所借用。崇元观自清末衰败,民国年间庙会绝迹。1931年,国民政府在此庙废墟上建立起陆军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京畿燃起战火。战争震动整个京城,社会秩序失去常态,坛观寺庙也难免劫乱。西郊的妙云寺被协合医院占用,丰台的关帝庙成为军队的驻地。

 

七七事变后,古都北京沦为殖民地。被奴役型的社会结构,严重摧残着民族文化的自主生存。

 

19393月,日伪政权华北临时政府决定,将北京政府设立的关岳庙改建为武成王庙,祭祀历代名将。关岳殿被改为武德堂,将精忠报国改为褒扬武德。日伪统治者在北京设坛立庙,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传统,遭到爱国宗教人士和广大民众的抵制。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城区免于炮火劫毁。城内许多寺庙仍香火持续。40年代初,正觉寺、通教寺等少数佛教寺庙被香客捐资重建。然而,郊区战火频繁,许多著名的寺庙毁于战火。庙宇遭焚,佛像被劫,僧侣流散,损失惨重。京城佛教三大名寺之一的云居寺,被日军的炮火炸毁,千年古刹成为一片废墟。

 

40年代后半叶,政局动荡,民生凋蔽,文坛萧条,传统宗教更趋衰败。除少数古刹名寺香火延绵外,大多断壁颓垣,荆棘丛生。

 

注释:

 

[1]神穆德撰,释义庵续撰:《潭柘山岫云寺志》。

[2]()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第63页。

[3][9]()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第19页。

[4]《元史》卷四《世祖本纪》。

[5]()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6]()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7]()得硕亭:《草珠一串》(又名《京都竹枝词》),见《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8]《明史·单宇传》。

[10]()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133 页。

[11]()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第62-63页。

[12]()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第17页。

[13][14][16]()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第23页。

[15]()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68-69页。

[17]参见魏开肇:《雍和宫漫录》,河南人民出版社社19855月版,第16-19页。

[18]()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第46页。

[19]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

[20]《北平市民政局档案》J3-1-260,北京市档案馆藏档。自1996年起,北京市档案馆迁入新馆,正式开放。笔者在馆内藏档中发现大量珍贵史料。例如,本世纪上半叶,北京城郊寺庙总数,各种文献记载不一,出入较大,至今尚无定论。虽然现存档案尚需校勘整理,但政府登记原始记录,提供了研究的基本依据。

[21]北京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29辑,北京出版社198612月版,第246页。

 

(来源:《北京文博》1999年第3期,引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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