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庙会文化传统，与千年古都相辉映，源远流长。燕京地区的庙会习俗，可上溯到辽金。自元朝定都后，历经明清，道教佛教寺庙遍及京城内外。各种庙会繁华昌盛，异彩纷呈。

　 

一、幽州燕京古风

　 

追溯华夏民族的庙会起源，硕学名流，引经据典，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周代的宗庙社祭，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庙会。在祭祀祖先时，民众云集祖庙，举行祭祀典礼，同时集市贸易，游艺娱乐。

 

大多数学者认为，庙会活动起源于宗教祭祀。汉代以后，随着道教、佛教的相继传播，宫观寺庙不断兴建，宗教祭祀庆典的日趋繁盛，吸引成千上万民众的参与。这种融祭祀、集市、娱乐于一体的庙会文化风俗，传承变异，至今仍依稀可见。

 

寺庙是宗教社会由无形向有形的具体转化。寺庙作为宗教社会的司职机构，代表着宗教精神的价值取向。寺庙实体为庙会文化的物质构成。北京地区现存的佛教道教寺庙，为人们考察庙会文化的渊源、发展与兴衰，提供了客观的脉络与历史轨迹。

 

幽燕时期北京的庙会文化，朦胧闪烁，难以详述。北京地区最古的庙宇，尚需进一步发掘考证。

 

至今尚存最古的宗教寺庙是门头沟区的潭柘寺。该寺建于距城西35公里的深山之中。因古代此山有龙潭、柘林，被称为潭柘山，寺随山而扬名。潭柘寺历史悠久，北京民间素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说。现存的文献记载，称该寺始创于晋代(265-316)华严法师，初名嘉福寺。唐代更名龙泉寺，金代改名大万寿寺，明代曾恢复初名，清代又更名为岫云寺。[1]

 

前后名称更迭频繁，但俗名潭柘寺却流传遐尔。潭柘寺是北京郊区最大的佛教寺庙之一。寺前溪流蜿蜒、殿宇嵯峨，寺后九峰环抱、古树苍翠。该寺每年农历三月初一至十五，举办进香庙会，成为京郊初春最早的踏青庙会，吸引了众多游春的香客。

 

隋唐时期，幽州为北方藩镇之首。道教、佛教势力由中原北上，日益向幽燕地区扩展。幽州城郊内外庙宇日增。唐代李氏王朝为抬高祖宗门第，自称是道教始祖老子（本名李耳）的后代。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公元739年，唐玄宗下令在幽州建立天长观。其后，这座重要的道观数次更名为太极宫、长春宫。而京城著名的道教宫观白云观，最初为长春宫的别院，是元初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安葬之所。自元明清至今，白云观庙会是京城最著名的庙会之一。

 

始兴于唐代的北京远郊道教宫观，最著名的为丫髻山碧霞元君祠。该祠建于京东群山之中的丫髻山，峰峦逶迤，松柏叠翠。西峰上的碧霞元君祠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经历代扩建，丫髻山相继兴建庙宇20余座。至清初形成规模宏伟的宗教建筑群。清康熙、乾隆皇帝慕名仙山景致，曾两次来此游览进香。康熙赐碧霞元君祠天仙殿匾额为“敷锡广生”。每年四月初一至二十，丫髻山举办庙会时，朝廷派专人来此祭祀。北京城里许多达官显贵，翎顶辉煌，乘坐肩舆，络绎于途。方圆数百里的民众为祈福求子，不辞辛苦，远途跋涉，来此朝顶进香。其庙会“繁盛亚于妙峰山，而山景过之。”[2]

 

盛唐时代，幽州地区的佛教传播也日渐广泛。据文献记载，城内修建寺庙数十座。至今原址尚存的庙宇有法源寺、善果寺等。法源寺，创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原名悯忠寺，是北京城内现存最久的古刹。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均举办祭祀佛祖诞辰庙会。“都人多于悯忠寺游玩，施斋饭僧，讲经于讲堂，听讲者甚夥。”[3]寺内珍藏着历代精美的佛像、珍贵的经典与碑刻。1979年，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在法源寺成立。许多国家元首和佛教信徒前往朝香拜谒。

 

举世闻名的云居寺石经刻造工程，始于隋唐。名僧静琬于隋大业（605-617）开始在京西白带山刻造石经，又于唐贞观五年（631）在该地建造云居寺。历经千年，云居寺共藏石刻经典1100余种，经版15000余块，成为“国之重宝”。

 

位于京西30公里马鞍山麓的佛教名刹戒台寺，创建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原名慧聚寺。自辽代起，许多高僧法师均在此建立戒台传戒。明代重修此寺更名为万寿禅寺，英宗皇帝敕令如幻律师在此说戒。从此，戒台之名广为流传，其本名却鲜为人知。戒台寺后的极乐峰，山峰奇特秀美，青松挺拔，有“一峰耸奇秀，数里诱人行”的赞誉。每年四月初一至十五，举办祭祀佛祖诞辰的庙会。六月六日，为该寺的晾经日。届时四方善男信女前来进香，饱览郊野古刹春光。

 

辽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和女真相继强盛，先后以幽燕为其统治中枢，开创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先河。

 

唐末五代，中原政局大乱，契丹族日益强盛，建立辽国。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幽燕十六州划入契丹版图，辽王朝提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辽代中后期，皇帝崇奉佛教风气日盛。佛教影响遍及社会各阶层。

 

始建于辽代的报国寺，经明清两代重修，至今仍坐落于宣武区广安门内。明末清初，报国寺农历逢五、逢六有庙会。该寺庙会书市颇盛，在京城首屈一指，为居宣南之学人觞咏之地。如王渔洋、孔尚任、王敬之、翁方纲等，均有咏报国寺的诗词。大诗人王渔洋常常前往报国寺书市浏览购书。各地文人游客莅京登门求教时，如居室不见其影，到报国寺书摊必能遇之。清康熙年间，该寺遭遇地震，殿宇倒塌，庙市渐渐萧条。随着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市五大庙会的兴起，报国寺到乾隆年间，已“古刹荒凉”、集市也“废不复作”。

 

大觉寺，是至今尚存的著名辽代燕京寺庙。该寺坐落于京西台山麓。寺庙建筑坐西朝东，保持契丹人喜向东的“朝日”之俗。殿堂依山势层叠而上，巍峨壮观。大觉寺的玉兰享有盛名，素有“古寺兰香”的美誉。每逢花季，文人墨客纷纷赶来赋诗吟诵。该寺历代香火不断，每月初一、十五，均举办庙会。香客祈求神灵福佑，商贩乐见顾客解囊。

 

公元12世纪初，女真族崛起于东北，建立金国，攻灭辽国，占据燕京。1153年，金王朝迁都燕京，更名为中都。金王朝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密宗日渐衰微，律宗较为盛行，寺庙兴建不及前朝。

 

广济寺，是至今尚存的金中都佛教寺庙。该寺坐落于今西城阜成门内，现为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殿堂金碧辉煌，历代盛名赓续，香火兴旺。金元时期，广济寺庙会繁盛一时，为当时西城庙会之首。明初，因寺庙修缮，将庙会集市迁至护国寺。此后，广济寺的宗教活动更加神圣肃穆。当今，世界各地信奉佛教的国家元首和信徒不时前来朝香拜谒。

　 

二、元朝大都的兴盛

　 

继辽、金王朝之后，蒙古民族崛起于漠北草原。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骁勇铁骑驰骋中原，子孙后继，一统天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定鼎于燕，于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元大都成为统治全国的中枢城市。从此，北京正式成为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首都。蒙古统治者尊崇藏传佛教（亦称喇嘛教），忽必烈尊封藏传佛教名僧八思巴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4]。藏传佛教在元大都迅速传播，雄伟壮观的寺庙拔地而起。元代佛教兴盛，超越前朝。

 

元大都最著名的佛教寺院——白塔寺，坐落于今西城阜成门内。因寺中心建筑为雄伟的白色覆钵式塔，故俗称白塔寺，原名更迭，反而鲜为人知。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敕令在辽佛舍利塔遗址上建造这座白塔。工程由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主持。这座藏式巨塔竣工后，忽必烈又下令以塔为中心，修建一座大寺院，命名为大圣寿万安寺。该寺成为当时皇家宗教活动和百官习仪的中心场所，香火鼎盛京华。元末，该寺遭雷击焚毁，明代重建后，更名为妙应寺。清代、民国时期，白塔寺屡经修缮，成为京城最著名的庙会集市场所之一。白塔寺庙会为农历每月逢五逢六，举办庙会集市。庙会期间，市民云集，摊商售货，艺人献艺，热闹非凡。

 

护国寺，始建于元代的佛教寺庙，初名崇国寺，明代皇帝赐名为大隆善护国寺。因它坐落于西城（西四北护国寺街），京城百姓俗称为西庙。护国寺庙会自17世纪中叶兴起，至20世纪中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起初，该庙会集市为农历每月初七、初八举办。民国年间，庙市日渐繁盛，增为农历每月逢七逢八举办，每月庙会期为6天。庙会期间，摊商云集，从珠宝字画到日用百货，从风味小吃到杂技游艺，无所不有。

 

元代的道教虽不及佛教尊贵显赫，仍有所发展。在金元战乱之际，北方道教宗派全真教派乘机兴起，亦称内丹派。它主张道、儒、释三教合一，修真练气，性命双修，实行出家丛林制度。京城的白云观成为全真教派的第一丛林。与此同时，南方道教宗派正一教派北上发展，在大都兴建东岳庙，受到元朝统治者的宠信。

 

白云观，坐落于今日西城区西便门外，是道教全真龙门派的祖庭，素有北方第一大道观之称。它是由元初长春真人丘处机仙逝后的藏蜕之所发展起来的。元末，长春宫毁于战火，明永乐年间欲重建，但基址不明，便修缮长春宫别院白云观。从此，该观一跃为全真第一丛林。白云观的建筑以八卦方位布局，经明清两代大规模扩建，形成一座恢宏完整的道教宫观。

 

白云观的年节庙会，以开放时间长、香火兴旺，冠绝京城。自明清以来，白云观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九日，举办庙会，为期19天。庙会期间的传统风俗活动，摸石猴和打金钱眼，深得京城百姓喜爱，流传至今。19天的庙会结合道教节日祭祀进行。正月初八朝拜星神，初九庆祝玉皇大帝诞辰，十三至十七日举办上元灯节。十八日夜至十九日凌晨，有“会神仙”之举。传说，丘真人于是日得道羽化为神仙，此夜仙人下界，重游故地，超度有缘者。因此，京城百姓云集白云观，焚香祈福，期待于神仙结缘。十九日上午，举办盛大法会。庙外，饮食和百货摊商的生意，红红火火，民间花会和游艺活动，精彩纷呈。京城市民称“燕九会”为“耍燕九”。

 

东岳庙，座落于朝阳门外大街。该庙于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竣工后，赐名东岳仁圣宫，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第一道观。东岳庙自元代以来，香火旺盛，倍受皇室重视，累朝不断修茸，现有殿宇600余间，供奉着道教神仙1272尊。该庙主祀泰山神东岳大帝。东岳庙自建成后，庙会香火始终繁盛，每月朔望各开庙一天。春节期间，由正月初一至十五开放半个月。相传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大帝的诞辰。故于每年三月十五至二十八日，举办庆祝东岳大帝诞辰的大型庙会，延续数百年。

 

东岳庙为京城历史最悠久的庙会之一。元代，这里正当大都通往漕运门户通州城的要道。客商云集，“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市场繁荣，因此香火格外兴旺。每逢初春三月，无论皇亲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纷纷前往进香。商贩汇集，“道途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亦盛会也。”[5](1)明代，每逢东岳大帝诞辰，该庙举办巡游盛举。届时，“都人陈鼓乐、旌帜，楼阁亭彩，导仁圣帝游。帝之游所经，妇女满楼，士商满坊，肆行者满路,骈观之。”[6](2)清代，每届大帝诞辰，朝廷派专员祭祀。民间香会护神驾出游，沿途香客游人成千上万。自明清以来，庙会期间，京都各行各业争相办善事，各种善会名目繁多。东岳庙庙会兴盛持续至民国年间。

 

九天宫和十八狱，始建于元代。朝阳门外东岳庙东边路北为九天宫，路南为十八狱。九天宫供奉着九天应元雷音普化天尊（即道教的雷祖天尊）。十八狱的神像是根据道教经典塑造的阴曹地府。九天宫和十八狱，农历每月初一、十五举办庙会，与东岳庙庙会连成一片。

 

都城隍庙，位于今日复兴门内成方街，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数百年来屡经沧桑，屡毁屡建，至今尚存。城隍是神话传说中守护城池的神，后为道教供奉。都城隍庙是供奉都城的城隍神庙。庙堂高悬康熙皇帝的题联：“保障功隆，俎豆千秋修祀典；邦畿地重，灵威万国仰神明”。

 

元代，都城隍庙是京城百姓日常祭祀，四时游览的主要庙宇之一。明代，都城隍庙会是北京最繁华的庙会集市。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从庙宇向东延伸，列肆三里。最盛时期，庙市绵延达十里。庙会上的货物，“人生日用所需，粗细皆备”，珍奇异宝，璀璨夺目。清代，每年五月初一至初十，开庙10天。初一，宛平县城隍出巡，至都城隍庙相见，各种香会同行，锣鼓喧天，所经街市，观者如潮。庙会期间，百戏杂陈，摊棚林立，尤以卖估衣者为多。清朝诗人赋诗云：“西城五月城隍庙，滥溅纱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为穿新买估衣回。”[7]民国年间，庙会香火日趋衰微。

 

都土地庙，位于宣武门外长椿街，始建于元代。农历每月逢三有庙会。届时，百货罗列，顾客摩肩接踵。《燕京竹枝词·土地庙》有诗云：“柳斗荆筐庙市陈，鸽市花厂点缀新。绫罗布衣皆出卖，往来皆是购物人。”清代，该庙会为京城五大庙会之一。民国年间，宗教祭祀香火断绝，庙会演变为纯粹的商业集市。

　 

三、明朝京城的繁华

　 

元末，朱元璋揭竿而起，平定群雄，北伐大都，元亡明兴。明初定鼎南京，降大都为北平。其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成功，登上皇位。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上。

 

明代朝廷祀典，沿袭古制，祭天祭祖等为大祀；历代帝王、孔子、关帝、文昌、先农、先蚕等为中祀；先医、东岳、城隍、火神、龙神、窑神及历代贤良祠等为群祀。显然，朝廷祭祀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兼融佛教和道教文化。

 

有明一代，朝廷对社会影响巨大的佛教、道教，建立严格的宗教管理制度，设立善事院管理佛教，设立道录司，管理道教。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然成为宗教发展的胜地。京都佛教、道教的发展，远超前代。

 

明代诸帝多崇奉佛教，京城佛教发展趋于极盛。从封建帝王，到民间百姓，纷纷捐资修建寺庙。自太祖立国，至宪宗成化年间，仅百余年，“京城内外敕赐寺观已至六百三十九所。”[8]其中，隆福寺、万寿寺、卧佛寺等庙会香火兴盛。

 

隆福寺，座落于东四北大街，始建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明清两代屡有修缮。因其座落于东城，京城百姓称之为“东庙”，与“西庙”护国寺对称。该寺殿宇宏伟，法相庄严，为朝廷的香火院之一，历代香火兴旺。

 

清初，隆福寺农历每月初九、初十，举办庙会集市。其后，庙会集市日渐兴盛，增至每月农历逢九逢十有庙会，每月庙会期为6天。民国年间，庙会香火衰败，逐渐成为纯粹的集市。庙市日期逐渐增加，农历每月逢一、二、九、十开庙，每月庙会集市多达十二、三天，成为京城最著名的庙会之一。每逢庙市，摊商云集，人流如海。日用百货、珍奇古玩，琳琅满目；风味小吃、民间游艺，雅俗共赏。清康熙至民国年间，该寺素有“诸市之冠”的声誉。

 

万寿寺，位于海淀区苏州街、长河北岸，与紫竹院隔河相望，是京郊著名的古刹。该寺始建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清代朝廷数次出巨资扩建，殿堂富丽。庙内园林古柏银树，枝繁叶茂，叠石为山，流水潺潺。该寺每逢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开庙，其中，四月初八日为正期。是日，为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日。届时，众僧聚齐在大延寿殿，举行“消灾解厄、增福延寿”大法会。城乡居民进香拜佛者成千上万。寺庙前空地，临时搭建摊棚，饮食、杂货连成一片。

 

寺庙门前的长河，两岸高大的垂柳绿荫成行，青青的柳枝随波摇曳。庙会期正逢清明时节，长河两岸游玩踏青者，车水马龙。明代，京城谚云：“天坛游松，长河游柳”。

 

卧佛寺，座落于崇文门外，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因寺内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卧像，故称卧佛寺。原西廊有明代铁钟，音色优美，又称妙音寺。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五开庙，为期5天。门前自成集市，主要出售农具、山货及端午节时令鲜品。东南城一带居民多到此进香游览。

 

明代京城佛教大盛之时，道教也有相当的发展。明英宗下令编纂正统道藏，共480函5305卷，赐藏于白云观等道观。明神宗时，又续编道藏32函180卷。正藏和续藏的合版，为今日的道藏。有明一代，京城陆续修建许多道教寺庙。

 

火神庙，位于崇文门外西花市大街，原名火德真君庙，始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清乾隆年间重修。该庙农历每月逢四有庙会。庙会集市日用百货、风味小吃、金鱼虫鸟，一应俱全。庙会的花市享誉京城。工艺花、鲜花，姹紫嫣红，满眼芬芳。民国年间，宗教祭祀香火断绝，庙会演变为纯粹的集市，人们便称此地为花市。

 

药王庙，明代京城修建的药王庙为数众多。其中最著名的药王庙位于崇文门外东晓市大街，因其位于城南，故京城百姓称之为南药王庙。该庙建于明末天启年间，清康熙年间重修，殿堂宏伟。药王殿供奉伏羲、神农、黄帝、孙思邈、韦慈藏，两侧分别供奉扁鹊、张仲景、华陀等古代10大名医。

 

该庙自始建起，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有庙会。明末清初，药王庙香火极盛，除夕至元旦彻夜不断。每年四月二十八相传为药王诞辰。从四月中旬起，进香拜神者拥挤不动，多有挤不进庙者。为方便进香民众，该庙在庙外神路街设立香池数处，供人焚香遥拜。清中期以后，庙会祭祀香火逐渐冷落，但赶庙会的市民却越来越多。庙内，各种风味小吃，飘香诱人，庙外，商贩云集，风筝、玩具、干鲜果品等应有尽有。每逢朔望之日，以药王庙为中心，形成商贸交易市场。由此东晓市街逐渐发展繁荣起来。

 

南药王庙内设有供奉戏曲界行业神的殿堂。庙内三清殿正西，与之并立的有一座二层楼。楼下为关公殿，楼上为唐明皇殿。每逢四月二十八日，京城戏曲界艺人来此焚香祭祀祖师爷。该庙真武殿后有一座戏楼。城南一带的士商、梨园、行会等祭祖时，常在此戏台举办堂会演出。

 

明代，北京城郊到处修建碧霞元君庙。京城百姓俗称碧霞元君庙为“顶”。其中最著名的位于左安门外弘仁桥，时人称为“大南顶”。该顶建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8），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奉敕重修。据《道藏》本《搜神记》记载，四月十八日为碧霞元君诞辰。届时，朝顶庙会风靡京郊。“男女奔趋，香会络绎，素称最胜”[9](1)每年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尘风汗气，四十里一道相属。舆者、骑者、步者、步以拜者、张旗幢鸣鼓金者，……群从游闲，数唱吹弹以乐之”。[10](2)会期，桥畔形成集市。商贾云集，百货杂陈，熙来攘往。庙中祭祀，香烟缭绕，磬声盈耳。

 

清代，京城近郊香火最盛的碧霞元君庙为“西顶”。该顶原名护国洪慈宫，位于西直门外蓝靛厂，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70-1620），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奉敕重修，又名“广仁宫”。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八，举办庙会。清廷特派大臣前往拈香，为京畿五顶仅有。清人樊彬《燕都杂咏》云：“年年男女抱土袋随香纸往祀，名进土。”

 

妙峰山，全名“莲花金顶妙峰山”，位于门头沟区妙峰山乡涧沟村北,距京城近70公里。群峰之间，一峰突起，碧霞元君祠高踞山颠。妙峰山主峰旁奇石高耸，远视如莲，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故名莲花金顶妙峰山。漫山古松，风景壮丽。

 

妙峰山碧霞元君祠创建于明末，俗称娘娘庙，原为道士主持，香火不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后，佛教势力上升，改由僧人主持，香火逐渐兴盛。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重建后，更名灵感宫。

 

“每届四月，自初一日开庙半月，香火极盛……。自始迄终继昼以夜，人无停止，香无断烟，奇观哉！……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以各路人计之，亦约有数十万。以钱计之，亦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11](1)

 

香客除京城民众外，还有跋山涉水远道而来的进香者，多来自天津、福建、广东、广西、吉林等地。其盛况不衰，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骤然冷落。

 

蟠桃宫，系道教庙宇，主尊西王母娘娘及祝寿列仙。它位于东便门内、护城河桥南，始建于明代，清康熙元年（1662年）重建，庙宇不大，但香火颇盛。明清至民国年间，每年农历三月初一至初三有庙会，称“蟠桃盛会”。届时，摊贩云集，游人如织，风味小吃、民间游艺，各显身手。时逢阳春三月，游客“长堤纵马，飞花箭洒绿杨坡；夹岸联殇，醉酒人眠芳草地。”[12](2)

 

太阳宫为道教宫观，位于左安门内大街，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清顺治五年（1648年）重修。主殿供奉太阳星君，塑有一只雄鸡。相传农历二月初一为太阳诞辰，太阳宫举办“修崇醮事”，从初一至初三举办庙会。市民前往进香，“结侣携殇，往游竟日。”庙前，临时集市上，小贩多卖“太阳糕”。米面糕装饰着雄鸡图案，以祭祀太阳星神，祭奠后，分与儿童食之。

 

崇元观，道教宫观，位于西直门内新街口，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明清两代，该庙系西城较大的定期庙会。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春节期间，正月初一至十五，举办庙会。届时，百货齐备，游客络绎。灯节时，举办“奇巧花灯认不明”的大型灯会。清末，殿宇坍塌，庙会冷落。

 

前门关帝庙，位于正阳门外，城门洞西侧，明、清两代，本在瓮城之内，1913年瓮城拆除后，露在街面。该庙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8年）正月。“殿祀精严、朱楹黄覆，绮槛金龛，中奉圣祖御书，额曰‘忠义’”。[13](1)

 

明清两代，“关帝庙遍天下，而京师尤胜。”[14](2)京城中，前门关帝庙的香火最盛。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均有庙会。届时，求福寿者、求子嗣者、求功名者，络绎不绝。庙会期间，庙外形成临时市集。相传农历五月十三日为关帝诞辰。是日，朝廷派大臣祭祀。“进刀马于关帝庙，刀以铁，其重以八十斤，纸马高二丈，鞍鞯绣文，辔衔金色，旗鼓头踏导之”。[15](3)每年“除夕开正阳门内门，由内城居人瞻拜；夜子后开西门，城外居人瞻拜。”[16](4)民国年间，当局为维持治安，将庙会缩减为正月初一一天。

 

中华民族的行业神崇拜，历史悠久。明代京城，随着社会生活的繁华，各种都市行业祭祀本行业祖师神的庙会，日益兴盛。

 

都灶君庙，座落于崇文门外东花市大街，建于明代，清康熙年间（1662-1721年）重修。灶君，道教俗神，传说主管饮食之神。相传农历八月初三为灶君诞辰，厨行在此祀神，谓之“灶君会”。因此，每年八月初一至初三，举办庙会。腊月二十三为灶君朝天之日，也有一日庙会。庙会期间，京师各大饭庄厨师均前往进香，并演戏谢神。届时，庙外形成临时集市，主要出售炊事用具。此外，凡厨行学徒拜师或出师时，均在此庙举办仪式，烧香祭拜灶神，置酒席宴请同行。

 

极乐林，位于安定门外大街。前殿供奉三世佛，后殿为玉皇阁，跨院有鲁班殿。传说农历五月初七为鲁班祖师诞辰。届时，京城瓦匠、木匠、棚彩行业的同仁聚此“摆斋”，祭祀行业祖师。是日，本行业的花会前来献艺。庙前，设火壶茶会，招待同行及香客。有商贩来此出售应节鲜货等。

 

花神庙，座落在北京的花乡丰台镇东，建于明代，供奉花王神。这里是花农祭祀花神的庙宇，也是花行同业公会的会馆。农历二月十二日为花神诞辰，花农到此进香献花，谓之“花朝”。三月二十九日，各档花会到此献艺，谓之“谢神”。城里的“幽人韵士”也来看戏，并即兴赋诗唱和。届时，庙外有鲜花集市。

 

窑神庙，位于门头沟区圈门，约建于明代，清代屡次重修。该庙窑神是古代京西采煤业供奉的行业祖师。其神像面目凶猛，须发蓬松，身穿黄袍，头戴乌纱，手中倒提一串铜钱。虽然窑神庙的偶像为道教尊神，但该庙一直由佛教僧人主持。自清代起，庙内设立煤业议事公所。农历每年腊月十七为祭祀窑神之日，煤窑业主到庙进香膜拜。每座煤窑都定期向窑神庙奉送银钱，或用于祭祀窑神，或举办同行慈善公益事业。

 

明代，北京涌现出一批工商行业会馆。这些会馆建筑的基本格局为“前神后馆”，即：前半部分为祭祀行业神的庙宇，后半部分为会馆的行业管理办公机构。当时京城的行业会馆有：颜料行会馆、梨园会馆、弓箭会馆等。

 

颜料行会馆，位于崇文区北芦草园，建于明代中叶，清代康熙、嘉庆年间两次集资重修。这座会馆由山西颜料、桐油行在京城的商人创建。原名平遥会馆，后改名为颜料会馆，到清末改称为颜料行同业公会。前半部分为仙翁庙及火神庙。仙翁庙供奉的行业祖师为梅福、葛洪、谢科三位道教仙翁。每年九月，举行祭祀行业神的仪式，敬备金钱、云马、灯为仪，并献戏娱神。庙后建有一座戏楼，为演戏酬神的地方。

 

梨园会馆位于崇文区东珠市口南的精忠庙内。北京的梨园会馆--精忠庙建于明代，源于“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典故。起初，殿内供奉仅岳飞塑像。后来，戏行艺人集资建筑一座天喜宫，宫内供奉戏行祖师--喜神，即唐明皇。因唐明皇喜爱音乐歌舞，在唐朝大兴梨园教坊，被戏曲行供奉为行业神。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为唐明皇的诞辰，戏班名伶聚集会馆，举行祭祀仪式。届时，梨园名角举办募捐义演，集资修建会馆设施及公益事业。

 

弓箭会馆在德胜门外冰窑口路南，始建于明代。弓箭界同仁在馆内供奉黄帝为祖师，东西配殿供有历代神箭手的牌位。会馆南面的护城河边为一片空旷之地，每年在此举办射箭比赛。

　 

四、清朝帝都的盛衰

　 

1644年，明王朝内外交困，终至灭亡。同年，清王朝入主中原，仍定都北京。

 

清王朝基本沿袭明代制度。朝廷祀典仿照前朝。同时，满族宫廷内举行萨满教祭祀。萨满教是一种崇拜多神的原始宗教，祭祀的神灵有代表自然和祖先的神杆，还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关圣帝君等。

 

清朝的宗教政策沿用明朝的方略，对传统的佛教、道教，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一方面尊崇，一方面控制。清前期，国力强盛，佛教道教都有发展，修复旧寺，兴建新寺，寺庙总数超过明代的全盛时期。如：顺治年间，在琼华岛上修建白塔寺（今北海公园）；康熙年间，在皇城之内修建弘仁寺，雍正年间，整理刻印《大藏经》，共收佛教经典1670部，7240卷，分装724函。雍正年间，敕建云、雨、风、雷等道教坛庙。乾隆年间，修建万寿山上的大报恩延寿寺等。清中叶以后，国力日衰，佛教日益削弱。清道光年间，禁止道教天师晋谒皇帝，道教日趋民间化。

 

为安抚蒙古、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清朝注意利用藏传佛教（亦称为喇嘛教）。清中前期，京城的藏传佛教虽不及元代，但比明末有所发展。清代京城陆续修建的一些藏传佛教寺庙，其中与民众性庙会相关的有：雍和宫、黄寺、黑寺等。

 

雍和宫，位于东城北新桥北，是京城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原为雍亲王府，乾隆九年（1744年），改为喇嘛庙，成为清政府管理全国喇嘛教事务的中心。雍和宫主要宗教建筑为天王殿、雍和宫、永佑殿、法轮殿、万佛阁等，将汉、满、蒙、藏等各族建筑艺术风格融为一体，巍峨壮丽。

 

雍和宫每年农历正月三十举行演鬼；二月初一清晨打鬼。循例为庙会期。打鬼，是汉族民间的俗称，喇嘛称为：“跳布扎”。“跳”是汉语，舞蹈之意，“布扎”是蒙语的音译，伏魔驱祟之意。喇嘛教的“魔”和“祟”，是指反对佛教的贵族和异教徒。“跳布扎”是喇嘛教利用大型宗教乐舞剧，向异教徒示威，使邪魔外道摄服。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跳布扎”的宗教仪式传到京城的黄寺。嗣后，雍和宫、黑寺、弘仁寺等喇嘛庙相继举行“跳布扎”。历代相传，沿袭成风，成为京城新春民俗。

 

雍和宫跳布札的仪式，由清朝皇帝主持，王公大臣云集，盛冠京华。打鬼日，雍和宫牌坊前，风味小吃和玩具摊商林立，游客拥挤，无立锥之地。清帝逊位后，由蒙藏院主持，仪式逐年从简，但慕名前来观光的中外游客云集，一时竟超过往昔。[17]

 

黄寺,位于安定门外镶黄旗教场北。黄寺有西黄寺、东黄寺之分，二寺毗连。两寺殿宇皆以黄琉璃瓦覆盖，因而得名。附近居民皆称之为双黄寺。西黄寺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是清政府为西藏达赖五世来京朝觐准备的住所。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开放一日，庙里喇嘛举行盛大的“善愿日”法会，“跳布扎”，送祟除邪。东黄寺无单独打鬼之举。

 

据《京华春梦录》记载，西黄寺“每届上元节序，各喇嘛演习舞蹈，或戴面具，或击乐，牛鬼蛇神，聚在一堂，口唱番歌，似有节奏，名曰‘打鬼’，能辟不祥。是日万人空巷，裙屐杂沓。”届时，在黄寺的北教场，自安定门至德胜门之间，三里之遥，有走车、赛马大会。

 

黑寺，有前黑寺和后黑寺之分。因覆以铁色琉璃瓦，故俗称“黑寺”。前后黑寺均建于清初，原名为慈度寺和察罕喇嘛庙。每年正月十五，后黑寺“演鬼”；正月二十三日，前后黑寺均开庙一天，举行打鬼。凡挤不进庙观看“跳布扎”的民众，一律等着看送鬼。送鬼的行列一出庙门，游艺者和购物者一拥而上，人流涌动，为打鬼活动的高潮。送鬼之后，游客扛着糖葫芦，举着风车纷纷散去。

 

大钟寺，本名觉生寺，座落于西直门外西北的曾家庄，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寺内珍藏一口明代永乐年间（15世纪初）铸造的大钟，俗称“大钟寺”。这座铜钟高6.75米，重46.5吨，钟身内外共铸汉文经咒16种，梵文经咒100余种，共23万字。经文字体典雅隽秀，堪称艺术佳作。大钟音质圆润深沉，经科学鉴定，可达方圆百里，为世界古钟之最。大钟悬挂在寺内主体建筑——大钟楼上。楼高16.7米，上圆下方，取“天圆地方”之意。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觉生寺被辟为皇家祈雨之所。皇帝亲临祈雨，王公大臣轮流拈香。从此，永乐大钟除逢年过节外，“非祈雨不鸣”。

 

这座皇家寺庙名声显赫，平时香火极盛，尤以春节为最。每逢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开庙半个月。香客慕名登楼，观赏大钟。钟身有两孔气眼，如拳大小，中悬铜铃，游客以铜钱击之，中者铿锵作响，以为祥瑞，称之为“打金钱眼”。届时，游人纷集，士女如云，钟下八角浅井积钱多达一米厚。

 

精忠庙,京城内有两座，建于清康熙年间。一座位于前门外山涧口精忠庙街。一座位于东直门大街。精忠庙供奉岳飞塑像。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及十三至十七日灯节期间开放，共有庙会6天。灯节时，有夜市。殿外石阶上列满纱灯，绘有《精忠传》故事的连续图画。

 

厂甸和火神庙，是典型的春节集市性庙会。厂甸是和平门外南新华街路东的一条胡同小街。每到春节，与厂甸毗邻的琉璃厂东西街口、南新华街口、吕祖阁、玉皇阁、大小沙土园的摊位联成一片，成为一个大集市。

 

厂甸集市的兴起在清乾隆年间，直至民国时期，始终兴盛。早年，厂甸庙会有宗教祭祀活动。每临新春，火神庙、土地祠、吕祖阁等寺庙，香火颇盛。烧香祈福者，求签问卦者，络绎不绝。后来，厂甸地区香火日衰，生意日隆，成为以展销文玩、书画著称的贸易集市。每届正月初一至十五为庙会期。南新华街一带，高棚林立，广陈名人字画、珠宝玉器、雕漆珐琅、陶瓷古镜，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庙会期间，海王村水法池前的广场开辟为茶社。厂甸庙市是儿童玩具荟萃之地，如：空竹、泥人、鬼脸、花炮、灯笼、万花筒、氢气球等，任人选购。

 

火神庙系道教庙宇，位于和平门外东琉璃厂路北，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民国以后，辟为“文化商场”。平时，只有博久书局、同善堂、文汇阁等几家书店在此租房营业。每逢春节期间，火神庙内高棚下布满珠宝摊、古玩摊、玉器摊和书画摊，成为厂甸庙会文玩书画展销地之一。

 

财神庙，又名五显财神庙，位于广安门外六里桥西南。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每年农历正月初二及九月十五至十七，开庙举办庙会。正月初二，香火极盛。求财者群往烧香，人人奋勇，争先恐后。据说，可吉星高照，顺利发财。“初二日，致祭财神，鞭炮甚多，昼夜不休”。“每至九月，自十五日起，开庙三日，祈祷相属，而梨园子弟与青楼校书等为尤多。”[18]

 

吕祖阁，位于西城区和平门内半壁街，建于清初，系供奉吕洞宾等神仙的道教宫观。每月农历初一、十五有庙会。每年四月十四日为吕祖诞辰日，开庙一日。庙宇不大，但香火颇盛，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庙内设“孚佑帝君灵签”，可求财问喜，香客争献香资，一卜吉凶。

 

清代，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京城的行业会馆日渐增多。在京城影响较大的有，银号会馆、绦行公所、成衣行会馆、烟行会馆、靛行会馆、药行会馆、玉行会馆、文昌会馆、当行会馆、布商会馆、纸商会馆等。这些行业会馆的建筑设计基本上为“前庙后馆”的结构。各行各业都供奉着本行业的祖师神像。

 

烟行会馆，又名河东会馆，由山西烟行商人集资，始建于雍正五年（1727年），屡经修茸。馆中建有关帝庙，主祀关帝，左右配祀火神、财神，烟贾商人合称为三圣殿。关帝被奉为主神，原因有二。其一，关羽武艺超群，为忠义品格的典范；其二，关羽为山西运城人士。正殿上高悬“义炳乾坤”、“万世人极”的题匾。馆内公举主持，朝夕香火不断。烟行同仁认为，祈求神灵保佑，才能财源茂盛。

 

布商会馆,又名晋翼会馆，由山西翼城布行商人集资兴建。会馆位于崇文区小江胡同，建于雍正癸丑年（1733年）。此馆坐东朝西，馆中神殿，供奉关圣帝君、火神金龙大王、玄坛财神。每月朔望吉旦，同仁群聚馆内，焚香瞻拜行业祖神，演戏谢神。

 

玉行会馆位于宣武区琉璃厂，建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馆内建有祖师宝殿，内供白云观大师丘处机、古代工匠名师鲁班、财神爷赵公元帅。馆内每年农历正月十九和七月二十八举行祭祀典礼。前者为丘处机诞辰日，后者为其成仙日。玉行同仁供奉丘处机为祖师，根据丘祖定做金丝嵌玉道冠的典故。每年正月，白云观开庙举办庙会时，玉行会馆召集同行前往，举行集体拜祭活动。

 

绦行公所座落于陶然亭东的哪吒庙内。该庙建于明末，自清乾隆年间起至民国时期为京城绦行公所。绦行供奉哪吒为其祖师神，源于《封神演义》。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京城绦行业在该庙举行盛大的祭典。

 

纸商会馆，又名延邵会馆，因福建延平、邵武二府纸商出资合建。该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会馆坐西朝东，设有神殿，供奉“天后”（闽浙等沿海地区称之为妈祖）。天后，传说为福建莆田女子，后得道成仙，为著名的航海保护神。当时，福建纸商每年航海运纸来京销售。因此，同行集资建馆，广置戏台，演戏酬神，祈求天后，保佑旅途平安。

 

银号会馆位于前门外西河沿路南，于清康熙年间，由浙江绍兴银号商人集资兴建。馆内供奉玄坛祖师，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每至春秋假日，同行欢聚一堂，祀神献酬。

 

成衣行会馆，又名浙慈会馆。当时许多浙江慈溪工商人士到京城从事成衣行业。同乡同行集资修建这座会馆。该会馆位于前门外晓市大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道光、光绪年间屡次重修。馆中“建造殿宇、戏楼、配房，供奉三皇祖师神像”。“历年来，行中唱戏庆贺，神灵默佑。”[19]

 

靛行会馆位于前门鹞儿胡同，建于道光辛卯年（1831年）。靛：原为一种蓝黑色的染料。当时，人们统将染料称之为靛，靛行会馆即染料会馆。京城从事此行业者多为山西平定和翼城人。靛行会馆供奉的行业祖师为梅福、葛洪、谢科三位道教仙翁。每年九月，行业同仁举行祭祀祖师诞辰仪式。

 

当行会馆，位于前门外西柳树井路南，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馆内建有火神殿、财神殿，内祀火神、财神和关帝，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为祭祀财神日，五月十三日为祭祀关帝日，六月二十三为祭祀火神日。届时，召集同行，进香祈福，演戏酬神。

 

文昌会馆位于宣武区琉璃厂，与玉行会馆为邻，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该馆由河北书行商人集资兴建。馆内建有文昌殿，供奉文昌帝君和火帝神君。每年农历二月初三为文昌帝诞辰日。是日，同行演戏团拜，共襄盛举。

 

五、近世京城的变迁

　 

近代北京的庙会文化，在都市社会缓慢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总体规模趋向衰落。其多元功能的互动关系不断调整，各种功能的内涵逐渐演变。宗教的主导作用发生根本动摇，商贸与文娱功能日益增强。地处繁华闹市的庙会，商业贸易功能迅速超过宗教的魅力。民众芸集的庙会集市，为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然舞台。

 

进入本世纪，古都北京由封建帝都走向现代化大都市。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中国传统宗教佛教、道教文化，呈江河日下之势。作为世界著名的古都北京，尚残存历朝兴建的坛观寺庙约千余座，为全国城市之冠。

 

1928年，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指令，北平市当局进行寺庙注册登记。档案文献记载，内外京城及近郊共有各类寺庙1653座。其中，民间家族寺庙872座，佛道僧人寺庙652座，尼姑寺庙96座，官府寺庙33座。[20]但大半已逐渐颓废荒芜，香火依稀。

 

政治变革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风貌最显赫的因素。其影响力在国都京畿最为鲜明。清朝帝制崩溃后，与清王朝密切相关的宗教祭祀，随之荒废。皇家祭祀的庙宇失去昔日的尊贵辉煌。天坛、朝日坛、夕月坛等日渐颓废，殿堂倾圮，杂草丛生。地坛、社稷坛、先农坛、先蚕坛、清太庙、帝王庙等相继辟为大众公园或兴办文教事业。

 

随着清朝帝王祭祀的辍废，封建统治者倡导推崇的关帝庙、文昌庙等也逐渐门庭冷落，香火衰微。

 

清代京城寺庙中，供奉关帝的寺庙香火颇盛。封建统治者为倡导忠君思想，不断提升关公的地位。清初，关羽被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从此有关帝之尊称。清中叶，关帝庙按官庙规格,殿宇易盖黄琉璃瓦。随着关羽不断被神圣化，庙宇越建越多，祭祀香火日盛。封建皇权的崩溃，使关帝庙失去政治上的尊崇。

 

民国初期，袁世凯追求独裁专制，重新抬出旧日的偶像。1914年北京政府在鼓楼西大街新建一座关岳庙。此庙原为一座清朝亲王祀庙，祠堂里供奉关羽和岳飞的塑像后，改称关岳庙。民间传说岳飞是关羽的转世，因而能精忠报国，故设立此庙。但北京政府的举措，显然缺乏权威性与感召力。此庙香火冷落，难以为继，只得借给大成中学改做校舍。

 

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对中国传统宗教基本上采取抑制性政策。佛教道教的传播事业不断受到冲击，时起时伏，终难挽回日益萎缩的趋势。

 

民国初年，江南高僧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波及北京，但终未能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1915年10月，北京政府发布《管理寺庙条令》，明令取消中国佛教总会，并规定“遇有公益事业之必要得地方官之许可”，可以占用寺产，住持和尚可“由地方官训诫，或予撤退”。全国性佛教组织的瓦解，使各地侵夺寺产，毁灭佛像之风越来越盛。利用寺庙兴办文教公益事业，成为时代潮流。北京地区许多佛教寺庙被用于兴办学校。清初所建的三大寺庙之一普胜寺，民国初年香火断绝，于1915年被欧美同学会集资购买，改建为该会活动中心。

 

2、30年代，京城佛教界兴办各种公益慈善事业颇有成效，推动了宗教的传播。仅1928年，北京佛教寺庙兴办的公益慈善事业就有，“果善寺设立第一平民小学，夕照寺设立第二平民小学，拈花寺设立工读学校，净业寺组织贫儿工艺院，嘉兴寺增设贫民纺织厂，永泰寺筹办女子工读学校”。这些济难、赈灾、办学、慈幼性质的公益事业，使佛教深入民心，信徒增多。随着佛教势力的复兴，有些衰败残破的寺庙被维修重建。

 

与一度有所复兴的佛教事业相比，道教在京城宗教的上层社会中，衰落较为迅速。北京道教庙观中最著名的白云观，影响力日益衰减，终于失去“全真第一丛林”的地位。它接受各地云游来京修道受戒的道士，到民国年间逐渐废止。白云观最后一次传戒仪式于1927年举行，此次受戒道士共计349名。[21]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严格限制道教的活动。该标准规定，应废除的寺庙有，日、月、火、五岳、四渎、龙王、城隍、文昌、送子娘娘、财神、瘟神、赵玄坛、狐仙等神灵祭祀。该规定同意保留的神祠有，伏羲、神农、黄帝、仓颉、禹、孔子、孟子、岳飞、关帝、土帝神、灶神、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三官、天师、吕祖、风雨雷神等。这一规定的存废原则，显然有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国民政府的统治权威有限，实际并未落实执行。但国民政府对宗教的抑制政策，使传统宗教的社会地位日趋衰落。

 

京城许多著名的道教宫观香火中断。祀云神的凝和庙、祀雷神的昭显庙等相继被北京教育学会等文教事业机构占用。城隍庙向例于五月初一至初十举行出巡庙会，届时秧歌、高跷等歌舞相随，所经街市，观者如潮。庙期，摊棚林立，热闹非凡。北伐战争后，此举遂废。庙宇亦被警察分驻所借用。崇元观自清末衰败，民国年间庙会绝迹。1931年，国民政府在此庙废墟上建立起陆军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京畿燃起战火。战争震动整个京城，社会秩序失去常态，坛观寺庙也难免劫乱。西郊的妙云寺被协合医院占用，丰台的关帝庙成为军队的驻地。

 

七七事变后，古都北京沦为殖民地。被奴役型的社会结构，严重摧残着民族文化的自主生存。

 

1939年3月，日伪政权华北临时政府决定，将北京政府设立的关岳庙改建为武成王庙，祭祀历代名将。关岳殿被改为武德堂，将精忠报国改为褒扬武德。日伪统治者在北京设坛立庙，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传统，遭到爱国宗教人士和广大民众的抵制。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城区免于炮火劫毁。城内许多寺庙仍香火持续。40年代初，正觉寺、通教寺等少数佛教寺庙被香客捐资重建。然而，郊区战火频繁，许多著名的寺庙毁于战火。庙宇遭焚，佛像被劫，僧侣流散，损失惨重。京城佛教三大名寺之一的云居寺，被日军的炮火炸毁，千年古刹成为一片废墟。

 

到40年代后半叶，政局动荡，民生凋蔽，文坛萧条，传统宗教更趋衰败。除少数古刹名寺香火延绵外，大多断壁颓垣，荆棘丛生。

 

注释：

 

[1]神穆德撰，释义庵续撰：《潭柘山岫云寺志》。

[2](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第63页。

[3][9](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第19页。

[4]《元史》卷四《世祖本纪》。

[5](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6](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7](清)得硕亭：《草珠一串》（又名《京都竹枝词》），见《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8]《明史·单宇传》。

[10](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133 页。

[11](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第62-63页。

[12](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第17页。

[13][14][16](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第23页。

[15](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68-69页。

[17]参见魏开肇：《雍和宫漫录》，河南人民出版社社1985年5月版，第16-19页。

[18](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第46页。

[19]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

[20]《北平市民政局档案》J3-1-260，北京市档案馆藏档。自1996年起，北京市档案馆迁入新馆，正式开放。笔者在馆内藏档中发现大量珍贵史料。例如，本世纪上半叶，北京城郊寺庙总数，各种文献记载不一，出入较大，至今尚无定论。虽然现存档案尚需校勘整理，但政府登记原始记录，提供了研究的基本依据。

[21]北京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29辑，北京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46页。

 

（来源：《北京文博》1999年第3期，引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