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藏族地区许多古老村落在退耕还林还草等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的大变革下，逐步告别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开始适应具有现代意义的城镇居民生活，尤其是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得以满足之后，开始注重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元追求。本文以四川阿坝藏区个案研究为例，从宽视域、多层面对藏区村落文化变迁与宗教信仰之和谐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村落文化；宗教信仰；个案研究

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来看，既有同一文化背景的单一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又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多民族信仰同源的一种宗教。这在各民族的文化交往中尤其在宗教信仰方面形成既有排斥又有认同的错综复杂的局面。而藏汉民族在主流宗教信仰方面有着相同的文化历史渊源，在历史上两族大多老百姓都信仰源于古印度的佛教。由此，两个民族的百姓在历次经济文化交往中没有任何文化心理上的不适或障碍，直至今日佛教文化仍然成为藏汉民族之间加强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仅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看，藏汉民族通过佛教文化上的历史渊源关系，在宗教信仰特别在佛教信仰方面，将两个民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从而形成强烈的宗教信仰上的认同感。这在以下案例中可以得到具有实证意义的阐述。

一、龙康村村民的宗教信仰

龙康村是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漳扎镇下属的一座藏族村落，位于距九寨沟旅游风景区不远的下游沟口，全村约120户，417人。由于近年来随着九寨沟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现今的龙康村已成为一座小有名气的富裕村镇。

笔者在该村采访的第一户农家主人叫拉玛秀，男，26岁（2004年），全家三代7口人都住在一起：即主人的父母老俩口以及姐姐、妹妹、妻子和小孩。另外，有一位大姐（35岁）和哥哥（33岁）早已出嫁或成家另立门户。

据主人讲，他们家自过去至现在一直是龙康村内经济条件较差的一户农家。由于过去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兄弟姐妹都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甚至女孩们皆未能上学读书。而哥哥只上到小学就放弃学业，开始务农生产劳动；我（拉玛秀）上到初一也辍学了。目前，家庭成员中学历最高的是拉玛秀的妻子，初中毕业，她是县城（九寨沟县）里的人。然而，现在拉玛秀妻子的主要工作则是在家做饭和看孩子。

该家原先共有30多亩地，政府自2000年开始落实退耕还林还草政策，至2003年结束，现在龙康村村民家家没有任何农田，全靠国家向农户每亩地补贴260斤的粮食生活。据传说这一政策只连续5年，之后，农民需要自谋出路或生活自理。与此同时，国家为每亩地付10元作为报酬，让每家每户承担植树或种草任务。

当前，拉玛秀一家的主要创收者是他姐姐，她是一位九寨沟旅游线上的包包组成员，在旅游车上销售工艺品（纪念品），每年净挣3、4万元；妹妹近几年才开始跟姐姐学习在旅游车上卖工艺品，每年净挣3、4千元；而拉玛秀自己有一辆私家卡车，随意搞运输，主要在工地上拉沙子或石头，每年净挣1万多元。

可以说，龙康村已经从一个山区农民村落发展演变成为一座新型的高原小城镇，使昔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份一下改变为城镇居民，无论从他们的房屋结构还是其生活方式，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拉玛秀一家也在2003年开支10万元（主要是老父亲多年积攒的积蓄），重新改建完成了一幢二层小洋楼，共有8间房子。各个房间内的布置或摆设也同城里的居民没有两样。

值得提出的是，农村变为小城镇后，村民的开支也随之大大增加。比如，除了粮食由政府按量补发外，其余生活日用品全由自己花钱买。据拉玛秀讲，他们一家将每年的收入几乎在当年被消费花光。

至于龙康村村民的宗教信仰状况，根据采访和观察，这里的宗教信仰主要体现或反映在老年人身上，因为老年人这一社会群体在龙康村已成为宗教信仰者中的一支主力军。也就是说，由于老年村民基本上告别了繁忙的劳动第一线，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并且可以自由支配的活动时空，其中宗教信仰活动成为选择的主要对象。当然，这在藏族地区的老年人中也算是一种极为平常而又十分自然的传统生活习俗。因为藏民族几乎全民信仰宗教，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在不同的时空和条件下都会得以具体的显露或体现出来，只是在不同的阶层、年龄、职业、性别中表现的方式、途径和时间各异而已。譬如，拉玛秀的父亲原先是村干部，懂汉语，自从退耕还林还草之后，父母俩没有任何工作可做，在家里安度晚年，可他们在家里闲不住，因而外出转神山或到寺院拜佛成为他们晚年的生活主旋律或主要日常活动。如每月15日他们要么到寺院拜佛，要么去转神山，时而还要远足松潘县境内的尕麦寺附近的恰德神山（Bya De）转山朝圣。而他们平时常去的地方是距离龙康村最近的扎如寺[1]（苯波教）和附近的神山。这里的村民平时去寺院拜佛不用放布施（钱），只是在每年3月15日举行的“嘛智”（Ma Tri）[2]大法会期间人们才按照传统惯例放布施（供养钱），每人一般供放10元钱左右，主要遵循各自的经济条件和心愿行使，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此外，如果到某神山转山朝圣，除了在吉日或偶尔供奉价值4、5元钱的经幡外，百姓在每一次或经常性的转山朝圣时不需要花费一针一线，而且平时转神山没有任何需要特别注意或举行的宗教礼节。所以，神山崇拜在藏族地区成为一种经久不衰、人人喜欢参与的极为盛行的民间信仰现象。

此外，据龙康村另一家名叫杨都城（藏族）的被采访者讲，他今年35岁（2004年），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条件在龙康村属于中上等水平。家中的父母都有工资，父亲每月900元，母亲每月600元，妹妹（18岁）每年大约挣到1万元。在宗教信仰方面，按照龙康村的传统，必须去一趟西藏拉萨和四川峨眉山朝拜。过去交通很不方便，去拉萨几乎是徒步，身体好的来回也要花费4年时光，如身体较差其来回需用7年时间；甚至去峨眉山一趟也要花几个月。尤其对我们这儿的出家僧尼的要求更加苛刻，以至于难以实现，如有一种不成文的民间习俗：不到西藏取经和峨眉山拜佛，在社会上不能认可为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出家僧尼。当然，在过去（1949年前），由于去西藏拉萨的路程太远，绝大多数人始终不能如愿以偿。因此，一般老百姓只能实现去一趟峨眉山拜佛的愿望。杨都城接着说：现在交通极为方便，就去年（2003年）一年内，他3次上峨眉山拜佛；今年上半年（2004年8月前），他已经2次登峨眉山拜佛。现在去峨眉山拜佛已是一件很容易实现的事情，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不久的将来去一趟西藏拉萨朝圣取经。

可以看出，除了老年人经常性的到附近的神山或寺院转经或朝拜外，村镇里的青壮年一旦条件具备就喜欢去远方的佛教名山圣地朝拜，或去峨眉山朝佛或赴拉萨取经。这也是龙康村藏族村民代代相传的一种不成文的宗教信仰习俗，在他们的短暂人生历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树正村居士的宗教信仰

树正村既是九寨沟县漳扎镇辖属的一座自然村落，又是九寨沟风景区内9个世居藏族古老寨子之一，而且是9个寨子中最大的或具有中心地位的寨子，也是一座具有典型意义的高原村落。目前，这里的村民的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九寨沟景区于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目录，随之旅游业繁荣、经济发展，尤其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准进一步提高。譬如，由九寨沟管理局解决景区内农户的生活问题，向老年人发放居民生活保障金，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或安排工作。所以，九寨沟景区寨子内的村民既不能耕种农田或蔬菜，也不可圈养包括鸡鸭在内的任何家畜，而他们完全过上了如同城镇居民般的现代意义上的新生活。

笔者在树正村采访的村民叫仁曾泰（Rig Vdzin Tar），属龙，年65岁（2004年），是一位苯波教在家居士僧，现任扎如寺副主任。全家6口人，妻子、儿子、儿媳妇、女儿和孙子。仁曾泰一家的居住条件很好，于2001年在原住址盖了一栋新房，即3层藏式小楼，当时只花了2万元，现在其价值在30万元左右。平时在家里只有仁曾泰的老伴拉姆（Lha Mo）和小孙子二人，其它成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地工作着。拉姆今年已经71岁（2004年），比仁曾泰大6岁，但显得很健康、安祥和自在。据拉姆本人讲：过去干农活一年四季忙个不停，而且生活很艰苦，现在没有任何农活可干，不仅自由自在，而且各方面的条件又好，感觉很幸福。

根据采访，仁曾泰作为一名在家居士僧，又与这里的普通村民有所不同，具有宗教职业者身份。他在自家创造了浓烈的宗教氛围，如佛龛里供奉着许多苯波教神佛像以及不少苯波教经典，其中还有珍贵的当地的神山志。据仁曾泰本人讲：他从9岁开始学习藏文，11岁去寺院出家当了一名僧人，19岁时寺院被废除，僧人还俗回家，从事务农过俗家生活，直至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20世纪80年代，仁曾泰又重新恢复自己的宗教职业身份，开始信仰宗教或从事宗教工作。他曾去西藏林芝地区朝圣那里的著名苯日神山，这是苯波教徒的一大宿愿，因为苯日神山在苯波教中是一座最神圣的大神山，苯波教信徒只要条件许可，人人都想往前去朝圣。

此外，树正村作为九寨沟最大的寨子，过去在寨子前坐落着一座苯波教大白塔，在文革期间被毁，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修复，后来随着旅游业的兴旺发达，在大白塔左右又新建了8座白塔，共9座塔一字排列。它不仅象征着九寨沟景区内的9个世居藏族寨子，而且已成为九寨沟景区内的一处很有吸引力的宗教文化景点，许多游客在此烧香拜佛和拍照留影。据观察，仁曾泰作为一名宗教职业者也在这里为游客举行简单的宗教仪式，以满足游客的宗教心理需求。同时，仁曾泰本人也在信众或游客那里会得到宗教服务上的少许报酬。

简而言之，在宗教信仰方面，树正村村民也同龙康村村民一样几乎全民信仰宗教。比如，这里的村民或居民既信仰苯波教又崇拜神山；与此同时，他们不仅信仰藏传佛教，而且信奉汉传佛教。而仁曾泰作为一名苯波教在家居士僧，在他身上更体现树正村村民的宗教信仰状况，这就是以苯波教为主要信仰对象，同时兼顾其它宗教信仰。可以认为，仁曾泰既是广大信教群众中的一员，又是一位从事宗教职业者，因而他具有宗教信仰者和宗教职业者双重身份。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龙康村和树正村两个案例的描述和分析，不难发见两村在退耕还林还草等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的大变革下，逐步告别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开始适应具有现代意义的城镇居民生活。这对于龙康村和树正村的藏族村民来说，不仅在他们的生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而且需要面对或适应全新的来自市场经济方面的各种挑战。也就是说，龙康村和树正村的传统社会结构或生活模式正在打破，而新的城镇文明或现代生活开始萌生。这些深层变革，对于藏区农牧民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和崭新而陌生的生活体验或经历。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藏区农牧民的传统生产或生活方式正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强大冲击下发生根本性转变。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日益繁荣，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中首先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人们外出交通十分便利。同时，由于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广大藏族百姓不但可以支配自己的作息时空，也大大提高了劳动报酬、增长了经济收入，平时手头不缺零花钱。因此，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得以满足之后，开始注重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比如，龙康村和树正村村民一有空闲时间就去成都买东西、到峨眉山拜佛，甚至前往拉萨取经。可以说，这是他们开阔眼界、愉悦精神和满足心灵的主要活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龙康村和树正村村民在宗教信仰方面已形成多元宗教信仰格局，并呈现多元一体的村落或社区文化现象。

首先，从龙康村村民的宗教信仰状况来看，神山崇拜和苯波教信仰，是村民宗教信仰的主要对象，尤其在老年人身上显得格外突出。正如个案中所描述的情况，在村民中热衷于宗教信仰者大多为老年人。由于龙康村附近既有地方性神山，又有属于本村落的苯波教寺院，这给老年人经常性的宗教信仰活动创造了十分便利的客观条件。所以，神山圣地和苯波教自然成为老年人所信仰的主要对象，而且民间信仰与苯波教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同源关系，这又给老年人在两者之间自由地交叉信仰提供了历史传统依据，并在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上更易于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其次，从树正村在家居士仁曾泰的宗教信仰状况来看，他具有双重身份，既要自己修习苯波教的教法仪轨，又要为广大信教群众在宗教上周到服务。因此，仁曾泰无论在自身的装束上还是在居家的摆设上，都与普通百姓有着明显的区别，并在村落居民中呈现浓烈的宗教气氛。譬如，仁曾泰的日常工作是在自家修习苯波教和到村边9座白塔前举行简单的宗教仪式，向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或信众提供宗教服务，且时而有本村人请他上门念经祈祷；同时，又要定期去寺院参加集体宗教活动。九寨沟景区内有一座叫扎如寺（Ra Po Dgon Pa）的苯波教寺院，据说最初由苯波教高僧农迥额钦（Snong Sgyung Bsngan Chen）创建，文革期间被毁，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修复，现有50名僧人，而寺院常住僧人只有20位。每年有几次法定的宗教活动，即1月3-5日的“念麦喜饶坚赞”（苯波教著名高僧）纪念日；4月8-16日的“嘛智”（Ma Ti，八字真言）法会；9月7-9日的“格朵”（Dgu Gtor，抛食）法会。全体僧人在法会期间必须到寺院共同举行宗教仪式，每位僧人每天有30元的津贴（宗教报酬）。而仁曾泰是扎如寺的原籍僧人，他虽然不必常住寺院，但是一定要参与每年举行的3次法会。所以，仁曾泰作为一名在家居士僧，他兼顾出世的宗教神圣性和入世的家庭世俗性，这种一人扮演双重角色或身份的居士僧在树正村百姓中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最后，从青壮年村民的宗教信仰状况来看，无论是龙康村还是树正村的青壮年村民，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出时断时续、随意性较强的特点。也就是说，青壮年村民的宗教信仰在时间上具有间断性，甚至带有偶然性。如年轻人在一年中仅一次或数次去寺院或转神山便成为他们的主要宗教信仰行为。过去，绝大多数老百姓每年都要去3次扎如寺参加三大宗教活动，现在许多青壮年只在“嘛智”法会期间去一趟寺院礼拜，其余2次小型法会很少参加，只有那些休闲的老年人方前往参与所有宗教活动。

值得提出的是，龙康村和树正村村民尤其是青壮年将前往峨眉山拜佛作为一年或一生中很重要的一项宗教信仰举措。这一现象说明了峨眉山在龙康村和树正村村民的心目中已成为神圣的宗教信仰对象。峨眉山作为中国内地的四大佛山之一，不仅从一个侧面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汉传佛教的文化、建筑和艺术的发展历程，而且还真实地记录了汉族同各兄弟民族以及海外人士的友好往来。同时，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中亦有一定的宗教影响力。譬如，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信徒的心目中仅次于五台山而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这主要得益于普贤菩萨在藏传佛教中享有的神圣性地位，因而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很自然地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特别在藏族民间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产生极为深刻的宗教影响。故近现代以来去峨眉山朝拜的藏族僧俗信众一直从未间断。

注释：

[1]据说扎如寺原属于九寨中七个寨子的一座苯波教寺院。

[2]“嘛智”（Ma Tri）大法会，是九寨沟地区的苯波教寺院一年一度举行的大型宗教法会，按传统惯例是在农历2月15日举行，当前由于同旅游季节相配合，将时间改为农历3月15日。这一现象，很有学术探讨价值，它反映了宗教的一些可变性和不可变性的深层问题。

（来源：《安多研究》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