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宗教与近代西方宗教的风格有着明显的差异。华夏宗教文化的庙会传统源远流长。从古至今，规模盛大的庙会活动，一直吸引着千百万民众的热忱参与。庙会文化的发展与变异，不仅渗透着宗教信仰与传播方式的嬗变，而且反映出社会风俗与民众心理的变迁。本文主要考察近代北京民众宗教文化与社会风俗演变的轨迹。

近代北京的庙会文化，在都市社会缓慢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总体规模趋向衰落。其多元功能的互动关系不断调整，各种功能的内涵逐渐演变。宗教的主导作用发生根本动摇，商贸与文娱功能日益增强。地处繁华闹市的庙会，商业贸易功能迅速超过宗教的魅力。民众云集的庙会集市，为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然舞台。

一、京城庙会的衰落趋势

北京的庙会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燕京地区的庙会习俗，有文献可考的历史，上溯到辽金。自元朝定都后，历经明清，道教佛教寺庙遍及京城内外。各种庙会繁华昌盛，异彩纷呈。至本世纪上半叶，随着时代的变迁，日趋衰落。

进入本世纪，古都北京由封建帝都走向现代化大都市。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中国传统宗教佛教、道教文化，呈江河日下之势。整个民国时期，北京城郊除1924年兴建的莲花山蟠桃宫外，佛教道教界都无力兴建新的坛观寺庙。[1]作为世界著名的古都北京，在30年代，尚残存历朝兴建的坛观寺庙约千余座，为全国城市之冠。[2]但大半已逐渐颓废荒芜，香火依稀。

政治变革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风貌最显赫的因素。其影响力在国都京畿最为鲜明。清朝帝制崩溃后，与清王朝密切相关的宗教祭祀，随之荒废。皇家祭祀的庙宇失去昔日的尊贵辉煌。天坛、朝日坛、夕月坛等日渐颓废，殿堂倾圮，杂草丛生。地坛、社稷坛、先农坛、先蚕坛、清太庙、帝王庙等相继辟为大众公园或兴办文教事业。

随着清朝帝王祭祀的辍废，封建统治者倡导推崇的关帝庙、文昌庙等也逐渐门庭冷落，香火衰微。

清代京城寺庙中，供奉关帝的庙最多，约有4、50座。封建统治者为倡导忠君思想，不断提升关公的地位。清初，关羽被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从此有关帝之尊称。清中叶，关帝庙按官庙规格，殿宇易盖黄琉璃瓦。随着关羽不断被神圣化，庙宇越建越多，祭祀香火日盛。封建皇权的崩溃，使关帝庙失去政治上的尊崇。

民国初期，袁世凯追求独裁专制，重新抬出旧日的偶像。1914年北京政府在古楼西大街新建一座关岳庙。此庙原为一座清朝亲王祀庙，祠堂里供奉关羽和岳飞的塑像后，改称关岳庙。民间传说岳飞是关羽的转世，因而能精忠报国，故设立此庙。但北京政府的举措，显然缺乏权威性与感召力。此庙香火冷落，难以为继，只得借给大成中学改做校舍。

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对中国传统宗教基本上采取抑制性政策。佛教道教的传播事业不断受到冲击，时起时伏，终难挽回日益萎缩的趋势。

民国初年，江南高僧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波及北京，但终未能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1915年10月，北京政府发布《管理寺庙条令》，明令取消中国佛教总会，并规定“遇有公益事业之必要得地方官之许可”，可以占用寺产，住持和尚可“由地方官训诫，或予撤退”。全国性佛教组织的瓦解，使各地侵夺寺产，毁灭佛像之风越来越盛。利用寺庙兴办文教公益事业，成为时代潮流。北京地区许多佛教寺庙被用于兴办学校。清初所建的三大寺庙之一普胜寺，民国初年香火断绝，于1915年被欧美同学会集资购买，改建为该会活动中心。

2、30年代，京城佛教界兴办各种公益慈善事业颇有成效，推动了宗教的传播。仅1928年，北京佛教寺庙兴办的公益慈善事业就有，“果善寺设立第一平民小学，夕照寺设立第二平民小学，拈花寺设立工读学校，净业寺组织贫儿工艺院，嘉兴寺增设贫民纺织厂，永泰寺筹办女子工读学校”。[3]这些济难、赈灾、办学、慈幼性质的公益事业，使佛教深入民心，信徒增多。

随着佛教势力的复兴，有些衰败残破的寺庙被维修重建。北京三大著名佛教寺庙之一的广济寺，为京城佛教活动的中心。民国以后盛名赓续，扩建院舍，整修殿堂，创立慈佛学院，开设广济平民小学。1921年遭火灾焚毁。其后数年，佛教界陆续集资重建。1936年经广募众缘，重新修复的寺院，更加庄严肃穆，金碧辉煌。

与一度有所复兴的佛教事业相比，道教在京城宗教的上层社会中，衰落较为迅速。北京道教庙观中最著名的白云观，影响力日益衰减，终于失去“全真第一丛林”的地位。全真派是道教两大宗派之一，亦称内丹派，主要流行于北方。它主张道、儒、释三教合一，修真练气，性命双修，实行出家丛林制度。白云观建筑以八卦方位布局，是全国现存的一座恢宏完整的道教宫观。它接受各地云游来京修道受戒的道士，到民国年间逐渐废止。白云观最后一次传戒仪式于1927年举行，此次受戒道士共计349名。[4]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严格限制道教的活动。京城许多著名的道教宫观香火中断。祀云神的凝和寺、祀雷神的昭显庙等相继被北京教育学会等文教事业机构占用。城隍庙向例于五月初一至初十举行出巡庙会，届时秧歌、高跷等歌舞相随，所经街市，观者如潮。庙期，摊棚林立，热闹非凡。北伐战争后，此举遂废。庙宇亦被警察分驻所借用。崇元观自清末衰败，民国年间庙会绝迹。1931年，国民政府在此庙废墟上建立起陆军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京畿燃起战火。战争震动整个京城，社会秩序失去常态，坛观寺庙也难免劫乱。西郊的妙云寺被协合医院占用，丰台的关帝庙成为县公署的办公地，许多寺庙成为军队的驻地。

“七·七”事变后，古都北京沦为殖民地。被奴役型的社会结构，严重摧残着民族文化的自主生存。

1939年3月，日伪政权华北临时政府决定，将北京政府设立的关岳庙改建为武成王庙，祭祀历代名将。关岳殿被改为武德堂，将精忠报国改为褒扬武德。日伪统治者在北京设坛立庙，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传统，遭到爱国宗教人士和广大民众的抵制。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城区免于炮火劫毁。城内许多寺庙仍香火持续。40年代初，正觉寺、通教寺等少数佛教寺庙被香客捐资重建。然而，郊区战火频繁，许多著名的寺庙毁于战火。庙宇遭焚，佛像被劫，僧侣流散，损失惨重。京城佛教三大名寺之一的云居寺，被日军的炮火炸毁，千年古刹成为一片废墟。

到40年代后半叶，政局动荡，民生凋蔽，文坛萧条，传统宗教更趋衰败。据1948年8月统计，北京城郊尚存道观寺庙734座，其中佛教寺庙358座，道教观庙209座，民祠小庙(无固定的神职人员)157座。[5]除少数古刹名寺香火延绵外，大多断壁颓垣，荆棘丛生。

二、京城庙会的模式类型

本世纪前半叶，京城庙会的宏观趋势走向衰落，但仍有许多传统庙会颇具吸引力。2、30年代，京城内外循例举办庙会活动的寺庙约有6、70座。

近代京城每月定期轮流开办的庙会约有20座左右，大多地处繁华闹市或交通要衢。每月定期举办的庙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商贸娱乐为主的庙市；一种是以宗教祭祀为主的庙会。

以商贸娱乐为主的庙会，主要有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火神庙、土地庙，被称为京城五大庙市。这五大庙市自清康熙年间起鼎盛京华，其声势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整个京城的庙会趋向衰落，但隆福寺等庙会的商贸集市功能却日益增强。“昔日以祀神为目的者，今则视为游逛购物之区”。[6]这些寺庙社会存在的经济依托发生重大变化。原寺庙以香客祀神的捐资为主，现转为以收取商摊交纳的地租为主。寺庙主持僧侣为增加收入，不断向当局申请增加开放日期。隆福寺原庙会期为农历逢九逢十，每月共6天。民国以后，该庙会增加开办日期，改为逢一、二、九、十日，开庙时间增为每月12至13天。为适应现代商业节奏，各主要庙市相继改用公历。自1922年起，护国寺、白塔寺、火神庙花市等庙会会期改用公历。1929年，京城最大的庙会隆福寺改用公历。这表明，五大庙会自30年代起，主观上已将商贸娱乐功能提升为其存在的主要价值。

以民众日常宗教祭祀为主的庙会，有东岳庙、吕祖祠、药王庙、财神庙、报国寺、大觉寺等，大约有70%左右为道教系统。这表明虽然道教在社会上层的地位日趋跌落，但在广大市民的宗教生活中仍占有相当的地位。道教系统供奉庞杂浩大的神鬼谱系。世间千般事，皆有神照应。发财、求嗣、祈雨、消灾、去病等等一切世俗需求，都有神灵专司其职。普通市民大都无心钻研精深玄妙的宗教哲理，而是迫于实际生活的需求，进香拜佛，与鬼神仙怪勾通。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向神佛索取护佑的功利倾向。世俗气息浓厚的道教很适合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

近代京城每逢年节定期开办的庙会约有4、50座。它们或为宗教地位显赫的古刹名寺，或为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

京城每逢年节定期开办的庙会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年节喜庆与宗教祭祀相结合；其二，春游踏青与宗教祭祀相结合；其三，行业祭祀祖师的香会。

京城每逢年节喜庆，雍和宫、白云观、大钟寺等著名寺庙都举办盛大的庙会。这些庙会活动保持着浓厚的传统民族文化色彩。民国建立以前，中国社会一直使用农历纪年。每年正月初一元旦为年禧，预兆着天地万物的复苏，是盛大的全民性节日。民国政体确立后，政府颁布法令改用公历，但广大民众仍墨守成规，将农历的春节视为年禧，循例祭神祀祖，求祥祈福，游览寺庙，娱神娱人。此外，正月十五上元节举办灯会，七月十五中元节举办超度亡灵的法会等，都延续到民国年间。民众对公历元旦的冷淡，反映出传统文化深厚的根基。

春游踏青与宗教祭祀相结合在京城历史悠久。阳春佳日，花红柳绿，久居城内的士女云集郊野，借佛游春。位于郊区的卧佛寺、潭柘寺、万寿寺、碧云寺、戒台寺等都修建在山野风景幽胜之地。民众借为神佛进香之机，踏青游览，载歌载舞，娱乐人生。修建在西郊妙峰山等地的碧霞元君祠，每逢春季，朝山之时，“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7]各阶层踏青香客多达数十万，成为2、30年代京城春季规模最为盛大的民众宗教活动。

行业祭祀祖师诞辰的香会源于中国民众尊祖敬宗、崇德报功的多神崇拜。“百工杂技，各崇所宗”。行业神灵的偶像体系庞杂，各行业因地域差异所祭祀的祖师神灵千姿百态。北京的行业祖神崇拜既有一业多神，也有多神一业。关公就是描金业、银钱业、典当业、皮革业、绸缎业、烟草业、制衣业、厨师业、理发业等20个行业的祖师神和保护神。[8]北京银号会馆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从业者对祖师祭祀的义务：“每岁大小祀神共十八次”；“大祭之日，全体执事，齐集拈香”。[9]丰台的花神庙、门头沟的窑神庙等都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行业神庙。北京的梨园会馆在精忠庙内兴建了一座天喜宫，供奉唐明皇为戏行祖师。每年三月十八日唐明皇诞辰之日，各戏班名角会萃，举办募捐义演。[10]每年一次的行业庙会使从业民众找到精神寄托。

三、庙会集市的商业功能

民国时期，北京庙会集市的商业贸易功能日益增强。2、30年代，京城五大庙会已经形成以商贸娱乐为主要功能的模式。以寺庙为依托的贸易集市，成为城市商业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北京由封建帝都转为民国首都，城市商业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之中。传统经济模式的因素逐渐减弱。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自给自足的模式为主。其商业由小农经济的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产品，规模较小。在民间流通领域中游动销售的小贩占有较大比重。随着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京城家庭手工业不断增加，手工业出现工厂化趋势，现代化轻工业生产已渐露头角。制造业生产的产品日益增加，为现代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商业贸易需要越来越多的定期市场。除新建的百货商场外，地处交通枢纽的庙会集市成为商业发展的延伸地。

京城具有商贸功能的庙会大体有四类。其一，地处城市要衢的隆福寺、护国寺和白塔寺，其商摊以销售日用百货为主；其二，地处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庙、花市火神庙，其商摊以销售农副产品为特色；其三，厂甸年节文化庙会，其商摊以经营古玩书画为特色；其四，东岳庙等日常香火庙会，以宗教祈祷为主，附设少量饮食、杂货商摊。

1937年，学者曾对京城主要庙会集市的商摊进行过详细的分类统计。京城各主要庙会集市轮流开办，各有千秋。土地庙每月逢三集市，即：三、十三、二十三日开庙集市，主要经营土特产。花市每月逢四集市，以销售工艺花和鲜花为其特色，姹紫嫣红，五彩缤纷。这两寺每月集市均为3天。白塔寺庙市期为逢五逢六，护国寺则为逢七逢八。这两寺每月均集市6天，经营的商品既有传统特产，又有新颖百货，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此外，白塔寺专设鸟市，护国寺特辟狗市，出售金鱼、鸽、鸟、哈巴狗等，光顾鸟市狗市的顾客多为有闲之士。京城庙市之首当推隆福寺。该寺逢一、二、九、十开市，每月集市多达12天。集市上既交易珍奇古玩，又销售草药山货，种类繁多，誉满京城。来此观光购物的人，不仅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市民农夫，还有不少外国游客。每逢隆福庙期，游客云集，人流如潮。[11]

根据调查统计，30年代，隆福寺的集市商摊有近千家，护国寺和白塔寺的集市商摊也多达700余家，每年集市天数分别为72-150天，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这些庙会集市具有优越的城市地理位置，分别位于京城两大交通枢纽东四和西四。因此京城市民也将隆福寺和护国寺称为东庙和西庙。现代城市的交通中心同时也是商业贸易中心。民国时期，东四大街与西四大街的十字路口上，南北两座牌楼的题额均为“大市街”。[12]

厂甸和火神庙的集市以经营文化商品驰名中外。厂甸庙会是典型的年节集市。它兴起于清乾隆年间，久盛不衰，延至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后，该庙会集市日趋庞杂。1918年，北京市政府组织清理整顿，规定每年春节举办大型庙会，会期为15天。每届庙期，南新华街马路中间，彩棚林立，名人字画、书帖金石、珠宝玉器、雕漆珐琅、象牙雕刻、陶瓷古铜等等，风雅华贵，争奇斗艳。毗临厂甸的火神庙，民国以后，被辟为“文化商场”。平日，博久书局、同善堂、文汇阁等在此地经营书画。春节期间，珠宝商人在此陈列奇珍异宝、金石字画等，与厂甸庙会连成一片，成为古玩书画的展销中心。[13]厂甸文化市场，民国时期格外兴盛，其源于政治格局的急剧变更。清朝覆亡，八旗亲贵及官宦世家日趋破落，被迫变买家藏。不少军阀新贵纷纷附庸风雅，争购古董珍奇。因此，文玩市场一度出现畸形繁荣。

这些庙会在30年代基本上转变为纯商业性集市。据1937年的调查报告，以商贸娱乐为主的庙会香火已基本断绝。其中隆福寺、护国寺、花市火神庙和厂甸火神庙，进香拜佛已经绝迹。白塔寺有喇嘛为施主设道场诵经，但这种宗教仪式已与庙会无关。土地庙仍有少量香客，多为老年妇女。

都市中心地带的庙会集市有兴有衰。护国寺日渐衰落，而隆福寺日益昌盛。这与城市居民结构及购买力的变化密切相关。清王朝统治时期，西城为皇亲贵族和满族旗人聚居之地。其生活日用品大多采购于庙会集市，因此清代护国寺的庙会十分兴旺。民国建立后，封建帝制崩溃，王公贵族失去权势，满族旗人的国家俸禄也被取消，其经济每况愈下，护国寺的庙会集市便逐渐衰落。而东城居住的外国侨民日见增多，隆福寺又邻近东交民巷使馆区，商业贸易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庙会集市日趋发达。

民国时期，京城五大庙市成为城市商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北京城区的商业中心呈现出南移的趋势。新建的东安市场、西单商场与前门至天桥一带形成繁华的商业三角区。城区东北和西北缺乏新建的商业贸易中心，隆福寺与护国寺、白塔寺分别衍生为城区东北与西北的商贸枢纽。宣武门外的土地庙成为城乡贸易交流中心。而崇文门外的花市则成为工艺花制造与销售的中心。庙会集市的不断发展，与新建的商店市场共同构成整个城市的商业销售网。

近代京城的庙会集市主要经营中低档商品。集市商摊的货源，除现代化工厂的产品外，都市小手工业及城郊农副产品占有较大的比重。许多新式大型百货商场不经销的土特产品，都是庙会集市上的传统商品。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物美价廉，受到普通市民的喜爱。有些传统商品也是中上层社会家庭的必备之物。

此外，庙会集市上“讨价还价”的销售方式，十分适应下层社会市民的消费心理。当时，新建的大型百货商场里，柜台上的商品琳琅满目，统一明签标价，一般售货员没有自由浮动价格的权利。顾客主要来自中上层社会家庭。经济比较窘困的下层社会市民不敢到新式百货商场去购物，成为庙会集市上的主要顾客。在集市商摊上，顾客可任意挑选，与商贩漫天侃价，称心如意而归。其实，据商业界人士估算，与新式商场相比，庙会集市的商品价格有高有低，没有明显的低廉优惠。只不过其购物方式更能为下层社会的民众所接受。

在近代京城商业网络中，庙会集市占有持久不衰的重要地位。其销售能力的增长，引起中外商业界的重视。原主要经营农副土特产品的庙会集市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品。据调查，1935年厂甸春节庙会集市上，在百余家玩具商摊中，有80余家销售日本玩具。[14]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外国商品的大举倾销，对中国原有土特商品市场的冲击。

四、民间游艺的繁衍发展

庙会集市是民间游艺繁衍发展的重要天然舞台。依托于庙会的民间游艺有两种形式：其一，庙会集市的剧场杂耍摊；其二，年节民间花会。

近代京城的民间艺人多在天桥一带卖艺栖身。每逢各类大型庙会，他们都纷纷赶往献艺，大显身手。多姿多彩的民间游艺，洋溢着淳厚的地方风韵，饱含着质朴的生活气息。五彩缤纷的民间艺术，京韵十足，深受京都市民喜爱。

寄生于庙会集市的民间游艺，为商业性市民娱乐活动。其场所分为两类：戏曲剧场与杂技摊场。

戏曲剧场开办在位于繁华闹市的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等寺庙。30年代中叶，隆福、护国、白塔三寺共开辟简易剧场约20余所。其中以曲艺、京剧、评剧等艺术演出为主，有时也放映早期电影片。

虽然庙会剧场不时有落魄的京剧、评剧艺人登台表演，但是真正体现民间文艺色彩的是曲艺。大鼓、单弦艺术不断推陈出新，评书、相声演技日臻成熟。白塔寺庙会专门开设大鼓剧场。许多民间艺人长期在此登台演唱。其中乐亭大鼓艺人傅士亭、梨花大鼓艺人侯五德，嗓音宽亮，溶说于唱，声情并茂，常常使观众留连忘返。

杂技摊场开办于护国寺、土地庙、厂甸海王村等地。30年代中叶，护国、土地、海王村三地共开辟杂技摊场约30余处。

皮影戏、傀儡戏、拉洋片等杂戏摊场，是以观赏为主的表演杂艺。民国年间，京城的皮影戏艺人多来自河北滦州。傀儡戏起初由一人独演，后来发展为数人合作的木偶戏。拉洋片又称西洋镜，即将照片或自制图片，放置特制的木箱内，让观众通过凸透镜观看。艺人一边拉动长片，一边敲着锣鼓，演说伴唱。这种简易活动影片，在2、30年代的京城盛行一时，拥有众多的市民观众。其后，随着现代电影业的兴起，拉洋片逐渐衰落，终于成为历史陈迹。

戏法、踢键子、耍坛子、猴戏等杂技摊场，是民俗性格鲜明的娱乐活动。当时京城耍猴戏的艺人多来自河北深县、易县等地。中国古典戏法与现代魔术不尽相同，艺人在人群中间表演，手脚的灵巧，技术的娴熟，令人大饱眼福。踢键子、耍坛子等起源于民间的杂耍，后经不断发展创新，已步入正式竞技舞台。

武术，民国年间北京地区俗称练把式。各类庙会均有练武的专场。当时，练大刀、拉硬弓的张宝忠、练拳脚的白光汉均名扬武坛。练花剑的女将栾秀云更是蜚声京城。

年节民间花会，是娱神与自娱相结合的大型民众游乐活动。它不同与庙会集市的民间游艺活动，不但带有宗教色彩，而且具有非商业赢利性质。

花会，亦称走会，北京地区俗称花会，是大型民间歌舞杂技活动。每逢年节庙会，民间艺人汇集街头，即兴表演，节目有飞叉、五虎棍、中幡、跨鼓、高跷、秧歌、杠箱、杠子、石锁、坛子、小车、跑驴、旱船、龙灯、狮子等数十种。这些歌舞游艺，不仅形式多样，技艺高超，而且具有戏剧情节，引人入胜。届时，各路民间艺人荟萃街巷，载歌载舞，观众如潮，万人空巷。[15]

春游朝顶走会，是京郊规模盛大的献艺酬神活动。每年春季，京郊金顶妙峰山、丫髻山等地相继举办祭祀碧霞元君的朝圣庙会。届时，京城至名胜百余里途中，成千上万的香客络绎不绝。朝圣的各种民间香会中，有许多杂技歌舞花会，如：鞍子巷的开路飞叉、罗家园的五虎少林棍、白纸坊的大鼓、官庄的秧歌、缸瓦市的杠子、排子胡同的双石头、“五城弟子”的清音、方砖厂的狮子等等。这些献艺的香会沿途边走边演，鼓乐齐鸣，数十万春游的香客民众竞相观赏。朝顶走会成为近代京城最重要的民间花会之一。[16]

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庙会上的民间游艺活动多姿多彩，十分兴盛。其艺术观赏价值日趋上升。如：乐亭大鼓艺人王佩臣，原在白塔寺庙会上辟场演唱，后来技艺日臻精湛，赴天津书场登台献艺，名扬京津。再如：拉洋片本是地道的民间杂艺。老艺人焦金池自制图片，自编自演，声情并茂，后常被邀请至富贵人家的深宅大院演出“西洋镜”。[17]民间俗文化的社会地位呈现明显上升的势头。

这种趋势反映出都市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市民文化的繁兴。然而，下层俗文化的升级，显然受到以白话文运动为先锋的新文学大潮的影响，

五、宗教祭祀的衰弱变异

近代北京地区政权统治力的衰弱，导致官府倡导力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因素增长的缓慢，使现代意识形态向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向下层社会的渗透力相当微弱。北京民众的宗教信仰呈现出传统的自发趋势，无论家族人伦理性，还是包容性格与多神信仰，都使民众的宗教祭祀更趋于实用与功利化。

民国时期，传统的岁时庆祀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惯力。年禧春节和中元节仍举办盛大的宗教祭祀活动。然而，这一时期京城年节的宗教祭祀庙会日趋世俗化。

政治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风貌的显赫因素。它的影响力在国都京畿更为鲜明。清朝帝制崩溃后，以清廷皇权为依托的宗教典仪，立即呈现出江河日下的态势。雍和宫原为清廷管理藏传佛教��喇嘛教的中枢。每年农历正月三十前后，都举行善愿日法会，跳布札，送祟除邪，北京地区俗称“打鬼”，循例为庙会期。雍和宫跳布札的仪式，由清朝皇帝主持，王公大臣云集，盛冠京华。清帝逊位后，由蒙藏院主持，仪式逐年从简，但慕名前来观光的中外游客云集，一时竟超过往昔。[18]

京城寺庙的春节庙会中，许多节庆项目逐渐褪去宗教色彩，成为趣味性民俗活动。例如，每逢春节年禧，道教的白云观、佛教的大钟寺等著名寺庙均有打金钱眼的习俗。庙会期间，香客以硬币投打钱眼里的铜钟，钟响兆福，一年风顺。这种风俗流传至今，春节之际，人们喜气洋洋赶往寺庙，打金钱眼祈福，纷纷一掷为快。[19]

在各类年节庙会中，中元节最具宗教节日色彩。地安门外火神庙、西便门外白云观等道教宫观举行中元法会。广济寺、法源寺、拈花寺、广化寺、长椿寺等佛教寺庙兴办盂兰盆会。白天，唪诵经文，超度亡灵。入夜，祭焚法船，放荷灯，点莲花灯，追祭宗亲。“荷叶满街，荧荧万盏”，“不至夜阑，不易分散”。民国以后，中元节逐渐萧条，“每巷所见只二、三盏，且尽似云华，俄倾即散，无复流连之致”。[20]民国年间，因战争连绵，死者众多，为追悼亡灵，北京各界人士于北海公园天王殿、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处举办追悼“陆海空军阵亡将士法会”。届时，喇嘛、道士、和尚三台经齐诵。届晚，番、道、禅，身披法衣，敲着法器与各届人士分乘游船，环湖一周，将法船焚化。[21]虽然道教以乐生恶死为生死观，与佛教视人生为苦海，以死为解脱的思想截然相反，但它们超度亡灵的宗教仪式，深得崇拜祖先的中国民众之心，因为对祖先崇拜的信仰是以灵魂不灭思想为基础的。所以，佛教与道教携手并肩，共同承担起引导亡灵超度的重任，以适应中国民众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宗教意识。[22]

民众日常宗教信仰，依然具有浓厚的功利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动荡，宗教实用功能日益渐弱，民众的宗教信仰日趋淡化。

虽然，京城著名的寺庙多为佛教系统，但普通市民日常宗教祈祷进香地点却多为道教庙宇。由于“天下第一观”白云观仅在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九开办庙会，因此，平日京城内香火最盛的道教寺庙为东岳庙。东岳庙为敕建庙宇，御用黄色琉璃瓦颇具皇家气魄。清代道录司（中央政府管理道教的机构）设在此，庙里的道士均领取皇家俸禄。东岳庙供奉的神像多达3000余尊，每月朔望各开放一天。京城百姓认为，“此庙诸天神像最全，故酬神最易”。[23]不论是祈福祈寿，还是消灾除病，或为报冤雪恨，或为生意兴隆，人们纷纷来此进香求神。庙会期间，各行各业组织的善会有20多种，如：掸尘会、献花会、供粥会、施茶会等，向寺庙和香客施舍或义务服务。

京城普通民众信奉宗教、祭祀神灵，主要祈求解决人间现实问题。在市民大众的千般万种祈求中，求嗣与求医是焚香祈祷的重点。因此，在京城道教系统的庙宇中，药王庙与碧霞元君祠的香火颇盛。

北京著名的药王庙有4座，最大的为南药王庙。该庙供奉历代名医，塑像道装儒服不一。每月朔望开庙时，进香者众多，许多人难以挤进殿堂。因此，庙方在院内设香池数处，供人们焚香遥拜。在长期缺医少药的社会环境中，民众只好求助神灵护佑，去病禳灾。

京师的碧霞元君“庙祀极多，而最著名者有七”。[24]位于北京西山北麓主峰的碧霞元君祠，因清朝皇帝敕封为“金顶妙峰山”，香火极盛。碧霞元君是道教系统的子孙娘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注重生育子嗣，延续祖先命脉。“多子多福”是民间百姓渴求与期盼。因此，为祈求子嗣，接续家族香火，人们格外崇拜执掌生育的女性神仙。

人类宗教文化的基本品格是超越世俗的神圣性。神圣庄严的教堂庙宇，崇高至上的教义经典，神秘肃穆的祈祷礼仪，都呼唤着芸芸众生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动荡，社会世俗力量不断冲击着宗教的神圣灵光。

民国时期，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均继续在北京地区传播。不同源流的宗教文化风格迥异。当代其它世界性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宗教比较，具有相当强烈的超越世俗的神圣性。自中世纪以来，基督教的教堂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作为举行宗教祭祀仪式的殿堂，一直具有神圣的庄严不可侵犯性。教堂与清真寺内禁止设摊售货与开场游艺。严肃的宗教集会不能兼容世俗性的商业性与娱乐性。神圣压制世俗。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排斥商贸文娱的繁华喧嚣。

与其它世界性宗教相比，中华民族的宗教意识，则一直具有相当浓厚的现实功利色彩。在北京地区，道教与佛教的庙会活动，历史悠久，随着时代的变迁，至明清之际，已逐渐形成以宗教祭祀为主导，兼及商贸集市和民间游艺等多元功能的复合型态。这种多功能兼容的型态，生动地体现出中国民众容神圣于世俗的宗教意识。

自本世纪初，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京都政局不断动荡，其政治中枢的功能日趋萎缩，区域性的商业金融日趋活跃，商业的发展推动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在都市社会逐步转型的推动下，中国传统的庙会文化日趋变异，其内在的世俗性日益增强。近代北京庙会文化演变的轨迹，正反映出这种历史变迁的趋势。

注释：

[1]参见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9月版。

[2]参见丁守和、劳允兴主编的《北京文化综览》，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7月版。据记载，1929年调查北京城郊佛寺有1033所，其中民庙364所，无宗派庙261所，有宗派庙408所。

[3]《民国佛教篇》，第197页。

[4]《文史资料选编》（北京）第29辑，第246页。

[5]《北平市政统计》1948年8月，第48页。

[6]参见北平社会局：《北平工商业概况》，1933年12月印行。

[7]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8]参见侯杰、范丽珠：《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4章。

[9]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6页。

[10]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会1994年5月版，第296-297页。

[11]参见王宜昌等编：《北平庙会调查》，北平民国学院，1937年5月印行。

[12]胡玉远主编：《京都胜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56页。

[13]参见王卓然：《北平厂甸春节庙会调查与研究》（1928年）。

[14]刘娟等选编：《北京经济史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392页。

[15]参见王铭：《北京的民间走会》，载《北京史苑》第4辑，北京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272-284页。

[16]参见顾颉刚编：《妙峰山》，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8年版。

[17]王隐菊、田光远、金应元：《旧都三百六十行》，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18]参见魏开肇：《雍和宫漫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5 月版，第16-19页。

[19]参见《北京西城报》，《第十届白云观民俗迎春会》专刊，1996年2月出版。

[20]张江裁：《北平岁时志》，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会1936年版，卷7。

[21]参见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165-166页。

[22]参见刘守华：《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化》，《民间文艺季刊》1988年第2期。

[23](清)让廉：《京都风俗志》，《北京史苑》第4辑，第288页。

[24](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会1937年版，卷8。

（来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