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佛教迅速恢复与发展，是中国近代以来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从佛教研究的角度来讲，这20年人才辈出、成果辈出，也是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佛教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多可观的成果。而在佛教宗派研究方面，成果最为丰硕的当数禅宗。不但在典籍、历史、人物、宗派等传统领域，都能够举得出可观的成果，而且在禅宗沁润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人在孜孜努力，并不断推出新的成果。

就典籍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

一是传统典籍的整理。台湾蓝吉富教授主编的百册钜帙《禅宗全书》将分散的禅宗资料汇聚到一起，影印出版，给研究者以极大的方便。大陆则有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其他影印书籍还有不少。影印书籍提供了原始资料，反映了原书原貌，资料可靠。缺点是使用不便。因此又有各种点校本问世。其中有代表性的自然是收入中华书局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的《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等。禅宗典籍的点校难度很大。说它是所有佛教典籍中最困难的，未免有点夸大。但说它的难度系数在90%，应该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难度大，就需要点校者小心谨慎，如履薄冰。遗憾的是现在的点校本大多不能尽如人意，有些点校本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百出，乃至千出。不出错固然不可能，错误千出则不能让人原谅。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需要点校者的沉潜笃实，一是需要出版社的不出人情书。

点校是高水平的整理，今后必须加强。但影印的工作今后还要做。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力量在短期内把所有的禅宗典籍全部点校出版，那就只有靠影印，先把资料送到急需的读者手中。影印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动员更多的人来做点校，以及使用点校书时，遇到不放心处，可以自己查原典。

典籍整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新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所谓新资料，不仅包括大家熟知的敦煌遗书，还包括传世的以前不为人知的资料以及出土资料，如金石等。就敦煌遗书中的禅宗资料的整理而言，应该承认，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要比我们多，我们需要迎头赶上。但我们的工作也有超过日本学者的，就是对敦煌本《坛经》的整理。已经出版的敦煌本《坛经》点校本有郭朋两种（中华书局、巴蜀书社）、杨曾文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修订版）、潘重规两种（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初版，2001年修订）、周绍良一种（文物出版社）、邓文宽一种（台湾如闻出版社）、邓文宽、荣新江合著一种（江苏古籍出版社）、李申一种（山西古籍出版社）。一种文献，竟然出现这么多的点校本，一则说明这项工作难度之大，至今的整理本还没有能够令大家都满意；一则也说明诸位学者精益求精的努力。学术就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说到传世禅宗典籍，可以作为例子的有《祖堂集》。岳麓书社虽然出了一本点校本，但现在看来也需要重新再做。至于金石，像法如碑的发现，对早期禅宗史研究意义极大。类似的资料，还需要我们去发掘与整理。

总的来说，在禅宗典籍方面，成绩是很突出的，但问题还是存在，任务依旧很重。与付出的劳动相比，得到的成绩似乎应该更好。我们希望将来文献整理者能够把自己整理的每一部典籍都做成精品。

禅宗史研究成果丰硕。比较引人注目的通史有杜继文、魏道儒合撰的《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吴立民、徐荪铭等撰写的《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断代史则有印顺的《中国禅宗史》（台湾正闻出版社）、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禅宗史》是印顺批判胡适的“《坛经》的作者是神会”这一观点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该书注重于禅者的事迹与传承，以及禅法的方便施化与演变，以求探索外来的印度禅怎样演化为中国禅。比较而言，《中国禅宗通史》与《唐五代禅宗史》更加注意禅宗与社会的互动。但两者的基本观点却有不同。《中国禅宗通史》主张禅宗的兴起与流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用这个观点来观察与解释禅宗史上的诸多现象。但《唐五代禅宗史》则瞩目于禅宗与各地官员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并以此解释禅宗的发展。禅宗的社会基础到底是下层流民，还是上层统治者，这涉及到如何评价禅宗的基本面貌以及如何认识它的历史发展，值得深入地研究下去。

《禅宗宗派源流》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著作。与类似著作不同的是，它明确提出禅宗的精髓在于般若，禅宗的宗义、修行、证悟都离不开般若，对禅宗研究进行时考据与历史的方法也不能代替般若。由此提出一系列研究禅宗应该采取的方法。我以为，把上述提法单纯地看作教内学者的诉求，则未免把问题过于简单化。实际上，这涉及到研究禅宗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任继愈先生指出：“禅宗的思想方法不重思辨推理的过程，而在直探本源的体认。禅不是从概念上引导信徒走向宗教境界，而是生活经验的升华心灵感受走向宗教境界。禅宗教人，更多用力于性情、人格的培养，也就是内心的自觉，而不大注意外在权威的灌输。”所以任先生特别提出：“读禅宗典籍要符合禅宗思维方式。”（任继愈：《以禅宗方法整理〈坛经〉》，载《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1-2页。）在这里，教内、教外双方，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同一个问题。我想，这是我们今后研究禅宗应该注意的问题，或者说，是必须遵循的方针。

近十多年来，禅宗研究园地成果累累，诸如研究禅宗思想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今日中国出版社），研究惠能的《惠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还有《印度禅》（浙江人民出版社）、《如来禅》（浙江人民出版社）、《祖师禅》（浙江人民出版社）、《分灯禅》（浙江人民出版社）、《日本禅》（浙江人民出版社）、《东山法门与禅宗》（武汉出版社）、《石头希迁与曹洞宗》（岳麓书社）等论著，对禅宗前史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或派别都作了认真的探讨，而《禅学与玄学》（浙江人民出版社）、《禅学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禅学与老庄》（浙江人民出版社）、《禅与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佛道诗禅》（中国青年出版社）、《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商务印书馆）、《禅与中国园林》（商务印书馆）、《禅与东方文化》（商务印书馆）、《禅宗语言》（浙江人民出版社）、《禅宗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禅宗伦理》（浙江人民出版社）等论著，则从不同视点探讨了禅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将禅宗研究引向深入，使禅宗研究更加蔚为大观。类似的著作还有不少，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但是，在这里也应该指出，关于禅宗研究的书籍虽然很多，质量却是良莠不齐。既有上乘精品，也有开卷就错。既有厚重沉实，真正向读者贡献新观点、真知识的；也有以时髦的词藻掩饰贫乏的内容，看起来洋洋洒洒，实际上不知所云的。

行文至此，更加痛感用禅宗的思维方式来研究禅宗的重要性。那些开卷就错的或不知所云的作品所以会出现，不就是因为作者实际上并不懂禅宗吗？从这一点上讲，中华书局2001年6月出版（9月第2次印刷）的吴言生的《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这三本书近百万字，结构宏大，思路明晰。作者为了深入研究禅宗诗歌，花了如此巨大的功夫去探索禅宗的思想渊源及哲学特点，并力求用理性分析与悟性投入并重的方法来分析禅宗诗歌，尝试打通文学与哲学，达到佛典、诗情、禅韵的圆融，也就是用禅宗的方法来研究禅宗，这无疑是应该提倡的。在禅学三书中，作者指出，禅宗思想、哲学体系由四个部分组成：本心论揭示本心澄明、觉悟、圆满、超越的内涵与质性；迷失论揭示本心扰动、不觉、缺憾、执着的状况及缘由；开悟论揭示超越分别执着以重现清净本心的方法与途径；境界论揭示明心见性回归本心时的禅悟体验与精神境界。其中，境界论又有一切现成的现量境、能所俱泯的直觉境、相涵互摄的圆融境，随缘任运的日用境四种范型，这是从哲学内蕴所作的表述。从文学形象来表述，则是触目菩提的现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珠光交映的圆融境，饥餐困眠的日用境。禅学三书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阐释话语体系，开放而缜密。这种学术探索的精神也是值得嘉许的。禅学三书出版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国图书评论》、《书品》、《陕西师大学报》、《禅》、《华林》、《觉群》、《曹溪水》、《法音》、《世界宗教研究》等报刊杂志纷纷予以评介，引起了学术界、佛教界的广泛注意与讨论，这也是近年禅宗研究中一件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

（来源：《文史知识》（京）2002年第4期，引自佛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