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本文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1928年、1936年和1947年三批政府寺庙登记档案，考察近代北京寺庙的总量和儒释道的比重，解析近代北京寺庙的类型结构。在近代京城社会转型中，虽然传统宗教文化总体上呈衰退趋势，但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柱，儒家宗庙文化具有深厚的生存沃土，汉化佛教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道教信仰依然在民间社会繁衍流传。

关键词：近代 北京寺庙 类型结构

寺庙是宗教社会主要的建筑实体。近代京城承袭千年古都宗教文化的遗产，儒、释、道宫观寺庙众多，为全国都市之冠。各种传统宗教寺庙旗帜林立，成为向社会各界民众传播宗教文化的中心。本文将考订近代京城传统宗教寺庙的实际数量，分析儒、释、道各类宗教寺庙的比重，考察城郊各类寺庙的宗教文化性质，探索近代社会转型与传统宗教的演变趋势。[1]

一、近代北京寺庙的总量

至今为止，关于近代北京寺庙的准确数量，仍有待学者详细勘察考证。各种历史文献的记载，数量不一，中外学者的考订，众说纷纭。

中国历史文献大多缺乏精确的统计数字，常常使试图量化分析社会现象的史学家深感头痛。记载近代北京寺庙数量的主要文献有：许道龄编辑的《北平庙宇通检》（以下简称《通检》）和张江裁、许道龄合编的《北平庙宇碑刻目录》（以下简称《碑刻》）。这两部由国立北平研究院1936年出版的文献，均未能提供准确的京城庙宇数量。

据《通检》记载，30年代的京城内外共有庙宇948座。其辖区包括内城六区、外城五区和东南西北郊区。这一地理范围大约相当于今日北京的城区和近郊区。编者主要依据历史地理文献，“逐条择要汇抄，然后罗列对比。凡庙名、地址及史略三项均相同者，则合而为一。”[2]据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博尔（Kristofer M.Schipper)考订，此书编录的庙宇中，除有四座天主教堂和两座清真寺外，至少有14座庙宇重复登录。据《通检》记载，京城的传统宗教庙宇约有900多座。但这一数字仅根据文献汇编整理，既缺乏官方档案材料证明，也缺乏学者实地勘察订正。同年出版的《碑刻》成为《通检》统计缺漏的有力证明。《碑刻》的拓片来自京城内外316座庙宇。据考证，至少有70座庙宇未被《通检》收录。

由于缺乏完备的统计资料，中外学者只能粗略的估计，清末民初北京庙宇约有千座。《通检》分区编录的庙宇，成为学者分析京城传统宗教结构的基本史料。

近年来，随着北京市档案馆逐步扩大开放，一批档案资料陆续整理出版，为统计近代北京寺庙的实际数量，解析其传统宗教的结构，提供了官方档案资料。

为寻根求底，笔者曾前往北京市档案馆，详细查阅有关档案史料。民国年间，北京市政当局对传统宗教寺庙进行过三次普查登记，分别在1928年、1936年和1947年。从现存的档案考察，2、30年代的资料树干尚存，40年代的资料仅余枝叶。比较第一、二次的调查登记表，均有若干重要误差与遗漏。可见，当年政府政令的权威有限，调查统计的力量也比较单薄。

1928年的寺庙登记档案保存比较完整丰富。这是北京建市以后第一次进行寺庙登记。此次政府登记的档案文献，可以作为考订近代北京城郊传统寺庙数量的基础资料。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内务部拟订《寺庙登记条例》，经行政院核准颁布执行。北平特别市政府训令社会局遵照实施。自1928年11月起，至1929年5月，全市陆续办理寺庙登记。当时，政府发放的登记表格共有四种，分别为“寺庙登记条款总表”、“寺庙不动产登记条款表”、“寺庙人口登记条款表”、“寺庙法物登记条款表”。90年代，北京市档案馆将这批表格整理，汇编收入《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以下简称《资料》），于1997年出版。编者说明，此次“共登记寺庙1631个”。[3]

研究北京历史的学者浏览这批登记表格，可以指出，此次登记的1631座寺庙并非全市寺庙的总量。其残缺漏洞显而易见。如：京城帝王祭祀的天、地、日、月坛等，京都藏传佛教名寺雍和宫、黄寺等，京城市民皆知的寺庙隆福寺、妙应寺（今称白塔寺）等均未列其间。90年代，北京市档案馆编辑出版《资料》时，根据“北平市警察局档案”中的寺庙登记表，整理1928年的寺庙登记资料。虽然这些登记备案的表格丰富详实。但查阅其他档案卷宗，比较分析，仍可发现重要遗漏。

根据笔者的研究考证，1928年北平市传统宗教寺庙的实际数量超出此数，至少应有1696座。笔者在北京档案馆曾调阅“北平市社会局档案”、“北平市民政局档案”、“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档案”等相关卷宗。这些局所的档案中均有宗教寺庙登记统计表、宗教事务管理调查报告等大量档案资料。将各局档案资料汇总分析，可以发现警察局的寺庙登记档案遗漏，至少未能囊括以下两类65座寺庙：

其一，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管理的官方寺庙19座，包括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孔庙、帝王庙、风神庙、云神庙、雷神庙、都城隍庙等。[4]民国时期，这些原清朝官方祭祀的庙宇作为国家文物古迹事业，由政府专门机构管理，从未在警察局登记备案。

其二，蒙藏事务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蒙委会）管理的大部分寺庙。在民政局的档案中，1928年全市寺庙登记工作时，蒙委会曾有两类卷宗记录在案。

1、民政局登记材料记载，由蒙委会代理申报登记的寺庙有37座。另外，雍和宫等7座喇嘛庙单独申报。这两项合计有44座。其中仅有法海寺、圆通寺等7座同期在警察局登记备案。其余37座寺庙，包括著名的隆福寺、妙应寺、护国寺等仅在民政局注册登记。[5]

2、民政局档案中，蒙委会系统的寺庙名单列有33座，其中雍和宫、嵩祝寺、普度寺、西黄寺、东黄寺、慈度寺（前黑寺）、察罕喇嘛庙（后黑寺）等24座寺庙呈交登记备案，而福佑寺等9座未查到任何登记表格。[6]

综合分析民政局的有关档案，1928年全市寺庙登记时，蒙委会所辖或代理申报的寺庙中，至少有46座寺庙未纳入警察局管理寺庙的档案。

迄今为止，经档案工作整理和学者考证，北京档案馆所存的档案中，1928年京城共有儒道佛寺庙1696座。这批档案的价值是，原始登记表格比较完整，各区寺庙均有准确的地址记载。其缺陷是，统计工作者缺乏必要的宗教知识，未能分辨各类宗教寺庙，仅根据申报者自述登记。全市的寺庙中，只有22座庙自己申报为道教寺庙。这显然与京城宗教社会的实际状况有较大差距。

1936年1月，北平市政府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开展第二次寺庙登记工作。内政部制定的“寺庙登记规则”明确宣布，此次寺庙登记工作不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系统的寺庙。[7]原定于1936年6月底完成全部登记工作。因时局动荡，当局力不从心，此次登记延续不断，持续到1937年底，仍未终结。

目前，在“北平市社会局档案”的卷宗中，第二次登记的寺庙按分类编号共有1213座。加上未列入登记范围政府所辖的寺庙和蒙委会管理的喇嘛庙65座，30年代中叶，北平全市寺庙总数为1278座。这一数字与1928年登记的庙宇总量相比，锐减24.7%。此项政府统计的数字与社会实际的差距，有待进一步挖掘史料考证。

但是，无庸置疑的历史进程是，从1928年到1937年，在国民政府管辖的古都北平，传统宗教确实呈现出江河日下的趋势。这一衰落的趋势明显受到政府宗教政策的影响。国民党主持的南京政府采取的宗教政策，比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更为严厉。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严格限制传统宗教的发展。该标准规定应废除的寺庙大多属于道教神灵系统，如：日、月、火、五岳、四渎、龙王、城隍、文昌、送子娘娘、财神、瘟神、赵玄坛、狐仙等神灵。该规定同意保留的神祠有：伏羲、神农、黄帝、仓颉、禹、孔子、孟子、岳飞、关帝、土地神、灶神、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三官、天师、吕祖、风雨雷神等。这一规定的存废原则，显然有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国民政府的统治权威有限，实际未能严格落实执行。但政府对传统宗教的抑制政策，加速其传播事业的日渐衰落。[8]

在1936年寺庙登记档案中，存有原始登记表格的寺庙有1037座，约占登记总数的85.5%。这批表格有比较清晰的宗教分类，可供学者研究近代北京传统宗教的整体结构及各类寺庙的比例。

1947年7月，北平市政府根据内政部“寺庙总登记每十年举行一次”的规定，开展第三次寺庙登记工作。[9]此次登记的档案资料缺损十分严重，经档案工作者调查，仅发现原始总登记表91份。[10]

查阅第三次寺庙登记的档案，《北平市民政局档案》中有一卷引起笔者的注意。该卷档案登记号为，卷宗J3，目录1，案卷260。卷宗内容为一张统计表，即：1947年北平市各区寺庙统计表。该表分区统计各类寺庙，是笔者所见的统计表中分类数据最完整的表格。当时的政府统计人员，根据寺庙产权、主要社会功能、常驻神职人员念诵的宗教经典等因素，对全市的寺庙进行分区分类统计。根据这份统计表，1947年全市城区郊区共有寺庙1920座，其中民庙988座，僧庙685座，尼庵115座，道观126座，女冠6座。

虽然因时局动荡，此次寺庙登记原始表格残缺，但据笔者研究，这份1947年的寺庙统计表可以作为研究史料。其一，档案中若干分区寺庙的详细登记目录与该统计表数字基本相符。其二，该统计表的数字曾发表在1948年8月出版的《北平市政统计》上。

北京档案馆所藏的三批寺庙登记档案，虽然残缺不全，但仍为学者研究近代京城传统宗教寺庙的结构，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二、京都寺庙主祀的神灵

分析寺庙主祀的神灵，1928年北平市政府的寺庙登记档案，可作为学者研究的历史资料。虽然，当时政府官员没有进行宗教分类统计，但这批保存完整的登记表格，是当今学者分析寺庙主祀神灵的重要资料。

分析1928年北平市警察局登记的1631座寺庙档案，大多数较具规模的寺庙均供奉多位的神灵。儒、释、道各方神灵共祀的现象十分普遍。全市各类寺庙主祀的神灵众多。总数居前16位的寺庙为，关帝庙、观音寺、七圣祠、五圣祠、龙王庙、娘娘庙、真武庙、土地庙、三圣祠、火神庙、药王庙、地藏庵、九圣祠、财神庙、弥勒寺、吕祖祠。

高居榜首的为关帝庙，共有286座。以往学者根据历史文献考证，一致认为关帝庙为京城寺庙数量之首，但统计的数量各异，多数统称有百余座。清代《乾隆京城全图索引》记载关帝庙为116座，居众庙之首。1936年，学者编篡的《北平庙宇通检》中，北平内外城11区、东南西北四郊辖区内，关帝庙仍居首位，但数量仅为38座。北京市档案馆的寺庙登记档案证明，1928年，北平城郊关帝庙竟多达286座。

这286座庙宇大多数以关帝直接冠名，也因地制宜繁衍许多名目。例如：护国关帝、护法关帝、双马关帝、石关帝、立马关帝、西禅关帝、忠义关帝、顶冠关帝、重兴关帝、保安关帝、福寿关帝、大马关帝、天安关帝、九圣关帝、三才关帝、三财关帝、五岳关帝、五显关帝、关帝高庙、关帝鲁班、关帝七神、关帝火神、关帝五显财神、关王、镇海关王、关公、武圣、三界伏魔大帝等。关帝寺庙遍及京城内外。

明清至近代，关帝崇祀鼎盛京华，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日益合流的趋势。关帝崇拜始于民间对三国时期武将关羽的祭祀。自宋代后，历代统治者将关羽视为儒家文化道德的典范，崇信不断升级。关羽，宋代被追封为王，明代被封为关圣帝君，列入国家祀典，与孔子并列为文武二圣。清承明制，关帝崇祀声誉日隆。明清时期，关羽经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浓笔重彩，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朝野内外，关帝香火极盛。

与此同时，佛、道两家也竞相罗致关羽为本门神祗。明代道教经典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称其“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11]佛教将关羽吸收为护法天神，兴建“伽蓝殿”，供奉关羽，称其为“伽蓝菩萨”。

在儒、释、道的合力推崇下，关帝成为社会道德的楷模和护法天神。他既是武神，又是财神，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诛罚叛逆，招财进宝等无边的法力，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崇拜。

排行第2的是观音寺，共有121座。其中包括庵、庙、堂、阁、院、祠、殿、白衣观音、观音菩萨、观音禅林、送子观音等。

观世音菩萨简称观音，为中国汉地佛教菩萨之首席。其在世俗社会中的影响和声望，超过佛祖释迦牟尼。中国民间信仰佛教，基本上是一种感性信仰。观音菩萨应声即现、助人度过危难的特点，十分符合中华民族注重现实、崇尚仁慈的宗教意识。在民间百姓心目中，救苦救难、大慈大悲成为观音菩萨的代称，其崇高形象超过所有佛教神灵。

根据佛教经典《悲华经》，观音菩萨原本为男性。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宋末元初，观音菩萨的形象转化为女性。观音由男变女，反映出中国民众的宗教价值取向。中国宗教神灵中一向拥有众多的女性神灵。佛教宣称观音菩萨慈悲为怀，救助众生。通常，女性更为温柔善良，比男性更富同情心。再者，整个佛教神灵中竟无一位女性菩萨，无疑使中国众多的女性信徒感到迷惘和扫兴。观音在中国大地转化为女性后，充分显示出女性神灵的魅力。民间百姓创造出送子观音等形象，使观音菩萨更成为痴情父母焚香膜拜的偶像。

排行第3、第4的分别为七圣祠（包括神祠、庙、庵、殿等）111座、五圣祠（包括庙、神祠、祠庙、庵等）96座。七圣祠、五圣祠大多数为城郊小庙，均为多神共祀一庙。所谓七圣、五圣的内涵无统一界定，神灵偶像多姿多彩。主祀神多为关帝、观音、龙王等，配祀神多为土地神、山神、青苗神、虫王、马王、冰雹神、财神、药王、火神、二郎神等。

引起笔者关注的现象是，在主祀神灵中，龙王的地位仅次于关帝和观音。这反映出近代北京地区现代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较低，城郊人民生活对大自然生态的依赖程度较高。农业耕作靠风调雨顺，城镇生活也有赖于水脉和顺。一旦暴雨成灾，永定河泛滥，京城便一片汪洋。道教系统中的自然神��龙王，是京城民众祈求福佑的重要神灵。

据当代学者研究，民国时期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频繁，重大旱灾11次，重大水灾6次，分别占总年份的1/4和1/6。[12]虽然水灾的频率不及旱灾，但其突发性强，后果更为严重。如：1924年7月连降暴雨，永定河、大清河等暴涨，相继溃决，城郊汪洋一片，“田禾尽没，坏民房屋十之七八。”[13]此次水灾，直隶一省有150万灾民，急待赈济。当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政府税收“尽归军用”[14]，无力抗灾救灾。陷于水深火热的灾民处境悲惨。社会救援乏力，广大民众愈发祈祷神灵护佑，风调雨顺，避灾趋福。

数量位居前4位的寺庙合计614座，占京城寺庙总数的37.6%。这些寺庙多为儒、释、道合流共祀，可代表北京寺庙文化的主流。

排行第5至16位的寺庙分别主祀龙王、娘娘、真武、土地、三圣、火神、药王、地藏、九圣、财神、弥勒、吕祖。这些神灵中除地藏和弥勒外，均为道教神灵。虽然这些寺庙中的神职人员大多为佛教僧侣，诵念佛教经典，在佛教协会注册登记，但神殿上供奉的却是道教神灵。这些佛教系统的寺庙要借助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神仙，来慰藉进香民众的灵魂。

三、京都寺庙的宗教类型：儒释道的比重

如何界定京都寺庙的宗教类型，计算儒、释、道各类寺庙的数量，是研究京都寺庙宗教结构的重要难题。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宗教文化的阐释，各有不同的思维诠释，导致风格迥异的认知。

作为研究中国宗教文化的历史学者，笔者对目前施博尔教授主持的北京寺庙研究项目，深感兴趣，但其发表的寺庙类型研究结果，实难令人苟同。施博尔先生是研究道教文化的国际著名学者。他的研究视角显然充满着张扬道教文化的色彩。他对《通检》将道教系寺庙定为46座提出置疑。据施教授统计，《通检》所列的948座庙宇中，道教寺庙有377座，占总数的38%（按此数目计算应为39.76%）。施教授认为，从祭祀神灵属性分析，现代学者所界定的民间宗教神灵，如：关帝、碧霞元君、城隍、土地等，均属道教系统。因此，此类庙宇应全部列为道教系统的寺庙。[15]

这种论断值得商榷。以关帝寺庙为例。笔者查阅1936年北平寺庙登记档案。在现存的1037座寺庙卷宗中，关帝庙共有168座，占总数的16.2%。其中佛教系统有80座，家族宗庙有79座，道教系统有9座，分别占关帝庙总量的47.6%、47%、5.4%。

关帝崇拜始于民间对著名武将关羽的祭祀。自宋代后，历代统治者将关羽视为儒家文化道德的典范，崇信日隆。在官方儒家正统文化的大力推崇下，佛道两家也竞相供奉关羽为本门神祗。因此，起源于民间的关公信仰，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尊崇下，明清之际鼎盛京华，成为京城各阶层民众崇祀的主要神灵。

关帝既然是儒、释、道共祀的神灵，在寺庙分类时，可依据寺庙产权、神职人员的宗教信仰、日常宗教礼仪等，来界定其分属类别，而不宜简单将其一律划归道教系统寺庙。

如何界定儒、释、道寺庙分类的依据，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题目。民国时期政府宗教管理档案中，存有当时政府职能机构和社会宗教组织对各类宗教寺庙的分类史料，可供当代学者研究参考。1936年北平寺庙登记档案中，有比较清晰的宗教分类，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近代北京传统宗教分类的认知。

按1936年北平寺庙登记表序号统计,全市共有寺庙1213座。全部登记表格大体依据寺庙宗教类型被分为：总字（僧庙）、绪字（尼僧庙）、经字（道士庙）、纬字（民庙、家庙）、纶字(女冠庙）五类。从档案表格中可以看出，管理者事先并未确立准确的登记原则，分类是在工作时，逐步摸索建立的。比如，总字庙宇中有女冠庙1座、民庙1座、尼庙10座。绪字寺庙中，有僧庙1座、家庙3座，但经字、纬字、纶字均为统一的道士庙、民庙、女冠庙。经笔者略加整理推算，此次寺庙登记共有佛教僧庙502座，佛教尼庙106座，道教道士庙97座，道教女冠庙4座，家族宗庙504座。按宗教类型计算，佛教寺庙608座、道教寺庙101座、家族宗庙504座，分别占全市寺庙总量的50%、8%和42%。

1936年寺庙登记的原始档案共缺损176份，占总量的14.5%。其中佛教寺庙缺13份、道教寺庙缺2份、家族宗庙缺161份。佛寺道观卷宗大体完整，仅缺少2%，家庙民庙卷宗缺损较多，约占总量的32%。总体评估1936年的寺庙档案，登记表格完整的寺庙占总量85.5%，应用价值可观。

从社会统计学角度考察，1947年北平市政府的寺庙登记统计表，可作为学者研究的参考资料。根据这份统计表，当时全市城区郊区共有寺庙1920座，根据庙产所属权等因素分类，各类寺庙分别为：民庙988座，僧庙685座，尼庵115座，道观126座，女冠6座。据此数据计算，家族宗庙有988座，占总数的51.4%。佛教寺庙有800座，占总数的41.7%；道教寺庙有132座，占总数的6.9%。家族宗庙多分布在郊区，约占民庙总数的76%。佛道寺庙多分布在城区，其中城区的僧庙、尼庵、道观、女冠分别占其总量的58%、80%、66%、100%。除一些著名古刹名寺位于郊野名胜之地外，大多数正统宗教寺庙位于城区，特别是由女性神职人员尼姑、女冠主持的寺庙，基本位于城区。与30年代比较，儒、释、道寺庙的比重有较大的变化。佛教庙宇下降8%，道教庙宇下降1%，家族宗庙反而上升10%。这反映出政治时局的动荡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30年代至40年代，经历抗日战争与国内战争，京城时局急剧动荡，社会民心危机意识弥漫，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势力上升，典型宗教文化佛教、道教势力有所减弱。但是，非典型宗教性的儒家文化根基深厚，在社会各阶层民众中，仍具有持久的影响力。1947年政府统计，家族宗庙占京城寺庙总数的一半。对祖先亡灵的祭祀，成为时局动乱时期民众心灵的依托。

随着近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科举考试的废除，封建帝制的覆灭，儒家上层经典文化的迅速衰落。但是，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支柱，儒家宗庙文化仍具有得天独厚的生存沃土。

笔者认为，儒家宗庙文化是准宗教文化。其基本性格含有宗教和道德两个层面。与世界其他宗教相比，其宗教信仰观念较为淡薄，伦理思想基础较为厚重。儒家文化本质上注重人文理性、自然法则，而典型的宗教观念相对淡薄。中国是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以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民族宗教观念的主要传统。佛教、道教的信仰基本属于依附的地位。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华夏民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其宗教意识将上天的风调雨顺和下民勤劳耕耘，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儒家主张以德政治理天下，敬天而不尽信天。“敬鬼神而远之”[16]儒家倡导的“神道设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宗教思想。“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17]儒家认为，神道，非鬼神之道，是取法天道，实施社会教化。中国历代统治者均视君权受命于天，以天子之位自居。世俗君权高于神权。因此，封建统治者历来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既利用宗教“教化”社会，又与宗教保持一定的距离。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孝为德本”的道德规范。体现宗法制度的祖先崇拜，数千年来渗透到每个家庭之中，成为深厚的民间风俗。考察1936年的民庙档案，这种崇拜祖先的家族宗教意识清晰可见。

分析近代京城民庙的神灵，可以认知其崇拜祖先的祭祀文化特征。

其一，儒、释、道共尊的关帝信仰高居榜首，显示出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30年代家族宗庙祭祀关帝的庙宇共有79座，占现存档案民庙总量的23%。而同期，祭祀关帝的佛寺为80座、道观为9座，分别占该类寺庙总量的13%和9%。可见，皇家官府大力尊崇的关帝崇拜，对民间家族祭祀文化的影响较大，远远超过对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其二，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对普通民众具有独特影响力，超过哲理精致的佛教文化。在近代京城家族寺庙中，有明显佛教文化色彩的极少，道教神灵占据主要的地位。分析民庙档案可知，除主祀关帝的民庙外，道教的真武大帝和佛教的观音菩萨均有18座，分别占现存总量的5%。出乎笔者意料之外，在近代京城家族祭祀中，道教在北方的重要神灵��真武大帝，可以与佛教大名鼎鼎的观音菩萨比肩。并列第三位的是土地神、元君娘娘，其次为龙王爷。这三位道教神灵均占现存总量的4%。

其三，崇祀神灵繁多，极少供奉单一的至上尊神，充分体现出京城百姓的多神崇拜的社会意识。1936年的民庙档案中，以佛字命名的民庙只有3座，以太清、玉皇命名的民庙也只有3座。而家族宗庙中祭祀的各种神灵，五光十色名目繁多。如：有道教神灵东岳、吕祖、灵官、三官等，也有民间俗神哪吒、马神、花神、鬼王等。京城家庙供奉各种神明，与其说是对超凡力量的敬仰，以求自我精神的解脱，倒不如说是出于实际生存的欲望，企盼得到现世利益的回报。

崇拜祖先是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之一。祖先崇拜来源于家族制度的世俗亲情。对祖先亡灵的祭祀，使家族群体与祖先的神灵沟通。崇宗敬祖，祈求祖先护佑，驱魔避邪，降恩赐福。家族宗庙通常具有较强的的社会实用功能。宗族群体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往往依托于家族寺庙。这些寺庙多为“合村公建”，即由全镇、全村族居民众集资共建。寺庙由全村公共管理，除进香祭祖祀神外，兼作全村公务、学校教育，也有少数租赁经商。

近代京城的家族祭祀文化呈现出传统的自发趋势。无论家族人伦理性、还是多神信仰与兼容性格，都使民众的家族祭祀更趋于实用化与功利化。

四、汉传佛教的生命力

在近代京城寺庙中，佛教系统占半壁江山。可见，汉传佛教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自古代印度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经历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冲击和交流，最终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

东汉魏晋时期，佛教依附于黄老道术及玄学理论，主要在社会上层流传。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独立发展，其主流由般若性空学说，逐渐转向涅槃佛性学说。隋唐时期，佛教迅速发展，进入巅峰，宗派林立，百花争艳。自宋、元、明、清至近代，千年以来，佛教精华融入新儒学��即宋明理学，而自身逐渐失去活力与创造性，许多宗派衰竭不振，总体呈现出衰落趋势。这一时期，佛教最流行的宗派是禅宗和净土宗。这表明，在中华神州大地上，理论化的佛学难以振兴，而实践化的佛学较易流传。虽然，近代中国涌现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倡导佛教革新，探究佛经义理，但在大众民间社会，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菩萨行”，更具鲜明的世俗功能。

伽蓝菩萨关羽与观音菩萨，成为京城佛教寺庙中最主要的神灵。统计1936年现存的599座佛教寺庙档案，主祀伽蓝菩萨关羽的佛寺有80座，占其总量的13.4%。主祀观音菩萨的佛寺有52座，占其总量的8.7%。而同期的统计数字，以佛字命名的寺庙，如：毗卢、弥陀、寿佛、大佛、卧佛、玉佛、石佛、铁佛、古佛、千佛、万佛等仅有24座，仅占其总量的4%。可见，近代京城佛寺中，菩萨的魅力远远超过佛祖的法力。

菩萨的定义是：“具足自利利他大愿，求大菩提，利有情”。[18]其基本精神表现在，所谓“慈悲喜护”的“四等心”中。“大慈”从仁爱万物出发，“大悲”从怜悯众生出发。据此，使一切世人得到欢乐幸福，护卫其安定，救度其厄难，这就是菩萨。

大乘佛教之所以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与中华民族关怀人文伦理、注重实践功利的文化基因密切相关。菩萨代表的慈悲为怀的宗教意识，深入京城社会各阶层。直至近代京都，佛教信仰成为广大市民阶层最重要的宗教资源之一。据1935年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的统计，全市总人口为1，573,204人，其中有宗教信仰的市民为1，420，422人，占总量的90%。而142万有宗教信仰的市民中，佛教信徒为699,757人，占信教民众的49%。[19]

近70万佛教信徒，占当时全市居民总数的44%。这一数字主要依据居民的自我认定。京城厚重的儒家文化传统，形成重视人的现实关系和利益的社会群体理念。普通民众的宗教意识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格。“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民间谚语，反映出民众宗教意识注重现实人生，讲求实用的特征。“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观念，在京城普通百姓中相当流行。有时信，有时不信，有事就信，无事则不信。为了求得庇护，不论观音菩萨，或是神灵鬼怪，都可以信仰。多数民众缺乏对宗教神灵的虔诚崇拜。

五、民间道教的兴起

明清以来，儒、释、道三教日益合流，道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庸。清中叶以后，道教更是被官府权威一贬再贬。尽管如此，近代京城道教文化作为本土宗教流派，依然在民间社会繁衍流传。

其一，区域性道教神灵独占鳌头。

自明清以来，在三教合流的推动下，关帝崇拜盛极京城。至民国年间，京城寺庙中，关帝神灵仍最为显赫。无论在传统宗教寺庙的总量中，还是在家族宗庙、佛教寺庙的总量中，关帝均高居榜首。但是，笔者惊讶地发现，在道教宫观中，位居首位的神灵是“北极真武玄天大帝”。1936年北京寺庙登记档案中，现存道教宫观95座，其中主祀真武大帝的寺庙有13座，占总量的13.7%，而主祀关帝的道庙有9座，仅占总量的9.5%。

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是民间和道教尊奉的北方玄武神。玄武本为北方七宿之总称。自宋代起,玄武信仰逐渐兴盛,被宋真宗诏封为真武灵应真君。道教素来崇拜北斗，便推波助澜编著经书，玄武遂由古代之四方护卫神之一上升为道教大神，其塑像为“被发黑衣，仗剑龟蛇，从者执黑旗”。[20]元代皇帝将真武升格为“帝”。明初，燕王朱棣举兵“靖难”时，借助北方大神真武，为其出师“正名”。他继位后，大力推崇真武，其香火盛极京城。历代皇帝与道士给真武的封号长达百字，超过任何神灵。其后，虽历经时代变迁，真武大帝在京城道教寺庙中的地位犹存。20世纪中叶，京城道庙的祭坛上，仍可见真武大帝曾显赫京华的历史印记。

其二，道教俗神在民间兴盛，众多神灵被儒、释寺庙请入祭祀殿堂。

研究近代京城寺庙主祀神灵时，笔者发现，除三教合流共祀的关帝外，儒、释、道神灵交流互祀的现象很不平衡。30年代，京城道教庙宇祭祀的佛教神灵，只有观音一位，共有6座寺庙，占其总量的6.3%。而儒、释寺庙祭祀的道教神灵众多。京城内外家族宗庙祭祀的道教神灵丰富多彩，主要有真武大帝、碧霞元君、土地神、龙王、三官、财神、火神、药王、皂君、鲁班等等，约占其寺庙总量的半数以上。宗教哲理比道教精深的佛教，其寺庙也祭祀道教神灵，主要有碧霞元君、火神、药王、财神、土地神、真武大帝、龙王、马神、喜神、皂君等等，约占其寺庙总量的15%以上。

京城道教神灵中，香火最盛的首推碧霞元君。相传这位民间与道教祭祀的女神，是泰山东岳大帝之女。宋真宗朝祭泰山时，封其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民间俗称泰山娘娘。相传碧霞元君神通广大，护国佑民，尤其保佑香客多子多福。在华北地区，元君娘娘的香火极盛。

碧霞元君是道教系统的子孙娘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注重生育子嗣，延续祖先命脉。“多子多福”是各阶层民众一致的渴求与期盼。因此，为祈求子嗣，接续家族命脉与香火，人们格外崇拜执掌生育的女性神仙。这种宗教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社会。据1936年京城寺庙登记资料，家族宗庙中主祀娘娘的庙宇有15座，数量位居关帝、观音、真武之后，与土地神比肩，约占总量4%。

碧霞元君香火的昌盛，佛教僧侣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代京城祭祀碧霞元君的寺庙多为佛教寺庙。据1936年统计，佛教系统的碧霞元君庙有13座，占佛教寺庙总量的2.6%，数量仅次于关帝、观音、佛祖，居第4位。

京郊最著名的妙峰山碧霞元君祠始建于明代，俗称娘娘庙，原为道士主持，香火不旺。康熙年间佛教势力上升，改由僧侣主持，香火逐渐兴盛。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每逢阳春四月，妙峰山开庙，朝顶进香成为京城民众的第一等大事。届时，“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21]各阶层踏青朝顶的香客多达数十万，成为京城春季规模最为盛大的民众宗教活动。

其三，道教系统的庙会繁盛京华。

在研究近代京城庙会文化时，笔者饶有兴趣地发现，虽然京城著名的寺庙多为佛教系统，但普通市民日常宗教祈祷进香的地方却多为道教庙宇。

东岳庙是京城定期庙会香火最盛的道教寺庙之一。庙内供奉着道教庞大的神灵系统。据北京档案馆的资料，20世纪30年代全庙供奉的神像共有1316座。[22]主祀的神灵东岳大帝为泰山之神。传说东岳大帝主管人间生死、富贵、贫贱、善恶、疾苦、因果报应等。辅佐其执政的七十二司分列左右回廊。京城百姓认为，“此庙水陆诸天神像最全，故酬神最易。”[23]无论是祈福祈寿，还是消灾除病，或为报冤雪恨，或为生意兴隆，人们纷纷来此进香求神。

道教神灵成为京城百姓日常祈求护佑的重要宗教资源。这表明虽然道教自清中叶起，在社会上层的地位日趋跌落，但在广大市民的宗教生活中仍占有相当的地位。道教系统供奉庞杂浩大的神鬼谱系。世间千般事，皆有神照应。发财、求嗣、祈雨、消灾、去病等等一切世俗需求，都有神灵专司其职。普通市民大都无心钻研精深玄妙的宗教哲理，而是迫于实际生活的需求，进香拜神，与神仙鬼怪沟通。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一向具有强烈的功利倾向，即向神灵索取护佑。世俗气息浓厚的道教很适合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

从计量史学的角度，考察近代北京寺庙的数量及儒释道的比重，仅仅是研究近代北京宗教文化的一个侧面。要想了解在近代京城社会转型中传统宗教文化的渐衰与变异，儒家文化深厚的持续性，汉化佛教的生命力，道教俗神的民间化等等，均需要更广泛的学术视野和深入探索。

注释：

[1]本文考察的范围为中国传统宗教寺庙，包括儒家宗庙、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等，不包括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以及各派基督教的教堂。

[2]许道龄：《北平庙宇通检》，国立北平研究院1936年版，例言一。此书分为上下两编，分别编页。

[3]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6页。

[4]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档案》，卷宗J57，目录699,案卷56。这19座寺庙原为清朝官方祭祀的庙宇，包括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孔庙、帝王庙、风神庙、云神庙、雷神庙、都城隍庙、贤良祠、昭忠祠、旌勇祠、褒忠祠、显忠祠、五塔寺、大和斋。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北京政府内务部礼俗司设立坛庙管理处管辖。1928年，该处更名为内务部北平坛庙管理处，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该处拨归北平市政府管辖，更名为北平市政府管理坛庙事务所，隶属北平市社会局。1947年，北平市民政局成立，该所由社会局划归民政局。

[5]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民政局档案》，卷宗J3，目录1，案卷260。在1928年全市寺庙登记工作中，蒙藏事务管理委员会代理申报的寺庙共计37座。另外，雍和宫等7座喇嘛庙单独申报。两项合计共有44座。其中向市民政局申报登记，而未在警察局登记的寺庙有37座，包括隆福寺、护国寺、妙应寺（白塔寺）、雍和宫、西黄寺、东黄寺、慈度寺（前黑寺）、察罕喇嘛庙（后黑寺）、嵩祝寺、阐福寺、普渡寺、普胜寺、达赖喇嘛庙、同福寺、弘仁寺下院、新寺喇嘛庙、净住寺、化成寺、宝谛寺、梵香寺、慈佑寺、新正觉寺、功德寺、殊像寺、普宁寺、热合布达拉下院、关帝庙（内六区松公府夹道9号）、观音寺（东郊二分属三佛寺81号）、广成寺、宝相寺、实胜寺、常凌寺、方圆寺、资福院、广善寺、观音寺（北郊观音寺5号）、老虎庙。

[6]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民政局档案》，卷宗J3，目录1，案卷260。蒙委会所辖寺庙中有9座未向市政当局登记，包括玛哈噶拉庙、长泰寺、福佑寺、慧照寺、三佛寺、正觉寺、圣化寺、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

[7]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社会局档案》，卷宗J2，目录7，案卷166。

[8]近代北京传统宗教日渐衰落的因素众多，但毫无疑问，政治因素最为显赫。施博尔教授认为，民国时期北京传统宗教迅速衰落，其主要原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这一观点值得商榷。考察五四运动前后，北京传统宗教寺庙的实际状况，可以判断施博尔教授的观点基本源于主观推测，缺乏足够的历史依据。笔者将撰写专题论文，详解思路。

[9]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民政局档案》，卷宗J3，目录1,案卷70。

[10]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第671页。

[11]《道藏辑要》星集七。

[12]吴文涛、王均：《略论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13]《陶庐老人随年录》，《近代稗海》第12辑，第406页。

[14]《各省灾情概况》，第83页。

[15]Kristopher Schipperke, Liturgical structures of ancient Beijing’, Relig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95,pp19-31.施教授论文中陈述的统计数字有误。笔者按施教授制作的论文附录��北京寺庙分类表计算，道教寺庙有337座，占总数的35.5%。

[16]《论语·雍也》。

[17]《易·观卦·彖传》。

[18]《佛地经论》。

[19]《北平市政府公安局户口统计图表》（1935年），第26页。值得学者重视的是，有关北京市民宗教信仰的调查资料，残缺不全，相关资料出入较大。比如，在1935年的《分区信教人口统计表》中，道教信徒仅有96人，其中男73人，女23人。而次年，全市寺庙登记时，道教道士庙有97座，女冠庙3座。据此推算，道教职业神职人员，加上民间道教信徒，绝不止96人。

[20]《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6册，114页。

[21]（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第63页。

[22]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卷宗12,目录8,卷456。

[23]（清）让廉：《京都风俗志》，刊载《北京史苑》第4辑，第288页。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1期，引自中华佛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