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道场，又称内寺，即皇宫中祠佛场所，是专门服务于皇帝及近支宗室的宗教场所，因其大多处于宫廷内禁，得此称谓。

内道场起源于东晋孝武帝时，虽然早在南朝时有比丘尼住在宫中持课的事例，梁武帝曾请多位高僧入内殿讲经，但这在南朝不是常例。北朝皇帝大多崇佛，后宫嫔妃和比丘尼多有往来，也有数十位嫔妃出家为尼，或居住于禁中，或出居宫外尼寺，但这些安置僧尼，供其举行宗教仪式的祠佛场所并非固定，南北方均没有永久性祠佛场所。隋唐时代内道场渐趋发展成熟，至唐代定型。内道场制度是唐代皇家佛教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有唐一代，除少数时间外，内道场一直盛行不辍。应请入住内道场的僧众，大多属于当时学高德硕者，如义净、神秀、不空、法藏等。他们应请入内翻译经典、开讲经律、缮写藏经、为皇帝及六宫嫔妃主授戒、为国禳灾祈福等。

内道场作为皇室成员专属佛教场所，其服务对象是皇室成员，具有很强的封闭性。活跃在内道场前台的是大德比丘，但他们因为性别身份的限制，不可能长时间居住在宫廷内禁，大多是在结夏时入内，或临时应请入内道场行道。作为常设性祠佛场所，内道场主要成员是一些剃发出家的女性，即内尼。内尼主要来源于打入冷宫的嫔妃、先帝嫔御、普通宫人、因罪没入宫的奴婢（含入宫之前就已出家和入宫后才出家者）、志愿出家的官宦子女和作为祥瑞进献的女尼等，其中前三类为大宗。李唐皇室虽自命为老子之后，崇奉道教，但佛教在后宫具有很大影响，宫人信仰佛教成为普遍现象。长安城大小雁塔俱是宫人捐资所建，高僧大德入内讲经也很受嫔妃宫人的欢迎。此外，尼众剃发象征着与世隔绝，具有保持贞洁的意味。唐太宗死后，后妃嫔御无子者悉令出家为尼。唐朝统治者在内廷建立了多所尼寺，以供内尼使用。考古发现，在今西安北郊大明宫旧址有尼庵。唐代规模较大的内尼道场有德业寺、鹤林寺（后改称隆国寺）和福寿寺等，安置内尼有数百人之多。迄今为止，已出土唐代宫人墓志百余方，其中内尼墓志达十余方。1974年，咸阳市秦都区底张村出土了九方德业寺内尼墓志，其品级从三品到七品不等。除居住在宫廷佛寺的内尼外，尚有位于皇宫以外的内尼道场，如感业寺和其他帝陵尼寺等。帝陵往往建有佛寺为已故皇帝诵经祈福消灾，如太宗昭陵、高宗干陵等都建有佛寺，由内尼负责诵经等事宜。据史料记载，景龙二年（708），高僧文纲受中宗之请至干陵为守陵的内尼授戒。

唐代内道场设有完备的受戒制度，专门任命了内临坛十大德。内临坛十大德召请的都是全国僧团学养戒行堪为世范的高僧（尼）。内尼从二部僧受戒。虽然早在南朝宋元嘉年间二部僧戒已经出现，但并未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直到初唐时期，内尼的受戒只是从大僧一部受戒。史籍记载，显庆元年，高祖李渊婕妤薛德芳出家为尼，法号宝乘，玄奘受唐高宗礼请，率九位高僧入宫，为宝乘尼及此前出家的二百多位内尼授戒。宝乘尼和德业寺数百位尼众受戒只有比丘十大德参加，属于从一部边受，不符合律典规定的尼众受具足戒需从二部僧（即清净僧尼各十人）受戒的规定，尽管如此，内道场这一传戒方式一直延续，直到代宗永泰年间，这一状况才得到改变。玄奘等十大德此次入宫传戒，是后宫首次传戒，被尊为内临坛。这也是官方首次正式出面干预佛教传戒活动。代宗永泰元年（765），设方等戒坛，由国家任命临坛十大德各十人，统理全国僧尼的受戒事务，内道场也设置了内临坛十大德，从而正式在内道场确立了内尼从二部僧受戒的制度。会昌五年（845），武宗灭佛，内道场活动趋于停滞，内临坛也被取消。咸通三年（862），懿宗为内尼在咸泰殿筑戒坛，延请内外临坛大德为内尼受戒，恢复内临坛。

内尼为皇室提供宗教服务，诵经祈祷，守陵超荐，缮写藏经等。贞观五年（631），太宗令法师玄琬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写佛藏经。德业寺的数百内尼想必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唐懿宗咸通中令内福寿寺尼缮写藏经五千余卷。武则天时，转女身成男信仰盛行，内尼除了承担前述职责以外，还积极参与到武则天夺取政权的活动中，她们通过造像、写经等形式为女主受命为天子制造舆论。永隆元年（680）内供奉惠运禅师为首的内尼在龙门石窟为武则天造石窟，表达对武则天的支持。

中宗以后，陆续有内尼外放现象，即隶名于内道场的比丘尼离开处于后宫的佛寺到宫外居住。从现有史料看，安置这些外放内尼的两京尼寺，则是和皇室有密切关系的佛寺，如长安兴圣寺、唐安寺，洛阳宁刹寺等。

唐代后宫人数众多，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宫人“大率”至四万。这一庞大的女性群体，绝大多数只能在绝望与凄凉中终老宫中。入寺为尼可为她们提供些许心灵的慰藉，为其提供养老之所。对她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来源：2012年10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引自佛学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