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帝国时代的蒙藏佛教关系

蒙古佛教的黎明期是在蒙古帝国时代。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教法传入蒙古地区，蒙古帝国太祖博克达·成吉思汗(Bogda Cinggis Han 1162-1227，略称成吉思汗)以及蒙古诸皇帝，接受了藏传佛教。本文以研究传播途径和接受原因为主。在学术界，至今为止，一般都将成吉思汗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之间交换亲笔书函理解为个人关系，本文将加以讨论。

佛教何时传入蒙古族地区的呢？在《三世佛母圣般若波罗蜜多经》(Dusgsum rgyal bai yum Hphags pas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i mdo)[1]里有如下记载，释尊曾作过预言，佛教将先从中印度向南一度传播弘扬，此后又将印度的北方再向北方传播弘扬。就是说，佛教将传播到印度东北方向的地域藏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释尊在《无垢天女请问经》(Lha mo dri ma med bas shus bai mdo)[2]预言说，佛涅槃后的2500年时，佛法在“红面”(gdoH dmar)地域传播，即预言说在蒙古族地区传播。这是因为蒙古族地区的很多地方大地呈红色的缘故。

一般认为在蒙古地区最早传来的佛法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教法。蒙古学界大多以蒙古学者萨襄彻辰著的蒙古文《蒙古源流》(Sagang secen，Erdeni yintob ci)[3]一书为依据，《蒙古源流》中有如下的叙述：

成吉思汗，四十五岁(公元1206年)用兵于土伯特(tubed西藏)之古鲁格多尔济汗(Kulegedorci qagan)。彼时土伯特汗遣尼鲁呼诺延(Niluku noyan尼鲁呼，大臣之意)为使，率三百人前来进献驼只、辎重无算，会于柴达木疆域。

成吉思汗赏赐其汗及使臣，并送礼物和信件给萨察克罗杂干阿难达噶尔贝嘛喇(Saskiya cag lo-zawa ananda gerbi)，信中说：“尼鲁呼诺延之还也，即欲聘请喇嘛，但朕办理世事，未暇聘请，愿遥申皈依之诚，仰恳护佑之力”。于是收服阿裏三部(mGaH ris skor gsum)属八十土伯特人众。

另有久明柔白多杰藏文著的《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G)[4]，由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蒙古文著，陈庆英、乌力吉汉译注的《蒙古佛教史》[5]等书，都涉及阐述了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萨察克罗杂干阿难达噶尔贝喇嘛的关系[6]。但是萨迦派的历史著述中没有此人。《蒙古佛教源流》中记载说，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高僧萨钦·贡噶宁布(Sa skya kun dgah sniG po 1092-1158，以下略称贡噶宁布)结成施主与上师(mchod yon)的关系，成吉思汗给贡噶宁布发了信函等等。其实在时间上成吉思汗和贡噶宁布不是同一时代的人，贡噶宁布生存于公元1092-1158年间，成吉思汗则是1162-1227年间的人物，成吉思汗诞生前四年贡噶宁布则已圆寂了。再进一步说，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的皇帝是公元1206年的事情，贡噶宁布去世已有48年之久。以此推论，当时萨迦派接受成吉思汗信函等事宜的，应该是萨迦派第三祖扎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当时虽然佛教还没有正式传入蒙古地区，但是，由于成吉思汗发给西藏的信函正式开启了蒙古接受佛教的进程，因此蒙古佛教信众还是非常感激成吉思汗这一恩德的。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是与成吉思汗有关的。诚然，在这以前，蒙古人对佛教并不陌生，他们通过契丹人、女真人、伊犁龟兹人和畏兀儿人与佛教也曾经产生接触。

其后，蒙古帝国的王子阔端王(Godan han l206-1251)给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NDita ll82-125l以下略称萨迦班智达)发送了“阔端通达亲书”，萨迦班智达接到信函后，前往蒙古地区弘扬佛法7年有余。其间，萨迦班智达亲笔给西藏僧俗写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Bu slob rnams la spriG ba bshugs)》，解释说明了蒙古帝国的具体情况，成为西藏归顺蒙古帝国的宣言，建立了蒙古帝国和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关系，同时开启了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新篇章。阔端王与萨迦班智达的会晤史称“凉州会谈”(今甘肃武威)。上述的蒙古帝国佛教弘传情况，可以说是蒙古佛教的黎明期。

笔者认为，成吉思汗与萨迦派高僧之间交换亲笔书函的情况，不只是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当时蒙古帝国与藏传佛教萨迦派之间公共关系的重要文件。有关这些情况在《蒙古源流》、《多桑蒙古史》、《蒙古佛教源流》、《阿勒坦汗传》等文献资料中都有记载。

据蔡巴贡噶多吉著的《红史》[7]记载，噶玛拔希在蒙古帝国的时候，修建佛教寺院3000余座，尚可能包括汉传佛教的寺院，以祈祷国泰民安，使人们安居乐业。尊师还请求蒙哥汗(Mongke Han，1252-1259在位)，在西藏楚布寺建经堂塑造了高达约50尺的释迦牟尼佛像，左右塑造了五方佛和弥勒菩萨、文殊菩萨(manshir borqan蒙古语)、观世音菩萨(aryabalu borqan蒙古语)等9尊造像。

蒙哥汗时期，汉传佛教的高僧海云法师和克什米尔的那摩法师，都先后被封为蒙古帝国的国师，管理蒙古帝国全国佛教事务。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帝国至元朝时期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从成吉思汗时期到窝阔台汗(1229-1241)、贵由汗(1246-1248)时期，约26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执行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方略。萨迦班智达没有被封为国师。藏传佛教高僧被封为国师的嚆矢是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H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l239-1280汉译圣者慧幢，以下略称八思巴)。

二、元朝时期蒙藏佛教关系

元朝时期的蒙古地区佛教可从13世纪初期克什米尔国归顺蒙古帝国说起。蒙古人自古以来的宗教信仰，属于萨满教(shamanism)的博克教(Bogeyin sasin)，博克教不强制改变和歧视其他民族和外国人的宗教信仰，允许保持其信仰的宗教，并给予保护。博克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在蒙古地区呈现平等共存的局面。

元世祖忽必烈汗(Hubilai Han l260-1294，Sechen Han蒙古语也称薜禅汗)与他的帝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八思巴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使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并生根发芽逐渐发展壮大，并成为元朝的国教。他们共同推动了蒙古佛教的发展。忽必烈汗首先从八思巴接受了藏传密宗灌顶之一《喜金刚灌顶》(dGyes Pa rdo rje yi dbaG bskul pa)等密宗大法的传承仪轨，封八思巴为“三界大国师”(khams gsum chos kyi rgyal Po)[8]和帝师，掌管全国的一切宗教事务，是皇帝在佛学方面的导师，具有普天之下万民之上一人之下的崇高地位。

元世祖忽必烈汗赐予八思巴国师和帝师地位的缘由是对八思巴传授的佛教殊胜见地以及修持的神通力十分景仰，与他精通佛教史学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政治密切相关。上述情况在《宗教源流史》、《元朝帝师八思巴》等文献资料中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八思巴最先参拜中国佛教四大佛山之一，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并首次在五台山创建了蒙藏佛教的寺院。八思巴参拜五台山，给蒙藏佛教和汉传佛教以很大的影响。

忽必烈汗于藏历阳木虎年(1254)，从蒙古与藏地相接壤处的甘肃凉州，给藏传佛教僧侣颁发诏书《优礼僧人诏书》。在《优礼僧人诏书》之中忽必烈汗提到了有关接受八思巴的请求对藏传佛教僧侣以“优待”之意，同时可以看出忽必烈汗对八思巴的信赖及对佛教的期待。从元朝帝师的职务责任也可以看出不仅地位高，而且是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掌握全国的一切宗教事务，还是皇帝在宗教方面的精神导师。八思巴示寂后，忽必烈汗给他建造了舍利塔和金顶佛殿。元末顺帝(1328)下诏规定，汉传佛教寺院内要举办八思巴的示寂日法会等，并且必须与释尊的涅槃日以同等规模举办和供奉。汉传佛教高僧德辉法师所著《敕修百丈清规》中有所记载。

三、蒙古文字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关于蒙古文字，一般认为是从畏兀儿字体而来。但佛教也有以下的说法，萨迦班智达黎明时坐禅在定中，以显现一个女子持揉革搔木跪地为契机，即依搔木形创制蒙古文字。从而，这位定中出现的女子被神化成佛菩萨的化现。实际上萨迦班智达以畏兀儿文字为基础，又参考了梵文、藏文的语法等，字形方面模仿了汉文的竖写方式，创制了蒙古文字。萨迦班智达创制的蒙古文字，其字母和单词具有阳性、中性、阴性三种特性。后来，在此基础上，经蒙古族高僧却吉畏赛(Chos kyi od zer 约1214-1321)细化加工后完成了现在所用的蒙古文字[9]。

却吉畏赛法师在“a，e，i三个元音字母之上增补了，o、u、O、U”四字的闭音节元音字母，词末位置的126子音字母(蒙古语叫segUltU UsUg=debisger UsUg)和记录外来语的35个文母，从而完善了蒙古文字。元成宗乌尔吉图汗(Oljeitu han l294-1310在位)时，建立5所译经院，使用却吉畏赛造的蒙古文字，开始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续藏《甘珠尔》(bKaH Hgyur)和论藏《丹珠尔》(bsTan Hgyur)。却吉畏赛法师称得上是使用蒙古文翻译藏文《大藏经》的开拓者。

忽必烈汗下诏八思巴造出的“蒙古字”(hor yig)[10]，弥补了元朝“一代制度”，元朝公文书等正式使用蒙古字，对树立和维系元朝的国威起了重要作用。

四、蒙藏佛教活佛转世溯源

蒙藏地区佛教的特征之一是设立“乘愿再来”的“转世真者”[11]活佛转世制度。在蒙藏地区佛教信众的信仰意识中，活佛是诸佛诸菩萨的再来，众生是以善恶业力、烦恼轮回于六道中，所以，蒙藏地区佛教寺院的经营因有无活佛而决定。

除萨迦派以外，藏传佛教其他教派与蒙古帝国有关系的是噶玛噶举派(Karma bkaH rgyud Pa)。蒙古帝国的蒙哥汗(Mongke Han，1252-1259在位)曾封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Karma bagsi 1204-1283)为“国师”，并授玉印，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赐金边黑僧帽，尊崇为“噶玛拔希”。“拔希”一词是蒙古语，“老师”、“上师”之意，以此为契机，蒙古佛教和藏传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即前后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管理内蒙古地区、北京以及包括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黑龙江蒙藏佛教事务的章嘉呼图克图（Zang skya Qutugtu)，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 Gutugtu)等大活佛转世系统：这些大活佛对于蒙藏地区政治、宗教、文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并影响着蒙藏僧俗的日常生活。

在蒙藏佛教徒的心目中，能令僧俗信众幸福和解脱的高僧，俗称“呼毕勒罕(Qubilgan)”，汉地佛教徒称“活佛”。“呼毕勒罕”是蒙古语“化身”的意思；蒙藏佛教徒对学修有成就，能够以自己的意愿转世的人，称之为“呼毕勒罕”，(下文顺其习惯叫法，以“活佛”之称代之)。在三大语系佛教中，唯独蒙藏族地区佛教有活佛转世制度。据《藏传佛教》一书载，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承认的呼图克图(Qutugtu)160人，呼图克图是蒙古语音译，是对上层大活佛之封号。其中，西藏30人，内蒙古57人，蒙古19人，青海和甘肃35人，北京14人。解放初期的1949年至民主改革的1959年之间，仅西藏自治区就有活佛约3000至4000人[12]。又据《西藏和蒙古的宗教》，1900年之前，仅在蒙古族地区就有转世活佛243人，其中内蒙古地区(包括北京、东北三省的吉林、辽宁、黑龙江)占157人[13]。

从蒙古民族执政的元朝、汉民族执政的明朝、满族执政的清朝三个朝代以来，汉民族受蒙藏佛教的影响甚大。随之，汉民族的僧俗把蒙藏佛教的高僧俗称“老佛爷”(Lao fo ye)“喇嘛爷”(La ma ye )“活佛”（Huo fo)等。特别是称呼“活佛”的叫法最为普遍，自此，凡是蒙藏佛教的高僧几乎都叫成活佛了。

明清时代在蒙藏地区佛教中确立了“活佛转世”制度。在蒙古历史和蒙古佛教史中，影响最大的是号称为弥勒佛化身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 Qutugtu，至尊圣人之意)，蒙古人俗称他为“温都尔格根”(UndUr gegen)，温都尔格根是蒙古语，高贵的圣人之意。1911年12月29日蒙古国独立时，曾一度把他推上了皇帝宝座，年号为“共戴”。

多罗那它尊者(Taranatha l575-1634，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第一世)是著名的《印度佛教史》的作者，藏名为衮嘎宁波(Kun dgaH sning po欢喜心之意)。多罗那它尊者于1614年，在现西藏自治区拉孜县彭错林区创建了一座达丹彭错林寺(dal ldan phun tshogs gliG)。不久，蒙古的土谢图汗部的阿巴岱汗(Abadai Han l534-1586)，派人到西藏邀请高僧藏巴汗，于是，就派遣了格鲁派以外的觉囊派的高僧多罗那它尊者前往蒙古传教。万历四十二年(1614)多罗那它尊者到达蒙古后，常驻库伦，即今日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传授佛法和佛教文化。

多罗那它尊者前往蒙古之时，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 tan rgya mtsho 1589-1616功德海)赠给多罗那它尊者“迈达理(Maidari”的称号，迈达理是梵文maitarya的音译，意为弥勒佛。因此，蒙古人都把多罗那它尊者称之为，“迈达理格根(Maidari gegen)”，格根乃蒙古语是指活佛之意，即是说，多罗那它尊者是弥勒佛“乘愿再来”的活佛。多罗那它尊者赴蒙古之后，讲经说法，兴建寺院，受到蒙古王公贵族和民众的欢迎[14]。

多罗那它尊者于1634年，示寂于蒙古的喀尔喀部，在蒙古传教弘法20余年。第二年土谢图汗衮布恰好生育一子，蒙古各部汗王认定衮布之子为多罗那它尊者“乘愿再来”的转世活佛，将他尊为蒙古地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635-1723)”，此即成为蒙古最大活佛转世之肇始。

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生精进于弘扬佛法，特别是在佛像艺术方面，师尊亲手创作，创造出独具艺术特色的蒙古佛像、菩萨像、阿罗汉像，开拓了蒙古佛教艺术史上的新篇章。

扎纳巴扎尔(Zanabazar乍那巴乍耳)，是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受居士戒即在家戒(obasig sanwar乌巴什戒)的法名。尊师3岁时(1638)，由扎木巴力巴诺们汗(rGyal dpal pa nomon qagan)授的在家戒。由旺希布如勒喇嘛授了出家戒，法名为罗布桑丹贝成勒(bLo bo bzaG bstan baHi phrin las)[15]。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罗布桑丹彬多密(1724-1757)是清雍正、乾隆年间出现在蒙古地区的一位著名政教领袖。他为维护祖国统一，平息叛乱，抵制沙俄的分裂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16]。

五、明清时期蒙藏佛教关系

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定都，正式建立了明朝，为明太祖。元朝最后的皇帝，元顺帝妥惧帖睦尔(Thgon themUrl333年-1368年在位)于大都北京出走，返回了蒙古草原(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进入了史称的北元时期。

随着元朝的终结，在蒙古地区盛兴弘传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实力也随之渐渐衰退。萨迦派在蒙古族地区传播佛教文化约200多年，为促进蒙古地区的宗教文化起了重大作用[17]。

蒙古地区佛教文化进入明朝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蒙古人主要是与藏传佛教的格鲁派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他们之间的开拓者是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Altan Khan 1507-1582)，格鲁派方面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hso 1543-1588，福德海，以下略称三世达赖喇嘛)。阿勒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最初是1578年在青海湖会晤的，后来阿勒坦汗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到现在的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kukekota，汉译为青城之意)，给蒙古佛教信众讲经说法，故称呼和浩特市为“归化城”，意为归依佛教的城市。又在呼和浩特市特为三世达赖喇嘛建造了弥勒寺(汉名“灵觉寺”，蒙古名“美岱召”)[18]，美岱召是由城墙和寺院建筑群组成的塞北蒙古高原堪称一绝的“城寺”。三世达赖喇嘛在此弘扬佛法，讲述经论，为佛教文化在蒙古地区的弘扬起到了推动作用。

阿勒坦汗和三世达赖喇嘛二人互赠了尊号。阿勒坦汗封给三世达赖喇嘛的尊号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以表示对其尊敬。“圣”是梵语的意译，“Ariya”在佛教里表示超出世间的高贵人物；“识一切(bukun-iailadugci蒙古语)是蒙藏佛教对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称号”；“瓦齐尔达喇”（vajra-dhara)是梵语的音译，意为“执金刚”，是指蒙藏佛教对密宗方面修行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称号；“达赖(dalai)”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则是藏语“上师”之意。这样，整个尊号合起来意为，在显密两方面皆有成就、超凡入圣、学修知识渊博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名号的由来。三世达赖喇嘛赠给阿勒坦汗的尊号是，“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咱克喇瓦尔第(cakravarti)”是梵语，转轮王之意，“彻辰汗(secen han)”是蒙古语，聪明睿智之王的意思，这就是说，阿勒坦汗是像印度著名的转轮圣王一样的伟大的聪明睿智之圣王。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 dan rgya mtsho 1589-1616，功德海)出生于蒙古族家庭。随之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在蒙古地区迅速传播。阿勒坦汗接受格鲁派教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三世达赖喇嘛的尽心尽力。而且当时蒙古人所追求的宗教意识也接近格鲁派教法的内容，这一教法逐渐替代了蒙古地区原有的博克教(Bogeyin sasin即萨满教的一种)信仰。

阿勒坦汗携三娘子于万历六年(1578)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于青海湖的察布恰勒庙(仰华寺)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阿勒坦汗在仰华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赐予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的称号，正式迎请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到蒙古地区弘扬佛法。三世达赖喇嘛到达蒙古时，阿勒坦汗已圆寂。据《蒙古源流》所载三世达赖喇嘛的行经路线分析，传说中的三世达赖喇嘛曾在灵觉寺坐床还是可信的。万历十六年(1586)，三世达赖喇嘛在内蒙古圆寂，其转世灵童呼毕勒罕，即四世达赖喇嘛是阿勒坦汗的孙子苏木尔岱青之子，名云丹嘉措(Yon dan rgya mtsho l589-1616，功德海)。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长大后，被送回西藏坐床，于是西藏僧界即派迈都哩雅·呼图克图来内蒙古掌教弘扬佛法。这次迎请迈都哩雅·呼图克图(Gutugtu)来灵觉寺主持弥勒佛的开光典礼仪式是由阿勒坦汗的孙媳五兰妣吉主持的，此史实在《蒙古源流》中记载颇详。美岱召即“灵觉寺”的城门石匾上也记下了五兰妣吉修建泰和门的经过，时间均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可知史籍不误。由于迈都哩雅·呼图克图长期在灵觉寺掌教弘扬佛法，人们便称之为“迈都哩雅召”，以后又俗称其为“美岱召”。

据《元史》1291年的记录，在蒙古民族执政的元朝时代，全国约有佛教寺院4万座，僧侣约20万人，即包括汉传佛教和蒙藏佛教寺院。蒙古地区佛教到了清朝，可以称之为黄金时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1662-1820)，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和僧侣人数达到历史上最多的时期。

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既是僧众的修行道场，又是道德教化、慈善事业、民族文化的中心，还是广大人民大众求医的医疗场所。在过去的岁月里蒙古地区多数人家的男孩中半数以上均出家为僧，由于蒙古人笃信佛教，因而送到佛教寺院为僧的大多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蒙古人认为，送子为僧，全家有相当于塑造了一座金塔(Altan suburga)一样的福报。佛教寺院中的医药僧院，即是培养医药学人才的场所，又是疗病的场所。医学高僧深得广大农牧民的爱戴和崇敬。

蒙古族地区的佛教寺院又是该地区经济贸易活动的中心。过去，蒙古族地区佛教寺院的形式乃相当于草原的城镇，每年、每月、每个季度几乎都举行盛大的“庙会”，在“庙会”上，蒙古牧民用他们的牛、马、羊及皮毛和肉类等畜产品，交换中原各族商人带来的布匹、茶叶、食盐等物品，这种友好的经济贸易活动，为促进蒙汉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僧侣参与丧事。有关办死者的丧事，因地区和民族的习俗而不同，以此而论蒙古地区的丧葬习俗(蒙古称：Gegur orosigulga yin yoson)，有自然葬、火葬、土葬、水葬、风葬。一般在大乘佛教徒的宗教意识中，称死亡为往生或成佛，都要延请喇嘛主持超度。这些情况在《蒙古风俗》和《蒙古贞风俗》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注释：

[1]久明柔白杰《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G）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82页。

[2]同上，83页。

[3]萨襄彻辰《蒙古源流》（Sagang secen,Erdeni yin tobci）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190-191页。

[4]久明柔白杰《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G）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19-20页参照。

[5]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著，陈庆英、乌力吉译注《蒙古佛教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9页，有如下叙述：

皇帝四十五岁之藏历第四饶迥火兔年（1207）之时，用兵于吐蕃之乌思地方、第悉觉噶与蔡巴贡噶多尔济等人闻之，遣使三百人来迎，奉献盛宴说：愿归入您之治下。将纳里速三围，乌思藏四如，南部三冈等地面全部呈献、皇帝对此大加赏赐，将吐蕃全部收归治下。

此后，寄送礼品及书信给萨钦·贡噶宁布，书信中说：我要迎请大师你，但是还有数件国事未曾完成，一时未能迎请。我在此地依止于您，请您在彼处护佑于我。今后我之事务完结之时，请你及你的弟子来蒙古地方弘扬佛法。此次虽未亲自与上师相见，但已遥拜上师，向乌斯藏之三所依（佛像为身所依、佛经为语所依、佛塔为意所依）及僧伽献了供养。

故皇帝已成为佛法之施主，教法之王。

又据汉文《蒙古佛教史》的引言，著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Gu shri dkaH bcu pa blo bzaG tshe Hphel）师是蒙古高僧，藏历第十三饶迥铁鼠年（1780）7月5日，与四百名僧侣一起从六世班禅·罗桑贝丹意希（bLo bzaG dphal ldan ye Ses 1738-1780）授了比丘戒。佛教的戒律学来说，授比丘戒必须到年满二十岁才能授具足戒，即比丘戒的权利。所以推算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师，是1760年前后生的人物。

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师，是受蒙古佛教的晋美南喀活佛（HJig med mam mkhas）的指示用蒙古语著述了《多桑蒙古史》（blo bzaG tshe Hphel, Hor chos hbyuG）,1819年完成。汉语书名为《蒙古佛教史》。

[6]MongGol-un niguca tobca’an(蒙古族古典文学丛书编委会《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201-243页。

[7]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嘎洛桑赤列校注，中国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81页。

[8]嘉木扬·凯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馆，2004年）83-103页。

[9]嘉木扬·凯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馆，2004年）15-27页。

[10]乌力吉巴雅尔《蒙藏文化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18-19页。“蒙古字”也称，蒙古新字、蒙古国字、方块字、八思巴字等多种称谓。

[11]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先生曾经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开学典礼上讲过。

[12]弘学《藏传佛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73页。

[13][意]图齐、[西德]海西希著《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353页。

[14]黄春和《藏传佛像艺术鉴赏》（华文出版社，2004年）194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346页。

[16]嘉木扬·凯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馆，2004年）209-237页。

[17]元朝时期的蒙古地区佛教为宫廷佛教，明清后的蒙古地区佛教为民众佛教。

[18]坐落在内蒙古包头市大青山（蒙古语：弥勒寺之意，梵语：Maitreya）。1565年兴建的，为阿勒坦汗的金国都城，1606年改建成藏传佛教寺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宗风》乙丑·春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