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国时期

俄国佛教主要指自公元17世纪初传入的喇嘛教（俄国和苏联对藏传佛教的称呼）。

公元17世纪30年代，第一批佛教僧侣从蒙古草原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后，游牧于此地的卡尔梅克人开始信奉佛教。当时，热心于传播佛教的主要是王公贵族，其中最负盛名的佛教传播者是扎雅·潘底塔（1599-1662），他也是俄国西部蒙古文字的创造者。到公元19世纪初，佛教已在卡尔梅克人中深深地扎下根。

公元18世纪，佛教自蒙古、西藏传入俄国叶尼塞河上游的图瓦（乌良海地区），当地的图瓦人（唐努乌良海人）开始信仰佛教。到20世纪初，图瓦地区的佛教已十分兴隆，有寺庙20余座，喇嘛3000多人。

公元18世纪初期，在地处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东北的布里亚特蒙古族人臣服沙皇俄国之后，佛教在布里亚特人中广泛传播。在此之前，大部分布里亚特人除信仰萨满教外，并不信仰其他宗教。由于反抗异族征服的心理，他们很快地接受了从西藏来到布里亚特地区的喇嘛弘扬的藏传佛教，并于1171年建起了该地第一座寺庙——楚戈尔庙。然而，佛教只是在东布里亚特地区（外贝加尔湖一带）传播，因为这一地区封建贵族（“诺伊翁”）的势力极盛；而西布里亚特地区宗法氏族关系依然留存，佛教无迹可寻。沙皇政府几经踌躇（一度欲使西伯利亚诸民族东正教化），最终不得不正视佛教在布里亚特人中风行的现实，于1728年正式确认佛教在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合法地位。当时代表俄国与中国签订和平条约的拉古津斯基曾指示当地的行政当局：“最重要的是从当地居民中培养喇嘛，不许来自西藏的喇嘛越过边境……以便俄国臣民的东西归于自己人，而不是落入他人之手。”1741年沙俄政府规定：喇嘛必须专门向政府宣誓，以表示“对俄国的效忠”。1764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专门设置了“最高喇嘛”的教职，称为“班迪多-堪布-喇嘛”，但其候选人需经伊尔库茨克省总督批准。喇嘛们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积极向信众宣传忠君思想，并将叶卡捷琳娜二世宣布为白度母的化身，她之后的历代沙皇也沿袭了这一称号。在“班迪多-堪布-喇嘛”所在地，也是俄国佛教教务的中心地——规模最大的达仓寺（伊沃尔金格寺，建于1809年），在位的沙皇肖像必须被悬挂在众神祗像的中间。1853年，一项特别法令——《关于俄国喇嘛教僧侣的规定》公布于世。这一法令及相关政策给予喇嘛教僧侣许多特权。到19世纪，布里亚特地区已有喇嘛15000人，占当地居民总数的10%，寺院36座，庙堂100多座。到1916年（十月革命的前一年），布里亚特地区仍有喇嘛16000人，占信徒人数的20%。

在十月革命前，沙俄皇家科学院的学者们已开始了对佛教的研究，主要是对在中亚地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发掘的大量佛教文物进行整理与研究。他们出版的《佛教文库》丛书迄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到20世纪20-30年代，奥登堡、谢尔巴茨基、罗森堡等学者因在佛教文献语言学、佛教文献文字校勘、比较文学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不过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为：佛学应当被视为无所不包的哲学，而不仅仅是导向解脱的宗教之路。认为：存在纯理性的佛陀原初学说，希望佛教学说有助于改善人类整体的道德，因而有不顾佛教经典中的超自然成分，偏重于从理性、伦理和哲学的角度解释经典的倾向。为此他们对阿毗达摩经典和佛教道德训诫有着特殊的兴趣。

二、苏联时期

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喇嘛、寺院、庙堂大为减少。到30年代末期，无神论已成为苏联人民的普遍思想。从这一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年代，苏联佛教徒的活动极少，佛学研究也处于暂时停顿的状态。自50年代中期起，苏联的佛教活动开始恢复。1956年，苏联所有佛教团体会聚在一起，共同举行庄严隆重的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盛会。此后，每逢“弥勒旋转节”等佛教节日来临，往日里十分宁静的达仓寺等寺庙人声鼎沸，香烟缭绕，成千上万的佛教徒从四面八方赶来礼佛祈愿，虔诚祈求佛菩萨护佑他们生活幸福欢乐、身体健康。寺院的上师们也在此时讲经说法，接引信众。节日期间还举行隆重的法会和盛大的庆典仪式。

苏联有佛教徒50万人，他们是：布里亚特佛教徒，分布在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蒙古族自治共和国、伊尔库茨克省和赤塔省；卡尔梅克佛教徒，分布在伏尔加河三角洲西南；图瓦佛教徒，分布在苏、蒙边境地带的图瓦自治省；另外在苏联中亚的一些地区，也散居着一些佛教徒。

苏联佛教徒的领导机构是“苏联佛教徒教务委员会”，亦称“苏联佛教协会”。这个协会设立主席1人、副主席2人、委员7人。主席从喇嘛僧众中选出，当选者荣获“班迪多-堪布-喇嘛”的称号。苏联最有名的“班迪多-堪布-喇嘛”是苏联佛教协会主席吉姆巴·扎姆斯·艾尔迪涅耶夫。他在1987年荣获“人民友谊勋章”。苏联佛教协会的会址设在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市郊的达仓寺（伊沃尔金格寺）内，其经费来源主要靠教徒捐献、法会收入、苏联和平基金会的专门捐款等。另外，苏联政府每月向每位喇嘛支付约120卢布的生活补助费。

为了培养佛教事业的接班人，苏联佛教协会采取了派青年僧侣出国留学和自办佛学院等措施。出国留学的苏联青年僧侣一般是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甘登寺”佛学院进修。1987年仅布里亚特地区就有15名青年获准进该院学习，学制5年。他们在这5年里要学习显教经论、密教仪轨、藏文、英文、医方明、工巧明等知识。暑假期间，学生们可以回国。另外，苏联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弗·阿·库罗耶夫在其1982年出版的《苏联国家的宗教与教会》一书中介绍：1970年苏联创办了一所佛学院，在那里就学的学生是来自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佛教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们在那里修学与佛教教义、佛教哲学有关的课程，读诵佛教经论，学习藏文和其他现代语言，一些学生对藏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国际上，苏联佛教徒积极配合政府的外交政策，广泛开展对外交流活动。苏联佛教协会不但加入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还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等国家共同发起组织了“亚洲佛教徒和平会议”这一国际宗教组织（1969年），并通过上述组织，团结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佛教徒，共同为追求和平正义、坚持人类尊严、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完全禁止核武器和大规模销毁其他常规武器、实行全面裁军，进行了长期的、积极不懈的努力。

自50年代末期起，苏联的佛学研究逐渐恢复，逐步重视对喇嘛教历史、意识形态、礼仪、寺院、经济等方面的基础研究。1967年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佛教研究部，先后出版了《圣者史料——蒙藏佛教名词辞典》（1968年）、《西藏学讨论会资料》（1971年）等重要著作。在此期间，值得注意的著作还有C·A·托卡列夫的《佛教》和A·H·科切托夫的《喇嘛教》等。

1977年苏联在乌兰乌德举行了一次大型佛教学研讨会，名为“苏联佛教学：基本方向及其任务”。会上提出鉴于佛教学涉及的边缘学科太广，因而要求学者们具备渊博的知识、高度的鉴别能力和对研究对象有深刻的认识。建议在苏联科学院的指导下，尽快在高等院校培养出佛教学研究人才。会议还指出：科学地研究佛教僧侣、世俗佛教组织及佛教社会政治活动家的潜在影响，有利于支持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利于开展国际上争取和平与全面裁军活动。会上还提出了建立佛教研究的联合中心，恢复出版《佛教文库》丛书，与国外佛学研究者建立经常联系等建议。

自1977年至苏联解体时，苏联的佛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注重了解国际佛学研究现状，积极争取参加国际佛教学研究会议。

2、积极出版和准备出版佛教经典、文献、史料等。如：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准备出版一些佛教经典和对中亚发掘出来的佛教文献进行研究的著作。列宁格勒（现名彼得堡）国立美术博物馆准备发表敦煌佛教艺术资料和奥登堡在我国新疆两次考察发现的材料。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主要研究古代布里亚特的蒙古文、藏文佛教史料，并为《甘珠尔》和《丹珠尔》写出提要与注疏。

3、组织佛教文物展出：苏联将其在中亚地区发现的佛教文物及国内各大博物馆保存的碑铭和佛教艺术品集中在一起，组织了题为“历史上及东方民族艺术中的佛教”的长期巡回展览。萨姆皮诺夫博物馆（乌兰乌德）也像列宁格勒国立美术博物馆、国立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和国立宗教史及无神论博物馆一样开辟了固定的佛教文物展出。列宁格勒的佛教寺庙也已经开放。

4、苏联尤其重视佛教在亚洲各民族历史和文化中的作用，及其对亚洲各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并为之著书立说。在苏联解体前20多年，佛教研究的重点是当代佛教对亚洲各国社会、思想和政治的作用，为此很重视对亚洲地区佛教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尤其注意研究下列问题：国际间及民族间的佛教组织活动；各种名目的新佛教组织出现的社会原因，尤其是日本和韩国这类组织的政治目的；“佛教社会主义”对历史上的佛教国家在当代选择发展道路时的影响；佛教与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关系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B·H·科尔涅夫——一位研究佛教对当代社会影响的著名苏联佛学家的著作：《论佛教研究》、《佛教及其社会作用》、《上座部及其在东南亚国家里的地位》。此外，还有其他学者撰写的《当代佛教及其在东南亚和南亚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与佛教》、《缅甸宗教与政治》等专著和论文。

苏联主要的佛学研究机构有：苏联科学院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乌兰乌德）、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无神论研究所（莫斯科）、卡尔梅克语言文字历史科学研究所（爱里斯达）、莫斯科大学及其附属的亚非研究所、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国立莫斯科师范学院图瓦语言文学和历史科学研究所（克兹尔）、列宁格勒美术博物馆、东方艺术博物馆、国立爱尔米泰治博物馆以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来源：《法音》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