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智化寺藏四卷元延祐年间刊印的孤本官版大藏经的考察，发现：（一）《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是由两部经误粘接为一部经；（二）延祐本之经文及版式、字体之特点均同金藏本，只是修改了千字文函号而已。由此得出新的结论，《延祐藏》是一部使用了《金藏》经板并进行重新编排刊印的大藏经。同时揭示了《金藏》流传后期已鲜为人知的史实，从而为大藏经雕印史及元代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新史料。

[关键词]：智化寺；延祐藏；金藏；大藏经

2002年春，笔者前往北京智化寺考察佛经。久闻此寺文物保管所的工作人员，于1984年夏，从如来殿佛脏中清理出三卷元代官刻版藏经，它们是：《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积”字号，保存较完好，卷首有竖刻书牌，文云：

□□□[皇帝爱]育黎八力八达刊印三乘圣教经律论三十三大藏，上报列圣在天之灵，仰追释梵垂裕后昆；次愿宝祚延长，慈闱康乐，眇躬是保，兆民永赖，一切有情，咸臻善果。大元延祐丙辰三月 日。

书牌后为佛说法图；《陀罗尼集经》一卷，“福”字号，卷首残缺；《大宝积经》卷五，“鸟”字号，因年久受潮粘在一起，尚不能全部展开。这三卷元代藏经的发现，是继云南省图书馆首次发现元代后至元二年（1336）刻三十二卷官版大藏经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对研究元代大藏经刊印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三卷经已被称作“元藏”[1]或“元延祐本大藏经”。[2]研究者指出，从版式看，此三卷经极似《金藏》，但因千字文函号与《金藏》及宋元其他诸藏都不同，所以既不是《金藏》，也不是历代其他大藏的翻印，而是一种全新版本。

我想既然这三卷经的版式均为每版23行，每行14字，与《金藏》的基本版式相同，那么会不会是以《金藏》为底本镌刻的呢？为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复印了见于《中华大藏经》的影印《赵城金藏》本《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书中还有另外一部《金藏》本《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二经同在“男”字函，且同著“失译人名今附秦录”，我也复印下来，包括二经的校勘记。《中华藏》以《金藏》为底本，校以宋《资福》、《碛砂》、元《普宁》、明《永乐南》、《嘉兴》、清《龙藏》及《高丽藏》七种版本。

一、《大金色孔雀王咒经》错简

在智化寺殿堂里的展示柜中，我初次见到的是《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的复制品，于是与带来的复印件核对起来。此经《金藏》本共6纸，每纸23行，每行14字（咒文除外）；自第二纸起，首行前另有小字注文一行，标注经名简称、纸次及千字文函号，可见“金色孔雀王咒经，第二张，男字号”的字样。《金藏》的这种版式与智化寺藏本完全相同。然而使我不解的是，智化寺藏本竟有12纸之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经逐字逐句核对后发现，此经前三纸经文，两本完全相同，一字不差；只有小字注文一行的千字文函号，智化寺本记作“积字号”，不同于《金藏》本的“男字号”。问题出在第四纸以后，智化寺本小字注文一行变成了“大金色孔雀经，第四张，积字号”（见图一），直至卷末第十二纸，所注经名均同，而《金藏》本所注始终皆为“金色孔雀王咒经”。再考察经文，《金藏》本第三纸后半部与第四纸前半部所录皆系佛为阿难说诸仙名号，文字连贯无误：

第三纸末 “……名前大仙、鹿头大仙、阇罗大仙、二熟大仙、黑”

第四纸首“二熟大仙、采清大仙、乎山大仙、忍辱大仙、……”

图一

而智化寺本第四纸首则是咒语音译“头头■伊致弥致毗猎地毗摩利……”，很明显与前纸内容大别，衔接不上。这时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金藏》本《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的复印件，翻到经文第四纸处，一看正好与智化寺本所载咒语相同，且小字注文一行亦同，只是千字文函号的注文，《金藏》本作“男字号”。于是继续核对经文直至第十二纸末，两本全同。

再查《中华大藏经》之《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和《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两篇校勘记，可知《金藏》本同其他各校本大藏经，无错简的问题。由此说明，现存智化寺的《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尽管首尾完好，但却是由两部经拼接而成的，即同在“积字号”，同为“失译人名今附秦录”的《大金色孔雀王咒经》第一至三纸与《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第四至十二纸连接而成。因此前经尚缺第四至六纸经文，后经尚缺第一至三纸经文。

那么这卷经在最初发现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为此事询问过当年发现此卷经本的文物保管所所长杨文书先生。据他回忆，从佛脏中取出这卷经时就是完好的，无需拼接。因此这卷经究竟是在印造时就已错简，还是在此次发现前曾被粘接过，尚不得而知。

二、元《延祐藏》是《金藏》经板的再刊印

2003年夏，我应邀参加了“智化寺藏元代佛经加固保护方案论证会”，有机会亲眼目睹了这三卷元官版藏经，并仔细考察了已装裱好的《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此经收藏在金丝楠木制作的长方形书匣内，卷轴装，入潢藏经纸，有蓝色粗纸护首，上书金字经名和千字文“积”字。卷首书牌后的佛说法图，高22厘米，宽44厘米。经文上下单线边框，高21.7-22.7厘米不等，宽48.5厘米。字体与《金藏》本相同，就连异体字，甚至残笔、断笔处，都与《金藏》本丝毫不差。唯有每纸的千字文函号“积”字，可以看出，其字体大小及位置与原版已不吻合，是修版后补入的。

为了证实智化寺藏此三卷经本与《赵城金藏》本是出于同一副刻板，还需测量一下《金藏》本同经卷的版框尺寸。然而在此后的数月中，由于国家图书馆暂停阅览《金藏》，所以直到2004年初夏，我才见到了《金藏》本《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和《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原件。经测量，其版框尺寸与智化寺藏本完全一致（见图二、三）。

图二，《延祜藏》本《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第十二张，积字号。

图三，《赵城金藏》本《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第十二张，男字号。

11月底我有幸出席了“智化寺藏元代佛经揭展与保护结题汇报”会议，见到了已托裱好的《大宝积经》卷五和《陀罗尼集经》卷三。前经共二十六纸，首七纸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后经共三十纸，卷首有残损较严重之扉画，与《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之扉画同版，经文首五纸有残损。观此二卷经之特点，与上述《大金色孔雀王咒经》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陀罗尼集经》第十六纸首行小字注文，竟然遗留了《金藏》原版的千字文函号“效”字未及修改，却在此行上方另刻《延祐藏》新编之千字文函号“福”字（见图四）。

图四

至此已明确，元延祐三年（1316）仁宗皇帝敕命刊印的大藏经，使用了金大定十八年（1178）刊竣的《金藏》经板，并改动了原板的千字文函号，从而以一部新的官版大藏经的面目流传于世。由于《延祐藏》仅残存四卷经，目前尚不知其全藏规模究竟与《金藏》有何出入？不过《延祐藏》与《金藏》有着密切关系则是肯定的。

三、对《金藏》流传史的新认识

在证实了元仁宗延祐年间刊印的三十三部大藏经，使用了《金藏》经板这一事实，使我们对《金藏》的流传史又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山西潞州长子县崔法珍，断臂发愿，历三十年，刊成《金藏》经板一副，总168,113块，计6980卷。大定十八年（1178）始印经一藏进于朝廷。后内阁赐钱五百万，起运经板，至二十一年（1181）运抵京城。初置经板于大昊天寺，[3]后移藏弘法寺。

在金代，见于记载的印经活动有两次：一次是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闻京师弘法寺有藏教版，当往彼印之。即日启行，遂至其寺，凡用钱二百万有畸，得金文二全藏以归，一宝轮藏，黄卷赤轴……”；[4]另一次是金大安元年（1209），此次留下了部分印本，即金藏兴国院本。

《金藏》在流通半个世纪以后，经板已有部分损坏，遂于蒙古太祖、太宗及乃马真后时，相继进行了补修雕造。据撰于“大朝戊子岁”（1228）的《山前等路僧尼都提领赐紫觉辩大师源公塔铭》记载：“都城洪法寺补修藏经板，以师为提领，三年雕全，师之力居多焉”。[5]在金藏广胜寺本中还可见“宣差大名府路达鲁花赤纳怜蒙古提举补修雕造”[6]的字样，时间在戊戌年至癸卯年间（1238-1243）。[7]此时任中书令的耶律楚材还撰有诗文，题名“补大藏经板疏”，云：“十年天下满兵埃，可惜金文半劫灰。欲析微尘出经卷，随缘须动世间财。”[8]经补雕后的经板，已知在蒙哥丙辰年（1256）刷印过一次，即金藏大宝集寺本；又在世祖中统三年（1262）刷印过一次，即金藏广胜寺本。

此后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间（1285-1289），又有过一次校补。《佛祖历代通载》卷22引《弘教集》云：“弘法寺藏经板历年久远，命诸山师德校正讹谬，鼎新严饰补足，以传无穷”；“帝命高僧，重整大藏，分大小乘，再标芳号，遍布天下”；“帝一统天下，外邦他国皆归至化。帝印大藏三十六藏，遣使分赐，皆令得瞻佛日”。净伏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以下略称《至元录》）序文云：“遂乃开大藏金经，损者完之，无者书之。”[9]这次重整大藏的结果，反映在庆吉祥等奉诏集《至元录》中。然而对弘法寺存《金藏》经板，只是补其残损，刊其所缺，使其收经总量与《至元录》相当，并有《弘法入藏录》记录在案。尽管元世祖时未能实现据《至元录》新刊一部官版大藏经，但《至元录》的勘定，已成为此后雕造元官藏依据的准绳。尤其是经过此次校补后，原本是私刻版的《金藏》，得以官版藏经的规格装印，并遣使分赐外邦他国。

有史料记载，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以前，在武昌刊造过大藏经，是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皇太后[10]命刻。既成，辇至京师，印本流传天下，名山巨刹则赐之。[11]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元刊官版大藏经，然而其规模、版式如何？尚不清楚。不过1982年在云南省图书馆发现一卷有千字文编号的元代刻本佛经，[12]有可能是此部大藏之零本。卷首扉画残存三折页，末折页有“攸州谭清叟刁”六字。攸州在今湖南省，汉置攸县，南朝梁改攸水县，隋废，唐复置攸县，元改为攸州。扉画署攸州，则该经系元代藏经无疑。攸州又与武昌同在湖南道宣慰司，因此有可能是在武昌刊造的经本。从其版式看，每版36行（其中一版30行，一版42行），折为6页，每页6行，每行17字，不同于《金藏》本的版式，但每版小字注文一行的格式，却与《金藏》本相同，如“大随求陀罗尼经下，第一张，松”、“大随求陀罗尼经下，第十八终，松字号”。经查，此经排在“松”字函（270号），与《金藏》本在“勒”字函（525号）、宋《碛砂藏》、元《普宁藏》在“士”字函（566号）均相隔甚远，唯与《至元录》在“君”字函（247号）相近。再查经文，此经较现存各大藏本的内容完整，且咒语音译旁伴有梵文字。由此说明此卷大藏零本很可能是据当地某部写本大藏经镌刻的。

在皇太后刊成一部大藏经仅三年之后，仁宗皇帝又利用《金藏》经板，刊印了三十三部大藏经，已如前文所述。若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到《金藏》经板竟会在流传了一百三十余年后，又被重新编排，修改了原板的千字文函号，继续刷印流通。这在大藏经雕印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想见将十六万余块经板逐一改过，其工程之浩繁，若非奉皇帝敕命，是绝然不会擅动的。

此前据元末有关记载：“藏经廒，弘法寺八廒，法藏寺八廒”；[13]“法藏寺在石佛寺西北金城坊内”；[14]“金玉府在北金城坊东”；[15]“金玉府内有琉璃碧瓦所盖八座藏，藏经板在内，甚为精制。文宗敕印造三十六部，散施诸禅刹。”[16]研究者认为，弘法寺所存为私版《金藏》，而法藏寺所存则是由金玉府下署的大小雕木局承刻的官版大藏经，元文宗曾刷印过36部，现存智化寺的几卷元代刻经估计就是这部藏经的残余部分。

笔者认为，如今已明确智化寺存《延祐藏》本，利用了《金藏》经板，很可能用后经板仍存放在弘法寺内，那么法藏寺所存为何种大藏经板？据云南图书馆存元代后至元二年太皇太后施印的官版大藏经本附见之僧名录，其中有法藏寺的三位僧人，即“通玄妙济大师大法藏寺住持用柔、对经讲主大法藏寺提点释德太、对经讲主大法藏寺都寺僧智妙”，从他们在僧名录中排在首要位置，可以认为这部大藏经与法藏寺有着密切关系。这位太皇太后就是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前文提到文宗敕印造了36部大藏经，用的就是法藏寺的经板。由此说明，法藏寺之大藏经板的现存印本应该是云南图书馆存元官藏本，而不是北京智化寺存元官藏本。

综上所述，《金藏》的流传史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在金大定十八年（1178）《金藏》刊竣后的一百一十年间，全藏保持了最初的682函6980卷的规模；第二个时期，即元代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间（1285-1289），奉敕校补《金藏》后，使全藏增至700余函，7100余卷。因板存弘法寺，更名为《弘法藏》，又流通了二十七年；第三个时期，即延祐三年（1316）以前，又奉敕改编《弘法藏》，因卷首书牌题延祐刊印，又被称名《延祐藏》，大约流传至元末。

四、《至元录》与元代藏经的关系

《至元录》的勘定，在大藏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直接影响了此后元代大藏经的刊造。其特点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至元录》以前的刻本藏经，无一不是遵循唐《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的编目体系，以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圣贤撰集为序分类编排，总480函。然而对《开元录》以后新译撰的典籍，仅区分唐译与宋译，并分别以译出时间的先后为序排列。这样一来至元初时，未分类的入藏典籍已多达200余函2000余卷。于是元世祖下诏，集汉蕃两地高僧大德于京师，以汉蕃本参对，楷定大藏目录。至元二十六年（1289），将新编《至元录》刊板印行。新编目录以大小乘经、大小乘律、大小乘论、圣贤撰集为序分类，先录《开元录》入藏典籍，后依次续补《贞元录》、《祥符录》、《景祐录》、《弘法入藏录》及拾遗编入的新增典籍，并将各录中及拾遗编入的秘密陀罗尼、仪轨等经集中起来，置于大乘经后。以智化寺藏延祐本《大宝积经》卷5为例，千字文“鸟字号”（77号），同《至元录》，而较《金藏》本之“翔字号”（72号），移后5个函号。其原因在于延祐本依据《至元录》编目，在收入《开元录》的般若部典籍至“羽字号”（71号）后，又收《贞元录》、《祥符录》和《景祐录》所记般若部典籍共5函，所以较《金藏》本在录完《开元录》的般若部典籍后，直接录宝积部的《大宝积经》，函号移后5个字。从现存元代藏经零本的千字文编号来看，般若部、宝积部的94函经，编号自“天”字至“虞”字，与《至元录》完全相同。

其二，元代藏经继宝积部后，即自大集部以下的127函大乘经，编号自“陶”字至“堂”字，较《至元录》增1个函号。此外，除小乘律典的收经函数同《至元录》外，元代藏经已在《至元录》的基础上，对秘密经、大乘论和圣贤撰集部分的收经，作了较大调整，如：秘密经部分，智化寺藏延祐本《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和《陀罗尼集经》的编号，已较《至元录》减一号，而云南图书馆藏后至元本则增1号至4号不等；圣贤撰集部分，后至元本《续高僧传》卷8的函号与《至元录》相差46号。由于《延祐藏》刊成于《至元录》以后二十七年，《后至元藏》刊成于《至元录》以后四十七年，其间又有新译撰及拾遗典籍编入大藏，所以元代藏经的收经情况，必然会在《至元录》的基础上有所改变。随着今后新资料的发现，我们对元代大藏经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在考察智化寺藏佛经时，得到北京文博交流馆王丹馆长的热心帮助，深表谢意！）

注释：

[1]许惠利：《北京智化寺发现元代藏经》，载《文物》1987年第8期，第6页。

[2]李富华：《〈赵城金藏〉研究》，载《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第9页。

[3]李际宁：《〈金藏〉新资料考》，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3辑第449-451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

[4]赵沨：《济州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见[清]张金吾辑《金文最》卷56，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654册第671页。

[5]碑文发现于河北曲阳县永宁寺，见《重修曲阳县志》卷13，载《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24册第464-465页。

[6]见“和”字函《四分律》卷2、5、9卷末。

[7]见“雅”字函《阿毗达磨藏显宗论》卷1、“与”字函《摄大乘论释论》卷4。

[8]见《湛然居士集》卷14，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62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9]《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册第180页。

[10]顺宗昭献元圣皇后，名答己。世祖纳后为妃，生武宗和仁宗。大德十一年（1307）五月，武宗既立，即日尊太后为皇太后。立仁宗为皇太子。（《元史·后妃》）

[11][元]程钜夫《雪楼集·大慈化禅寺大藏经碑》卷19，载《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296-2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2]童玮、方广锠、金志良：《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载《文物》1984年第12期第86页。

[13][14][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寺观》第84、7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15][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卷7，第13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16]《析津志辑佚·寺观》第67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4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