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明清时期，成熟的东南亚南传佛教派别先后传入中国云南，有润派、多列派、摆庄派、左抵派四个派，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彝族所信奉，逐渐发展兴盛。近代以来，中国南传佛教四个教派的传布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衍化。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地方志、民族志及口述史资料的考辨，以历史发展为脉络，探析中国南传佛教各派别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南传佛教；教派；历史脉络

中国南传佛教教派分为润派、多列派、摆庄派、左抵派4个派别，明清时期从东南亚地区先后传入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普洱市和临沧市等地，并逐渐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彝族所信奉。在中国南传佛教发展的鼎盛期，四个教派也曾盛兴一时。近代以来，中国南传佛教四个教派的传布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衍化。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地方志、民族志及口述史资料的梳理考辨，拟对明清以来中国南传佛教教派的传播、发展及流变进行解析，厘清其历史脉络和发展轨迹。

一、明清时期南传佛教教派的传入及发展

12、13世纪时期南传佛教在东南亚地区影响较大，并形成覆盖东南亚半岛国家的南传佛教文化圈。在明清时期，相对成熟的南传佛教不同的派别也随之先后传入中国云南，主要有润、多列、摆庄、左抵四派。

（一）润派的传入及发展

润派佛教主要是从泰国北部兰那地区经由缅甸景栋传入中国云南境内，是中国南传佛教教派中传入最早，发展最快，流传区域最广的一派。

兰那的润派佛教形成于14世纪。在兰那王国的历史上，有两位君王对佛教发展的贡献尤为显著。一位是孟莱王（Mangrai,1296-1317），他一方面在南奔、清迈等地广修佛寺，一方面又派以应达班约（Yingdabanyo）为首的一批比丘到斯里兰卡学法深造，学成回到兰那建立了莲花塘寺（Vabayobo），持较严的阿兰若律，这便是直至今日仍影响颇大的莲花塘寺派（即“摆坝”，林居派）之发端。[1]第二位是兰那王国九世哥那王（Keu Na，1355-1385），据15世纪的兰那文献《宗教本源志》记载，哥那王通过素可泰五世立泰王邀请苏摩那长老到兰那，弘扬他从缅甸塔通传来的楞伽宗上座部佛教。1371年，哥那王又在清迈修建瓦孙诺佛寺，后来这一佛寺就成为“摆孙”派佛教的发源地。[2]后又把苏摩纳所弘扬的佛教派别称为“花园寺派”。“摆坝”和“摆孙”二派的形成，标志着兰那地区上座部佛教的成熟和发展。[3]孟莱王和哥那王时期，兰那泰的上座部佛教经缅甸的景栋传入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地区。1369年清迈派出一个700僧人组成的使团到景栋布教，后又从景栋来到西双版纳。1373年，清迈又有一僧团来到西双版纳弘法。[4]由此可见，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佛教，是从兰那清迈经缅甸景栋传入的，时间为公元14世纪，传入最早的教派为润派。

润派分为摆坝和摆孙两派，两派的传播和分布有所不同：摆坝主要传入西定、巴达、勐岗和布朗山的布朗族地区，勐遮、勐混、勐海、景真、勐阿、勐往等傣族坝区；摆孙主要传入大勐龙、景洪、勐罕、勐腊、勐旺、勐捧等傣族地区。[5]西双版纳傣族、布朗族所奉皆为润派。据傣文史籍《泐史》所载：明隆庆三年（1569年），缅甸金莲公主和西双版纳第25代召片领刀应猛联姻，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佛经及佛像传教。明隆庆四年（1570），金莲公主建金莲寺一所，[6]西双版纳傣族的润派佛教随之进入隆盛期。

润派在德宏傣族地区的流传和影响仅次于西双版纳地区。据《陇川县宗教情况报告》、《陇川县佛教目前情况调查总结报告》记载，公元15世纪，麓川王娶西双版纳土司之女为妻，西双版纳润派佛教随之传入陇川。[7]据此可知，德宏傣族地区润派佛教于15世纪自西双版纳传入，最先传入当时的陇川，晚于西双版纳，比耿马稍早。此外，还有公元17世纪从泰国经缅甸景栋传入德宏地区的润派，现存德宏州芒市五云寺的一块木匾记载可以佐证。此匾载：五云寺建于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先在姐别寨（今法帕），后随芒市一道从法帕搬来。五云寺的第一个长老是从泰国清迈请来的比丘，名佐米密。五云寺曾经为芒市地区“润派”的大佛寺，佐米密是从泰国来德宏地区传教的润派僧人，因而说明润派最先传入陇川，后来才传到芒市。

临沧市耿马地区的润派佛教于明代中叶从泰国清迈经缅甸景栋（勐艮）传入，主要在耿马、孟定等傣族地区传播，并以耿马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由于耿马罕氏土司信奉润派，广修佛寺，润派发展很快，耿马最早的五大总佛寺和八大中心佛寺均为润派佛寺。[8]润派佛教在佛寺和僧侣数量方面，在耿马县南传佛教各教派中占有绝对优势。在土司的护持下，润派佛教逐渐在傣族、德昂族、布朗族和佤族地区传布开来并走向兴盛。

明末清初，润派佛教传入普洱傣族聚居区，为傣族和少数布朗族所信奉，主要集中在景谷县和孟连县[9]。其中，景谷县的润派佛教是从西双版纳传入的，主要流传于四个傣族聚居勐，每个勐都建有中心佛寺。[10]傣族土司虔信佛教，润派佛教在普洱地区迅速发展，公元1778年，景谷兴建规模宏大的迁糯佛寺，这标志着普洱地区润派佛教进入鼎盛期。

（二）多列派的传入及发展

多列派又称摆多派。明朝中叶由缅甸传入，主要流传于德宏和临沧地区，为傣族、德昂族和部分阿昌族所信奉。德宏地区以瑞丽的佛教徒居多，临沧地区主要分布于耿马、孟定等地。

多列派在缅甸北部曾兴盛一时，以此为中心向外传播，曾多达十几个教派，传入德宏地区的多列派支系有达拱旦（都古旦）、舒特曼、瑞竟（瑞定）、缅坐（缅角）四个支派。[11]在德宏瑞丽地区，虽然有其它派别的传播，但多列派信众最广、寺院最多、影响居首。

据史料记载，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多列派从缅甸传入临沧耿马、孟定地区，在孟定南金章建立第一所佛寺。随后又有孟艮长老进入孟定传教，在孟定和勐简两地发展佛教徒100余人，佛寺19所。[12]清道光年间，孟定地区南传佛教各派均有所发展，但各派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润派由于得到土司支持成为很有势力的一派；多列派则因受润派的排挤而势单力薄，部分即迁往缅甸。[13]耿马、孟定地区的多列派遂日益衰微。

（三）摆庄派的传入及发展

摆庄派又称“耿龙”，大约是在明朝中叶从缅甸传入德宏地区的。[14]摆庄派传入德宏之后，主要播布于芒市、遮放、瑞丽、陇川、盈江等傣族地区，信仰民族多为傣族、德昂族、阿昌族。因戒律宽松，广有寺产，信众最多，因此，与润派佛教相比，摆庄派是德宏地区势力最大，佛寺最多的教派。

（四）左抵派的传入及发展

据说左抵派之始创人洼拉是缅甸芒海比丘。左抵最先传入我国云南临沧地区耿马、双江等地，300年前由缅甸仰光传入德宏地区芒市一带，后由缅甸南罕传入德宏州的瑞丽和临沧地区的孟定。[15]

另据《左底教史》[16]载，左底教派于15世纪中叶传入德宏。主要流传于在潞西县坝区傣族村寨和与之毗邻的瑞丽县姐勒乡德昂族聚居地带，最早在龙江西岸的雷列修建佛寺，至今仍保留雷列佛寺遗址。据《德昂族简史》记载：山顶有一块四五亩的平地，雷列佛寺即建立于此，这座佛寺最兴旺时，和尚达到四、五百人，但到清代后期随德昂族迁离而逐渐衰落。[17]左抵派仅在德宏的芒市、瑞丽和临沧境内流行，信众较少，芒市曾经是左抵派的大本营。

二、近现代中国南传佛教教派的传播及衍化

近代以来，中国南传佛教教派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其中润派持续发展，压倒诸派，润派之中，摆孙最盛，信众和佛寺最多。清末战乱，经济凋敝，佛寺元气大伤。民国初振兴佛教，南传佛教亦有所复兴。

（一）润派的传播及衍化

润派初传之时，摆孙与摆坝二派有明显的地域分布。清中叶以后，润派佛教之摆孙派基本定居于平坝区，以西双版纳为大本营，称为“田园派”，僧人住楼房，持戒较宽，可食荤，还俗易，信众日多，成为上座部佛教中的第一大派别；而摆坝派则完全退出平坝区，遁入山林，称“山林派”，僧人持戒严、不茹荤腥，过午不食，不置田产，终身不娶，以苦为乐，信众渐少。降至清末，摆坝僧少寺小，无力与摆孙派抗衡。[18]近代以来，随着两派不断向外传播发展，两派流传分布的区域性特色逐渐弱化，在分布上混杂，在传承上混同，两派呈现出互相融合的趋势。

润派佛教在德宏地区的芒市、遮放、陇川等地有广泛的流传，而在南甸土司区（今梁河）的发展却极为有限。据《南甸司谱》载：闷氏“少时在镇康州（今临沧地区镇康县），素奉润派佛教，……乃建佛寺于司治李家巷，自镇康迎润派大师居之。南甸有润派佛教自此始”。1877年，润派传入德宏南甸土司区，为南甸土司刀守忠的印太夫人刀闷氏自临沧引入。1882年，刀闷氏又请耿马润派僧人至南甸土司区传教，然而，润派佛教在南甸土司区只传了两代就后继无人，未曾复兴。

民国初年振兴佛教，润派佛教继续发展。据调查，润派佛寺在西双版纳地区有1200座，德宏地区有36座、临沧有189座、思茅地区孟连和景谷两地有166座。[19]德宏境内的润派主要流传于芒市、遮放一带。[20]临沧地区的润派占当地信教人数的80%以上，基本集中在耿马城一带的傣族聚居区。民国初年，耿马全县有佛寺202所，长老705人，和尚2155人，其中润派佛寺有191所，长老638人，比丘2020人。[21]

润派佛教在中国云南境内播布之广、佛化之深，为中国南传佛教诸派之首，其间虽有起伏，却盛而不衰，始终拥有最广的流传区域、最多的佛寺和信徒。

（二）多列派的传播及衍化

近代以来，随着缅甸的统一和佛教的兴盛，德宏地区的多列派发展迅速，大有取代此前传播较广、信众较多之摆庄和润派的趋势。[22]其后，受润派排挤，多列信徒或改奉摆庄派或传播有限。1901年，南甸土司刀守忠之印太夫人刀闷氏“建佛寺于丙罕（今丙海村），迎佛教多列教派僧以居。”后有缅甸多列瑞竟派教徒二人到盈江传教，盈江13村摆庄教徒遂改奉瑞竟。

清末民初，耿马县多列派佛寺有11所，长老67人。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两次侵犯孟定，佛寺建筑遭受了极大破坏，佛像和经书损毁严重，多列派佛寺仅存4所，僧侣不足百人。[23]多列派佛教的法脉传承堪忧。

20世纪40年代初，有德宏连山僧人伍已腊往缅甸学习多列支派瑞竟，回连山传法，渐趋沉寂。其后，多列派之达拱旦支派屡经变迁后，或改奉摆庄，或不再传，仅在芒市、遮放两地尚有几所佛寺和少数信徒。其余舒特曼、缅坐诸小派遁迹山林，活动范围始终未超出德宏、临沧范围，影响甚微。[24]

（三）摆庄派的传播及衍化

清末民初年，摆庄派的传播区域定格于德宏州芒市、瑞丽、遮放、盈江、陇川、连山一带，村村有寺，寨寨有塔。[25]发展较为兴盛，在傣族、德昂族和阿昌族中拥有较多信徒。

（四）左抵派的传播及衍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左抵教派再度传入德宏地区并得到地方土司的支持，在瑞丽、芒市一度成为较有实力的派别。1890年，当时缅甸国王嫡长孙莽哒喇括流亡南甸，将左抵派引入，南甸土司为缅僧建寺，当时人们称之为“缅寺”，寺址在今梁河县公安局内。但该派一直是由僧侣组成僧伽集团，集中在某一山上森林中共同修行，历史上只有很短一段时间居住在德宏的“雷列”（傣语“雷帕莫”），故说它传入德宏，实际上只是指个别僧人被德宏地区的信众请到寨内寺中住持，且时间很短。[26]1907年左抵派再次传入德宏地区,左抵教派僧团入驻芒市东里于，有僧侣40余人。[27]

近代以来，左抵派后因持戒过严，难以持守，教徒信众日渐减少。之后又发生了左抵与摆庄的教派之争，土司改奉摆庄，信众亦纷纷脱离左抵，皈依摆庄。左抵败北之后，其僧团于民国四年（1915年）迁往缅甸雷恨，最后迁到缅甸勐密，再迁到勐养至今。[28]自此，左抵势力在德宏日益衰微，后左抵法统遂绝，剩下的教徒大多改奉了润派，云南境内的左抵派自此一蹶不振。20世纪50年代以前，德宏州信仰左抵教派的寨子有24个，其中潞西县有22寨，瑞丽县有2寨。[29]

三、当代中国南传佛教教派的传承及流变

历经近千年的发展衍化，中国南传佛教现存教派依然是润派、多列派、摆庄派和左抵派，主要分布在滇西、滇西南和滇南的弧形地带：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彝族所信奉。依据当代的田野调查资料，可管窥中国南传佛教四教派传承及流变之一斑。

（一）润派的传承及流变

20世纪50年代初期，润派佛教基本保持着民国年间的发展水平，西双版纳作为润派的大本营，有佛寺594座，主要分布在景洪、勐海、勐腊3县11勐的230个村寨，其中景洪208座、勐海269座、勐腊117座。[30]

据20世纪90年代调查，中国南传佛教润派佛寺有1083座，比丘899名，沙弥6745名，信众约80多万。其中，西双版纳州有佛寺577座，比丘658名，沙弥5732名；思茅地区有佛寺286座，比丘236名，沙弥300多名；临沧地区有佛寺286座，比丘474名，沙弥700多名；德宏州有佛寺58座，皆为无僧佛寺；保山地区有佛寺17座，比丘5名，沙弥13名。[31]以上数据表明，润派在当代的分布较广，几乎遍及中国南传佛教各个流传区域，信仰民族有傣、布朗、德昂以及部分阿昌、佤、彝族等，甚至有少数汉族亦皈信了润派佛教。

（二）多列派的传承及流变

20世纪50年代初，多列派长老英德戛从缅甸学经返回耿马孟定，振兴多列派佛教，佛寺发展到12座，僧人发展到135人。[32]于是，耿马孟定地区的多列派法脉得以传承延续。

20世纪60年代后，多列派之达拱旦支派仅在芒市、遮放尚有少量佛寺和少数教徒，而流传于盈江一带的多列之瑞竟支派则趋于沉寂。现多列派主要分布于德宏、临沧一带，信奉民族为傣族和少数德昂族、阿昌族。

（三）摆庄派的传承及流变

现摆庄派主要分布于德宏州潞西、遮放、瑞丽、陇川、盈江一带以及保山地区的潞江乡、芒宽乡，信仰民族有傣族、德昂族和阿昌族。摆庄派佛寺建筑、造像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亦供奉观音、弥勒佛等。[33]

（四）左抵派的传承及流变

目前，左抵派的传承中心地在缅甸孟敏一带，中国云南境内的左抵派佛教仅在德宏州的潞西、遮放、陇川和孟定一带的傣族、德昂族和少数阿昌族中流传。左抵派的佛教活动极少，主要有浴佛、赶塔、雨安居、诵戒等，日常佛教活动由以贺路为首的居士组织信众进行。

总之，当代中国南传佛教教派经过六十多年的消长，最大特点是四个教派之间不再是泾渭分明，互不往来；而是交错混杂，并行共处，在传承与发展中走向对话与交流。其次，润派中的摆孙和摆坝已交相融合，持续发展，影响深远；其余诸派的流传和分布区域日益萎缩，发展缓慢；而且，随着普洱、临沧、德宏一带的润派、摆庄派与汉传佛教接触交流日深，其佛寺建筑呈现出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交融互动的地域文化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先后通过了《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南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这两个文件的公布为中国南传佛教教职人员管理提供了依据，明确了南传佛教僧侣不同僧阶的区别、明确了中国南传佛教僧阶的年龄和僧腊认定标准、规定了僧阶认定的程序，对于南传佛教四个派别的统一管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南传佛教管理模式与时俱进，进一步规范化和完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34]

四、结语

综上分析考察，可以看到，中国南传佛教教派的发展流变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发展脉络：

第一，就中国南传佛教教派的传入发展而言，润派、多列派、摆庄派、左抵派四个佛教派别先后传入中国云南，渐次播布于西双版纳、德宏、普洱、临沧等地，其信仰主体民族是傣族，逐渐辐射到邻近的布朗族、德昂族和部分阿昌族、佤族、彝族之中，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特色。

第二，中国南传佛教四个派别的发展格局各不相同。润派佛教传入较早，流传区域最广，寺院、僧侣和信众最多，自明清时期传入云南后，西双版纳始终是润派的大本营，并由此渐次辐射到邻近普洱、临沧、德宏等区域的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佤族等民族之中，最终形成以滇西南弧形地带为主要信仰区域的中国南传佛教润派分布格局；多列派曾盛行于临沧和德宏地区，在瑞丽影响较大，信众居瑞丽地区诸派之首，信仰民族为傣、德昂、阿昌族；摆庄派主要流传于德宏，曾经是德宏地区势力最大、佛寺最多、信众最广的教派，信仰民族为傣、德昂、阿昌族；左抵派曾流传于德宏、临沧地区，信众相对较少，影响有限，信仰民族为傣、德昂、阿昌族。

第三，近现代中国南传佛教四个教派发展主线是：润派流传最广，发展最盛，在佛寺数量和信徒人数上有压倒诸派之势；次为摆庄派，是德宏地区发展较快，信徒较多的一派；多列派则起伏较大，各支派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萎缩；而左抵派传播范围有限，日益衰颓。

第四，当代中国南传佛教四个派别基本获得了较为均衡的发展动力。随着中国佛教协会颁发的《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南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等文件的实施，南传佛教四个派别之间的差异逐渐在缩小，在管理制度等方面逐渐统一化和规范化。

注释：

[1][4]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第191页、127页。

[2]谢远章：《傣泰学研究六十年》，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3][14]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4页、105页。

[5]参见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印《西双版纳傣族小乘佛教及原始宗教的调查材料》，1979年1月，第14页。

[6][民国]李拂一编译《泐史》，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行，1947年，第20-23页。

[7]中共陇川县工委统战部：《陇川县宗教情况报告》，1956年3月；云南省宗教考察组：《陇川县佛教目前情况调查总结报告》，1956年3月。现均藏于保山地区档案馆。

[8][21][23]颜思久：《耿马县小乘佛教》，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五），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4-345页。

[9]《孟连傣族土司的历史》，载《思茅玉溪红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页。[清]谢体仁纂修《威远厅志》（道光）。

[10]参见颜思久：《云南小乘佛教考察报告》（壹），云南省社科院宗教所《宗教调查与研究》（1986年内部出版）。

[11]刀述仁：《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法音》，1985年第2期。

[12]《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五)，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7页。

[13][32]《云南省志》卷66《宗教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15]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16]《左底教史》乃依据芒市镇东里思华章保存的缅甸录制的傣语录音磁带整理而成，参见张建章主编《德宏宗教——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宗教志》，德宏民族出版社1992年。

[17]参见《德昂族简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39页。

[18][19][25]林建增、王路平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贵川地区传播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99页。

[20][24]王海涛：《云南佛教史》，第399页、396页。

[22]刀述仁：《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第197页。

[26]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6-197页。

[27][29]张建章主编《德宏宗教——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宗教志》，第149页。

[28]颜思久：《潞西县小乘佛教调查》，《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五)，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0页。

[30]颜思久：《云南小乘佛教考察报告》，《宗教调查与研究》（第一期）。

[31]康南山：《云南南传佛教现状》（三），载《彩云法雨》2006年第3期。

[33]张建章主编《德宏宗教——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宗教志》，第147页。

[34]详参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第150-157页。

（作者郑筱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梁晓芬，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3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