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南传上座部佛教经由泰国、缅甸传入中国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后，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以及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有较深渊源的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南传佛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播特点，决定着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轨迹。

跨境民族文化的传播

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是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共同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的跨境民族有16个，为全国之最，这种复杂而交错跨居的民族分布构成了中国西南边疆特有的地缘政治和跨境民族文化模式。跨境而居的民族，彼此间有天然的族源认同和文化认同，为文化在不同国度间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因此，跨境民族文化传播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在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民族中，傣族是主体民族，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傣族与境外傣族具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在13、14世纪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逐渐形成，并通过民族文化交流的平台进入云南。例如，据20世纪50年代尚存于勐混总佛寺内的《佛陀之教史话》中记载：佛教自缅甸孟族地区传入西双版纳，建立了第一所佛寺——袜坝姐（Wabuajie），其时为祖腊历纪元前二十三年。虽然这一记载的可靠性还待进一步核实，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教与缅甸佛教的密切关系。

依托于地方政治集团  从上至下地推广佛教文化

在南传佛教本土化进程中，政权与神权关系较为密切。因此，历史上南传佛教传播必然是依托于地方政治集团，从上至下地推广。

在历史上，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为封建领主制的政权集团的合法性提供支持，赋予世俗社会制度以神圣性特征。世俗社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都被置于佛教认可和佛主保佑的光环之下，世俗社会政治集团最大的统治者——“召片领”——由此获得了神化身份——“至尊佛主”的称谓。并且，在政权的交接中，最高统治者去世后，新的统治者继位，一般都是由佛寺的佛爷选定举行仪式的日期，在寺院里举行承袭仪式。更为重要的是，新统治者只有参加了在寺庙举行的灌顶仪式，才获得真正的合法性。国王继位必须举行灌顶仪式本是印度传统，后经佛教这一传播载体，此仪式也为傣族地区统治阶层所接受，并通过这一仪式而成为傣族最高首领——召片领——获得神圣身份的象征。这一宗教世界的神圣认同使得召片领及其统治系统获得了神圣性，从而在世俗世界的管理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和不可侵犯性，这对于其和谐处理世俗世界的事务具有很大的帮助。

形成以波章管理系统为主的独特社会管理体系

为了便于管理佛教内部事务，更好地适应中国少数民族社会，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以傣族世俗社会等级森严的社会组织制度为摹本，逐步建立了制度严密、等级森严的管理制度，不仅有僧团组织管理模式，而且有佛寺佛塔组织管理模式，从而使得其在少数民族社会领域有序发展。这也是南传佛教管理体系不同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管理体系之处。

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传播结合当地少数民族社会实际，设置“波章”角色（“波章”是西双版纳地区的称呼，在临沧地区称之为“安章”，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称之为“贺路”）负责宗教事务的组织和管理安排工作，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安章金字塔形管理系统，由此形成第三个特点。

波章作为中国南传佛教管理体系的权威，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管理体系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一般而言，波章是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流传区域内专管佛教事务之人，由群众推选产生，只有符合选拔标准并得到佛教世界和世俗社会的共同认可的人方能担任。在佛教管理事务中，波章的职责主要是：在佛教仪式活动中，承担着仪式主持人的角色；在信众的管理和佛事活动的安排方面，扮演着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负责佛教社会层面的管理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南传佛教管理体系中并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很多，大家各司其职，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共同参与管理佛教的社会事务，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管理体系——波章管理体系，这一体系表现为四级金字塔形模式：总佛寺波章-勐佛寺波章-中心佛寺波章-村寨佛寺波章，各级波章之间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上下级波章具有从属关系，不可逾越权限范围活动。

20世纪50年代以后，原来封建领主制的地方政府组织制度已经彻底消失，但佛教内部组织制度（佛寺、佛塔等级管理制度）、波章管理制度却未消失，民间佛事活动仍然沿袭祖制，按照原来的内部组织管理体系组织信众和安排活动；波章管理制度在中国南传佛教社会管理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2012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