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收藏在韩国中央研究院的高丽刻本《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进行研究，指出该刻本应源于辽藏，可能是依据某辽藏重新书写刊刻的另刻单经，也可能是该另刻单经的覆刻本。是否属于第三种辽藏系统，与应县木塔所出每行15字的《华严经》有何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辽藏；第三种辽藏；大藏经

2012年12月应邀参加由韩国中央研究院召开的“高丽初雕大藏经与东亚大藏经”国际研讨会。会后参观了韩国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所藏古籍善本，并应邀鉴定藏书阁所藏高丽刻本《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虽为高丽刻本，却为研究辽代大藏经提供了新资料。今将有关思考梳理如下，以求教于高明。

一、问题的背景

或因辽代禁止图书出境政策的缘故[1]，传世的辽代典籍数量有限。长期以来，人们从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碑铭、北京旸台山清水寺碑铭、守其《别录》、宓庵的《〈丹本大藏〉庆赞疏》等资料，知道辽代曾经刊刻汉文大藏经。但对辽藏的具体情况，难知其详，诸家论述，亦各执一隅。[2]笔者在《〈辽大字藏〉的定名与存本》[3]、《辽藏版本及〈辽小字藏〉存本》[4]两文中曾对辽藏研究史中的若干问题有所涉猎，此不赘述。

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佛像中发现《辽大字藏》。1982年，有关资料正式公布。从此，辽藏开始撩起神秘的面纱。1991年，出版图录《应县木塔辽代秘藏》[5]，辽藏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疑问开始产生，主要有两个：

第一，《辽小字藏》是否真实存在？

根据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的记载，辽藏“袟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6]，前此中日不少学者往往据此叙述辽藏的概况。而应县所出辽藏乃卷轴装，每纸27行17字，框高字大，行格疏朗，与《〈丹本大藏〉庆赞疏》所述完全不同。故郑恩淮先生曾对宓庵的记载断言如下：“显然这些臆测之言是完全错误的。皆因未见实物之缘故。”[7]

然而，1987年在河北丰润天宫寺塔发现了小字本辽代刻经，其特点完全符合《〈丹本大藏〉庆赞疏》所述的“纸薄字密”云云，其中好几部小字本辽代刻经附有千字文袟号，且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经的题记中明确出现“小字”云云。

因此，随着丰润天宫寺塔小字本的发现，辽代存在“纸薄字密”的《辽小字藏》这一事实，应该予以确认。根据我的研究，丰润天宫寺塔中的《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可视为标准的《辽小字藏》，参见上述拙作《辽藏版本及〈辽小字藏〉存本》。

第二，应县出土几种辽藏经本？

山西应县佛宫寺共发现附有千字文帙号的佛经12号，发现者认为这12号均为辽藏。其后，罗炤、竺沙雅章先后撰文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

1983年，罗炤首先发表《〈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以下简称《雕印》）。该文指出，12号辽代刻经中，第6号“女字号”《称赞大乘功德经》乃比丘道譔的私刻单本，并非大藏经本。文章还指出，第5号《妙法莲华经》卷二的版片号的形态也与其余10号不同。文章虽然没有对该卷是否大藏经本表示明确的意见，但已表现出怀疑的倾向。[8]

1992年，罗炤又发表《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问题》），发展了自己在《雕印》中的观点，进一步提出“应县木塔《契丹藏》仅有10卷”。第6号《称赞大乘功德经》是私刻单本，固非大藏经本。第5号《妙法莲华经》卷二的版式与其余10卷《契丹藏》经本不同，而与第26号单刻本《妙法莲华经》卷八相同。因此，它与第26号单刻《妙法莲华经》卷八“应是同经同版的异卷印本”，也非大藏经本。

在《问题》中，罗炤还提出：“对应县木塔10卷《契丹藏》细加观察，可以发现：这10卷中存在两种版式。”第一种是第1、7、8、9、10、11、12号等7卷，第二种是2、3、4号等3卷。在叙述了两种刻经版式的特点以后，他提出如下推测：“在同一部官版大藏经中，不可能出现差异如此之大的两种版式。笔者认为，第二种似晚于第一种，它们或者分属于两种版本的《契丹藏》，或者第二种3卷《华严经》是复刻《契丹藏》的单刻经，但改变了方式（方按：‘方式’似应为‘版式’）。”[9]

罗炤在此实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应县木塔的10号辽藏中，只有7号属于《辽大字藏》，还有3号可能是另一种辽藏。也就是说，除了《辽大字藏》、《辽小字藏》外，辽代有可能存在第三种藏经。

竺沙雅章于1994年发表《由新出资料所见之辽代佛教》[10]（以下简称《新出资料》），他在仔细考察《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所载图版后，将12卷带有千字文帙号的刻经分为四类：第一类，第1号、第7号、第9号；第二类，第8号、第10号；第三类，第11号、第12号；第四类，第2号、第3号、第4号、第5号、第6号（方按：原文误作第7号）。竺沙雅章认为，前三类都是《契丹藏》，第四类不是《契丹藏》。也就是说，应县木塔所存的《契丹藏》经本，实际只有7卷。

比照罗炤与竺沙雅章的观点，他们都同意12号刻经中，只有7号才是真正的辽藏。对第5、第6两号，两人观点也一致，都认为并非大藏经本。至于第2、第3、第4等3号，罗炤认为可能是另一种辽藏，也可能是依据《契丹藏》为底本另刻单经。竺沙雅章则认为不能肯定它们是否大藏经本，主张它们可能是僧侣私人用品。在这一点上，两人意见互有不同。

2005年，笔者在《〈辽大字藏〉的定名与存本》一文中对应县木塔第2、第3、第4等3号佛典的归属有所考察，现概述如下，文字与2005年发表时略有修订。

第2号、第3号、第4号，总计3号。

这一部分的特征是：版片号的写法也都是经名卷次、版片序号、帙号，但都标注在右起第一行、第二行之间。上下双框。第2号、第3号每版28行，每行15字。第4号无完整版，无法统计每版行数，仅可知每行15字。通观这3卷，字体圆润，风格协调。显然是同一批刻经。与第一部分相比，版片号位置不同，边框形态不同，字体不同，每版行数、每行字数都不同。总体风格也有较大差异。显然不是同一批刻经。罗炤、竺沙雅章将它们与第一部分区别开来，无疑是正确的。

下面是这3号的版框数据与纸张数据，这些数据也支持这3号与其它7号并非同一种藏经。

那么如何看待这3号刻经呢？

罗炤认为：“第二种似晚于第一种，它们或者分属于两种版本的《契丹藏》，或者第二种3卷《华严经》是复刻《契丹藏》的单刻经，但改变了方式（版式）。”[11]

在上述论述中，罗炤仅提出推测，没有列举具体的理由。我认为，两种印本、版式的区别既然如此之大，肯定并非同一种藏经。因此，即使这3号刻经是大藏经本，也应该把它们与《辽大字藏》区分开来，作为一种新的藏经看待。罗炤的推测，可以转化为如下两种可能：（1）它们是一种与《辽大字藏》不同的新的藏经。（2）它们是以某种藏经为底本刊刻的另刻单经。

竺沙雅章则这样说：“至今没有发现宋代（方按：从行文看，实际泛指宋辽）有每行15字的藏经，因此无法确定它是哪种藏经的零本。这3卷均标有朱点，因此，它们并非收藏在某寺的经藏中，而是供个人读诵或学习用的经卷。由此，这3卷很难被视为《契丹藏》。”[12]也就是说，竺沙雅章否定这3卷属于辽藏。对于它们是否一种新的藏经，谨慎地予以否定。但提示了另一个方向：它们是僧人个人用品。虽说某些零本也有可能从大藏经中逸出，成为僧人的私人读诵本；但在刻本藏经刚刚出现的宋辽时代，这种可能性不大。因此，竺沙雅章实际主张这3卷《华严经》是另刻单经。

我比较赞同竺沙雅章的观点。

首先，这3卷《华严》并非《辽大字藏》。

虽然说这3号《华严经》的形态符合大藏经本的基本特征，有可能是大藏经本。但它们与《辽大字藏》完全不类，绝不可能属于《辽大字藏》。

其次，它们虽有可能属于新藏经，但可能性非常小。

这3号《华严经》的版式为28行15字，这种版式比较特殊，历代写经大藏、刻经大藏，从未见过。“说有容易说无难”，我们不敢说宋辽时期绝对没有刊刻过这样一部大藏；但我们确实没有任何一点线索，哪怕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来证实这一点。一部大藏，篇幅浩繁，刊刻不易。北宋在四川刻成《开宝藏》后，宁可将13万块版片千里迢迢运到开封，也不在开封新刻一部。想必运费工本要比新刻一部还要便宜。整个北宋，没有刊刻过第二部官藏。即使南宋，也只是把私刻的《崇宁藏》当做准官藏对待，并未刊刻本朝新的官藏。辽代已经刊刻了《辽大字藏》，还有一部《辽小字藏》在流通，则是否还会再刊刻一部新的大藏经，实在令人怀疑。总之，除非将来真的发现辽宋所刻28行15字的大藏经，否则我们不能认为这3号《华严经》是大藏经本。

另一方面，这3号是另刻单经的可能性很大，理由如下：

第一，从逻辑上讲，既然我们不能肯定它们是大藏经本，则必须考虑它们是另刻单经。

第二，正如竺沙雅章指出的，这3卷本身的形态表明，它们是僧人日常实际使用的经本，而非藏经楼中供养的经本。

第三，我们知道，辽代佛教重华严，华严的研究、教学都很兴盛。与此相应，对《华严经》经本的需求必然旺盛。由此出现依某种大藏经为底本刊刻的另刻单经以供僧人讲习需要，这是很自然的。

第四，如前所述，28行15字这种版式，作为大藏经本，非常特殊，以往没有见过。而作为另刻单经，这种形态则比较普通。另刻单经属于民间率意之作，往往受当时当地条件的限制，所刻经版，并无一定规范。

总之，就这3号《华严》而言，除非将来出现新资料，证明它们属于大藏经本。最后的结论是：“总之，就这3号《华严》而言，除非将来出现新资料，证明它们属于大藏经本。否则，将它们视为另刻单经较为妥当。”也就是说，我在赞同竺沙雅章观点的同时，谨慎地保留了这3号刻本佛经是第三种辽藏的可能。

高兴的是，收藏在韩国中央研究院藏书阁的高丽刻本《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二、藏书阁本《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概况

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线装一册。卷首有首题、千字文帙号及译者名，共两行，作：“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鞠。/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尾题作：“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下有阴文朱印“尹印锡昌”，为收藏印。尾题后有题记两行：“乾统二年壬午岁高丽国大兴王寺奉/宣雕造。/”“乾统”为辽天祚帝年号，“乾统二年壬午岁”为公元1102年，时当高丽肃宗七年。“大兴王寺”是高丽朝收藏与刊刻佛教典籍的重要寺院，在今开城。“奉宣雕造”一语，说明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乃奉高丽肃宗之命而刊刻，属于国家行为，并非大兴王寺或某僧人的私家行为。所用纸张为高丽皮纸。因此，本经为由高丽刻板、在高丽印刷的高丽刻本。全经通卷有断句，证明这是当时僧人的念诵本，而非供养本。

考察刻本佛经，应从装帧形式等如下七个方面进行。下面是笔者考察该经的大体结果。

（一）装帧形式

汉文刻本藏经有卷轴装、经折装、线装三种形式。实践中亦见原版为卷轴装而改装为经折装，如日本南禅寺所藏《初刻高丽藏》。原版为经折装而改装为卷轴装，如前些年中国拍卖市场出现的《元官藏》。原版为经折装而刷印、装订为线装，如中国上海龙华寺所藏《永乐南藏》。原版为卷轴装而刷印、装订为线装，如日据时期刊印的《再刻高丽藏》。本《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亦为原版为卷轴装而刷印、装订为线装。

查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原版应为卷轴装，共15版。但刷印时每版用两纸刷印，其中第15版因属卷尾，文字较少，仅用一纸刷印。故现存该经不计封面、扉叶，共29纸。每纸折为两个半叶，共计58个半叶。

称该经原版为卷轴装而刷印、装订为线装，理由如下：

按照线装的惯例，一纸折为两个半叶，前后两纸文字的内容相连，但两纸所刷印的文字互不相涉。然而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第1纸末行第一、第二字“者业”的左边留有残字痕3处。经考察，这三个残字痕与第2纸首行“情故”两字右边的笔痕相符。同理，在第3纸与第4纸之间、第5纸与第6纸之间、第7纸与第8纸之间、第11纸与第12纸之间，均可看到这种现象：或是前一纸的末行的字痕残留在后一纸首部，或是后一纸首行的字痕残留在前一纸尾部，或既有前1纸的末行的字痕残留在后1纸首部，又有后1纸首行的字痕残留在前1纸尾部。统观全书15版，29纸，大多数同版两纸均有这种现象。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因该经版片虽为卷轴装，但印刷者在开始刷印时便计划采用更加简便的线装。为此，刷印时不采用一版一纸刷印，而是采用一版两纸刷印，每纸仅刷印半版。这样，刷印时需要将另外半版用物体遮盖。但如遮盖不严，就出现上述同一版刷印的前后两纸留下另一纸首行或末行残字痕的情况。

因为该经原版实际是卷轴装，故以下对该经本特征的叙述，均以对卷轴装的表述方式进行。

（二）千字文帙号

该经有千字文帙号“鞠”，仅一处，刻在首题下。

（三）行数

如笔者在《〈辽大字藏〉的定名与存本》中指出：“行数指写经每纸、刻经每版所容纳的经文行数。无论写经还是刻经，由于首版受标题、译著者行的影响，行款往往与其余诸版不同。……而尾版受经文本身长短的影响，行款更不可能固定。所以按照惯例，在考察经典行款规范时，将首版与尾版排除在外，祇计其它诸版。”

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除第1版受标题影响为23行，第15版为卷尾仅8行（其中正文5行、尾题1行，题记2行）外，其余13版均为每版24行，比较规范。

（四）字数

字数指每标准行所抄写或刊刻的经文字数。所谓标准行指完整的行，排除不完整行、偈颂、陀罗尼、礼佛名、双行小字之类特殊的情况。亦不考虑上版写经时因每行字数控制不严而出现的参差。

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每行15字。个别行因上版写经时字数控制不严而有参差，如第15版第5行即为16字。

（五）版片号

版片号指刊刻在版片上的标明该版所刻经典、版片次序的文字，用来对版片进行管理。往往包括经名卷次、版片序号、千字文帙号等内容。不同藏经、刻经的版片号包括内容不同，标注的位置也不同。

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版片号的情况如下：

第1版，无版片号。

第2版，版片号作“二”，标注在第四纸尾端，亦即整个第2版的末尾。

第3版到第14版，版片号分别作“三”-“十五”，标注在每版第1行与第2行行间，相当于每行第3个字到第4个字中间的位置。

由于第1版已经有经名卷次，且在形态上清楚表明这就是第1版，所以刻经时第1版一般无版片号。一般来说，一部经典，版片号的标注方式应该统一。但本经第2版的标注方式与其余诸版不同，值得注意。

藏经版片，由于数量巨大，为了便于管理，不致混淆，版片上一定会标注经名卷次、帙号、版片序号等内容。另刻单经，则根据情况不同而有区别。如果该经篇幅不大，版片不多，则往往仅标注序号。如果仅有几片，容易区别，也有不标注版片序号者。但如果该经篇幅较大，版片较多，则也有进一步标注经名卷次者。如果该另刻单经的底本来自大藏，则往往有照刻千字文帙号的。

本经版片号仅有序号，由此可以肯定，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应属另刻单经。但它又有千字文帙号，故知它的底本应源自某一藏经。

（六）界栏形态

界栏包括上下水平边栏及垂直竖栏。同一部藏经，特别是同一部藏经的同一个时期刻本，它的界栏形态基本统一。这也是判别不同藏经、同一藏经的不同时期刻本的参考因素之一。

卷轴装刻经界栏比较简单，有的无栏，如《开宝藏》；一般上下有水平边栏，如《赵城藏》、《辽大字藏》、《初刻高丽藏》。上下有水平边栏者，其边栏有单框、双框、子母框之别。

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上下有水平边栏，为单框。此外，该经首尾还有竖栏。关于水平边栏，拟在下文讨论。此处考察首尾竖栏。

先考察7号《辽大字藏》首尾竖栏的情况：

上述7号《辽大字藏》中，首尾残缺无从考察的不予统计。首部完整的《辽大字藏》共4号，其中2号有垂直竖栏。尾部完整的《辽大字藏》共6号，其中3号有垂直竖栏。首尾均全的《辽大字藏》有4号，其中首尾均无竖栏者1号（第1号）、仅尾部有竖栏者1号（第7号）、仅首部有竖栏者1号（第9号）、首尾均有竖栏者1号（第10号）。第10号虽然首尾均有竖栏，但首部竖栏仅一道，不像其它经卷，至少有两道竖栏。由此可知，在《辽大字藏》中，是否刊刻竖栏有一定的随意性，并非鉴别辽藏的必备依据。

考察应县出土的其它辽代单刻经，不少经典首尾也有竖栏。如《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中第20号《妙法莲华经》卷四、第21号《妙法莲华经》卷四、第30号《佛说八师经》、第32号《高王观世音经》等经，或首或尾或首尾均有竖栏。由此可知，我们或者可以把首尾有无竖栏视为鉴别辽代刻经标准之一，但不能用它来鉴定辽藏。

（七）版框数据、纸张数据

根据该经的书志学数据，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原版的数据为高22厘米，长55厘米。由于该经一版印为两纸，由卷轴装改为线装，故上述板框高度可以信从。板框长度因依据两纸印痕相加统计，仅可参考。

同样，据统计，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经本高30厘米，宽16.2厘米。该经本高度即用以刷印的纸张高度（假设装订以后未作切边），可以信从。至于经本宽度，对本文的考察而言，亦仅供参考。

三、《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性质

如前所述，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有千字文帙号“鞠”。千字文帙号为藏经编号所用，在佛典鉴定实践中，凡某佛教经本如有千字文帙号，则必然与某藏经有关。或为某藏经的零本，或为依据某藏经为底本刊刻的另刻单经。现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有千字文帙号，故它肯定与某藏经有关。那么，它与哪种藏经有关呢？

（一）《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底本源自辽藏

根据现有资料，《房山石经》中虽有《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刻石两种，但均为唐代所刻，无千字文编号。《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在中原系刻本藏经《开宝藏》中的千字文帙号为“恭”；在同属中原系的《赵城金藏》、《初刻高丽藏》中，该经的帙号亦为“恭”。而在当时已经开始刊刻的南方系《崇宁藏》中，该经的帙号为“惟”。现高丽刻本《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千字文帙号为“鞠”，与中原系、北方系藏经均不符合。

根据笔者研究，《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初出时无千字文帙号。会昌废佛以后，全国大藏经按照《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统一，并逐渐附加千字文帙号。《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在附加千字文帙号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中，字号正为“鞠”。[13]

前贤已经发现，辽藏的千字文帙号与《可洪音义》一一相应。有人以为这是因为辽藏依据《可洪音义》本藏经刊刻。但事实并非如此。会昌废佛以后，我国的汉文大藏经逐渐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基础统一。但因是写本，难免有传抄之讹。故各地的写本藏经有的与附注千字文帙号以后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完全一致，属于标准大藏，有的千字文帙号则有参差。在敦煌遗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同是敦煌地区的寺院，有的寺院收藏的大藏经是标准大藏，有的寺院收藏的藏经千字文帙号却有参差。所以，《可洪音义》与附加千字文帙号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完全一致，并不说明可洪依据的该五代的藏经是辽藏的底本，只是说明该藏经属于标准大藏系统。我们知道，辽藏刊刻之前，悯忠寺诠晓法师曾经整理藏经。我以为，当年诠晓整理藏经的目录依据就是附加千字文帙号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整理完成的藏经也属于标准大藏系统。所以辽藏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部份的千字文帙号与《可洪音义》完全相符。这个问题比较大，还涉及所谓辽藏“统和本”问题，容后专文论述。

综上所述，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千字文帙号“鞠”应源自辽藏。但是，从该经版片号的形态判断，它又属于一部另刻单经。因此，笔者的结论是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是一部底本源自辽藏的另刻单经。

（二）《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刊刻方式

如前所述，目前我们可以肯定辽代刊刻了两种藏经：

一种为《辽大字藏》，卷轴装，每版27行，每行17字。

一种为《辽小字藏》，蝴蝶装，半叶10行，每行20字。

此外，对应县发现的3号每行15字的辽刻《华严经》是藏经零本，还是辽藏的另刻单经，学术界未有明确结论。现韩国中央研究院所藏《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底本源自辽藏，每行也是15字，如果该底本与应县的3号《华严经》属于同一部藏经，则辽代曾经刊刻过第三种辽藏观点就大大补强。

下面考察《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与应县3号《华严经》的关系。

如前所述，虽然并无明确的结论，但从其版式分析，我们不能排除应县的3号《华严经》有可能是藏经零本。但对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则可以明确判定为以藏经本为底本刊刻的另刻单经。

以藏经本为底本的另刻单经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覆刻，即将某种藏经的印本纸张反贴在版片上，磨去纸张，留下字痕，然后按照字痕雕版。南京金陵刻经处至今保留这一工艺。按照这种方式刻成的典籍，版式、风格与底本基本一致，甚至可以乱真。《初刻高丽藏》、《赵城藏》的大部分经本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因此，它们的文字风格乃至字间距都保持一致。

一种是以某种藏经的经本为底本，重新书写上版，再予雕版。按照这种方式，新刻的典籍与原底本的版式或许一致，或许不一致；风格则肯定难以保持一致。

1.先考察第一种另刻方法——覆刻

假设真的存在第三种辽藏，且应县的3号《华严经》就是这第三种辽藏的零本，《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底本也属于第三种辽藏系统，且采用覆刻雕版，则所刻的《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在版片特征上应与3号《华严经》基本一致。

在此，我们将《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与应县的3号《华严经》的版片特征做一比较：

（1）版式

（2）界栏

（3）版片号形态

从上述比较可知，除了每行字数及版片号位置这两点之外，《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与应县的3号《华严经》每版行数、框高、水平边栏、版片号形态均不相同。

如前所述，《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框长为55厘米仅为参考数字。如果这个数字可靠，则3号《华严经》每版28行，框长最长者只有55厘米；《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每版仅24行，框长也为55厘米。说明《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每行文字更加疏朗，版刻规格、风格完全不同。

由此，从“覆刻”的角度考察，说《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底本与应县的3号《华严经》原属同一部藏经，证据并不充分。

2.再考察第二种另刻方法——重新书写上版

仔细考察《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原书，可以发现该经的行间距控制得比较好，但字间距则控制得比较差。这与应县木塔出土的3号《华严经》形成鲜明对照。应县木塔出土的3号《华严经》不仅行间距，连同字间距都控制得比较好。由于字与字的距离中规中矩，横向观察时，可以看到字缝间有一道道横向空白。而《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字间距控制较差，横向观察难以看到规范的横向空白。相反，个别行出现刊刻16字的现象。上述特点大大增强该经乃重新书写上版的可能。

如果采用重新书写上版的方式另刻，其刻本除了可以依据千字文帙号确定该刻本的底本属于某种辽藏外，很难确定其底本到底是哪一种辽藏，也就对研究所谓“第三种辽藏”没有实际意义。

仔细考察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图版，该经第3版到第15版的版片号虽然均在每版的第1行、第2行之间，第2版的版片号却在版尾。此外，第3版的版尾有两条墨丁，一条在末行第5、第6字左边，一条在末行第10、第11字左边。第4版的版尾有一条细墨丁，也在末行第5、第6字左边。版片号位置不统一，为另刻单经所常见。版尾的墨丁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是否为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所据底本所留？现在难以解释。如果这些墨丁的确与该《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所据底本有关，则可能该底本本身是依据某一辽藏重新书写上版，然后刊刻的另刻单经。

三、小结

现在可以确认韩国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所藏高丽刻本《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底本属于辽藏系统。如该经所依据的底本是辽藏原本，则该经乃依据底本重新书写刊刻的另刻单经。如该经底本本身就是依据辽藏重新书写刊刻的另刻单经，则该经为底本的覆刻本。笔者比较倾向后一种可能，亦即底本原为辽刻单经，高丽本为覆刻本。

该经所依据底本属于哪一种辽藏，有如下三种可能：

第一，所依据为《辽大字藏》或《辽小字藏》，但因采用重新书写上版的方式，所以版式完全改变。

第二，所依据即为应县的3号《华严经》所属藏经，亦即所谓“第三种辽藏”。

第三，所依据的是我们现在所不知道的另一种辽藏，该藏也是每行15字，但版片长度约为55厘米，每版刊刻24行。

我们希望将来出现的新资料，能够对上述可能做出抉择。

韩国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所藏高丽刻本《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丰富了我们对辽代刻经的知识，为我们研究辽藏提供了新的资料，具有很大的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值得珍视。

（本文承韩国中央研究院提供研究照片，韩国大真大学柳富铉先生提供书志学资料，特表示感谢。）

注释：

[1]据史料记载，辽代执行禁止图书出境的政策，但北宋朝对图书出境亦有限制。从现有资料看，颇有典籍从辽朝输出到高丽。因此，对所谓“辽代执行禁止图书出境的政策”的成因、执行情况、结果，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2]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辽藏的信息于1982年正式公开。据笔者不完全调查，1982年以前发表过关于辽藏研究论著的研究者有：妻木直良、塚本善隆、小野玄妙、叶恭绰、陈垣、吕澂、野上俊静、林元白、周叔迦、小川贯弌、李圆凈、道安、陈述、竺沙雅章等。

[3]方广锠：《〈辽大字藏〉的定名与存本》，《中国学术》总第18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1月。

[4]方广锠：《辽藏版本及〈辽小字藏〉存本》，《文献》，2015年第1期。

[5]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文物出版社，1991年7月。

[6]释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东文选》卷一一二，民族文化推进会影印本[韩国]，1981年9月。

[7]郑恩淮：《应县木塔发现〈契丹藏〉》，《辽金史论集》第二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7月，第171页。

[8]罗炤：《〈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第5期，第15页。

[9]参见罗炤：《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文物》，1992年第11期。

[10]竺沙雅章：《新出資料よりみた遼代の佛教》（從新發現資料所見之遼代佛教），《禪學研究》第72號，花園大學禪學研究會（京都），1994年1月。

[11][12]竺沙雅章：《新出資料よりみた遼代の佛教》（從新發現資料所見之遼代佛教），《禪學研究》第72號，花園大學禪學研究會（京都），1994年1月，第55、11頁。

[13]参见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566页。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