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东南亚佛教的发展特点与趋势

南传佛教在东南亚地区已流传了1000多年，是这些地区诸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佛教已经浸入这些国家民族的骨髓，成为人民生活习俗的重要内容。因此，南传佛教在这些国家的地位不可替代。

当前东南亚佛教国家，仍然坚守传统的佛教文化，政府鼓励、支持佛教事业发展。如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佛教教育是国家事业，佛教思想则是国家的统治思想。而在民间，做功德、行善事、拜佛建塔是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得不到佛教界的尊重，就很难有社会地位。僧人热衷传教，且这些国家佛教界人士受殖民地教育的影响，英文水平较高。因此，东南亚佛教经过100多年后，南传上座部佛教已传到世界各地。

当然，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东南亚佛教也在发生着变化。

首先，东南亚佛教界眼界更为开阔，他们关注世界佛教发展的新动态。例如，伴随中国佛教的崛起，东南亚佛教界高层愿意与中国佛教界交往，这与上世纪80年代前在反共思潮影响下的恐惧心态完全不同。同时，他们也开始了解世界佛教研究动态，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台湾佛教研究的情况，但对大陆佛教研究的了解则相对薄弱。这与大陆学术成果与世界佛教界没有接轨有一定关系，也与大陆学术界将研究重点放在大乘佛教上有一定关系。

其次，东南亚佛教诸国也在与时俱进。现代社会的发展，促使佛教界要向社会靠拢。一方面，佛教界仍然承继优良传统。例如佛教具有对社会道德提升的教化作用，寺庙仍然是教育百姓行善的中心，传统慈善的责任。另一方面，佛教界又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例如许多寺院现在推行“星期佛”，即从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推出一尊佛，让信众按照生日挑选自己的佛带回家。“星期”的说法，本是西方基督教产物，但是在东南亚佛教界却被广泛接受，借以推动佛教与生活更加密切的联系。一些寺院正在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东南亚国家曾先后沦为殖民地（泰国除外），西方思想文化对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起过作用。但是，由于这些国家都是农业国家，所以在广大乡村地区，佛教传统并没有被彻底毁灭。独立以后，这些国家传统的民族文化得到弘扬，佛教传统信仰重获重视。在百姓心里，佛教寺院仍是心灵可以寄托的信仰场所，至今都没有改变。

第三，东南亚佛教国家僧伽内部管理已成功转型。自上世纪30年代，泰国佛教界开始仿照西方“三权分立”的形式，成立僧伽议会、僧伽内阁、僧伽法庭。到上世纪50年代，缅甸等国也相继出现“中央僧侣负责机构”、“僧侣大导师机构”和“律法规范师组织”等民主分权制度。僧王只是象征性位置，集体领导成为主要运作方式。但是，对民众而言，僧人权威仍然不能动摇，高僧仍然是民众的崇拜对象，引领群伦。

第四，注重与世界各国佛教交流和传教。过去，中国佛教界在世界佛教界一度失语，日本佛教成为大乘佛教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许多南传佛教国家热衷与日本佛教界来往，学习佛教的僧人都到日本去留学。如今，中国佛教崛起之后，来中国留学的僧人日益增多。同时，随着交往增多，南传佛教也在中国产生影响。

第五，南传佛教国家佛教界内部也在不断酝酿新思想。特别是代表新兴中产阶级利益诉求的教派，不断提出新主张。例如泰国的法灯寺，就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典型寺院。南传佛教国家理论建设发生新的变化，与新兴寺院的兴起关系密切。

第六，泰国寺院注重经济发展，与旅游联系起来更是这些国家佛教发展的特色。诸国都在打造佛教旅游经济，除修缮原有的著名景观之外，也在建设新的宗教景点。改变了过去建造寺院纯粹出于信仰布施的传统，发展寺院经济成为重要动因。由于经济因素驱动，寺院建设也提升了档次。当然，政府参与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第七，佛教在华人宗教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而民间信仰在华人中间也有一定影响。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佛教都与地方宗教文化接轨，而大乘佛教被视为正统的中国宗教，也成为与这些国家宗教沟通的渠道或交叉点。

佛教自古有民间外交的传统。属于东南亚地区的扶南、林邑国、狼牙修国、婆利国、盘盘国等国的佛教都与中国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东南亚国家的僧人来中国传经译经，梁朝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扶南馆翻译佛经。当代佛教民间外交，仍然发挥着影响。北京西山灵光寺的佛牙舍利，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到缅甸供奉，对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与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今，中国已屹立于世界，大国的宗教也要有大国气象。以唐代为例，大唐的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佛教发展迎来高峰。这时的佛教，一方面仍然沿袭着“请进来”的传统。例如玄奘就是从印度请回佛经，致力于译经事业的大师；另一方面，大唐的佛教开始向外传播，先后大规模传入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佛教徒最多的国家（总人口上亿），拥有世界最多的佛教寺院。以及悠久的佛教历史和繁荣的佛教文化，这些都是中国佛教界不可复制的优势资源。中国佛教界应利用这些资源与已经来到的机会，积极地“走出去”。

南传佛教黄金纽带的问题

东亚大乘佛教中、日、韩三国黄金纽带之所以能够搭建，就是基于中国佛教为中心。日本与韩国的佛教是由中国传入的这些前提。中国南传佛教与东南亚诸国的佛教关系是有区别的。从历史看，云南的南传佛教不是东南亚南传佛教的中心，也不是发源地。在东南亚地区，泰国和缅甸是南传佛教的中心，而云南上座部佛教是从这两个国家传进来的支派。佛教是最讲传统、传承的宗教，在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尊师重祖，注重门派、注重师学。在此情况下，要让云南上座部佛教与泰国和缅甸的佛教平起平坐很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得到这些国家佛教界的重视与承认，需以中国是世界佛教中心为前提。

我们需要确立中国是世界佛教中心，是因为中国佛教有2000年的历史，有世界最多的佛教信徒，有保存完整、翻译最早的佛教经典，有自己特色的佛教仪轨和佛教文化体系，且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三派并存的国家，应树立中国大乘佛教中心的地位，取得中国佛教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中国佛教界要积极在世界佛教界发出自己的声音。除了办好世界佛教论坛之外，还要积极参与世界佛教界的活动，利用中国的影响，站在世界佛教制高点上，让中国佛教真正成为世界佛教中心。

中国佛教经过2000年的传播，理论上承继了印度佛教学说，影响很深。但是，中国僧人在历史上也在不断地改造印度佛教学说，并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建造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与佛教宗派。我们要宣传中国僧人对佛教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中国佛教界则承担着重新打造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与实践的重担。否则，中国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很难与印度佛教区别开来，中国佛教的地位及影响也很难在世界上发挥出更大作用。

要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需要在理论上有所作为。中国宗派佛教的理论比较深奥，其思维也较为特别，对没有这方面基础的人来说，要想了解中国佛教的思想是较为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理念与实践可以使用，这些理念与实践有助于在世界上树立中国佛教的正面形象。如在中国佛教理论与实践中最为突出的菩萨思想，这是中国佛教里最有特色、也是影响中国人精神生活最有活力的表现。传统的菩萨信仰认为，发大心为众生求无上道，故名“菩萨”。具体地说，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自利利他”是菩萨乘的最大特色，这与人类社会的要求是相符合的，也是各个国家与历代政府所提倡的思想。

大乘佛教与南传佛教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例如，佛教的基本概念“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是南北佛教共同接受的基本教义。佛教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学说，也是所有佛教徒都要共同遵守的基本理念。所以，我们要研究大乘佛教与南传佛教教义相通的部分，将这些相通的思想作为双方对话与交流的基础，再把它们作为向外宣传的主干。只有从思想上接受了，文化交流的工作才算取得成功，这在中外各国的文化交流中早已成为规律，我们应该加以遵循。

现在，各佛教国家都面临着积极调整、与时俱进的重大问题，中国佛教提出的走人间佛教的思路，不仅是当代佛教可供参考的模式，而且是与南传佛教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上相互契入的一个极好的角度。人间佛教强调的是佛在人间，成佛不是在来世，而是在今世，所以佛教界要积极参与社会，努力走佛教与社会相结合的道路。这个思想是各国佛教界都共同承认的，中国佛教界要努力宣传这一思想，以此来加强与南传佛教国家的联系，从而在思想上影响南传佛教界。

当前，中国佛教学术界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非常不足，虽然近年来有所弥补，但对南传佛教核心教义的研究仍然没有多少成果。佛教的目的是了生死，也就是解决人的心灵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解决人之生死，即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根本问题。南传佛教在理论上，基本上接受的是印度佛教早期部派佛教教义，理论特点围绕着禅学内容而展开，僧人通过禅修实践来体悟佛法的真谛。又由于南传佛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所以在受南传佛教影响的地区，流行的是做功德与行善事的伦理道德，以此构成了整个社会秩序的思想基础。佛教的行善祛恶是南传佛教地区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标准。

现有的云南南传佛教研究成果，将南传佛教地区流行的赕佛善事作为慈善研究，而作为南传佛教的主流——云南南传佛教的教义理论思想与历史文化，却并没有多少人去做扎实的研究。慈善不等于宗教，因为慈善不是宗教的根本目的，也不是宗教的专利，只是宗教的功能之一，附属于宗教而已。宗教慈善只是在国家公益事业中“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有益补充”。南传佛教研究的重点，仍然应放在它的历史文化与思想教义以及经典仪轨方面，只有把这些研究深入了，才能真正说明南传佛教的特点，才能把握南传佛教未来发展的方向。

近年来，我国有不少人前往南传佛教国家留学，有的已经学成回国。由于他们都在南传佛教国家学习过，对当地的佛教文化有深入了解，由他们来从事南传佛教研究，相信一定会超过学者的研究。充分利用已经毕业或正在南传佛教国家留学的僧人的作用，是当前促进南传佛教研究的最好办法。让这些学僧不仅学习南传佛教，而且承担起宣传南传佛教的责任。我们可以仿照唐代译经院的模式，将已经学成回国的留学僧集中使用，做一些大的项目研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为了越战的需要，曾组织过一批学者从事东南亚佛教研究，撰写了一批南传佛教的研究专著，成为这一领域的话语权掌握者。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利用国家的力量与学者优势组织攻关，深入研究南传佛教的历史与现状。我们要积极推出自己的南传佛教僧人领袖，特别是要推出有学识、有修行的僧人，让这些僧人作为中国佛教中南传佛教的代表，去影响南传佛教国家的人士。

南传佛教发展的思路

在我国制定的宗教政策里，是否可以针对当前的现实情况作一些调整。比如，宗教政策规定，佛教僧人出国一般要得到上一级部门如省宗教局的批准，佛教寺院没有对外交往的权利等。我们是否能够考虑给予佛教界一定的权力，对大的、有影响的寺院，可否让他们去建立自己的对外联系网络。从政策上鼓励他们走出去，鼓励中国僧人在外修建寺院，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从佛教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舍利是佛教各派共同承认的圣物。中国将珍藏的佛舍利送到南传佛教国家供奉，拉近了与各国佛教界的关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中国高僧的舍利送出国外？在中国历史上，外国送进来的佛舍利达数千颗，现在仍然有很多存世。在2000年的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很多高僧，他们不仅是中国佛教界的有名人物，也享有世誉。除了宣传他们的事迹，使他们在世界佛教界广为人知，还要把他们的舍利送出去，供各国佛教徒参拜。2013年3月，本焕长老的舍利被送至泰国永久供奉，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我们要继续沿着这条思路，充分发扬中国高僧舍利的权威性，将中国佛教传播到异域。

南传佛教黄金纽带的搭建，不仅是南传佛教的责任，也是汉传佛教界的责任，故需要全国佛教界的介入。除了云南佛教界以外，广西佛教界、海南佛教界等也可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最终形成多头并进的态势，从不同的方向与东南亚南传佛教界进行沟通。加强与东南亚南传佛教的沟通应成为中国佛教界的共识。应将此问题提升到国家利益的高度，鼓励汉传佛教界也积极介入，从而使佛教界全面开展这项工作，这样就能使与东南亚地区南传佛教的联系与沟通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

南传佛教在我国传播的地区是边疆地区，也是被列为改革开放的特区。有关部门可制定特殊的政策，将那里作为当前宗教改革活动的试点，发挥特区窗口的作用，从而积累经验，让宗教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发挥应有的贡献。针对目前我国云南地区南传佛教实际情况，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通过打造南传佛教寺院，提升其竞争力与影响力。国内现有的南传佛教寺院明显跟不上我国佛教形势的发展，也与东南亚其他佛教国家的寺院存在着较大差距。其主要表现在设施落后、场地不合理、装饰单调方面。寺院环境的好坏，对南传佛教的宣传与影响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寺院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规模化、精细化、美学化。但是，现有的南传佛教寺院绝大多数还停留在简单的礼佛功能，忽视了寺院的美学、民间外交等功能。在现有的情形下，可以尝试着开展汉传佛教界与南传佛教界“一帮一”的对扶活动，利用汉传佛教建设与管理寺院的经验，尽快完善南传佛教寺院的硬件建设。

二、引进民间资金，打破制约南传寺院发展与弘法的瓶颈。以此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在现阶段，可以考虑引进民间资本的办法，利用市场规律，引入民间闲置资金，聘请有经验的策划与设计团队，对现有的寺院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

三、招聘教师或者自行培养，为南传佛教发展提供必要人才。培养南传佛教人才是提升与弘扬南传佛教的千年大计。要解决当前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除了招聘现在已经回国的留学僧为教师，还可以考虑聘用志愿者。寺庙也可自己培养、挑选一批有志于从事佛教教育的僧侣，让他们成为佛教教育的主导力量。南传佛教本就有男人出家的传统，要充分利用这个传统，发挥寺院曾是历史上教育基地的作用，对出家入寺的人进行系统培训。教育的重点虽是增强信仰，但也要兼顾到社会需要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对寺庙的教材也要有所考虑，除了坚持宗教教育目的之外，应该允许学习和开设世俗知识的课程。

四、寺院与地方政府协调，解决境外僧人居留我国边疆的身份问题。现在，世界各国最通用的是绿卡制度，让那些有贡献和可利用的人安心为所在国工作，这个办法可以考虑用于缓解现在云南南传佛教人才紧张的局面，将境外的僧人或作为专家聘任，或作为友好使者的身份办理聘请手续，考虑为他们制作特殊身份证。当然，在解决身份问题之前，需要对这些境外僧人进行详细调查，并且要与当地政府签订协议，达成各自权与责的统一。

总之，中国佛教界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继续发扬中国佛教界民间外交的优良传统，确立中国是世界佛教中心的地位，最终形成北传与南传两条黄金纽带，服务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实现中国佛教崛起之理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

（来源：2016年4月12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