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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班多杰、孙悟湖:以学术视角诠释当代佛教文化——读《世界佛教通史》有感    2017年5月11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魏道儒研究员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经过多名国内外著名学者通力合作,十年寒窗,今天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世界佛教通史》全书共1415册,838万字,蔚为大观。《世界佛教通史》的撰著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诸位学者为骨干力量,同时邀请各地相关学者参与,在魏道儒研究员的引领下,分工合作,久久为功,终于完成了这一宏大的课题项目,可喜可贺。读《世界佛教通史》,不论其撰写体例原则或是对此课题谋篇布局、建纲立目等,都是值得称道的,应予评介推广,让更多的读书爱好者成为此书的读者和藏家。

 

《世界佛教通史》的撰写方法和原则。本书总序中说:“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一个指导、一个原则、一个主体、一个辅翼”,在此视角下,力求使这一成果达到本来的历史与书写的历史,历史的实在与历史理解的实在的统一性。

 

突出佛教传播中的问题意识

 

《世界佛教通史》以世界佛教史为研究对象,属于大史学研究的范畴,史学一方面是史料学,因此要回到事情本身,保持观察的客观性,体现历史的真实性,这需要由客观、翔实的资料来支撑;另一方面,一切历史又都是当代史,当代人理应承担用自己的视角观察历史、理解历史、诠释历史、书写历史的责任,本通史依据这样的历史观,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无论从印度传播到中国或南亚诸国,还是从中国传播到别的国度,都没有因为传播而发生武装冲突,更未引发大规模的战争,而是通过温和的方式、和平的手段、顺畅的渠道传播、弘扬到所在国家的人民大众中,以高尚的道德,精湛的艺术,清净的戒律,思辨的哲理劝导、引导、感化、教化不同阶层的人群而赢得信众,其传播的方式可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很多情况下,佛教是接受国通过友谊的使者请进来,又经过友谊的使者输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国家所形成的佛教文化是彼此之间友好往来、互相交流的黄金纽带,源远流长,史不绝书。借古鉴今,德高望重的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居士于1993年提出了佛教中日韩三国友好交流“黄金纽带”的构想,得到了韩国和日本佛教界的一致认同,轮流在中国、韩国和日本召开了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其“效果历史”绵延至今。正如本书总序中说的:“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本书总序将这一问题作为撰写全书各卷关注的重要问题导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使历史事件的视域和当今世界的视域相交融,这就是“视域融合”。在视域融合中,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历史上形成的文本原义或作者原意或历史事件对我们现时代的社会与人发生了作用并产生了效果,这包含着“效果历史”的思想光芒。可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佛教传播史”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虽已涉猎,但尚未推出整体性的研究成果。本书强调,“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首先从学理上说是可以成立的。佛教提出“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就是佛教“一法即一切法,一切法即一法”的道理。中国诠释学提出既要“我注六经”,又要“六经注我”;既要“注不驳经,疏不驳注”,又要“六经责我开生面”,两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经典文本的继承和发展,所谓“理一分殊、月印万川”是也。西方本体论诠释学认为,经典文本之原义、经典作家之原意具有原创性、真理性、同一性与传递性、开放性、表现性的特征,这就决定了不同时空境遇下的人们对其理解、诠释是合理的、合法的、合情的。经典文本只有在对它的理解和实践中才能亘古不变而又历久弥新,成为真正的经典文本,体现它的意义,实现它的价值,发挥它的效用。这样便出现了经典文本之视域与理解者之视域之间发生了交叉、交融,由此形成了一种“视域融合”;任何理解和诠释都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实现的,语言文字是理解得以完成的形式,而语言文字深度体现和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世界观,所谓“语言观就是世界观”即说明了这样的意思。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后,与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互动博弈,对立统一,走了一条交流、交往、交融的道路,形成了同一佛教之多重理论元素、多元思想倾向、多样仪轨制度、多种语言文字的一体多元宗教格局。由是观之,佛教的本土化、处境化为势所必致,理有固然。它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说明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既是合理、合法的,也是合情、合实的。本书强调这个维度,可谓独运匠心,意味深长。遍览全书可知,不但主编撰写的中国汉传佛教贯穿了这个总基调,而且其他各卷也蕴含着这一主线,佛教的本土化问题是统管全书的一条主脉。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的理念,而且蕴含了德行伦理、思辨哲理、艺文技术、礼仪制度的庞大体系。具体讲,它是由信仰与理想、伦理与哲学、仪轨与制度、文学与艺术、工艺与技术所组成的超巨系统。关注并研究它们各自的内涵外延、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在宗教和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为此,近30年来,学术界提出了“佛教是文化”或“佛教文化”的概念,佛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话题,但大都只是从学理上泛泛而谈,鲜见从史论结合的向度作深度探讨的成果。为此,总序中指出:“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本书的相关卷册按照总序的这个总体要求,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这些论题,提出了诸多睿智的见解。由此使本书的内容春兰秋菊,各擅其胜,这便达到了总序所提出的:“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的目的。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佛教产生、发展、形成于印度,然印度佛教于13世纪就在它的故乡湮没无闻了。而佛教在中国经过两千多年的传译、发展、演变,不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中国还基本上保存了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到密教的全部印度佛教,唯在中国翻译并保存的汉文系统、藏文系统、傣文系统等印度佛教经、论、律以及诸多历史文献便是证据。因此,冯友兰先生把佛教分为“中国佛教”和“佛教在中国”。前者不但在思想上是中国的,在表达上也是中国的;后者在思想上主要是印度的,但在表达上是中国的。总之,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它们都在中国。由此可知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此看来,将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作为一个专题论述,是十分必要的。本书总序中从三个方面论述此问题,三点合观,入木三分,启人慧思,尤其是第二点中总结的“求法取经”、“弘法传经”两句,则纳繁归简、唯搜要旨,起到了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功效。

 

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像《世界佛教通史》这样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的研究对象的内容,设计一个适合于它的表达形式,是十分重要的。对此本书总序中说:“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1415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本书主编与各卷册撰稿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最后形成了这样的章节安排与卷册结构,它深度体现了佛教在印度的产生、发展、演变、衰亡的自然历史过程,以及它在斯里兰卡、东南亚各国传播发展脉络,也深刻反映了佛教在中国各地传译、流播、发展、融合的内在规律,以及从中国向周边各国辐射性传播而形成世界佛教的外在现象和内在联系。这样的形式结构体系,不仅很好地表达了内容,而且使其融入到丰富多彩的内容之中,形成了“形式即内容”的结构体系。

 

依历史与逻辑顺序探其源,明其流

 

现在我们就依《世界佛教通史》安排的历史与逻辑的顺序,遍览各主要卷册章节的内容。不探其源,不明其流。印度是佛教的故乡,印度佛教是世界各地佛教的活水源头。研究世界佛教史首要的任务就要梳理、整合印度佛教产生、发展、演变、衰亡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历史轨迹和复杂内容,唯其如此,始能撰写好其他各国及地区性的佛教史,否则,其他佛教史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通史中,印度佛教安排了两卷,字数达120多万,全书主要以吕澂先生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对印度佛教历史分期的划分为主要依据,并辅以印顺法师研究印度佛教的诸多成果,写成了《印度佛教》,全书资料丰富,内容充实,观点明确,从整体上较前著有很大的扩展。尤其是本书第一卷对原始佛教部分的内容论述较为细致。第二卷主要论述晚期大乘显教的扩充性发展、密教的兴起与繁荣,以及18世纪以来佛教在印度的重现与复兴,这部分内容可资借鉴的资料和成果都比较少,撰写困难较大。本书作者在充分利用国内散见的各种资料及成果,国外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写成了7世纪到20世纪之印度佛教史,较为清晰地梳理了这个阶段佛教由湮灭而复兴的曲折脉络,这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印度佛教是世界佛教的总源头,中国佛教则是世界佛教的总库藏,并且相对于诸多国家的佛教而言,中国佛教又是它们的总源头和故乡。明乎此,始可谈世界佛教,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是也。中国佛教史在世界佛教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本通史中,中国佛教分汉传、藏传、南传三大部分,共安排了8卷,汉传佛教分4卷。汉传佛教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研究成果亦十分丰沛,很多研究成果都出自名家大师之手。在这种状况下,很难有新的突破,但各卷作者本着人无我有,人短我长,人有我精的原则,在中国佛教的诸多方面都写出了自己的特色,如第三卷: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佛教,凸显了经典译传、人物事迹、学派兴起、思潮转向等内容,特别在外来佛教与传统思想文化之间的互动交往、对立统一的内在张力等方面,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视角新颖,见解独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如第四卷:隋唐佛教,专论诸宗派,这是汉传佛教的核心内容,重点阐释各宗派的基本教义、思想传承、修持实践、主要特点、演变轨迹、理论来源等义理性内容,它是由一批国内研究汉地佛教并卓有成就的中年学者撰写的,他们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以寻各家之根源,研诸宗之要旨,搜众派之本末,其中不乏珠玑之见,锦绣之篇。

 

第五卷:宋、辽、金、西夏、元、明、清前中期佛教。如果说隋唐佛教创宗立派,显示了汉民族高超的抽象思辨的能力,接续而来的则是各少数民族对佛教文化聚同化异、为我所用的能量。这时的佛教不仅呈现出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趋势,而且辽、金、西夏、元朝、清代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也出现了兴旺发达的局面。特别是在佛教文化艺术、佛经翻译校勘、佛教事务管理、佛教政策制定等方面,都有了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本卷各章节对这些内容都有涉猎,其论述既突出重点,又不失圆整,且卓然有所建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本卷第三章西夏佛教,全文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从史料、内容到观点,都很出彩,是本卷的一大特色。

 

第六卷:清末至民国佛教。这个阶段是中国社会千年体制转换,佛教衰而复兴的时代,社会动荡,佛教时而危机,时而转机,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格局。本卷作者通过广集资料,深耕文本,分析背景,细究事件,厘清体制,研判义理,揭示了这个时期的汉传佛教屡迁而欲返其初的愿望,向读者展示了清末及民国佛教与社会相伴而生,同民众相向而行,与潮流相随而动的实践性内容。

 

第七卷上下两册:中国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从体系建构、理论建树、制度建立、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是最具特色,极富异彩的。此卷作者从章节结构、切入视角、研究方法、关注内容等方面另辟蹊径,观察境遇,考辩史实,考量文化,深研义理。诠释文本,指阐大旨,指点人物,评说功过。由此,为人们呈现了藏传佛教异彩纷呈的面貌。

 

第八卷:中国南传佛教,在中国三大语系佛教中,唯南传佛教的研究相对滞后,产出的成果也较少。近几年来,不断有南传佛教的研究成果问世,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此卷以南传佛教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为线索,全面深入地考察、分析了南传佛教僧团的建立、寺塔的建造、制度的设立、文化的建设、经典的传译等实体性内容,全书的叙事和研判既有感性体验,又有理性审视;既有写实性的客观还原,又有写意性的理性分析,为人们完整地呈现了南传佛教从古绵延至今的心路历程。

 

第九卷:日本佛教。在域外佛教中,日本佛教自中国、朝鲜半岛传入后,在其特定的历史境遇下形成了内容极为驳杂,思想特别繁复,特色最为鲜明,成果极其显著的局面。本卷面对这一研究对象,以丰富的资料为依据,从历时性的传承演变与共时性的繁复内容相结合的角度,梳理、阐释、归纳、整合日本佛教的重要范畴,体系建构,基本义理,主要修持,历史事件,政策体制,现代转向,并通过这些内容揭示了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特点,突出了日本佛教的理论性、实践性、本土化、制度化的特色,其玄宗妙旨,举意全彰也。

 

第十卷:韩国佛教。韩国佛教是与中国汉传佛教相始终、共命运的。从中国传入的域外佛教诸国中,韩国佛教历史最为悠久。此卷深刻解释了佛教在韩国传播的原因,探讨了韩国佛教民族化、本土化、世俗化的倾向,探究了7世纪韩国佛教趋向衰落的原因,以及研判了韩国重要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本卷在诸多方面,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第十一卷:越南佛教。越南佛教主要是从中国传入的,与汉地禅宗有着深厚的渊源。此卷梳理了汉地禅学传入越南的历史钩沉、派系特点、禅学思想、源流演变以及本土化的诠释。作为一位越南籍僧人,作者有着扎实的汉语文功底,对汉文佛教文献的解读比较准确,对越南禅学有自己的深刻理解,实属不易。

 

第十二卷:斯里兰卡与东南亚佛教。斯里兰卡与东南亚诸国紧邻印度,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佛教文化的辐射,但其辐射的颗粒如天女散花,四处飘零,未能像积土成山一样形成一个厚重的实体性存在。此卷作者以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视角,将碎片化的零散资料通过细微地考证、细致地挖掘、细心地整理,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资料链,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剖析各国背景,同情体悟先哲思想,完整了解经典义理,按国别史高质量地写成了此卷作,填补了学术界的研究空白。

 

第十三卷:亚洲之外佛教。佛教传入亚洲之外虽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但未形成声势。佛教大规模向欧美等地传播,并在这些区域发展而相应兴起的研讨,始于19世纪。由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与西方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他们对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佛教,有独特的理解和诠释。然学界至今尚无一部综合介绍、整体论述亚洲之外佛教的通史性著作。此卷以国别史为线索,就体例而言,基本上以大国佛教立章、地区佛教设节、小国佛教列目,清晰可辨,便于记忆,易得要领。就内容而论,依次论述了印度佛教及中国汉传、藏传、南传佛教传入欧美的历史。作者对整个亚洲之外佛教的叙事,散点聚焦,视角独特,由史入思,理性洞照,揭示了东方佛教在西方生存、发展、融合的完整面貌,这是值得称道的。

 

第十四卷: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将世界佛教史上发生的宗派、思潮、人物、典籍、制度、礼俗等重要事件,按时间顺序逐个记录,作为该通史的收尾卷作呈献给读者,给本通史增色不少,也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便利。撰写大事年表一类的著作,若略说则事不周,若广论则事繁杂,此作则不简不繁,详略适当,以便博施于众。这对于专职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以上我们对《世界佛教通史》各卷册主要优点、基本特点以及所取得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述。也毋庸讳言,本系列丛书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方法论的应用上较为传统,借用的“现代工具”还不够多,如诠释学、全球史观等。其次,尚未专题讨论蒙古地区的佛教,中国汉地佛教元代一章中虽涉及了蒙古佛教的内容,但没有扩展开来,重点论述的还是汉传佛教的内容。最后,关于现当代佛教,没有统一的期限界定。

 

总之,魏道儒先生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各卷册,既不拘格套、见仁见智、独抒性灵,尽显每位作者的研究特长,又互相含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体现了一以贯之的共相,发挥了全书的整体效应。此课题于2012年以“优秀”等级结项,从2013年开始,项目各成果又根据专家组提出的建议,进行修改、定稿。我们相信,《世界佛教通史》系列丛书所发挥的个体效益与整体效应将会不断地显现出来,嘉惠学林,以飨读者。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201610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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