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大藏经是汉文佛教典籍的总集，是印度古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汉文大藏经以其收录之宏富、版本之众多、历时之久远著称于世。

一、印度三藏典籍的形成及传播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印度佛教原典的形成是在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即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前后，由佛弟子们通过四次集会（即“结集”）的方式，将佛陀宣讲的佛教学说、为僧团组织制定的行为轨范以及对佛说的论释汇集起来，形成了最初的经、律、论三藏典籍，并开始形诸于文字。在此期间，由于佛弟子们对第一次结集的说法产生分歧，而分裂为大众部、上座部，此后两派又各自分部，形成二十部派，并整理出本部派的三藏典籍，从而使印度佛教原典的数量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增加。公元1世纪前后，出现了超越部派的大乘佛教思想。至2世纪以后，随着大乘论师们撰出大乘论部典籍后，大乘三藏典籍得以形成，从而将此前的三藏典籍称为小乘三藏典籍。它们共同组成了佛教大藏经的基本内容。

印度佛教自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时期开始向外传播：（一）向南传至斯里兰卡，最初是用僧诃罗语记载下来，公元1世纪又刻写在贝叶上，直至5世纪才由中印度来的觉音译成印度本土的巴利语。所以巴利文大藏经收录的是佛教早期流传的小乘三藏典籍。（二）向北传至西域各国，后沿古丝绸之路，于西汉末年（公元前）传入我国汉地。我国第一部汉译佛典的诞生是在东汉明帝时（58-75），汉明帝派遣蔡愔等人往天竺寻法，迎请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译出《四十二章经》，藏于洛阳白马寺兰台石室中。此后至隋唐时期，历经数百年译传，形成了多达一千余部五千余卷的汉文大藏经。因此汉文大藏经集录了印度佛教各时期流传的典籍。（三）公元7世纪前后佛教传入我国西藏，松赞干布派人去印度学习梵文后，创立了藏文，开始了佛典的藏译活动。所以藏文大藏经集录的多为印度大乘佛教晚期流行的密教典籍。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是亲密的兄弟两支，藏文大藏经中有不少典籍是从汉译本转译的，汉文大藏经中缺少的典籍也在不断地从藏译本转译过来，因此汉文大藏经的内容还在增加。

二、佛教典籍的汉译及著述

将印度佛教典籍翻译成既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又易读易懂的汉文典籍，是一项何其艰苦卓绝的工程！前期主持译经事业的多为印度及西域各国来的僧人，后来因难以满足我国僧人的需求，于是西晋时有敦煌僧人竺法护，少年随师游历西域诸国，通晓“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东晋有高僧法显、唐朝有高僧玄奘、义净等人，前赴后继西行求法，“去人成百归无十”，其艰难险阻是常人难以想见的。他们携带大批珍贵典籍回国后，终生翻译不辍。唐宋时期在朝廷的支持下组织过译场，译场人员职责分明，有译主、笔受、缀文、度语、证梵义、证禅义、润文、校勘、监护等，选拔人才还有“八备十条”之标准。如此严谨审慎而又有组织的佛典翻译，在中外翻译史上也难有与此媲美者。

随着佛经的翻译，我国僧人受两汉经学的影响，开始为佛经注疏、写序。据记载，东汉末年已有陈慧与康僧会合撰的《安般守意经注》。而开此著述风气的奠基者则是东晋名僧道安，他提出了注疏佛经的三分法，为后世所遵循。与此同时我国僧人发挥经义的著作，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至晋宋时已大量涌现。至南北朝，佛教史传类著作已多达70余种。隋唐以后，中国佛教出现了天台、三论、华严、禅、净土、法相、律、密八大宗派，各宗派之著述迅速增加，从而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三、佛经目录与汉文大藏经

我国有记事写史的传统。西汉末年已有刘向奉诏校雠群书，撰成别录；其子刘歆将群书分类，著成《七略》。至东晋时汉译佛典的数量日益增多，于是道安创编了我国第一部佛典目录，称为《综理众经目录》（385），此录已佚。我国现存最早的经录是南朝梁僧祐编纂的《出三藏记集》十五卷（518）。此录最具价值处在于保存了已佚道安录的内容，使我们得以了解古录之原貌。僧祐录还记载了许多珍贵的佛教史料，为研究佛教史提供了最早的一批原始资料。此时的经录除了详考每部经的译者、真伪等，还按译出时间排序。至隋朝实现了南北一统，开始有了官写一切经。于是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等奉敕撰《众经目录》七卷，开始据佛典的性质、内容，区分为译经、撰述两部分；于译经中分大小乘两类，再就大小乘各分经、律、论三类；于撰述中分西方、此方两类，首次将中国著述入录。此种分类法为以后汉文大藏经目录的编集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此后不久，开皇十七年费长房撰成一部引人注目的《历代三宝记》十五卷，首次列出“入藏录”。这与隋天台宗智顗大师的弟子灌顶在总结其师功德中有“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的内容（按：这是目前所知大藏经一词的最早出处），可谓彼此呼应，说明了汉译佛典至隋代已通过大藏经的编排体系被初步确定下来。然而作为汉文大藏经目录的完备形态，并为后世写本、刻本大藏经编目尊为准绳的则是唐开元十八年（730）智升所撰著名的《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开元录》分类的新特点主要是在大乘重译经中首列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典籍，次列五大部外诸重译、单译经；在小乘重译经中首列阿含部典籍，次列阿含部外诸重译、单译经。大约至晚唐会昌废佛以后，出现了千字文帙号，见于《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从此更方便了大藏经的排架和索取。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高度评价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地位，称“其所用方法有优胜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二曰辨别真伪极严，三曰比较甚审，四曰搜采遗逸甚勤，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朴素，且痛惜于后此踵作者之无进步也。”（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第217-218页）

据上世纪80年代我国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时的统计，汉文大藏经收经总数约在4200种23000卷。

四、汉文大藏经的版本与系统

我国早在西汉已发明了造纸术，隋至唐初（590-640）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汉文佛教大藏经的流传，在唐以前仅为手写本，宋初才开始雕版印刷大藏经，至清末又有铅字排版大藏经和影印本大藏经，此外还有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刻大藏经。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促使中国佛教得以空前地对外传播，对形成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在内的汉传佛教文化圈起了重大作用。如今唐以前的写本大藏经只存零散卷帙，其中以隋大业六年（610）扶风郡雍县三家乡民张法僧等手抄之一切经为最早；我们还可从清内府藏写本、钤有御览印记的几卷北宋海盐县金粟山大藏经及敦煌藏本中部分格式规范、字体端庄的写本佛经中窥见隋唐写本大藏经的面貌。汉文大藏经的装帧形态有卷轴装、蝴蝶装、经折装、方册装、现代精装五种。写本和早期刻本大藏经采用卷轴装，北宋晚期以后的刻本大藏经多采用经折装，明万历年间出现了方册装刻本大藏经，清末的铅字排版大藏经亦用方册装，而影印本大藏经多为现代精装。

目前已知存世的汉文大藏经有二十八种版本。考刻版大藏经的版式、装帧、编目及参照底本，日中学者竺沙雅章教授和方广锠教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均提出刻本大藏经分三个系统：（一）蜀版《开宝藏》系统，《金藏》、《高丽藏》属此系统；（二）《契丹藏》系统，《房山石经》属此系统；（三）闽版《崇宁藏》系统，宋《毗卢藏》、《圆觉藏》、《碛砂藏》、元《普宁藏》、明《初刻南藏》属此系统。

以下配合图片（见中插彩页）介绍各版汉文大藏经的刊印史。

1.北宋《开宝藏》。这是我国第一部官刻版大藏经。宋太祖开宝四或五年间（971或972），敕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造大藏经，刊板13万余块，至太平兴国八年（983）经板运抵汴京，置于太平兴国寺印经院内印刷流通。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又增入了唐《开元录》以后续入藏典籍及宋新译撰典籍，使全藏收经达到1565部6962卷682帙。其版式为每版23行，每行14字。卷轴式装帧。现存本仅13卷，卷末有“大宋开宝×年××岁奉敕雕造”字样等，并钤有熙宁辛亥岁（1071）奉旨赐大藏经板于显圣寺圣寿禅院印造，印经院慧敏等题或皇宋大观二年（1108）都化缘住持鉴峦等题之墨记。此藏曾传入日本，也曾五次传入高丽，还被赠与辽王朝和西夏王朝，其影响远及海内外。

《赵城金藏》（卷轴装）

2.《金藏》。1933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此藏，又称《赵城金藏》，为海内外之孤本。是潞州崔法珍断臂募缘，历时三十余年，自金熙宗天眷二年至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39-1173）刊成。此后朝廷出资起运经板至京城，置于弘法寺内印造流通。全藏经板168113块，总6980卷。《金藏》是《开宝藏》的覆刻本，故其版式、装帧、排经顺序均同《开宝藏》。卷首有题名赵城县广胜寺的扉画一幅。现国家图书馆保存4800余卷。

3.《高丽藏》。有初雕本、续雕本和再雕本三种，前两种已亡佚。再雕本刊造于高丽高宗二十三至三十八年（1236-1251）。全藏经板86525块，双面刻字，收经总1524部6558卷639帙，经板现存庆尚北道的伽耶山海印寺。再雕本是《开宝藏》的覆刻藏，前510帙的排经顺序同《开宝藏》，510帙以后据辽《契丹藏》和《续贞元录》进行编排。卷末有“××岁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字样。1982年台北影印出版了现代精装本全48册（含总目录、解题、索引1册），增补遗典籍15部229卷。

4.《契丹藏》。有两种版本：（一）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11卷经本和1卷仿刻本，卷轴装，其版式为每版27-28行，每行17字左右，称大字本，有扉画；（二）1987年在河北丰润县城的天宫寺塔发现了3种经，蝴蝶装，每半页12行，每行30字，称小字本。大字本雕造于辽圣宗时代，至统和五年（987）前后，已有初成本505帙。前480帙与《开元录·入藏录》分帙相同，后25帙同《续一切经音义》。此后辽兴宗重熙年间曾对初成本复加校正、增补，至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完成了579帙的全藏，收经约1414部6054卷。小字本是大字本的覆刻，约始于辽重熙初年，完成于辽道宗咸雍八年（1032-1072）。此藏大字、小字本都曾传入高丽。

5.《房山石经》。北京房山云居寺现藏石刻经板14620石，残经420石，各种碑铭82石。僧人静琬创刻，自隋炀帝大业年间至明末绵历千年不断刻造而成。隋唐刻经多为大碑，藏于石经山上八个石洞内，辽金刻经多为小碑，藏于寺内西南隅之地穴内，明刻经藏于山上新开一石洞内。辽金刻石经有千字文帙号，与《契丹藏》帙号相同，小碑的版式及内容，一部分同于《契丹藏》，一部分当与唐智升护送至石经山的《开元录》写本相同。1956年曾拓印了七套拓片。1993年影印出版了精装本辽金明代刻经，2000年又出版了隋唐刻经，共30册（含目录、索引1册）。

6.《崇宁藏》。我国第一部私刻版大藏经，由福州东禅等觉院住持慧空大师冲真等发起，于北宋元丰三年以前至政和二年（1080-1112），历时三十余年刊成，南宋时有续刻。崇宁二年（1103）因获赐“崇宁万寿大藏”而得名。全藏595帙，收经1451部6358卷。前480帙据《开元录略出》编目，最后13帙无千字文帙号。经折装。每版录经文36行（每册或有一版为30行），每行17字，折为6页，四周单线边框。帙末附音释一册，这种随经添加音释，在刻本大藏经中始于《崇宁藏》。卷首有刊记，云：福州东禅等觉院住持××……谨募众缘……开镂大藏经印板一幅，计五百余函。×年×月日谨题。此藏国内所存不足百卷，美国有二十几卷，唯日本京都东寺所藏一部近于完整。

7.《毗卢藏》。由福州开元寺住持本明和雕经都会蔡俊臣等人发起，自北宋政和二年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12-1151），历时四十年刊成，此后有续刻。全藏收经规模、版式、装帧、帙末附音释均同《崇宁藏》。卷首有刊记，云：福州众缘寄开元寺，雕经都会蔡俊臣……与证会住持沙门本明……雕造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计五百余函。×年×月×日谨题。此藏国内仅存四百余卷，美国存本不足十卷，唯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本较完整。因此1990年以后，已陆续从日本请回此藏之复印本。

8.《圆觉藏》，又名《资福藏》。北宋末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族人在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溪创建圆觉禅院，靖康元年（1126）始刻大藏经。初期版式同《福州藏》，不久即改版式为每版30行，每行17字，折为5页，这种版式为后世《碛砂》、《普宁》、《初刻南》、《永乐南》各藏沿袭。此藏改为卷末附音释，又为其后多数大藏遵依。全藏548帙，收经1419部5913卷。编目依《福州藏》。后湖州更名安吉州，圆觉禅院升格为资福禅寺，曾对《圆觉藏》的残损经板进行补刻并印刷流通，遂更名《资福藏》。现存《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最后51帙经目，是后人据日本《天海藏》误增入的，并无《资福藏》经本实物为据。此藏大约在绍兴八年（1138）以后不久，历时十余年完成。国家图书馆有四千余卷存本，为清末杨守敬先生自日本购回。日本以三缘山增上寺藏本较完整。

9、《碛砂藏》。民国二十年（1931）在陕西开元、卧龙二寺发现此藏，遂影印出版。此藏刊板于南宋平江府陈湖中碛砂延圣院，由住持法音和大檀越保义郎赵安国发起，始自南宋嘉定九年（1216），中经宋元朝代更替，曾间断二十三年，至元至治二年（1322）刊竣，历时一百零六年。宋刻据《圆觉藏》，元刻依《普宁藏》。全藏592帙（含首册1帙），收经1518部6363卷。其中28帙是元管主八在杭州立局雕刊的秘密经本，后经板舍入延圣寺，最后三函是明杭州云居庵刊板经卷续入本藏。目前尚有何字帙第七、八、九三册属缺本待访经卷。此藏现存多明印本，有全藏扉画9幅，单经扉画2幅。

10.《普宁藏》。刊板于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自元至元十四年（南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讫至元二十七年（1290），历时十四年刊成。由白云宗僧录司监造，在普宁寺住持、僧录道安主持下开雕。全藏590帙，收经1520部6326卷，其中后32帙是续入典籍，含管主八刊28帙秘密经，最后4帙无千字文帙号。唯山西省图书馆藏《解脱道论》有扉画一幅。

11.《延祐藏》。1986年在北京智化寺发现3卷经本，其版式、装帧同《赵城金藏》，但编目据元庆吉祥等奉诏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又有所改动、增补。卷首经牌有文云：“□□□[皇帝爱]育黎八力八达刊印三乘圣教经律论三十三大藏……大元延祐丙辰（1316）三月日。”有扉画一幅。

12.《元官藏》。1979年在云南省图书馆发现了32卷经本，近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又发现一卷。刊藏时间约在至顺三年至至元二年（1332-1336）前后，由徽政院主持在元大都刊成，发起人是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全藏至少651帙，编目与《至元录》近似。每版录经文42行，每行17字，折为7页，双线边框，有扉画。

13.《初刻南藏》。民国二十三年（1934）在四川省成都市附近的崇庆县街子乡凤栖山上古寺发现此藏，是海内外孤本。此藏以往称《洪武南藏》是不准确的，现根据其镌刻于明惠帝建文年间（1399-1402），故改称《建文南藏》。此藏与不久后开雕的《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均属官版大藏经，在僧录司的领导下刊就。此藏刊版于南京天禧寺，是《碛砂藏》的覆刻本，又较《碛砂藏》新增87帙诸宗要典。全藏678帙，收经1618部7245卷。无全藏扉画，只有单经扉画三幅。现存四川省图书馆。影印本全242册已出版。

14.《永乐南藏》。刊版于南京大报恩寺。明永乐七年朝廷召集名僧校勘大藏经，开板时间可确定在永乐十一年至十八年间（1413-1420），此后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又有三次续刻。全藏678帙，收经1618部6325卷。此藏是《初刻南藏》的再刻本，然目录编集受《至元录》影响而有较大改变，以大小乘经、大小乘律、大小乘论排序，并将《开元录》以后续入藏典籍以时间排序改作分类编集，从而为《永乐北藏》、《嘉兴藏》、《清藏》的雕造所遵依。装帧有经折装、方册装两种。明清官版大藏经，帙首刊扉画和龙牌，帙末刊韦陀神像，始自本藏。

15.《永乐北藏》。自明永乐十七年（1419）三月在北京庆寿寺开始校勘藏经，至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经板刊竣，历时二十一年。此后又于万历七年六月至十一年六月（1579-1583），历时四年刊成续藏。全藏677帙，其中续藏41帙；另有目录1帙，其中正藏目录4卷，续藏目录1卷。收经总6771卷。每版录经文25行，每行17字，折为5页，天地双线边框，此种版式为《清藏》沿用。唯此藏颁赐另有御制《藏经护敕》，寺院须立碑铭记。2000年至2001年出版了影印本，有现代精装200册与线装200函两种。

明《嘉兴藏》经函（方册装）

16.《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是我国目前唯一一部完整的方册本版式及装帧的刻本大藏经。经紫柏真可、道开、法本等人筹划，明万历十七年（1589）始刊于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四年后因冰雪苦寒，南迁至浙江余杭之径山寺，此后几易刊板地点，并在嘉兴府楞严寺印刷流通，至清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完成，历时一百二十余年。每版20行，每行20字，折为2页。有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收经约2195部10332卷，是我国历代刻本大藏经之最。尤其续藏、又续藏新收532种中国佛教著作，是本藏最具学术价值处。

《清藏》（经折装）

《乾隆大藏经》（现代精装）

17.《清藏》，又名《乾隆大藏经》。清雍正十二年（1734）在北京东安门外的贤良寺开始校勘大藏经文，设立藏经馆。自雍正十三年二月至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1735-1738）刊竣。全藏收经724帙，有钦定入藏典籍54部1127卷，但删除《北藏》收录的32部316卷典籍则未免失当。采用梨木经板，双面刻字，刊板79036块。乾隆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768-1769）曾先后奉旨撤毁《开元录略出》等四种和《楞严蒙抄》经板，合计800块。现存73024块，是我国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副大藏经板，存放在北京市文物局库房内。1991年、1993年有两次刷印出版，台湾还有几种“新版精缩”影印本行世。

18.《频伽藏》。祖籍法国的罗迦陵居士在上海创建频伽精舍，发起校印铅字排版大藏经，由宗仰主持，自清宣统元年至民国二年（1909-1913）完成。此藏编目、所据底本，依日本《缩刻藏》，然底本讹误之处多已修正。全藏40函414册（含总目1册），收经1916部8418卷。方册装。1纸折为2页，每页20行，每行45字，4号铅字排版，较《缩刻藏》字体大1号。1998年影印出版了现代精装本全100册。

19.《普慧藏》。民国三十二年（1943）九月上海居士盛幼盦（法名普慧）发起成立了《普慧大藏经》刊行会，至1945年编印典籍50种81册。此后组织机构更名“民国增修大藏经会”，又编印了55种18册典籍，另有《概述·目录》1册。方册装。4号铅字排版，1纸折为2页，每页16行，每行41字。此藏是一部对中国历代大藏的增广，而且是一部精选藏。1997年在原纸型的基础上，刷印出版了全21函100册。

20.台湾版《中华藏》。1951年蔡运辰先生建议编辑藏经，后由屈映光居士发起征集赞助，于1955年成立了修订中华大藏经会。1958年公布了《修订纲要》，1960年蔡先生编成目录草案，但因规模宏大，难以实行，不得不改为选用现存藏经版本，分四辑影印的方案。第一辑为《影印碛砂藏》和《宋藏遗珍》，第二辑为《嘉兴藏》正续藏，第三辑为《卍续藏》，第四辑补遗，各辑不重出。收经总数达到4003部。全藏完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21.大陆版《中华藏》（汉文部分）。1982年经任继愈教授倡议，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同年在李一氓主持下，成立了以任继愈为主持人的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全藏拟分两编。正编收历代藏经中有千字文编次的部分，续编收历代藏经中无千字文编次的部分，总收经约4200余种23000余卷。自1982年至1994年，历时近13年，完成106册的正编编辑任务；另有总目1册，已出版。编目、底本依《赵城金藏》，另据它藏补足。校本有《房山石经》、《资福藏》、《影印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高丽藏》八种。2002年开始了续编的编辑出版。

《敦煌大藏经》（现代精装）

22.《敦煌大藏经》。在台湾前景出版社和中国星星出版公司的倡议和主持下，1988年初成立了以徐自强为主任委员、李富华为副主任委员的敦煌大藏经编委会，至1990年底出齐63册。以国家图书馆藏本为主，用英法各国藏本补足，据《开元录·入藏录》编目。其中有各藏均未收录之古代民族文字书写的大量佛经，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23.日本《天海藏》。以日本江户幕府德川家光将军为大檀越，由慈眼大师僧正天海发愿出版的官版大藏经。自宽永十四年至庆安元年（1637-1648），历时十二年告成。以《资福藏》为底本，用《普宁藏》补足。每纸24行，每行17字，折为4页。全藏599函，收经1451部。木活字排版，字模现藏乾王寺。

24.日本《黄檗藏》。铁眼道光在黄檗山募缘开版，自宽文九年（1669）开雕，至天和元年（1681）功竣，历时十二年。黄檗山宝藏院现存全藏经板六万块。此藏是《嘉兴藏》正藏部分的覆刻，总274函2094册6950卷。方册装，此种装帧为后来各藏所沿用。此后京都法然院的僧人以《高丽藏》对校了《黄檗藏》，在元文二年（1737）编成《新续入藏经目录》，其中17种典籍为他藏所未收。

25.日本《缩刻藏》，又名《弘教藏》。明治十年（1877）教部省社寺局的岛田蕃根倡议校订出版大藏经。用《高丽藏》作底本，校以宋《资福》、元《普宁》、明《嘉兴》。编目参照明智旭《阅藏知津》，但有改动，并增入140余部秘密典籍，是本藏的特色。全藏40函418册，另目录1册，收经1916部8534卷。1纸折为2页，每页20行，每行45字，5号铅字排版。自明治十四年七月至十八年五月（1881-1885）由弘教书院校订出版。它标志着日本出版的大藏经进入了一个有独创之编目、排版的新的历史时期。

26.日本《卍字藏》。此藏由前田慧云、中野达慧主持，在京都藏经书院出版，自明治三十五年四月至三十八年四月（1902-1905）完成。采用狮子谷忍澂的校勘本为定本，即《嘉兴藏》对校《高丽藏》本。编目依《北藏》目录，另有补足。全藏36套347册，唯封面题签、书口处标有千字文帙号。1纸折为2页，1页分上下2栏，4号铅字排版，《卍续藏》同。1980年台北影印出版了现代精装本全70册。

27.日本《卍续藏》。系前田慧云原编、中野达慧增订辑梓，自明治三十八年四月至大正元年十一月（1905-1912）竣工，京都藏经书院出版。此藏收中国撰著数量之宏富超过《嘉兴藏》之《续藏》、《又续藏》，其中有我国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居士和浙宁芦山寺式定禅师提供的明清两朝佛典；分类较《缩刻藏》有详略之别。全藏150套750册，另目录1册。辑录1750余部7140余卷。此藏印成后，与《卍字藏》存书一同焚毁，流传不多。1925年我国影印出版了500部；1977年台北又影印出版了现代精装本全150册，另有总目录1册；1980-1989年日本国书刊行会印行《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全88卷，另有目录、索引各1卷，调整了典籍排序并有增补。近年据新纂本，台湾还有影印本行世。

日本《大正藏》（现代精装）

28.日本《大正藏》。由日本著名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主持编辑，成立了大正一切经刊行会，自大正十一年至昭和九年（1922-1934），历时十四年完成。全藏100卷（含总目录3卷），总计收经3493部13520卷；另有索引45卷。有方册装和现代精装两种，1页分上中下3栏，下方附校勘记。这是一种全新的大藏经版本，无论在目录的编排、收录的内容、校勘及索引的编制上都有许多创新的成就。如：将典籍总分31个部类，依其产生和流传时代的先后排序，以阿含部为首；首次将佛教图像12卷入藏；《勘同目录》是编者们整理、研究佛典的记录，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价值。此藏多次再版，并有影印本行世。

（有关汉文大藏经的详细情况，请见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本文所附部分照片，承蒙李家振先生、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姚长寿馆长、觉真法师等同仁的热情帮助，特此鸣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法音》2005年第3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