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恭让教授的新著《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为中心》问世，第一时间看到目录，其中有数篇论文都与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没想到那之后不久就有幸受程老师邀请参加该新著的座谈会，因为本人还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跟船山彻（FUNAYAMA Toru）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回国不便，就应程老师之邀，围绕他这次的新著，以这篇小文向程老师本人和诸位师友求教。

程老师的新著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围绕佛教中善巧方便的思想主旨，对《法华经》、《维摩经》等数部重要经论进行了相关考察，以此将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中善巧方便的概念思想进行了深度挖掘，使我们对这一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下卷则主要针对《维摩经》和《宝性论》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新见迭出，笔者对程老师这部新著最关注也最感兴趣的也在这部分。

笔者2017年向驹泽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5-7世纪中国佛教的如来藏·真如·种姓说研究——汉译<究竟一乘宝性论>及其影响》。其中主要对汉译《宝性论》与其梵文本在一些细节处的明显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并就《宝性论》对5-7世纪的东亚中日韩三国的佛教思想史所造成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同时也对与汉译《宝性论》密切相关的《菩萨地持经》、《胜鬘经》、《楞伽经》在当时的展开情况略有涉及。该博士学位论文在补充进笔者博士后期间的后续论文之后，将于2019年底在东京正式出版。

为何要选这个题目，因为《宝性论》在印度西藏佛教的研究中是重中之重，尤其是被看做如来藏思想的集大成著作。但汉译《宝性论》因为一直以来几乎没有现存的汉文注释文献，被东亚佛教领域的研究者们认为对东亚佛教影响甚微。然而，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其影响深远。至于一直以来被忽视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宝性论》是印度成立的佛教经论，梵文本现存，所以要讨论其影响，必须进行梵文本与古汉文译本的对比研究，这一点限制了大多数东亚佛教领域的研究者。第二，要讨论其对东亚佛教的影响，就必须具备古汉文佛教文献和东亚佛教思想史的基础，这一点又限制了大多数印藏佛教领域的研究者。第三，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对《宝性论》都有研究（尽管主要集中在印藏佛教的立场），因此存在多种语言文字的先行研究需要参考，如英文、日文、法文、中文、韩文等。这其中尤其以日文和英文最多。第四，《宝性论》属于佛教哲学和教理思想中最核心的经论群中的一部，其讨论的很多问题涉及佛教思想中最理论化的核心部分，这需要研究者熟悉从印度到中国的佛教哲学思想和教学义理。仅仅掌握语言和文献是不够的。

谈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意识到了，程恭让教授同时具备这四点研究素质，这在其研究成果中已展示的很明显。因此，程老师的佛教研究能在梵汉对照的基础上，兼顾中英日等语言的先行研究，从原始文献本身的读解和对比入手，从基本方法论和研究基准上和国际佛教学研究达到同步。而这一研究特点，在这次老师的新著《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为中心》中也表现得很明了。

程恭让教授曾表示，他近年来的一个主要工作是要以佛教传入中国过程中佛典汉译及理解、诠释方面的相关问题为中心，从佛教思想史的角度总结佛典汉译、理解、诠释问题的理论成果及历史经验。笔者认为，无论对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而言，这正是今后的中国佛教乃至东亚佛教需要迈进的方向，也是笔者近年来努力的方向。众所周知，回顾世界佛教学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以梵藏巴文献读解翻译为中心的印藏佛教研究和以古汉文历史哲学等资料为中心的东亚佛教研究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就是，如何将近代以来发源于欧洲的梵藏巴佛教研究成果和方法运用到东亚佛教研究中，与东亚地区古汉文的历史、哲学等文献和传统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探索非汉文的佛教文献究竟是如何、为何被翻译为后来我们所见的汉文佛典，以及东亚人通过这一工作是如何理解其中精妙细微的义理的。印藏佛教的研究者很难会去关心古代中国的地论师、吉藏、法藏是如何解释印度佛教经典并进而影响日韩佛教的，而是不断地在寻找尚未被读解翻译的梵藏佛教文本。东亚佛教的研究者则往往仅关心汉文的资料，热衷于在敦煌写本和日本古写经中寻找尚未被研究的古汉文佛教文献，而对中国及东亚佛教的很多翻译和解释与梵藏原典之间有何异同完全不关心。这一由来已久的学界顽疾，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

据笔者有限的所知，近年来对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过程中佛典的翻译及理解、诠释方面的相关问题用力较多的佛教学者仅有英国牛津大学意大利籍教授Stefano Zacchetti、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船山彻和日本的独立学者大竹晋博士等数人而已。令人欣喜的是，随着这次程恭让教授的新著问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学界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佛教学者。

这里主要针对笔者较为关心的下卷的几篇论文略作述评，以期诸位师友的批评指点。程老师在下卷中首先涉及了天台宗对《维摩经》的注释书的问题，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众所周知，南北朝时期的地论宗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归功于敦煌佛教文献的贡献。而天台宗的《维摩经》注疏中被发现有不少与地论宗有关的内容，可以和敦煌文献相得益彰。日本学者山口弘江（YAMAGUCHI Hiroe）博士（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讲师）就一概问题为中心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并在去年于国书刊行会出版。程老师在这次新著中也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之后就是对《宝性论》关联问题的几篇专题研究论文了，这也是笔者本人最为关心的内容。

首先是《宝性论》所引用的《胜鬘经》经文的相关问题。众所周知，《胜鬘经》长期以来没有发现完整的梵文本。几年前，日本梵文写本研究者松田和信（MATSUDA Kazunobu）教授对在阿富汗和尼泊尔调查时发现的梵文本《胜鬘经》进行了解读和整理，但该版本也并非完整本。另一方面，《宝性论》对《胜鬘经》的原文有所引用，高崎直道博士据此推断《宝性论》的成书在印度要晚于《胜鬘经》。但《宝性论》对《胜鬘经》的引用究竟多大程度是忠实于原文的，又有多少是转述大意，其引用部分的梵文原文和汉译是否有出入，都是值得考察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程老师在该文中进行了专题研究。

最后，是关于华严宗法藏与《宝性论》的问题。这也是与笔者的博士论文关联最大的部分，个人认为程恭让教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笔者对法藏的《宝性论》依用问题写有专门研究论文，并在去年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邀请赴五台山参加国际佛教学术研讨会时以中文发表了该文，英文版将于明年在欧洲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日文版即将刊登于今年的日本《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以及将在东京出版的书中。在这当中，也对程老师的该研究做了介绍。可以说，汉译《宝性论》对法藏思想的影响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决定性的。但要得出这一结论，还需要立足于梵汉对照的基础上仔细考察法藏的相关著作的原文，进行深挖。对此，笔者有幸与程老师在大致同一时间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看到程老师的新著下卷的这两篇关于法藏与《宝性论》的论文题目时，发自内心的共鸣顿时涌现。

综上所述，程恭让教授这次的新著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是以专题研究论文的形式问世，而非停留于仅依据汉文资料泛泛谈论所谓佛教的中国化。因此，对学界有切实的贡献。其内容涉及面较广，不是笔者能全面把握的。笔者在这篇小文中只能以自己熟悉的几个问题为中心对程老师的新著管中窥豹，更全面的内容需要程老师本人和诸位老师更为全面客观的补充。

（作者系京都大学博士后[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

（来源：佛教在线网）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