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上乐密法的基本形态为切入点，讨论其核心文献《上乐根本续》在印度出现的年代，继而重点分析了后宏期初上乐密法初传入藏时因传承分野而导致出现的多种以大译师宝贤（Rin chen bzang po）译本为底本精校而成的版本，这些前宗派时期里根据传承体系不同而厘定出的词句不一的版本构成了后世各大宗派所分别尊奉的《上乐根本续》文本，对后世上乐密法在藏地和河西走廊地区的传习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上乐根本续；宝贤；无上瑜伽部母续；版本；善慧称
上乐（Cakrasamvara，bDe mchog/'Khor lo sdom pa，或译上乐轮）是佛教密宗化演进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最为重要的密法支分之一。上乐密法肇兴于西北印度，并在8世纪以后的东北印度和10世纪以后的西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藏传佛教传统的密续分类中上乐系密法和喜金刚（Kye rdo rje）、大幻（sGyu’phrul chen mo）、佛颅（Sangs rgyas thod pa）、哑啰哩（A ra li）等密法同属于无上瑜伽部母续智慧法中以兮噜葛为主尊的密续（Heruka’i rigs）。[1]上乐密续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母续类密法的先驱等行续（Samayoga Tantra，mNyam par sbyor ba）[2]，此续部特重宣说“空乐无二”中之空性智慧。根据美国学者戴维德·B·格雷（David B.Gray）的研究，佛教瑜伽母续正像与其紧密相关的印度密教传统那样，似乎是起源于一种十分独特的、被称之为“尸林崇拜”的亚文化群（Subculture），在其中有一些摒弃世间道德的男女修行者瑜伽士（Yogins）和瑜伽母，故意选择了一种堕罪的生活方式，从专供禅定或宗教活动的尸林阈限空间里获得衣服以及部分食物。瑜伽母续同样将重点放在了女性神上，最特别的是瑜伽母和荼吉尼，他们如早期学说中的荼吉尼一样，与食肉、潜在性的暴力性行为和贱民社会群体有关。这些文献同样因其与“异教”，也就是诸多湿婆传统的关系而受人关注。[3]
《上乐根本续》（Cakrasamvara Tantra，bDe mchog rtsa rgyud）是上乐系密法最根本的经典，全文共计五十一品，与上乐修法相关的所有文献在理论上都是基于它而存在的阐释性文献。英国学者亚历克西斯·桑德森（Alexis Sanderson）在他的多篇论文中总体上认为佛教瑜伽母续，特别是《上乐根本续》受到了早期湿婆-骷髅派经典的强烈影响，并且佛教瑜伽母续文献很大程度上“挪用”于湿婆文献。[4]《上乐根本续》形成的上限年代当为8世纪早期。根据是它的第3、27、30品提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密续，包括《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秘密集会怛特罗》、《金刚作怖怛特罗》、《佛说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一切佛平等瑜伽怛特罗》。《上乐根本续》的最终成形一定晚于这些密续文献的年代。这些密续，除了《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之外，没有证据表明它们的存在早于8世纪。另外，在《上乐小品》（Laghusamvara）中的一段文字出现在了游戏金刚的著作《文殊真实名经近解》的引文中，而游戏金刚活动于8世纪中晚期，因此《上乐根本续》有可能编定的时间最早可以上溯至8世纪中晚期。[5]
《上乐根本续》的题名在现存几部梵文写本的末尾写作Sricakrasamvara-nama-mahayogini -tantraraja，华言“吉祥上乐大修习母续王”。[6]而《上乐根本续》又提到了它的另一个名称，即缀于该续各品结尾的名称Sriherukabhidhana，即“吉祥兮噜葛之现诵”（'Phags pa he ru ka'i mngon par brjod pa）。《上乐根本续》全文大部分以韵文写成，短促而简略，行文相当晦涩古奥，最主要的还是缺乏清晰的叙述结构，以至于如果没有相应的阐释文本，我们几乎无法真正读懂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更无从对其中的密意有所认知。正因如此，这部《上乐根本续》被认为应当是一个大得多的原始文本的颂体辑要本，即简本，所以又被称作《上乐小品》（Laghusamvara，sDom pa chung ngu）。但亦有现代学者认为传说中的所谓卷帙浩繁的原始文献其实根本不存在。上乐系文献（包括根本续和注释续）的形成时间目前都还无法做到精确断代，但是最晚不会晚于10世纪晚期。11世纪初，后弘期新译密教的开创者宝贤（Rin chen bzang po）在莲花源的协助下，首先将该续译为了藏文。[7]但是当时丰富的注释传统，表明存在一个要早得多的《上乐根本续》文本。现存最早的，由印度超戒寺第三任密教座主楞伽·胜利贤著于9世纪早中期的注疏即为一例。
上乐密法兴起的8世纪末也正是吐蕃王朝从事译经事业的高峰时期。但是，现存吐蕃晚期官方译经目录如《丹噶目录》（dKar chag ldan dkar ma，又称Lhan dkar ma）和《旁塘目录》（dKar chag 'phang thang ma）中并没有如上乐这样的无上瑜伽密续文献的记载，而在如敦煌文书这样的早期文献材料中也并未见上乐系及其类似密续的文本材料，故此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上乐教法在前弘期曾传入藏地，而这或许与赤松德赞与赤祖德赞执政时期限制无上瑜伽密续典籍译入的政策有关。[8]而有确凿的记载表明上乐密法应是从后弘期初期借助新译密法热潮得以在藏地迅速传播开来的。
10世纪后期，在经历了百余年黑暗期的沉寂之后，西藏佛教迎来了被美国学者罗讷德·戴维德森（Ronald M.Davidson）所指称的“西藏的文艺复兴”（Tibetan Renaissance），而这一复兴运动的旗手、新译密续的祖师宝贤在11世纪上半叶将《上乐根本续》由梵译藏，形成了通行本藏译《上乐根本续》，是为上乐密法正式传入西藏的标志。然而，《上乐根本续》就像当时传布于藏土的其他密续一样缺乏实践密法的实际指导因而晦涩难懂。因此，不同传规的印度论师所造的关于上乐生圆二次第教授的注释续、实修要门和仪轨在《上乐根本续》藏译的同时和稍后被引入藏地并被译为藏文，而这些文献大多属于三个主要传规噜余巴（Lu hi pa）、金刚铃师（rDo rje dril bu）和黑行师（sPyod pa nag po pa），而后世多以噜余巴传规之修法为指归，视若圭臬。同时，亦有相当数量的印度、尼泊尔上乐密续论师也曾到前后藏广传法轮，收徒传法，延续传承。于是，藏地一时名师鹊起，出现了数位专事宏传上乐密法的大师，其中堪称翘楚者如玛尔巴法慧（Mar pa Chos kyi blo gros）、玛尔巴朵巴（Mar pa do pa）、普兰小译师（sPu hrangs lo chung），玛觉师（Mal gyo）等人。
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文献材料来看，《上乐根本续》被翻译成藏文后，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精校本，这些精校本是藏地译师和学者根据各个祖师不同宗承和传规而进一步厘定出来的，因而文字内容多有不同，而这样不断衍生形成精校本本身就可以说明上乐类密法在后宏期初期是如何地受到西藏高僧大德们的重视。由此，上乐密续在藏西、卫藏逐渐流行开来，并在以后的数百年间迅速风靡整个雪域高原甚至波及到河西走廊地区。根据戴维德·B.·格雷的说法，《上乐根本续》至少曾经存在过两个藏文译本，但他并没有给出两种版本具体的出处，也没有在他的研究中使用这所谓的两个版本，笔者多方查访也没有见到另外的译本，而这种说法很可能来源于图齐（Giaseppe Tucci）的说法。[9]而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各种版本《甘珠尔》所收以及藏外零本《上乐根本续》均是以大译师宝贤和莲花源据迦湿弥罗（Kashmir）梵本所译五十一品本为底本衍生出来的校订本和二次精校本，他们同属于一个藏译本系统。[10]且大部分经过藏地上乐宏法的第一代传人善慧称（Sumatikirti）和马尔巴朵巴法自在（Mar pa do pa Chos kyi dbang phyug）二人的审定，而他们则是上乐密法从印度传入西藏最为核心人物、尼泊尔上师滂汀巴昆仲（mPhang thing pa sku mched）的弟子和再传弟子。[11]
这些版本的《上乐根本续》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擦里八系统（东部系统或木刻版系统）：以北京版（Peking）为代表，北京版以据擦里八版（Tshal pa）甘珠尔写本所雕印的明永乐版《甘珠尔》为底本。卷末题记述此版《上乐根本续》是：
在具证悟之葛剌思巴（grags pa）座前，由智称和玛尔巴译师法自在（Mar pa Chos kyi dbang phyug）依智慧源头中心地方之文本厘定。
库伦（Urga）和拉萨（lHa sa）版此续与之一致，二者当以北京版一系为底本。
2.廷邦玛系统（西部系统或写本系统）：以协噶写本（Shel mkhar bris ma）《甘珠尔》为代表，此版系1431年为江孜法王惹丹公藏八思巴（Rab ldan kun bzang 'phags pa，1389-1442）写造的泰邦玛（Them spangs ma）版写本《甘珠尔》的传钞本。题记与北京版大致相同，唯题记末句言明此写本系“据智称和玛尔巴法自在依智慧源头中心地方之喇嘛捺啰巴之写本厘定”。[12]德格（Derge）[13]、垛宫（sTog pho brang）[14]、新捺塘（snar thang）[15]等诸版均与此一致，当以协噶版一系为底本。以上两种版本的《上乐根本续》的入藏与传承一方面与作为北京版审定者的布顿大师关系密切，另一方面显然也与噶举派的《上乐根本续》传承有直接关系。
3.拉达克浦札版（独立系统）：浦札版（Phug brag）手抄本《甘珠尔》现藏印度西藏文献档案图书馆（LTWA，Dharamsala），系西部拉达克寺院浦札寺（Phug brag dkon pa）抄写，浦札寺为格鲁派祖庭色拉寺的色拉切扎仓（Se ra byes）之属寺。此版《甘珠尔》的题记记载写造这部甘珠尔是为了奉献给六世达赖喇嘛祝颂长寿和转世，故写造时间为1696年1706年之间。这部《甘珠尔》的密续部目录结构与其他版本大藏经均不相同，系由嘉瓦隐士吉祥贤幢（rGyal ba rGyal mtshan dpal bzang）的弟子智慧怙主（Shes rab mgon po）所立定。浦札寺历史十分悠久，在福光（bSod nams 'od zer）所造《乌坚巴传》（Bla ma dam pa rje grub thob U rgyan pa chen po'i rnam thar pa byin brlabs kyi chu rgyun）中曾经多次提到浦札寺，甚至这个传记本身就是在浦札寺完成的，故此浦札寺作为一个古老的寺院想必收藏有大量的古代写本经卷，故此这个手写版甘珠尔收录了在其他大藏经所没有的别译本和精校本，这也正是这部甘珠尔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就在这部珍贵的手抄本《甘珠尔》中，我们找到了两个不见于别版《甘珠尔》的《上乐根本续》藏译本，十分罕见。[16]
（1）第一部卷首标作“其为玛尔派上乐根本续等”（’di na mar bde mchog rtsa rgyud la sogs pa），篇末题跋言此本为：印度堪布莲花源护和大译师比丘宝贤（Rin chen bzang po）译、问难由此定稿。其后，复大班底达善慧称和译师比丘智慧称（Blo gros grags）问难、定稿。此版是唯一没有玛尔巴法自在参与完成的译本。其中“莲花源护”名讳颇疑varma为画蛇添足，为“莲花源”之讹误。
（2）浦札版另收录一部《上乐根本续》[17]，题名为bDe mchog rtsa rgyud，此版题记谓：
宝贤在莲花源座前依迦湿弥罗本译梵为藏，并在名称（Grags pa）座前由译师比丘般若称和玛尔巴译师法自在（Chos kyi dbang phyug）依智者之源中心地方之本厘定，此宝贤译本，复由梅译师智慧称（Mal lo tsa ba Blo gros grags）问难、定稿。
有意思的是，浦札版的编辑者在这两部译本的末尾都加上了一句相同的话，阐明了收录这两个版本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在此誊抄两个手抄本，彼此词句阐说同一义理，孰优孰劣可见分明。”[18]而这点也是浦札版甘珠尔的普遍特点，即浦札版《甘珠尔》在编辑上博采众收，不但收录了各种版本稀见的藏译本和校勘本，而且并不像其他版本的《甘珠尔》某部经典只收录一个译本而是多本并行，互不排斥，甚至还收录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孤本。这在某种客观程度上保存了更多早期译经的资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后弘期佛教早期的译经史乃至学术流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浦札版的这两个版本的《上乐根本续》均是由梅译师智慧称（Mal lo tsa ba Blo gros grags）问难并定稿，而其中第一个还是善慧称和玛尔巴朵巴法自在合作厘定的作品。善慧称亦是梅译师所传上乐教法的传承祖师之一，而梅译师亦是萨思迦派初祖公哥宁卜（Kun dga' snying po）上乐教法的根本上师，甚至可以说公哥宁卜所奠定的萨斯迦派所宏传的上乐密法教授几乎全部来自于梅译师，故此这两个版本显然与萨思迦派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萨思迦派所认可并传承的《上乐根本续》法本。
以上诸版《上乐根本续》的题名均为rGyud kyi rgyal po dpal bde mchog nyung ngu，汉译为《续王吉祥上乐小品》。实际上，这只是该续的简略名称，而完整题名则见于该续的结尾，即曰dPal he ru ka’i nges par brjod pa zhes bya ba rnal ’byor ma chen mo’i rgyud kyi rgyal po，汉译为《吉祥兮噜葛定诵大修习母续王》。
4.笔者还在藏传佛教数据中心（TBRC）数据库中发现一种十分有趣的《上乐根本续》零本木刻版，现藏印度的西藏文献档案图书馆。[19]该本梵文题名曰：Sri heruka raja cakrasamvara bhidhanayogini rudtadsrvatantrodtara samvara samgraha，藏文题名与梵文对应，为dPal khrag ’thung gi rgyal po ’khor lo sdom par brjod pa rnal ’byor ma bla na med pa rgyud thams cad kyi bla ma bde mchog bsdus pa。对应汉译为《吉祥饮血王集轮无比修习母续一切中最上上乐集文》（以下称“集文本”）。该版本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书末题跋中的叙述：
印度堪布莲花源护与译师比丘宝贤（Rin chen bzang po）翻译、问难，由此定稿。印度堪布译师隐日（sBas pa’i nyi ma）和西番译师桂拉拶（’Gos lhas btsas）依大阿阇梨辣斡巴（Lvavapa）之释论厘定，其后印度堪布善慧称和西番大智者玛尔巴法自在（Mar pa Chos kyi dbang phyug）审定。
这段题记说明了“集文本”是印度大成就者译师隐日（Suryagupta 或Ravigupta）和西藏后弘期初期知名的大译师桂路拶哇枯巴拉拶（'Gos Khug pa lhas btsas）合作根据辣斡巴的《上乐根本续》释论厘定的精校本。桂译师的出现颇值关注，因为其在后宏期译经史上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因其声名不佳，故所译传之书多为后世所摒弃，但在后宏初期新译密续的传播史中他的地位至为显著，这一时期西夏地区的佛教可以作为反映当时西藏佛教发展状况的一面镜子，而我们在西夏遗存的佛教文本中就发现多部桂译师译传的密法文书，而其中即有为后世弃之不用而在藏地失传的文本。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笔者发现“集文本”实际上不但并非稀见版本，而且其重要性需要我们重新考量。因为在青海塔尔寺版之《宗喀巴文集》中，即以此版《上乐根本续》全文缀于宗喀巴大师所造释论《上乐集续大王释论隐义显明》（bDe mchog bsdus pa'i rgyud kyi rgya cher bshad pa sbas pa'i don kun gsal ba）之后，诸上乐类注疏、仪轨文书之前。[20]此外，塔尔寺还雕印过这一版本的单行本行世。[21]这一点应特别给予关注，因为塔尔寺是格鲁派的根本寺院，其所刊印之格鲁派祖师全集至为权威，说明宗喀巴所认定最为清净无误的《上乐根本续》译本就是这个本子。同时，我们也在西夏遗留的汉译藏密文献中发现了一部由上述善慧称和玛尔巴法自在二人弟子、上乐密法的重要传承祖师庄浪法幢（Cog ro Chos kyi rgyal mtshan）所著的《上乐根本续》释论残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惜其藏文原本已佚，此书题名作《新译吉祥饮血王集轮无比修习母一切中最胜上乐集本续显释记》，从其题名可以完全确定它即是针对“集文本”《上乐根本续》所造的一部论疏。[22]而《百解传承史》（Khrid brgya’i brgyud pa'i lo rgyus）中对这部论疏给予了高度评价：
（庄浪法幢）随侍玛尔巴朵巴法子在长达十二年，听闻与上乐有关的所有本续和要门，并根据玛尔巴朵巴的口传造上乐本续之释论。此释论后来受到布顿大师的大加赞赏，誉其为西番所出诸上乐本续之释论中之佼佼者，甚至法主宗喀巴之释论也不过是它的一个抄本而已。[23]
由此这部“集文本”《上乐根本续》释论在藏地上乐密法教授传承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甚至被特重上乐修持的宗喀巴大师所完全继承下来，亦即上述的《上乐集续大王释论隐义显明》这部释论。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集文本”《上乐根本续》不但在后宏期初期即在上乐修持理论的传承中拥有相当重要地位，而且也因宗喀巴大师继承了布顿曾高度赞誉的释论，而令“集文本”成为格鲁派所认定的《上乐根本续》版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塔尔寺版《宗喀巴文集》收录的这部上乐释论为何要附录“集文本”《上乐根本续》的原因所在。
另外略值一提的是，1997年香港佛教慈慧服务中心出版了一部《上乐略续》汉译本，根据前言所示系根据宁玛派敦珠仁波切（Dudjom Rinpoche）所传之《上乐根本续》译出。[24]戴维德·B·格雷亦认为此译本系据玛尔朵（Mar do）本译出。[25]该译文开篇具首汉文音译梵藏汉文标题，其中藏文及汉译标题如下：
藏音：贝擦通格结波廊洛东巴觉巴南觉玛拉那梅巴学汤杰季喇嘛登欲都巴
汉译：吉祥饮血王总摄轮一切无上修习母续之最上上乐略续
结合汉译标题，藏文题目可还原为dPal khrag 'thung gi rgyal po 'khor lo sdom par brjod pa rnal 'byor ma bla na med pa rgyud thams cad kyi bla ma bde mchog bsdus pa与上文“集文本”标题完全一致。卷末题记记述该汉译本藏文原本为“印度亲教师贝玛嘎惹瓦惹玛”与“大译师比丘宝贤”翻译，“印度亲教师贝巴尼玛和廓·拉译据大阿阇黎拉巴瓦之释”改译，“印度亲教师苏玛底与西藏大智者玛巴却季旺秋”校订，凡此也都与“集文本”如出一辙。故此，这个译本实际上就是根据“集文本”翻译的作品。实际上，这也是因为格鲁派的地位煊赫一时而导致“集文本”《上乐根本续》成为权威性的文本，故而为宁玛法王敦珠仁波切所采纳。
《上乐根本续》作为上乐系密续体系的核心文献，是佛教密宗化发展到无上瑜伽密阶段的产物。从上乐系密法的宗教实践角度来说，无论是内在的、隐秘的个体化修持，抑或外在的、公开的群体化仪式，他们的基本理论依据和模式轨范都有相应的密法教授、要门或仪轨文本作为指导，而这些又都来源于《上乐根本续》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注释续文献。由此可见《上乐根本续》作为众法之母的重要的地位。进而，作为理论基石的《上乐根本续》文本是后宏期初期上乐系密法初传藏地的时代里最先译藏和厘定出来的文本之一，通过对其版本进行文献学的梳理，可以使我们对上乐密法宏传的路径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由此亦可见藏传佛教宗派形成之前其传承体系的情形及其对后世上乐密法传习分野的深远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5年度青年项目“11-15世纪藏传佛教上乐教法在西藏、尼泊尔和河西的传播研究”（15CMZ01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Rin chen grub，ed.lokesh chandra，rGyud sde spyi'i rnam par gzhag pa rgyud sde rin po che'i mdzes rgyan，In gSung 'bum/Rin chen grub/(zhol par ma/ldi lir bskyar par brgyab pa/).Vol.15:13-622.New Delhi: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1965-1971.
[2]田中公明，『「金剛場荘厳タントラ」の成立とインド密教史上における位置』，『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52冊，2007年12月，pp.209-228。
[3]David B.Gray，The Cakrasamvara Tantra:A Study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Treasury of the Buddhist Sciences)，New York:American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2007，pp.7-8.
[4]Alexis Sanderson，The Rise and Dominance of Saivism during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in Einoo，Shingo(ed.)，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Tantrism，University of Tokyo，2009，pp.41-350.
[5]Davidson，Ronald M.，The Litany of Names of Manjusri-Text and Translation of the Manjusri-nama-samgiti，in Strickmann(ed.)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R.A.Stein Festschrift)，Brussel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Me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vol.XX-XXI)，1981，pp.7-8.
[6]现存已知有三部《上乐根本续》的梵文写本，印度瓦多达拉东方学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 in Vadodara）保存了两个本子，其一，贝叶经写本，共三十八叶，其中有八叶已佚，字体为纽瓦尔最古老的字体布吉摩（Bhujimol）的一种变体，虽然没有书写时间，但应完成于12到13世纪。其二，为天城体写本，共二十六叶，书写年代为公元1050年；加德满都科萨尔图书馆藏本，天城体写本，共二十五叶，书写年代不详，但与上者如出一手，大致应为十二世纪的一个誊钞本。见David.G上揭书p.405.
[7]即德格版《甘珠尔》No.368。
[8]卡尔迈（Samten Gyaltsen Karmay）：《天喇嘛益西沃的〈文告〉》，严申村译，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9页。
[9]David B.Gray上揭书，p.3。另参见Tucci，Giuseppe，Rin-chen-bzang-po and the Renaissance of Buddhism in Tibet around the Millenium，Indo-Tibetica，Roma，1932，ed.by Lokesh Chandra，New Delhi，1988，pp.3-4.
[10]以北京版为例，卷末题记载：rgya gar paz chen Padmakara dang/grags pa yid ’ong rgyal mtshan mtho ldan pa’i//rin chen dang mtshungs rin chen bzang po yis//mkhas pa Padmakara’i zhal sngar ni//rig pa’i ’byung gnas kha che’i dpe las bsgyur//，参见北京版No.0016，续部（rgyud），kha函叶96b1，见大谷大学监修、西藏大藏经研究会编辑，《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甘珠尔》，东京，1957，第1卷，第25页。
[11]魏文：《滂汀巴昆仲与上乐教法在藏地和西夏的早期弘传》，《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第102-110页。
[12]协噶版续部（rgyud），Ka函，叶56a6。原文作：rtog pa dang ldan grags pa'i zhal sngar ni//sgra bsgyur dge slong prajnakirti dang//mar pa sgra bsgyur chos kyi dbang phyug gis//mkhas pa'i 'byung gnas yul dbus kyi bla ma nA ro pa'i phyag dpe dang gtugs pa'o//.
[13]vol.77，ff.213r-246v，the sde-dge mtshal-par bka'-'gyur:a facsimile edition of the 18th century redaction of si-tu chos-kyi-'byun-gnas，delhi karmapae chodhey gyalwae sungrab partun khang，1976-1979.
[14]Vol.92，ff.1r-55v，the tog palace manuscript of the tibetan kanjur，leh，Samanrtsis Shesrig Dpemzod，1975-1980.
[15]vol.81，ff.1v-53r，The Nartang Kanjur，scan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New Delhi.
[16]关于浦札版的相关研究参见Samten，Jampa，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Phug-brag bka'-'gyur：A Unique Edition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vol.1，(eds.)Ihara Shoren and Yamaguchi Zuiho，Narita.1993，pp.115-120.
[17]Vol.nga，ff.145a-191a，Phug-brag manuscript bka' ’gyur，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Dharamsala，India.
[18]原文作'dir bris pa'i 'gyur gnyis ka bris yod cing/don gcig la//tshig phan tshun brjod pa bde mi bde'i khyad par snang ngo//.
[19]Padmakaravarma，Rin chen bzang po，Nyi ma sbas pa，lHas btsas，Sumatikirti，Chos kyi dbang phyug，bDe mchog rtsa rgyud dang de'i sa bcad bsdus don，1 Vols. Dharamsala:h.p.，India: Dharamsala bod kyi dpe mdzod khang，[199?]，folioes 1a-43b.
[20]Blo bzang grags pa'i dpal，Khor lo sdom par brjod pa rnal 'byor ma bla na med pa rgyud thams cad kyi bla ma bde mchog bsdus pa，In gSung 'bum/_tsong kha pa/(sku 'bum par ma/).Vol.8，pp.515-616.[sku 'bum]:[sku 'bum byams pa gling]，[199-?].
[21]dPal 'khor lo sdom pa zhes bya ba rnal 'byor chen mo'i rgyud kyi rgyal po，TBRC W22316，1 vols.，2001.
[22]魏文：《〈最胜上乐集本续显释记〉译传源流考——兼论西夏上乐付法上师》，载沈卫荣主编：《汉藏佛学研究：文本、人物、图像和历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313页。
[23]转引自沈卫荣《西夏汉文藏传密教仪轨<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读解——以依“四手印”修“欲乐定”为中心》，载《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贺学术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64页。
[24]《胜乐略续》，宝法称·仁钦曲扎译，香港：佛教慈慧服务中心，1997年。
[25]David B.Gray上揭书，P.1。
（作者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3期）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