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现场

11月22日，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七届泰山文明论坛——“儒家心性传统与当代心性儒学建构”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清华大学、安徽大学、华侨大学等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的50余位学者与会，论坛旨在挖掘儒家心性传统思想资源，探索当代心性儒学的新路径，推动儒学新形态的阐发和建构。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少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东岳论丛》主编王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中国实学会副会长涂可国研究员主持开幕式。

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少红致辞

张少红表示，从历史上看，儒家心性之学由先秦儒家发其端绪、宋明理学使之蔚为大观，从古至今形成了独特而深邃的心性传统，贯穿于儒家的天人之辨、性命之辨、体用之辨、群己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和身心之辨，构成了儒家思想体系的逻辑原点，是儒学的核心与灵魂，对心性问题的研究与论辩是当代儒学中的显学和热点。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致辞

黄玉顺对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热点的儒家“内在超越”观念进行了反思。通过对西方宗教与哲学中“超越”观念的语义背景进行分析，他认为，无论西方理性主义或中国儒家心性主义的超验哲学，其“内在超越”的超验性常常试图取代超凡性，由此导致了人的“僭越”，在凡俗世界的权力格局中也导致权力的僭越。

《东岳论丛》主编王波致辞

王波认为，儒家的心性哲学主张主体的心与客观的理是相通的，因而，它把人的生理、心理、伦理和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对人的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相互关系的分析，说明人的自我价值在于仁义道德，要求人们不断通过自我觉悟的心性修养方法，用道德理性超越并控制个人情欲，最终实现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所以，心性哲学一直是儒家思想的一项基本理论和思想传统。对于心性的不同理解和阐释，是儒学内部学派分歧的重要表现。从儒家心性哲学的历史演变，可以清楚地检阅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在儒学心性哲学中，人的问题、德性的问题可以说是贯通各种哲学问题的核心，也是我们在当代心性儒学建构中应该把握的核心论题。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中国实学会副会长涂可国研究员

主持开幕式

人性论贯穿儒家哲学心性传统

在儒学思想史上，人性论是心性哲学中的重要议题，其发轫于先秦儒家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赵法生认为，郭店楚简的出土，打开了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历史维度，使我们认识到在先秦儒家人性论谱系中，除了以生论性和以心论性之外，还有以情论性的性情论，心性论正是在性情论基础上发展而来，孟子以心论性的前提是以情论性，把性情论中自然感情提升为道德感情，把性情论中无定向的认知心发展为道德本心，确立了本心的先验性和普遍性，使其性善论成为儒家心性论的典型形态。

在传统儒学史，围绕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发生千年争讼。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研究员路德斌认为，孟、荀人性理论所谓的对立，是由于后儒观念上的障蔽和认知上的偏失。把本来只是一个经验命题的荀子性恶论错误地或不知不觉地当成了一个与孟子性善论一样的形上学命题来看待，同时也因为忽视了荀书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论述，从而遮蔽了荀子原本道器俱见的完整的人性理论。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明也通过观念史的回溯，揭示了荀学在儒家思想史上不断被曲解与遮蔽的过程。

相对于对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所形成的“标签”化认知，后人对孔子的人性观并没有形成明晰的结论。华侨大学教授冯兵通过对孔子关于人性的论述及其“仁”、“礼”思想中隐含的人性思想的分析认为，孔子实质上是持善恶混存的人性观。这也是对所处时代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反映，孔子一方面虽然不满意所处的社会现实，承认人性中日显强势的“恶”；另一方面又对人性中的“善”不肯死心，对恢复社会道德风尚仍然抱有一线希望。

对情与性二者关系的讨论是宋明理学中对儒家人性论的发展。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解光宇提出，宋代理学家程颢关于“定性”的论述，并没有简单地割裂性与情的关系，生硬地“灭情复性”，而是承认情感欲望的客观性，让人情顺应万物。但也以“内外为一本”，强调以“天理”统帅人的情感欲望，情动不能超越义理和伦理纲常所规定的范围。

“儒家阐述的不同人性形态都呈现出某种道德责任的色彩和意涵，它们一方面为责任伦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动力、源泉和基础，另一方面提出了关于如何对待、把握和实践各种人性形态的责任伦理。”涂可国分析了儒家所论的“善性”和“恶性”的责任伦理机制思想。

儒家心性学说对超越性的价值追求

超越性构成了儒家心性哲学的价值追求。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沈顺福认为，哲学是对本源的追问。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心被看作是人类行为的源头，也是行为的主宰者。心是人的生存之本源。作为的本源的心成为中国传统儒家哲学思考的中心。儒家哲学史是一部追问本源之心的历史。而儒家哲学史便是一部心学史，即，“圣人之学，心学也。”从先秦时期的孔孟荀，历经汉儒、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家，从经验性本源向超越性本原的演变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心学发展的逻辑。

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再到现代儒学，境界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备受推崇。在当代中国学界，境界论也一直受到重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方朝晖认为，中国文化中之所以一直盛行境界论，与中国文化“此世取向”的预设有关。中国人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方式正是在“此世取向”世界观预设下形成，这是境界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受到推崇的主要原因。

心性论不仅指向了超越性的价值追求，也为儒家伦理提供了落脚的根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即提出，先秦时期儒家阵营内部发生“孝本论”与“仁本论”的分歧之际，孟子从心性论高度证明仁内在于人性，基于此对仁本论的初步建构，标志着以“孝君”为核心的孝本论逐渐退居边缘，淡出儒家主流思想的舞台。孟子所建构的仁本论，此后逐渐为历代儒家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完善。从两千多年儒学史演变轨迹而论，孟子仁本论的挺立，属于儒家内部的一场自我拯救运动。

从比较哲学视野重新认识传统儒家思想

中西比较哲学的视野为认识传统儒家思想提供了他山之石。如阳明“心外无理”的思想在近现代受到科学主义者的严厉批判，认为“心外无理”是用主观内在的心吞没了客观外在的理。而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研究员石永之透过现象学的视角分析认为，实际上，“心外无理”包含有元认识论意义，而且阳明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相反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胡塞尔现象学表明，认识论的起点在于纯粹的自明性，也就是纯粹思维的绝对被给予性，客观外在的理总是由主观内在的心所直观到的，因此，“心外无理”不仅不应该受到批判，而且更有利于中国文化吸收胡塞尔现象学之后的西方认识论成果。

重新审视明末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与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在如何处理人与超越者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的碰撞，为认识两种文明思想形态提供了考察的场域，也为未来中西文明对话提供了启示。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尚文华认为，一方面儒学未能接受利玛窦的说理逻辑，利玛窦亦未能在“天命意识”的刺激下反思其理性的上帝。儒学若要在现代思想世界中确立自身，就不得不接受界定和逻辑这一分析的思路；理性神学若要让人的生存重新面对可能性就不得不与“天命体系”或“信仰”内在地相遇。

通过比较西方责任伦理与儒家责任伦理，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刘云超认为，二者具有很多共通之处，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的承认，都提倡一种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所倡导的责任都倾向于伦理责任，而非法律责任。但从理论源泉来说，前者本质仍然无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思维，后者则体现为非理性或前理性，就理论的目标来说，前者所倡导的只能是一种工具理性的产物，儒家的忧患意识的责任伦理并不存在明显的价值判断与善恶取舍。（记者：张清俐通讯员：张恒 图片：主办方）

（来源：2020年11月26日 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