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9日下午，《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主办的“贡院人文与宗教讲座”第十三讲“‘形相学’理论视野下的中国汉画研究”在世界宗教研究所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张建宇教授与谈，《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主任李建欣编审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科研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们参加了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朱青生教授主要介绍了《汉画总录》（“中国汉代图像信息数据库”）及其“形相学”研究方法。《汉画总录》运用现代技术和方法对存世的汉代图像进行了重新著录和科学编号，是中国图像志的基础工作。朱青生教授谈到：《汉画总录》的编纂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互联网的商用、数据库概念的萌芽、数字图像/文字处理技术的进步已使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意识到这也必然会使旧的研究方法淘汰、新的研究模式诞生，因此有了构建一个图像数据库、建立图像标识索引系统的想法。

朱青生教授首先对《汉画总录》的对象进行了界定。他说：“‘汉画’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汉画’指汉代的图像，包括帛画、壁画、器物纹样等；狭义的‘汉画’指汉代墓葬中的浅浮雕和石刻，它们从宋朝开始就以拓本的形式存在，因此习称为‘汉画’。《汉画总录》取的是狭义上的‘汉画’”。而他之所以选择“汉画”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三：一是汉代图像总体数量不多（大约2万种），二是汉代图像有文献可供对照、考证，三是汉代图像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学术史意义。

朱青生教授指出，编纂《汉画总录》是希望通过汉代的图像去研究汉代的各种问题，这就需要了解图像研究的方法。于是，他对图像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简要梳理。他说：西方在中世纪时就已经开始图像研究，主要是对圣经、希腊文本相关图像的整理和分析，可称为“图像志”（Iconography）；20世纪后，瓦尔堡（Aby Warburg）、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vsky）等学者不再止步于图像内容的分析，而是通过图像内容探究人的思想体系和精神状态，建立了“图像学”（Iconology）研究；“图像学”对图像意义的探讨又引发了卡西尔（Ernst Cassirer）等对符号的哲学思考；20世纪60年代开始，“图像学”作为“符号学”的一个特殊方向，成为英语学术界一个重要的方法论。

接着，朱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媒介的转型，“图像学”方法在今天仍然有效吗？他认为：“图像学”只解释了图像的意义问题，这是图像研究中的局部问题，我们还需要进行根本追问——“图像是什么”？现象学认为图像是存在在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人对其形象、质料的感受，而汉画中的很多图景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说明图像的本质就是图像，它不一定是物的反映，而是人的存在、人的问题的反映，因为最早的图像是从画线开始的，它的首要作用是分割，是一个分析的过程，所以图像是人为构成的，表达的是人对事物的态度。在讨论“图像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不仅要对图像的意义进行分析，还要对图像的结构、图像的用途进行探究，这就需要采用“第四范式”来进行“形相学”（主要包括图法学、图义学/图像学、图用学三方面内容）研究。基于“形相学”理论，《汉画总录》（“中国汉代图像信息数据库”）取得了如下成绩：一是研究了汉代图像的意义，二是发明了一些作图技术，如电子线描、微痕扫描等。

朱青生教授最后总结道：图与词从旧石器时代末期以后就是人类的一项基本能力，由于媒介的变化，人们逐渐将制作和解释图像的任务交给了艺术家；新媒介出现之后（摄影的发明、电影的出现、网络媒介的产生），人类对图像的认识和表达能力又将发生根本性的复归。

与谈环节，张建宇教授从资料、理路、成果三个方面对朱青生教授的讲座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汉画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简要补充，进一步交流了构建其他图像数据库的相关问题。世界宗教研究所陈粟裕副研究员、李晓璇助理研究员、向宁助理研究员等与会学者，同朱青生教授围绕AI制图、图谶与经学、图像识别技术、第四范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和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讲座圆满结束，取得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效果。

（撰稿：《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 易中亚）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