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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正坤:造像记增添中古史建构基石   2019年4月18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传统的古史体系主要建立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之上,这个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根基深固,难以动摇。疑古风潮的兴起,使这个坚固的大厦出现了种种裂痕,人们发现,以往信之不疑的古史体系也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尤其是作为传统古史根基的传世文献,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几乎十不存一,那些能够流传下来的,在传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也存在脱衍讹误等情况。除此以外,著史者本身的立场和视角对于历史所造成的遮蔽,也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之下,出土文献作为“同时资料”,在证史、补史乃至重建古史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甲骨文、钟鼎彝器铭文在上古史重建中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碑文墓志、造像记和经幢等也将在中古史的建构上大放异彩。其中,造像记由于被金石学家视为“语言鄙俚”而长期被研究者所忽视,但是,近年来,伴随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热潮,造像记在厘清基本史实、补充历史链条、建构系统古史上越来越受重视。

 

铭刻各阶层信仰

 

造像记属于碑刻的一种,但它不同于一般的碑刻,它是佛教传入的产物。造像记的大量出现,与佛教进入中土并且广泛流播,再现着明确的表里关系。现有的造像铭文,大多镌刻在佛像的底座、背光以及侧面,也有相当一部分凿刻于石窟的洞壁上,无论怎样,它们与佛像是不可分割的。南方由于气候原因和国家的碑禁政策,流传下来的造像记极少,而在北方,由于经典的指引、国家的倡导以及信徒对于信仰的狂热,雕凿了无数佛像,因而也诞生了大量造像铭文,成为中古时期社会上各个阶层信仰的见证。

 

造像记有较为固定的体式,一般包括造像时间、出资人、造像原因、回向文等几个组成部分。如果是团体造像,通常还要预留出空间来刻写其他参加者的姓名。仅从内容来看,绝大多数的造像记存在雷同现象,由此我们推测,这些铭文与敦煌文献中的某些写本文书一样,可能存在一定的范本。复杂的造像记则蕴含极为丰富的内容,除了以上几点以外,还包括对于佛、菩萨的赞美,对于宗教义理的宣传,甚至追溯像主、功德主或者邑主的家族世系、婚宦情况,类似于家传。这类造像记往往文辞典雅,字体优美,显示撰写者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对于佛教教义也有精深的理解与掌握。但是,与一般碑刻不同的是,北朝时期的造像记,除了个别情况,撰写者的姓名通常是隐去的,我们现在只能根据具体内容推测,有些造像记出于邑师之类的高僧大德之手,有些则是受过系统文化教育的文人手笔。

 

由于造像记上有明确的纪年,我们通常能够将铭记的雕刻时间追溯到某年、某月,甚至具体到某日。传世文献虽然也有关于某个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记载,但是更多的是对长时段或者中时段历史的记述,而造像记更像将某一天发生的事抓拍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参与的人以及他们的具体分工也历历在目。出土地点则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确定的空间场域,而且某些记文本身,也包括对事件发生地点、周边环境的生动描述。在横纵坐标皆可追寻的情况之下,重新建构相关的历史图景,便水到渠成。

 

拓展佛教史研究

 

造像记属于金石资料的一种,关于金石资料,朱剑心先生指出,“可以证经典之同异,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具体到造像记的应用,与建构古史有关的主要在于其补史之功,至于印证经典、考辨真伪与纠正古史,由于造像铭文本身的特点,表现得并不突出。

 

造像记的搜集、整理与使用对于中古佛教史的研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以往对于中古佛教史和佛教流传之下的中古社会的研究,主要建立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之上。这些文献,包括正史中的《释老志》、人物传记中的零星记载、流传下来的僧传,以及各种汉译佛教经典。正史及僧传的记载主要聚焦于社会上层、精英人物以及高僧大德,他们的信仰情况、所作所为是此类文献关注的焦点。汉译经典结合中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增删,它们在广泛流播之后,必然会对信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经典的记载对当时的社会情况进行逆推,但归根结底,理论和现实之间会有差距,这种差距,有的时候甚至大到难以想象。造像记的使用,不仅扩大了史料来源,而且将舞台上的聚光灯扩展到芸芸众生,从此,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某个群体,扩展到了整个社会。

 

中古时期的造像铭文,从篇章结构到所用语词,相似度极高,仅就单篇造像记来说,若想从中提取有用信息,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造像记材料为学者弃之不用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将古今中外已经著录的造像记搜罗到一起,按照时间或者地域特征进行排列和系联,往往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在这方面,中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举例来说,日本学者根据龙门石窟石刻题记对于北魏庶民信仰的研究;基于1000多通造像记,对于北朝民众崇奉对象和行为的探索。他们将切入的视角对准“民众”和“社会”,使有关佛教史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极大的推展。

 

建构中古社会组织

 

除了佛教史以外,造像记在社会史的建构上亦功不可没。由于传世文献的缺失,以往我们仅能从正史及僧传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当时的社会存在义邑这种社会组织,至于其组织结构和运作情况,则一概无法窥其堂奥。5-6世纪的造像记中,有很多关于义邑、义仪或者法仪的记载,这是群众自发组成的信仰团体,对于这些群体和组织的分析,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史研究落实到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这一层次之上。

 

义邑以佛教信仰为号召,通常由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物担任领衔者,其具体的组织构成,通常是僧俗兼有。俗众担任邑主、像主、斋主、香火主、维那等职事,主要负责义邑发起、出资和运营。僧人则在义邑中称邑师,或者径称比丘、比丘尼,他们除了在义邑中讲经说法,也为俗众在造像、建塔、立寺、建斋时提供指导,可以说是义邑中的精神领袖。义邑虽然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之上,但其中也有层级之分,邑主和具有各种头衔的功德主,以及由僧尼担任的邑师,属于其中的上层,而邑子等普通信众,仅以“会员”的方式出资,对于义邑中的重大事项,并无决策的权力。以上种种,不仅是基于各自头衔的差异,也在造像碑上的题名位置上显现出来。邑师、邑主等僧俗领袖,题名一般居首,而且处于显赫的位置,普通的邑子,题名则相对靠后。这就是说,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和等级差异,在义邑组织中也产生了映射。

 

与造像记本身不受重视相类,造像题名更容易为人忽略。自明清以来,很多著录造像记的金石著作仅仅是抄录题记本身,对于其后的题名,则视之为无用的材料,予以舍弃。事实上,题记与题名的重要程度不相上下,某些时候,后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前者。题记更像是对造像这件事的记录,题名则是了解团体的组织结构的重要切入点。根据造像题名,我们能够清晰地掌握该团体的构成情况。有些义邑组织,题名姓氏趋同,显然是以某一家族或者宗族成员为主,表现出明显的血缘特征。根据题名传递的信息,我们可以对于该义邑所在地域各个家族的权力消长进行构拟。有的义邑则是由一县的文武官吏构成,根据题名,我们可以再现县府的职官构成情况。有的义邑,涉及府兵制度下的各级将领,有的则由边防军组成,通过刻于石碑上的各种职衔,可以对于府兵的运作和边防军的建制加以推演。

 

义邑中除了僧俗之别以外,也有官民之别,男女之别,甚至还有民族差别。在义邑这个外壳之下,不同阶级、阶层、性别、民族的信众们统合在一起,从而也成为窥见当时民族融合和社会整合情况的重要窗口。

 

总之,在传世文献所载有限的情况下,造像记为我们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条别径,而这些内容,则是构建中古史大厦所必不可少的基石。

 

(作者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来源:20193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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