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古史体系主要建立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之上，这个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根基深固，难以动摇。疑古风潮的兴起，使这个坚固的大厦出现了种种裂痕，人们发现，以往信之不疑的古史体系也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尤其是作为传统古史根基的传世文献，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几乎十不存一，那些能够流传下来的，在传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也存在脱衍讹误等情况。除此以外，著史者本身的立场和视角对于历史所造成的遮蔽，也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之下，出土文献作为“同时资料”，在证史、补史乃至重建古史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甲骨文、钟鼎彝器铭文在上古史重建中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碑文墓志、造像记和经幢等也将在中古史的建构上大放异彩。其中，造像记由于被金石学家视为“语言鄙俚”而长期被研究者所忽视，但是，近年来，伴随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热潮，造像记在厘清基本史实、补充历史链条、建构系统古史上越来越受重视。

铭刻各阶层信仰

造像记属于碑刻的一种，但它不同于一般的碑刻，它是佛教传入的产物。造像记的大量出现，与佛教进入中土并且广泛流播，再现着明确的表里关系。现有的造像铭文，大多镌刻在佛像的底座、背光以及侧面，也有相当一部分凿刻于石窟的洞壁上，无论怎样，它们与佛像是不可分割的。南方由于气候原因和国家的碑禁政策，流传下来的造像记极少，而在北方，由于经典的指引、国家的倡导以及信徒对于信仰的狂热，雕凿了无数佛像，因而也诞生了大量造像铭文，成为中古时期社会上各个阶层信仰的见证。

造像记有较为固定的体式，一般包括造像时间、出资人、造像原因、回向文等几个组成部分。如果是团体造像，通常还要预留出空间来刻写其他参加者的姓名。仅从内容来看，绝大多数的造像记存在雷同现象，由此我们推测，这些铭文与敦煌文献中的某些写本文书一样，可能存在一定的范本。复杂的造像记则蕴含极为丰富的内容，除了以上几点以外，还包括对于佛、菩萨的赞美，对于宗教义理的宣传，甚至追溯像主、功德主或者邑主的家族世系、婚宦情况，类似于家传。这类造像记往往文辞典雅，字体优美，显示撰写者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对于佛教教义也有精深的理解与掌握。但是，与一般碑刻不同的是，北朝时期的造像记，除了个别情况，撰写者的姓名通常是隐去的，我们现在只能根据具体内容推测，有些造像记出于邑师之类的高僧大德之手，有些则是受过系统文化教育的文人手笔。

由于造像记上有明确的纪年，我们通常能够将铭记的雕刻时间追溯到某年、某月，甚至具体到某日。传世文献虽然也有关于某个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记载，但是更多的是对长时段或者中时段历史的记述，而造像记更像将某一天发生的事抓拍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参与的人以及他们的具体分工也历历在目。出土地点则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确定的空间场域，而且某些记文本身，也包括对事件发生地点、周边环境的生动描述。在横纵坐标皆可追寻的情况之下，重新建构相关的历史图景，便水到渠成。

拓展佛教史研究

造像记属于金石资料的一种，关于金石资料，朱剑心先生指出，“可以证经典之同异，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具体到造像记的应用，与建构古史有关的主要在于其补史之功，至于印证经典、考辨真伪与纠正古史，由于造像铭文本身的特点，表现得并不突出。

造像记的搜集、整理与使用对于中古佛教史的研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以往对于中古佛教史和佛教流传之下的中古社会的研究，主要建立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之上。这些文献，包括正史中的《释老志》、人物传记中的零星记载、流传下来的僧传，以及各种汉译佛教经典。正史及僧传的记载主要聚焦于社会上层、精英人物以及高僧大德，他们的信仰情况、所作所为是此类文献关注的焦点。汉译经典结合中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增删，它们在广泛流播之后，必然会对信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经典的记载对当时的社会情况进行逆推，但归根结底，理论和现实之间会有差距，这种差距，有的时候甚至大到难以想象。造像记的使用，不仅扩大了史料来源，而且将舞台上的聚光灯扩展到芸芸众生，从此，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某个群体，扩展到了整个社会。

中古时期的造像铭文，从篇章结构到所用语词，相似度极高，仅就单篇造像记来说，若想从中提取有用信息，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造像记材料为学者弃之不用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将古今中外已经著录的造像记搜罗到一起，按照时间或者地域特征进行排列和系联，往往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在这方面，中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举例来说，日本学者根据龙门石窟石刻题记对于北魏庶民信仰的研究；基于1000多通造像记，对于北朝民众崇奉对象和行为的探索。他们将切入的视角对准“民众”和“社会”，使有关佛教史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极大的推展。

建构中古社会组织

除了佛教史以外，造像记在社会史的建构上亦功不可没。由于传世文献的缺失，以往我们仅能从正史及僧传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当时的社会存在义邑这种社会组织，至于其组织结构和运作情况，则一概无法窥其堂奥。5-6世纪的造像记中，有很多关于义邑、义仪或者法仪的记载，这是群众自发组成的信仰团体，对于这些群体和组织的分析，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史研究落实到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这一层次之上。

义邑以佛教信仰为号召，通常由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物担任领衔者，其具体的组织构成，通常是僧俗兼有。俗众担任邑主、像主、斋主、香火主、维那等职事，主要负责义邑发起、出资和运营。僧人则在义邑中称邑师，或者径称比丘、比丘尼，他们除了在义邑中讲经说法，也为俗众在造像、建塔、立寺、建斋时提供指导，可以说是义邑中的精神领袖。义邑虽然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之上，但其中也有层级之分，邑主和具有各种头衔的功德主，以及由僧尼担任的邑师，属于其中的上层，而邑子等普通信众，仅以“会员”的方式出资，对于义邑中的重大事项，并无决策的权力。以上种种，不仅是基于各自头衔的差异，也在造像碑上的题名位置上显现出来。邑师、邑主等僧俗领袖，题名一般居首，而且处于显赫的位置，普通的邑子，题名则相对靠后。这就是说，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和等级差异，在义邑组织中也产生了映射。

与造像记本身不受重视相类，造像题名更容易为人忽略。自明清以来，很多著录造像记的金石著作仅仅是抄录题记本身，对于其后的题名，则视之为无用的材料，予以舍弃。事实上，题记与题名的重要程度不相上下，某些时候，后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前者。题记更像是对造像这件事的记录，题名则是了解团体的组织结构的重要切入点。根据造像题名，我们能够清晰地掌握该团体的构成情况。有些义邑组织，题名姓氏趋同，显然是以某一家族或者宗族成员为主，表现出明显的血缘特征。根据题名传递的信息，我们可以对于该义邑所在地域各个家族的权力消长进行构拟。有的义邑则是由一县的文武官吏构成，根据题名，我们可以再现县府的职官构成情况。有的义邑，涉及府兵制度下的各级将领，有的则由边防军组成，通过刻于石碑上的各种职衔，可以对于府兵的运作和边防军的建制加以推演。

义邑中除了僧俗之别以外，也有官民之别，男女之别，甚至还有民族差别。在义邑这个外壳之下，不同阶级、阶层、性别、民族的信众们统合在一起，从而也成为窥见当时民族融合和社会整合情况的重要窗口。

总之，在传世文献所载有限的情况下，造像记为我们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条别径，而这些内容，则是构建中古史大厦所必不可少的基石。

（作者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来源：2019年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