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五年（1835）三月初四、五两日，山西省赵城县爆发了以先天教首曹顺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造反行动。从此以后，农民阶级就带着固有的沉重锁链迈向了近代，开始了新的悲壮历程。

一、离卦教与先天教的倡立

清前期华北地区发生过四次较著名的起义和暴动：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清水教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段文经八卦会大名府暴动、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李文成天理教起义、道光十五年（1835）先天教曹顺起义。这四次行动似乎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其实它们都与八卦教系统中各类教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曹顺所习先天教就是八卦教中离卦教的一个旁枝。

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山西当局第一次发现先天教的活动。是年闰六月，赵城县廪生卫君选闻知左近有“邪教”活动，但“因各犯传教秘密，难以得实”，遂向先天教头目刘长禄名下“伪投入教”，给其银元一两，“嘱令带挈入会”。“至闰六月十四日立秋夜间，王宁、李世洪、刘长禄、宋长魁、贾明……与卫君选等设坛，供奉无生老母神位，拜祝供献，并将出钱人姓名录写一单，随帛焚化。”卫君选探得实情，“即赴儒学呈报”，而赵城县知县也同时访知“邪教”，遂拿获先天教教首王宁等三十余人，投首者二十余人，并“起获经卷。”[1]从而究出先天教倡立、传教原委。得知先天教系离卦教衍化而来，因“离卦教头郜姓曾经传教犯案”，而“讳言离卦教。”[2]为了搞清先天教的来龙去脉，有必要了解离卦教的传承，及其与先天教的关系。

离卦教源远流长。作为八卦教的一个支派，它创成于康熙初年。当时，山东单县之刘佐臣“倡立五荤道收元教，编造《五女传道》等邪书，分八卦收徒敛钱。”[3]刘佐臣派令河南商丘人氏郜云龙充任离卦长。自此，“郜云龙倡立离卦教，自号透天真人”，传徒跪香，口授心法，赌咒发誓，并收受根基钱。[4]郜云龙死后，离卦教由其后代传承，掌教五代，历时一个半世纪。云龙物故后，其子郜晋中、孙郜从化相继掌教。郜从化有子五人，郜大郜承福、郜二郜得福、郜三郜建福、郜四幼殇、郜五郜鸿福。乾隆三十七年（1772），八卦教首刘佐臣曾孙刘省过“犯案”，招出离卦长郜氏兄弟。郜大、郜二、郜三被杀。[5]另一支离卦教头目郜生文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即被当局捕获处斩。

这以后，离卦教分为两支。一支于乾隆五十二年（1786）从河南迁徙至山东聊城县，继续传教生涯。另一支是郜生文后裔郜与及其子郜坦照，留在河南老家，暗中行教。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直、鲁、豫三省爆发了大规模的天理教起义（即八卦教起义）。离卦郜姓虽无一人参与其变，但皆因习教，受到牵连。为当局斩决或发配，至此郜姓无人，“其教遂散”。[6]

郜姓虽败，但离卦教却传遍华北广大地区，教派不下数十支，教名变幻不下二十几个。诸如：离卦救苦教、义和门离卦教、佛门教、大乘教、圣贤教等等，先天教仅是其中一支。经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晋省当局审出之先天教，系传自郜生文一支。

先天教首王宁籍隶忻州，寄居赵城县。嘉庆六年（1801）“拜从平定州民寄居直隶巨鹿县之叶生宽为师。”叶生宽又系直隶巨鹿县人侯冈玉传授，“并究出叶生宽曾听从傅济传授《老子歌》案内拟徒。”[7]当局顺藤摸瓜，在直隶抓获了侯冈玉并其师孟见顺，悉知其教传承的来龙去脉：

“孟见顺、侯冈玉在直隶供有离卦教、无为救苦教名目，传教首犯系已故离卦教首郜姓。……已故教匪刘恭传授吴二瓦罐，吴二瓦罐传与已故之肖文登。肖文登转传孟见顺，孟见顺转传侯冈玉。……该犯侯冈玉因于习教之后，会遇吴二瓦罐，告知离卦教头郜姓曾经传教破案，该犯虑恐称其门下，招惹是非，是以嘉庆四年赵其祥邀其劝教傅济之时，该犯讳言离卦教，只向傅济传授设誓并坐功运气功夫，尊奉无生老母。王宁等倡立先天教，伊等实不知情。”[8]

此段供词中的郜姓即郜生文，“于乾隆三十六年犯案正法。”[9]“刘功（即刘恭）系由河南商丘县犯案正法之郜生文传授。”[10]刘功习教四十余年，传徒直隶、山东、江苏三省数十州县，门徒不下四、五千人。郜生文死后，离卦教传教中心之一由河南商丘转向直隶清河，刘功成了离卦教的大当家。嘉庆十八年（1813），刘功为山东兰山县门徒扳供被捕，“解往山东质讯，行抵景州，在途病故。”[11]生前传有弟子吴洛兴即吴二瓦罐。吴二瓦罐死于嘉庆十六年直隶大乘教案内。先天教这个离卦教旁枝就是郜生文、刘功、吴二瓦罐等人递相传授的。

上段供词中关键性人物是傅济。傅济，籍隶直隶巨鹿，以兽医营生，有子傅邦疑。嘉庆四年（1799）拜侯冈玉为师入教，侯冈玉向其隐瞒了所传系离卦教。嘉庆五年（1800），傅济传徒山西人叶生宽。傅济是把离卦教引入晋省的传教人。他向叶生宽传授了《老子传道歌》，并给其《龙华经》一部。（注：《龙华经》即《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卷》，明末问世）。嘉庆六年（1801）“叶生宽引王宁学习此教，拜叶生宽为师。”叶生宽又将《龙华经》转传王宁。[12]嘉庆十三年（1808），傅济、叶生宽因习教发配。傅济先发配黑龙江，后改发湖北。叶生宽发配山西崞县。此案内，王宁侥幸漏网。

在叶生宽、傅济发配期间，王宁在赵城县继续进行传教活动。他向僧人普锐借得《药王经》（《救苦忠孝药王宝卷》）、《九莲经》（《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二部，“一并习诵”。嘉庆十九年（1814）十二月传徒宋长荣。从此“开法”，陆续传授李克明等六人。“宋长荣转传其子……并王佐、李长芳……韩鉴等十人”。（注：韩鉴即曹顺之师，下节详述）。从嘉庆十九年末到嘉庆二十一年初，王宁共传徒一百一十五名。开始王宁等人“亦止图修善行好，偶为村人祈祷疾病，亦无教名。”[13]

嘉庆二十年（1815）二月，从配所崞县释放回籍之叶生宽“因贫困难度，起意传习坐功运气，惑众敛钱。……往投王宁。见王宁传有徒众，耸令立教做会，收敛布施。”王宁以徒弟不多，难以做会，回绝了叶生宽。遂送叶生宽二千文钱，叶生宽由晋省往投直隶巨鹿傅济之子傅邦疑，在他家染房做工。嘉庆二十一年（1816）二月，叶生宽再次回到晋省赵城县，鼓动王宁倡教做会。他以《龙华经》中有“一字为宗、六字普度”的说法，在经内摘取平、照、京、天、喜、动六字，令王宁先取平字，其余五字分给李世洪等五人，“各在无生老母神前拜祝焚化，谎称上达天庭记号，死后免见阎王，不入畜道。”叶生宽见众人信服，遂令王宁设教做会。他“附会《龙华经》内有‘无生老母立先天、收源结果凭查号’之语，倡立先天教，又名收源教。尊王宁为当家，每年四季之首做会敛钱分用。”[14]嘉庆二十一年（1816）二月，先天教倡立了。先天一词来自道教传说：“伏羲之《易》小成，为先天；神农之《易》中成，为中天；黄帝之《易》大成，为后天。”[15]在八卦教中，历来设有先天、中天、后天牌位。刘佐臣物故后，教中一直尊其为先天老爷。可见先天教的倡立是受了道教和八卦教的影响。至于收源教教名在明代末叶就已出现，八卦教创立之初也曾叫过收元教即收源教。

叶生宽、王宁所倡先天教，从传承关系上讲当然来自八卦教中的离卦教，但又受到了其他教门的影响。例如《龙华经》就不是八卦教的传教经书，而是圆顿教的经书。所以说先天教只是离卦教的一个旁枝。

先天教倡教不过四、五个月，就被廪生卫君选告发，为当局破获。叶生宽、王宁以倡立先天教、敛钱惑众、设坛献神罪，“依传习邪教惑众者为首绞立决例，绞立决。”孟见顺在监病故。侯冈玉和王宁之徒李克明等九人“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并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此案中之韩鉴等二十三人因习教后“均各改悔不习，并未与各犯往还”，因而从轻发落，“应照违制律，各杖一百，再枷号两个月，满日折责四十板”。[16]

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先天教案就此结束。

二、曹顺与赵城县先天教起义

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山西省是其治理的最理想的省份：“自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以来，山西一省厥称顺民，从无小有变动之忧。”[17]但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却使纯厚的人民忍无可忍，终于在先天教倡立二十年后，酝成了有清一朝晋省的最大事变。

嘉庆二十一年（1816）末，先天教一案审理完毕，当局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不料先天教却在地下潜行默运，滋生发展。嘉庆二十二年（1817）春，王宁之徒韩鉴“犯案问罪、随即改悔”，为当局枷号两个月，板责四十，释放回家。几年内，他并未习教，但终因贫困难度，“习起教来”。[18]韩鉴是赵城县耿峪村人，平素与同村人曹顺交好。道光二年（1822），年仅十九岁的曹顺拜韩鉴为师，加入了先天教。韩鉴教他闭目运气，并念诵“观音老母造法船，造在婆娑海岸边。……”等十六句咒语。让他时常默念，同时供奉无生老母画像。曹顺“平时学习阴阳并会医病，兼学拳捧。”[19]赵城县城内有僧人道洪，素行医德，两人常在一起行医。曹顺曾“见他庙中存有《九莲经卷》，向其借看”，而沉溺其中。[20]

道光五年（1825），曾于嘉庆二十一年先天教案内返回原籍的傅济之子傅邦疑，受赵城县人原傅济之徒吉洪便邀请，到晋省传教。“吉洪便与韩鉴、韩奎、宋银奎四人均拜傅邦疑为师。并询知韩鉴先于道光二年收曹顺为徒”。傅邦疑传教之法是：

望空烧香供茶，师徒一同跪地磕头、设誓。口称：俺今替祖亲传密密还乡道，俺传正法正道。要传邪法，哄了群黎，自身化为脓血。徒弟接应：情愿向善，若敢不遵，泄漏真传，不过百日，化为脓血。

设誓完毕，遂令群徒闭目盘膝而坐，用手抹脸，以鼻吸气，由口中出，名为采清换浊。又授以“耳不听非声、目不观非色、鼻不闻恶味、口不出恶言四语。平日敬奉无生老母、先天老爷，求免灾难轮回。”在教内，徒弟称师父为当家，师父称徒弟为善人。[21]

道光十一年（1831）二月间，傅邦疑至平定州传徒杨潭等十八人。是年十一月再次至赵城县耿峪村。“曹顺、韩绍祖即韩毛狗、韩枝、韩七郎、狄先道、靳恒汰、张汶斌、韩兴基等八人拜傅邦疑为师”。这样，曹顺在教内先后曾拜韩鉴、傅邦疑两人为师。但“教内均不知由离卦教改立根由”。[22]

从本文上述内容可归纳曹顺习教传承关系如下：

刘　郜　郜　刘　吴　肖　孟　侯　傅　叶　王　 韩

佐→云→生→  →二→文→见→冈→  →生→　→

臣　龙　文　功　瓦　登　顺　玉　济　宽　宁　 鉴

　  罐　　　　　　  ↓　　　　　 ↓

　  傅　　　　　 曹

　  邦 ————→

　  疑　　　　　 顺

从道光十一年（1831）起，傅邦疑每年按四季派令门徒去晋省向韩鉴、曹顺等人收取“上供钱文”，以饱囊驮。道光十四年（1834），傅邦疑“因所收银钱无多，冀广传渔利……，随捏称下元劫数，荒欠瘟疫”，耸动视听。他编造歌词云“不知道光定佛位，爱求圣帝看祖言”，“处处利名散瘟病，四下动头闹省城”。[23]这些歌词，特别是“四下动头闹省城”等语，在后来的确启迪了曹顺等人攻打赵城县等州县之举。

道光十四年（1834）九月，韩鉴因年老力衰，无力经营教业，遂把教权交给曹顺掌管。曹顺掌管赵城先天教以后，使这个只知传教渔利的教门发生了质的转变，他引导教徒走上了反清起事的道路。

自从曹顺掌教以后，因傅邦疑在自己的传教范围内不断敛钱，减少了自家财路，遂断绝了与傅邦疑的来往，“自立教门”。他粗晓医道，“治病见效”，又“素习阴阳业”，“兼习拳棒”，“村人被其愚弄，皆信服。该犯复捏称伊系释迦佛转世，知人前生。从此信服者益众。”[24]其间韩鉴令其弟韩奇、其子韩修娃、韩毛狗等“均拜曹顺为师”。“旋有张汶斌等并县役赵法玉、狄思亮、马夫杨潮法均先后拜曹顺为师。内先已拜从傅邦疑等学习先天教之人，因见曹顺传法新奇，亦投入教内。”[25]

曹顺是粗通文墨的人，为了诱人入教，巩固教徒信仰，他捏称教中之人“各有来历”，他则“知人前生”。他宣称门徒们分别是海瑞、魏延、杨四郎、徐庶、杨业、哪叱、孙猴儿等等的“转世”。其实曹顺不过从戏文中道听途说了一些“英雄人物”，随意拿来安在众人头上，但无知愚昧的徒众闻之欣喜，“彼此附会，迷罔日深”。[26]

道光十五年（1835）正月，曹顺修房取土，偶获铜印一颗，大喜过望。据曹顺被捕后供词说：“因想铜印非常人之物，小人既能得授，将来自当大贵。又因徒众渐多，遂起意造反。”[27]曹顺起义当然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背景，但一颗铜印的挖掘，竟构成了这次事件的导因，说明宗教和迷信意识在一块贫困、愚昧的土地上也会产生巨大的刺激或启迪功能。同时也说明，尽管封建专制极为酷烈，它对底层群众的思想控制又是十分脆弱的。特别在明、清两朝更是如此。

道光十五年（1835）二月十六日，曹顺等人开始了起义的策划工作。他先与韩鉴等耿峪村附近的头目，继与城内僧人道洪，衙役赵玉法、耿思亮、驿站马头杨潮法等人相商：“俟煽惑人众，陆续敛钱，打造军器。定期八月十五日遣人分往平阳府、霍州、洪洞县、赵城四处，同时起事。”[28]

三月初二日，起事计划为乡约张进武探得，进城首告。张进武先与赵城县吏董良史相商，不料董良史也是先天教教徒，“恐被供出，阻止未报”。[29]三月初三日，赵城县知县杨延亮已访闻先天教“谋逆”消息，命令衙役郭二魁等往拿。作为县役的先天教徒赵法玉、耿思亮闻得此举，由耿思亮赶往耿峪村送信，“嘱令赶早起事”。[30]曹顺闻信急忙招集韩鉴与众门徒计议。据道光十五年（1835）六月曹顺供词记载：

“小的齐集韩鉴们相商。韩鉴说人少没有兵器，难敌官兵，小的说若被县官拿住，都没性命，不如先行动手。杨潮法说，赵城地当大道，若把来往文报截阻，各处不得信息，救兵一时不能前来，可以裹胁多人，守险抗拒。小的就定于三月初四日夜起手。”[31]

曹顺命门徒苗三娃等书写传单，盖上铜印印章，分往各村通知教徒，并知会僧人道洪在城内接应。又命韩鉴等人在村内搜取各家刀棍、农具，“将弯的改直、圆的出尖，像是矛枪的样子，连夜打造。初四日，韩奇们纠得徒众，并逼胁村人共二百多人，……叫他们头上扎挽绸布做记号。红色为大，兰色为中，其余都挽青结。”[32]曹顺恐众人畏惧枪炮，声称他有法术，能避火器，不怕枪打，以壮门徒胆气。他封韩奇、张汶斌为领兵元帅，李吉星、苗三娃为军师。命韩奇、张汶斌、苗三娃分头领人进城，在道洪庙内聚齐，然后攻打县衙。占领赵城后，再分头攻取霍州、洪洞县城池。之后再攻平阳府。同时，又派命杨潮法抢劫驿站马号中的马匹，分发给众人骑乘。[33]

三月初四日三更，韩奇带领六、七十人由赵城西面城墙坍缺之处爬越进城，在道洪庙内汇齐。四更时开启北门，放入其余人众。韩奇、张汶斌携同道洪与众教徒进攻县衙，赵法玉、狄思亮在衙内接应，“举火引路”。是时知县杨延亮及母、妻、四子二女尚在梦乡，猝不及防，遂为韩奇、郭世杰等人全行杀毙。幕友杨成鼎并家丁、婢女等五人亦同时被杀。[34]当时杨延亮家丁焦福“惊闻大堂喧闹，起身出看，有匪徒多人，放火烧毁监狱、大堂，延烧官署，不知本县存亡，该家丁从署内跳出，来州禀报”。[35]

先天教徒占领赵城县后，分兵两路，于初五日向霍州城和洪洞县进发。“沿途掳掠裹胁各有三、四百人。迨至城下，该城、县施放枪炮，击毙数人。贼众始知能避火器之言系属妄诞，均各退避。”[36]关于围攻霍州和洪洞县义军人数，各类奏折说法不一。据山西巡抚鄂顺安三月初八日奏折称：“是日（注：三月初五日）接据灵石县知县祥玉禀报，该县与霍州毗连，速探得霍州城垣约有匪徒二千人围住，现在严密防堵等情。”[37]三月十一日鄂顺安奏折称：“据洪洞县知县俞佐发称，初五日午刻有贼匪四、五百人行至县城，势欲攻打。经该文武各官督率兵役，施放鸟枪，匪徒退避。夜间复至，又经放枪击退。”[38]

初五晚间，杨法潮和韩五达先后从霍州和洪洞县回到赵城县狄峪村，向曹顺报告“霍州、洪洞的人马都被城上官兵放枪打败。……大众纷纷逃散”。[39]曹顺听闻，放弃对逃散的众教徒的组织领导，只顾自己逃命。他“想起七、八年前韩鉴说过，此教是山东传到直隶，直隶传到山西。山东府里有一教首姓刘，所以往找”。[40]曹顺和李吉兴逃往山东避难，路遇张汶斌。三人同行至山东曹州府观城县。三月二十二日躲避在观城县外荒僻的破庙之中，为巡查的营弁拿获,解省审讯。[41]至五月解赴晋省归案。

先天教起义极大地震惊了山西当局。三月六日消息传至省城，巡抚鄂顺安“不胜惊骇”，立即布署省城满汉官兵八百名，汾州、孟寿等地营兵五百五十名。又命大同总兵带兵三千，“驰往合剿”。清兵未到，先天教起义成员或已逃散，或已避入山中。由于无人领导，迅速彻底失败。起义消息传至北京，清廷命陕西、直隶、河南、山东诸邻省“严加堵截”。其实赵城先天教起义，不过是数十名骨干成员。率数百名乌合之众，事前既无准备，事后又缺乏良好组织，使用“军械”多为农具、棍棒，而策划者一闻败绩，即行逃窜。但封建统治者却如临大敌，集晋省数千精兵，并以邻省重兵把守关隘。清代至道光朝时，的确是衰败之至了。但是这个衰败的王朝，对失败了的人民却无所不用其极，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凶残的本性。道光皇帝亲下谕旨：将杀死县官杨延亮的教徒“摘心至祭”。而此案办理，亦骇人听闻。据山西当局“汇开清单”记载：

寸磔人犯一名：曹顺。凌迟摘心人犯四名：韩奇、郭世杰等。凌迟人犯二十名：张汶斌、苗庭赞等。斩决枭示人犯七十七名：韩枝、韩修娃等。应拟斩决留质人犯一名：狄耿儿。[42]

道光十五年（1835），山西省赵城县及省城太原府被淹没在奴隶们的血泊中。中世纪最后一场阶级较量，仍然以农民阶级的失败而告结束。但是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民间宗教，从未因杀戮而绝迹。贫穷、落后、愚昧、黑暗，恰恰是其滋生的沃土。在中国的历史走向近代以前，类似先天教的民间教派就不下数百种，它们活动在除西藏以外的广大地区，几乎是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就先天教��这个离卦教的旁支而言，道光十五年（1835）当局对它“痛加惩处”也没有将其根除。八年以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中国已进入近代社会，当局再次发现它在霍州、平阳一带的活动。[43]这个事实告诉人们：只要土壤尚存，野草就一定会滋生下去。

注释：

[1][2][8][12][13][14][16]《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抚衡龄奏折。

[3]《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二十四日永琅奏折。

[4][6]《朱批奏折》，道光十三年九月一日山东巡抚钟祥奏折。

[5]《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八年九月三十日郜添佑供词。

[7]《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湖广总督孙庭玉奏折。

[9]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义和团》Ⅳ。

[10]《朱批奏折》，嘉庆十九年二月八日署直隶总督章煦折。

[11]《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二年五月九日曹振镛奏折。

[15]杨慎：《丹铅总录》卷十六。

[17]《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日、月不清）张相奏折。

[18][19][20][27][29][30][31][32][33][39][40]《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四日曹顺供词。

[21][22][23]《朱批奏折》，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山西巡抚申启贤奏折。

[24]《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四月三日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

[25][26][28][36]《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六月四日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

[34]《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监察御史蔡子壁奏折。

[35][37]《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三月八日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

[38]《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

[41]《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山东巡抚钟祥奏折。

[42]《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日、月不清，作者不清）。

[43]《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抚梁萼涵奏折。

（注：本文使用的档案资料全部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

（来源：《清史研究通讯（京）》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