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华传：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2月29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中国宗教学会协办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10月21日至23日在江苏无锡举行。本次会议共有120多名佛教界和学术界的代表参加，收到论文或论文提要近80篇。与会者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佛教中国化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是本次大会最引人瞩目的热点。代表们认为，外来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首先面临如何处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从一开始佛教就走上了一条逐步中国化的道路，因此，中国佛教二千年的历程，其实质就是佛教中国化的历程。麻天祥教授对于佛教中国化的含义概括地指出，佛教中国化也就是佛法向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和中国文化对佛教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而实现的中国化的佛教。并由此得出启示:外来文化如果不能融合于本土文化便不能扎根；本土文化如果不能吸收外来文化即不能创造发展。
关于佛教中国化的特征，与会者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赖永海教授的分析颇具代表性，认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由传统佛教的注重抽象本体，转而注重现实之人生；从思想文化背景看，则是受到儒家人本哲学与入世精神的影响。释湛如则认为佛教中国化应以僧团的中国化为特征，特别是根据大乘经典而建立的戒坛律仪制度，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还有的学者指出，佛教中国化是佛教适应中国文化之因缘，随机设教，创宗立派，佛法之根本是不变的，只是随缘设教有差别，此说亦当引起注意。
关于佛教中国化的原因，不少学者认为，由于佛教自身的平等圆融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二者存在着文化类似性，所以佛教思想能够为中国所接受，并进而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有的学者还指出，佛教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不仅在于它与中国文化、伦理、哲学等多方面的互动与融合，更重要的是，它曾经能够参予各个时代中社会的转变与文化的再建设。还有的学者从佛教哲学、修行方式、居士佛教以及人间佛教的提出等多方面，探讨了禅宗的佛教中国化道路，认为禅宗的佛教中国化的努力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和本土文化的融合。
在世纪交替之际，如何吸收国外佛教发展的经验，使佛教资源与现代社会的适应问题引起了重视，但展开不够。
二、中国佛教的历史、宗派及佛教人物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的引注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伊使向博士弟子秦景宪口授《浮屠经》，此说已成为目前学术界和佛教界的基本共识。回顾中国佛教二千年的历程，也是本次大会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少代表概括考察了佛教传入与发展过程，分析了中国佛教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影响。还有部分代表分别就庐山僧团的历史和中国佛寺的形成及演变作了研究。
对于律宗或律制研究，是佛教界较为关注的内容，这一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释湛如对宋明时期戒史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宋明时期的戒坛问题，是理解中国佛教教制史及教仪中的重要途径，并由此观察佛教律仪的中国特色。释本如的《道宣律师和南山律宗》，考察了道宣学佛修行，创立南山律宗的过程，并概括了南山律学盛行天下的原因。除律宗外，还有代表对净土宗弥陀信仰的形态以及禅宗中的黄檗希运和德山宣鉴的禅法分别进行了研究。
本次大会关于中国佛教人物的研究，涉及面广，内容十分丰富，除上文提到的人物之外，还有如下内容:鸠摩罗什与中国民族文化、僧肇思想问题再研究、宗炳的《明佛论》、吉藏的“无得正观”的中观思想、李贽的佛学思想、袁宏道的净土归趣以及元好问与佛教之关系等。
三、蒙藏佛教及其它少数民族佛教
中国佛教由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三大语系共同组成。与会者一致认为，二千年的中国佛教，不是仅指汉传佛教，而是指我国各民族各自根据其文化背景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佛教传统，它们之间又互相传播与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佛教不可分割的整体。
班班多杰教授对汉藏佛教文化作了比较，认为两地的佛教都与固有的传统思想相融合，但由于二者本土文化的强弱差异，因此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汉地，佛教为本土文化所同化，融会到儒学从而形成了宋明儒学；在藏地，传统的苯教则被融合到了佛教之中。尕藏加对最近在青海果洛州发现的石刻藏文《大藏金》产生的历史背景、创建过程和分布等作了全面的考述。洛桑次仁还对藏传佛教密宗中噶举派传承的破瓦（移舍）密法作了介绍。
陈庆英研究员对于八思巴蒙古新字的创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指出这一文化工程对元代对勘汉藏文藏经和将藏文佛教论著译为汉文、蒙古文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佛教文化交流的一项重大工程。此外，关于西域佛教、回鹘佛教以及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都有学者专门进行了研究。
四、中国佛教艺术
中国佛教艺术，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与艺术吸收融合，创造发展的重要成就。金维诺教授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佛教艺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认为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有一个外来样式的吸收和改造过程，并且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不同艺术风格之间交流和互相影响，使中国佛教艺术的民族化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黄春和副研究员对于汉传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分期做了探讨，指出了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南北朝造像清盈飘逸，隋唐典雅端庄，宋代朴实自然，明清浅湿媚法。杜斗城教授则通过对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的分析，指出了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过程。另外，周祝英对于天龙山寺窟艺术作了介绍。谢成水在《唐代佛像理想美表现的形式》一文中指出，唐代创造的男女共性的理想美的佛造像，使唐代佛教艺术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
除佛教造像艺术外，还有学者对魏晋南北朝佛教音乐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时代是中国佛教音乐从西域化到中国化过渡的关键时期。
五、中国佛教文化之展望
关于这一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佛教努力推进人间佛教建设，继承农禅结合、学术研究、增进国际友谊三个优良传统，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认为，一切佛教信众和关心、热爱中国佛教文化的人们，应把自我建设与佛教自身建设和人类自身建设三者结合起来，这才是历史继承性和发展性相结合的最好纪念。何云在《两千年之际三建言》中则对未来世纪中国佛教发展提出三个方向:（1）宗派兴教论，宗派不立，则佛教难兴；（2）改弘法为传教，明确佛教教育为宗旨；（3）破除居士佛教与僧团因住持正法的二元对立之势，认为佛教作为宝贵的传统精神资源，应当为现代人共享。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佛教应进而探求佛教全球化，参与时代多元人类文化的建设。这次大会，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佛教界和学术界代表们团结融洽，荟萃一堂，共同回顾中国佛教走过的二千年历程，展望新世纪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千载一遇，因缘殊胜。笔者认为，这次大会探讨的问题，无论从理论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不少创见和突破，在实践上也将意义深远。
（文章转自哲学动态（京）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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