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度，中国佛教研究的成果是丰硕的。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全国各刊物共发表有关佛教研究的论文110余篇，且研究的趋势愈来愈深广。现从关于禅宗的研究、藏传佛教研究、台湾佛教研究、五台山佛教研究、对藏经的研究、对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几个方面加以概述。
　　一、关于禅宗的研究
　　魏道儒在《宋代禅宗的“文字禅”》（《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探讨了宋代禅宗“文字禅”的发展历程，认为文字禅的各种形式都是围绕公案展开的，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标志着宋代禅学思想的变化，而且反映了宋代禅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的变化，表明禅宗既重视直观体验的证悟，又重视知性思维的解悟。同时，文字禅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禅教的融合以及禅宗各派融合的大趋势。张春波、李曦在《宗密禅教一致说的实质》（《五台山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宗密虽然口头上讲禅教一致，禅教平等，不分高下，实际上则把禅看作邪道，看作僧言，是不能同教、同佛平等的。宗密的理论是在所谓禅教一致的形式下，抬高教而压低禅”。张锡坤在《禅与宇宙无意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禅的无意识为人生命之内最深的本源，并且是非二元的。……禅的无意识又指本然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人的原本性。禅宗把人分为两个层面:有限的个体存在和无限的超个体存在。后者能摆脱包括形色、时空、人我、一多等等任何形式的限制，前者则受到这些条件的限制。所以，超个体存在是绝对的，自由的。但它又不同于绝对精神或上帝，而是非实体性的‘空’或‘无’”。胡京国在《论惠能“直显佛性论”的哲学意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惠能的哲学思想是“直显佛性论”，其中包括真如本体论、二心相向认识论、顿悟方法论三个方面，并说明惠能哲学思想的客观唯心论的性质和佛学人生观的意义。指出“惠能说的是佛教理论，所展示的是客观唯心论的哲学世界观和人生观，只不过是蒙上了浓厚的典型宗教色彩而已。惠能的禅宗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都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精神的产物，是对客观世界本质和社会存在的虚幻反映。禅宗佛教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最大的宗派，是由于它主意创新，赋予佛教新的内容和思想，它既能给人以精神的逼迫和道德的责任，又能给人以精神的依托和心灵的慰藉。……这就是禅宗佛教之所以能够久存于中国历史的重要原因。”
　　二、五台山佛教研究
　　崔正森指出:“五台山不仅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也是世界佛教五大圣地之一。它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荟萃了印度佛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三晋文化的精华，遂形成了具有五台山特色的佛教文化。”（《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刘兴珍详细介绍了五台山佛教艺术后指出:“五台山作为佛教四大圣地之一，自汉代起历经了我国历史各各个时期，由于佛教的发展起伏不平，寺庙的建筑随之时盛时衰，塑像及壁画被毁坏不少，现在五台山保存了这么多艺术珍品，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高度智慧和卓越的创作才能，是我国各民族丰富文化遗产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研究我国佛教艺术的珍贵资料。”（《美术史论》1991年第2期）肖雨的论文《唐代五台山佛教史》（《五台山研究》1991年第1期、1991年第2期）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唐代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史。最后指出“五台山佛教虽遭会昌法难，寺宇毁坏，释典凌迟，僧人逃散，但到宣宗践祚的十余年间，又修复了百余座寺庙，招度了五千余名僧人，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事实上，佛教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不能用行政手段所消灭的。所以，当条件成熟时，又会很快恢复起来。总之，唐代社会开放，经济发展，绝大多数皇帝都崇拜佛教，优礼五台山，遂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五台山佛教也发展到了极盛时代。”
　　三、对藏传佛教的研究
　　关于藏传佛教（喇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后的作用问题，近代学术界认识不一。有些中外学者把近代蒙古衰弱贫困，归罪于明清两代对喇嘛教的输入。李冀诚在《藏传佛教对元代蒙古族文化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根据大量史实，驳斥了这种观点并认为，“一个民族接受外来宗教原因是复杂的，元代蒙古族上层接受喇嘛教乃出自政治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主观要求。”文章还就其社会原因方面进行了分析。佘万治在《他空见——藏传佛教觉囊派的佛性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前人所作“他空见”定义不太贴切。他指出:“觉囊派把对事物的认识分作高下不同的两种，即世俗谛和胜义谛。……世俗谛所阐述的现象世界是虚幻的、颠倒的，仅有功用，绝无实体，因其由因缘而生，故自性空；胜义谛所陈述的本原实相是真实的、绝对的，它的本性超越一切经验，不可捉摸，空世俗戏论。觉囊派认为把二谛统一起来，就远离了常边和断边，在认识上不偏不倚地把握了中道观。”这就是“他空见”的实质。万玛在《略论藏传佛教史上的女密宗师玛吉拉珍及其能断派》（《西藏研究》199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帕当巴（印度僧人）所创立的息结（能断）教派，主要以般若思想为理论基础，禅修强调个人意志的大手印法（maha-mudra）。《青史》载:用此法（息结派）能很快息灭在前世业力使得在此生成为卑贱、有病、贫困和非人等种种烦恼，并使之行于瑜伽。因此，谓能息灭苦”。所谓息结（zhi-byed），字面的意思是能寂，也就是能止息，意思是说他们能依靠对般若性空义和一整套的苦行修法，能够停止生死流转，能够息灭一切苦恼及其根源，所以他们称这种法门为“能寂”、“能断”，藏文字音为“息结”。
　　四、对台湾佛教的研究
　　张大柘在《台湾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台湾佛教的发展指出:台湾佛教是随着大陆闽南佛教徒移居台湾而传入的。纵观其发展脉络，大致可分三个阶段。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闽粤僧人东渡台湾日渐增多，陆续修建了佛教寺庙。清代，台湾政治、经济中心北移，佛教遂扩展到北部地区。所传内容以输入的东南沿海地区佛教为主，多属禅宗的临济宗系统；其宗教仪式具有明清以来禅净融合的特点，并盛行观世音崇拜。另一特点是民间宗教色彩浓厚，融合了相当多的“斋教”成分。斋教主张佛、儒、道三教同源，以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为本尊，以禅宗六祖慧能为祖师，以《金刚经》、《阿弥陀经》为主要经典，兼容道家的修炼术。斋教主要有金幢派、龙华派和先天派。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台湾，日本佛教也随之传入。台湾佛教发生变异而日化。传入台湾的日本佛教主要有曹洞宗、临济宗、净土宗、净土真宗、真言宗、日莲宗、天台宗、华严宗等8宗13派。日本统治时期，禅宗发展迅速，形成四大法系。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佛教界开始重建“台湾佛教会”，1947年南京召开“中国佛教会”第一届大会后，遂改称“台湾省佛教分会”。1949年大陆的一批佛教界上层人物来到台湾，充实了台湾佛教僧团的力量，也使台湾佛教重新回归到中国正统的佛教，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
　　五、对藏经的研究
　　《赵城金藏》是本世纪30年代在今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发现的一部金代由私人募资刻印的佛教大藏经，为海内外仅有的稀世珍本。李富华在《<赵城金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一文中，依据多年来积累的有关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赵城金藏》作了一次较全面的论述；对于《金藏》的发现、《金藏》的初刻及补雕的年代、《至元录》与现存《金藏》的关系、“弘法藏”问题、《金藏》与宋元版其他大藏经的关系及其学术价值等，作了详细的考证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六、对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
　　方立天在《试论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一文中，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根源与途径，认为中国佛教哲学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中国古代佛教学者通过译经、讲经，编撰佛典和判教立宗等途径使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且结合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特定的“哲学生态环境”进行加工取舍，使印度佛教逐渐中国化而形成一种既不同于儒、道等中国传统哲学，也区别于印度佛教哲学的相对独立的中国佛教哲学体系。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是中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成功模式。

（文章转自思想战线（昆明）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