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这一要求为我国宗教在新时代的发展指出了目标和路径。这是党中央在精准把握我国宗教的历史和现状后得出的正确论断，为我们做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导。

我国目前存在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五大宗教。它们在产生的时间与地点、基本的教义与思想、组织的形式与结构、信仰的活动与仪式等诸多方面迥然不同，在中国化这一问题上也差异显著。本文仅以佛教为例来探讨佛教的中国化问题。

佛教中国化是指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固有的社会、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作用和影响而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涵盖了佛教的方方面面，包括教义、宗派、仪式、崇拜对象、组织、制度、修行方式、节庆、器物、寺院等等。正因为佛教中国化，才使佛教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才使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采、中国气派的中国佛教得以出现，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通过对佛教在中国两千多年发展、演变的历史考察，笔者在佛教中国化问题上持有以下基本看法：

第一，佛教中国化是一个确定无疑、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学术界对此可谓已经有了广泛共识。

第二，佛教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起，它的中国化进程就已经开始。到唐代，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创立，标志着中国佛学的整体形态已经基本形成，中国佛教哲学发展到了顶峰。这九大佛教宗派的出现就是佛教思想、理论中国化的集中体现。唐末五代，禅宗的成功转型使其成为最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宗教形态，从此，禅宗成为中国佛教宗派的代表，经过禅学整合过的佛学成为中国佛学的主体。从佛教传入到禅宗的成功转型，时间已经过去900多年。禅宗一枝独秀局面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中的一座里程碑，但并不意味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终结。

第三，佛教中国化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一些方面与中国文化存在差异，这注定了它在中国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与中国固有文化相互磨合、碰撞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佛教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冲突呈现不同的形态和特点，其中最激烈的表现莫过于“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

第四，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佛教中国化，不仅体现在中国“化”佛教，同样也体现在佛教“化”中国。一方面，中国人对佛教的内容既有继承，又有摒弃，既有发展，又有创新，真正做到了以我为主，不迷信、不盲目；另一方面，佛教对中国的诸多领域形成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第五，佛教与中国的双向互动使它们达到了共赢的局面。一方面，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出现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中国南传佛教三大佛教体系，佛教拥有了人数众多的信徒，具备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人从佛教中吸取有益的养分，深化了思想观念，拓展了思维方式，丰富了文化内容。就后者而言，在此仅以佛教为中国语言带来的丰富词汇为例来说明。据部分佛教词典的收集，佛教给汉语带来的新词多达三万五千多个。梁启超先生在《翻译文学之影响于一般文学》中论及佛经翻译促使汉语语汇扩大时说：“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很多词汇已经演化为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只是普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来源为佛教罢了。例如：世界、实际、方便、平等、相对、绝对、知识、悲观、庄严、作用、宗旨、智慧、导师、污染、一针见血、拖泥带水、不可思议、隔靴搔痒、想入非非、头头是道、七手八脚、守口如瓶等等。

第六，佛教中国化是一个日久弥新的命题，佛教中国化一直在路上。佛教中国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但是，无论是新思想的产生、新宗派的创立，亦或是新团体的出现、新制度的制订等，都只能被视为佛教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佛教中国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进入新时代，佛教中国化必然蕴含新内容、解决新问题、呈现新特点、取得新成果。

第七，佛教中国化能够为其他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佛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化是我国宗教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在对佛教中国化的学术探讨中，我们只有坚持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