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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吉卓玛、德布·陈列奥赛:喜饶嘉措大师生平及其爱国思想略述——以建国前为期    2019年11月22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一、步入佛门

 

藏族是一个善于思考、重视历史文化的民族。藏族文化艺术的每一次发展,与她所信仰的宗教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艺术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也涵养了喜饶嘉措大师的精神思想。

 

喜饶嘉措(1884-1968),乳名多杰,1884年农历四月初八出生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乡贺卓庄,5岁时,被送至古雷寺道帏扎仓(学院)学习藏文与佛经,7岁出家为僧,取法名为喜饶嘉措(意即智慧海洋)。

 

从此,喜饶嘉措大师踏上慢慢修佛之路,汲取着知识与思想的养分。他从小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极善思辩,对一个焦点或难点问题都有颇深见地。11岁时,能熟读日常诵持的经文,还能到俗家做经忏法事。1898年,14岁时,他来到甘肃拉卜楞寺学习,用5年的时间学完了一个普通学僧要用十二个春秋才能完成的佛学课程,成绩斐然,深受第四世嘉木样·格桑图旦旺秀的器重。这些丰富系统的课程和所授教法的内容,不仅奠定了喜饶嘉措大师佛学知识的基础,而且这些佛学的精髓要义对其精神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02年,喜饶嘉措把求法觅道、觉宗悟密的脚步转向了藏传佛教密教,潜心探索性空妙旨。人在禅房,心于大千,喜饶嘉措就像历代高僧大德隐居止语,时间在寂静禅定中悄悄流逝。在修行期间,他省吃俭用,时时体味着《二观察法》的广义精髓:食物好坏之分,皆系心灵分别所致,不可执于一的道法天律。随遇而安,食饱为足。平素只穿一件袈裟,从不夹杂其他衣服,无论盛夏三伏,还是严冬三九,也尽如此。他还特意留下了一小撮胡须,自称之为禅须。在喜饶嘉措看来,一个高僧无需宣扬自己,也无需突显自门。五眼六通,禅门大开,人天弥合,密学万象,应验与否,留待历史评断。喜饶嘉措在明悉自己所学教义的基础上,修持体验息解、觉域派教法,在荒山、老林、坟场等人迹罕至之地苦修,还坐修觉域派“一百零八”座泉法,据传有在隆冬泉边开花的景象,当地称此泉为“格西泉”。民国时期,喜饶嘉措大师曾路经兰州,当时因干旱许多善男信女请求大师祈雨,在五泉山举行祈雨法会,滂沱大雨似瓢泼盆倾,滋禾润稼。在他的修行生活中,有许多神乎其神,玄而又玄的奇妙传说,也因此在信众中赢得了“大师”的尊号。

 

人道天涯远,天涯尚有路。19046月,21岁的喜饶嘉措跋山涉水抵达他梦寐以求的佛都圣地——拉萨。这里是高僧辈出、大德汇聚的重镇,更是学子群蜂簇拥的花园。他进入拉萨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拜师习典,开始了他人生又一个汲取知识、博采众长、涵养佛学修养、升华精神境界的高峰时期。他拜谒乔知噶布格西、著名经师布都仁颇切罗桑益喜丹贝坚赞、大堪布丹巴群佩等数十位上师,在诸师门下不分昼夜、刻苦精进钻研五部大论等经论,涵养自己的佛学造诣。在哲蚌寺果芒扎仓的6年岁月,学以忘时,立宗讲辩,从不间断。他每年赴绛普寺冬季法会和桑普寺夏季法会等参加辩经论道,力克群雄。喜饶嘉措超群自在、正念分明的觉性悟力,得到了其上师和高僧大德的认可和赏识。每当他回顾当年学习的经历时,常常动情地教导人们说:“自己的学业是在风霜雪雨中成就的。”这为喜饶嘉措日后突破难点,创新思维,明辨是非,定慧足证,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特别是喜饶嘉措起初到拉萨时,生计来源毫无保障,沿途化缘,做俗家经忏师,权且谋生。在巴拉庄园念诵《甘珠尔》时,他指出“律经”有一页经文正反两面印错。此举成为当时僧俗热议广论的话题,由此加深了人们对他的崇信和敬仰。依此顺缘,生计无忧,使其修学得以安心。其佛学声望日益高扬,尤其是他的辩论思维敏捷,语言清晰悦耳,深得高僧大德的赞扬。很多出家人视其为高僧,顶礼膜拜,拜他为师,获其启发,以使自己成为法海拾珠的传承人。

 

1915年,雪花飞舞的冬季,31岁的喜饶嘉措大师经果芒扎仓的推举,于1916年拉萨祈愿大法会期间,立宗对辩,考取拉然巴格西学位。以精通五大明处,第一名拉然巴名扬四方。然而,首顶有冠、举身有彩的喜饶嘉措大师深知,佛门的每一位高僧都负有境其所遇、学其所明的特殊使命,谁能抵御宛若浮云的无常虚名,谁就能取得最终的圆满。191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委托喜饶嘉措大师担任《布敦全集》和第司·桑杰嘉措文集等经典名作的总校勘。在罗布林卡,大师辛勤工作了6年,《布敦全集》木刻本得以问世,受到了西藏僧俗的赞誉。之后,他又主持校勘编订,并重刻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对不同版本精心校勘,补漏正误,厘定版本。在8年间,经过昼夜的辛勤研读和缜密细致的校勘,拉萨版大藏经《甘珠尔》终于刊刻,对藏传佛教而言,乃一重大文化事业。但是,事修而遭嫉风,德高而逢妒雨。有人以大藏经《甘珠尔》校勘版中有伪加词句等为口实,恶意诬蔑攻击。但是在喜饶嘉措大师坚如磐石的磊磊心底,敬佛宣法,做事育人,良心才是第一。藉此,思索和探求着人生漫漫轨迹和生命的真实之性,生发了一个崭新的思想。

 

喜饶嘉措大师热爱藏传佛教事业,对藏传佛教宗派有自己的认识。他曾说:只因各宗派都有自己不同凡响的殊胜特点,有的似晶晶的湖泊,有的似涓涓的细流,有的似潺潺的溪水,有的似哗哗的山泉,有的似滔滔的黄河,有的似滚滚的长江,有的似悠悠的恒河。当这一湖泊,这一细流,这一溪水,这一山泉,这一黄河,这一长江,汇入藏传佛教茫茫大海,方才构成了藏传佛教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灿烂文化。[1]他通过闻思修,进而投入讲辩著之事业。为了佛教的纯洁性,他对青康藏的一些学者的观点,分别在《阐明疑义宝鉴》《粉碎谬论十万犀利匕首》及《不朽金刚霹雳矢》等斧正以往,以维护正统的佛教,弘扬正统的宗风。诚然,一个伟大的学者,总不会满足于消极地反映他的时代,而是要为时代服务,起到某种社会教育的作用。因而他的每一部作品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情怀,不同的哲理,不同的艺术,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远思。

 

二、抗日救国彰显爱国情怀

 

岁月有华,天涯也有芳香。1936年,喜饶嘉措大师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正式邀请,由拉萨始发,取道印度,途经香港,转到上海,抵达南京。受到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国民党人士的隆重接见,不仅设宴高规格接待喜饶嘉措大师,而且还加封他为护国禅师。为了沟通和增进汉藏文化交流,让更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对藏族及其悠久的藏文化有所了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国立五所大学聘请喜饶嘉措大师开设西藏文化、历史和佛学理论讲座,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并给与高度评价。1939年底,大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国民政府册封大师为辅教宣济禅师,授大小银印2颗。喜饶嘉措大师在人生道路上迈向又一个新的旅途。

 

为了加深汉藏文化交流,喜饶嘉措大师在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大菩提学会等处,作了“宗喀巴大师传略”“圣道三要”“菩提道次第”“格鲁派发展史”,以及“汉藏文化交流史”等一系列讲座,由杨质夫翻译,以加强汉藏民族文化交流和情谊,推动祖国统一。在汉藏文化交流中,喜饶嘉措大师目及千里,胸纳世界,一再告诫人们:在佛陀慈主的境界里,没有枪林,没有弹雨,没有硝烟,没有战争,没有嫉妒,没有争斗,没有种族,也没有歧视;只有信仰,只有菩提心。他认为,一个人有了菩提思想,就会善待人类,就会善待众生,就会善待一切。在人类漫漫的长河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尤其藏汉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水乳交融,本是一心,心底菩提,怀中善待。在相互的促进下,方有藏汉团结,藏汉和谐,藏汉文化绚烂多姿,和辉遍周,藏汉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将会呈现出青山绽花,碧海生彩的又一春天。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华民族危难当头之际,喜饶嘉措大师不辞辛劳,亲自带领抗战宣传团跋山涉水走遍甘青藏区和蒙古地区,挥毫落纸,发表《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和《白螺的声音》,愤怒谴责日寇侵略的累累罪行。从1939年7月起,他赴青海海南、黄南、海东、海北等地区,以及甘肃甘南大夏河、洮河流域及河西华热藏区一带,在塔尔寺、夏琼寺、支扎寺、佑宁寺、隆务寺、拉卜楞寺、卓尼寺、合作寺、天堂寺等,大小数十座藏传佛教寺院进行宣讲,号召藏、蒙同胞要同心同德,抗日救国;并发放《告蒙藏同胞书》及各种宣传品,告诫藏蒙同胞及各族群众要同心协力支援抗日前线。在喜饶嘉措大师看来,世间每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思想和担当,都应为民族复兴担当一定的历史责任。于是,他在藏传佛教各寺院发起“救国十大弘愿”和“息灾诵戒”法会活动。从佛教典故引证抗战救国乃是践行佛教的息、增、怀、诛四业;“救国十大弘愿”则是饶益有情、利乐众生;进行回向,则是祈祷抗战必胜,事业必成。基于这样的认知和担当,他与各寺院的高僧大德在本寺院建立“护国息灾十大弘愿”制度和仪轨,自此凡在寺院的宗教活动中,都举行咏诵“护国”七种经典,及发十大弘愿与回向国家兴盛等,从而使宣讲的效果长久。除此,他还分别派人前往蒙藏各部落向千户王公等进行宣讲。边民服理,惟其在行,以达实际效果。在青海省政府护送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大会上,他对西藏派来的寻访、迎接人员做了抗日救国、抗战必胜的演讲,引发热烈反响。

 

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喜饶嘉措大师制定了重义为公,天下轻利的抗战救国宣传;宣传抗战必胜,保家卫国的道理;号召民族团结,众志成城,增加生产,支援前方,出资出力,报效国家等十七项宣传要点。他游说十方:“我们中国的疆域,广阔有如太空,自远古黄帝时代起至国民二十八年,上下五千年,内外政教昌隆兴盛,有如长江大河,浩荡奔流,国家的荣华卓越,超殊无与伦比,各种史书都有明确的记载。我们拥有2000多座城池,10万多处市镇。我们的国家有如手掌,区区日本还不到我们的一个小小指头!在青海湖祭海典礼上,喜饶嘉措大师在长达三小时的滔滔开示中,将祭海具体事例,从抗战近况一直讲到国内外形势,在当地群众祭海期间,宣讲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的重视和对民族宗教及民俗习惯的尊重;在抗战关键时期,向各族人民讲述“国家兴亡,人人有责”的意趣和甚深见解。喜饶嘉措大师的《奉派前赴青海宣传视察报告书》《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护国息灾法会缘起》和《喜饶嘉措大师告蒙藏人士书》,还有各种抗战宣传品等,也伴随着抗战歌曲,深入民心,起到了特殊的效果。喜饶嘉措大师常言:“我一生为民族团结,汉藏文化的交流而努力,此心有佛祖可证。藏民族若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打开西藏的封闭状态!”[2]

 

抗战胜利后,喜饶嘉措大师返回南京。1947年,国民党发动了内战,喜饶嘉措大师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对国民党的边疆政策提了许多批评意见。他认为,要高度重视边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克服形而上学的机械理论,要切实结合实际。西藏问题之所以不能得到圆满解决,主要原因是中央不了解西藏情况,却装出十分了解的样子,以致造成现在的这种局势。由此可知,喜饶嘉措大师对西藏问题念念在兹,爱国、爱民、爱教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三、立足教育情系民族与国家

 

国富民强,惟教是道。喜饶嘉措大师对此感触良多,如何把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入寺院教育之中,紧跟时代发展大潮,则是喜饶嘉措大师时时考虑的问题。

 

然而,喜饶嘉措大师的第一步计划未能如愿以偿。展望昨天的岁月,是为了研究今天的现实,预示明天的未来。尽管办学的漫漫征途上留下难以言状,不可理喻的困惑和难题,教育的前景十分渺茫。然而,公正的历史,毕竟翻开了深誓愿故,独现其前的崭新一页。他认为,“欲开发边疆,须有民族人才;欲培养民族人才,须先兴办地方教育。”而国民政府鉴于培育边疆少数民族人才,巩固其长期统治有利,除广招边疆少数民族青年赴北京、上海等地培养之外,当即批准喜饶嘉措大师所请,拨款在大师故乡筹办学校一所。他万般兴奋中定夺其事,并将自己历年用于众生所业的全部存蓄倾囊捐助。他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现金一分不剩地用在了当时仍比较落后的民族的教育及文化事业上。

 

1941年,喜饶嘉措大师在道帏寺外创建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并亲笔题写了学僧徽记四个大字,担任了一所之长。翌年二月十一日之春,正式开课。讲习所的宗旨是以改进边疆教育,促进藏民文化,宣传三民主义,阐明抗日建国策。培植一般年幼喇嘛,略识普通国文,粗具科学常识,期能培养成藏汉通译人才而努力。在他的思想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孕育出具有优秀传统与非凡智慧的知识阶层,意味着这个民族与国家是否拥有最根本的竞争实力。做一名僧人,不能仅仅满足于念念一般经文,而要成为为国、为民族的有用人才。这样,才能使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引入现代教育的轨道,把学僧培养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喜饶嘉措大师亲自选择了拉然巴格西格桑嘉措、格西智华及陈木天等时贤鸿儒。学校的一切费用由教育部拨发,招收符合条件的僧俗50人,有说,学生九十余人,学校开创的佛学、国学和时事政治的教学体系,在藏族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灵魂。如“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智慧和经验,凝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在讲习所,喜饶嘉措大师给全校学生亲自讲授“仁义礼智信”的基本内容,他认为,发掘和积极培育践行传统文化精华和价值观,需要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需要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深入解读,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阐释,并赋予其新内涵,才能提供重要思想资源,使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和光大,对继承传统悠长脉胳有着长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937年,喜饶嘉措大师在青海省蒙藏学校鼓励全校师生:你们来到学校的最高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如饥似渴地用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不甘落后,勇于进取。不论今后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与困难,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今是民族之桃李,明乃国家之栋梁。前人未竟之业,急需你们这代人去开辟,你们要出色地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之使命和时代之重托。[3]

 

喜饶嘉措大师围绕现代文化知识与振兴民族的关系这个主题,发表的热情洋溢演说,有力的论证了摆脱穷昧,教育优先,寓意深刻,实言教育的重要性。喜饶嘉措大师的教育创举,在青海藏区便有了“民族师范学校”“马背小学”“帐篷小学”“寄宿制小学”的煌煌基石,推动了民族教育的发展。

 

1956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成立,他兼任中国佛学院院长时,亲自讲授《藏文语法》《音势论》以及佛学理论。他要求学僧精研佛典,深入教理,除提高佛学和文化素质外,应更加注重爱国爱教、德行教育。中国佛学院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第一次出现汉藏学僧在一起系统地究研佛学的情况。喜饶嘉措大师认为,每一民族都有自己优秀的文化盘根、文化树身和文化枝叶,这样才能构成优秀民族的大树。总之,教育之目的以培养健全人格、基本素养、法治观念、人文涵养、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进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4]

 

(作者德吉卓玛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所研究员,德布·陈列奥赛为青海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法规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法音》2019年第3期)

 

(编辑:许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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