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观的转变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逻辑起点。对恩格斯宗教观的研究指的是就恩格斯本人关于宗教的认识、思想、观点而进行的学术性的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关于恩格斯思想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恩格斯的经济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唯物史观的研究，至于恩格斯的宗教思想，则主要是涵括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之内或者是与马克思宗教观并列论述的，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独立的考察。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局面逐渐发生改变。40年来，学界在恩格斯关于宗教的理论和观点、恩格斯宗教观的形成过程、恩格斯宗教批判的内涵与价值、恩格斯的宗教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理论成果。对于这些理论成果进行系统的回顾、梳理和反思，是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基石。

一、 改革开放以来恩格斯宗教观研究的总体回顾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整体研究成果丰硕，但恩格斯宗教观研究的专题成果比较欠缺

国内学术界对恩格斯宗教观的研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总体说来，改革开放以前的恩格斯宗教观研究，主要围绕“宗教本质论”“宗教鸦片论”展开，倾向于从“阶级统治的工具”“消极的社会功能”等角度批判宗教。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学术界开始全面、客观，并联系国内的现实情况去认识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论。1983年被认为是我国学者真正进入马克思宗教观的理论研究的起点。当时，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界出现了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文章。1989年吕大吉教授出版《宗教学通论》，为学术界明确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时应采取的基本态度，即既要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阐释，又要关注中国宗教发展的实践问题。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不断拓展，成果颇为丰硕。吕大吉、卓新平、方立天、龚学增、陈荣富、牛苏林、何虎生、王珍、魏琪、曾传辉等学者纷纷编撰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核心观点、重要文本，以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时代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其中，牛苏林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解》(2013年出版的重印本改题为《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研究》)，王珍的《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研究》，万斌和金利安的《马克思恩格斯宗教理论探要》，陈荣富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魏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与变迁》，吕大吉、高师宁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卓新平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等著作，在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整体考察的同时，对恩格斯宗教观的发展过程、重要文本、基本观点、历史意义以及当代价值给予了相对独立的考察，是推进恩格斯宗教观研究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关于恩格斯宗教观的专题论文也在不断增加。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马克思把精力主要投入到《资本论》的创作上，未能对宗教问题作更为详尽和系统的研究。因此，系统阐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历史任务，就落在了恩格斯的肩上。终其一生，恩格斯在宗教领域进行了辛勤的耕耘和开拓，理论建树颇丰，尤其是恩格斯对整体意义上的宗教和具体的基督教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我们认识宗教现象提供了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党和国家解决宗教问题、制定宗教政策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和方法。但是，总体看来，学术界对恩格斯的宗教观缺乏与其重要性程度相匹配的研究。迄今为止，学术界未能对恩格斯的宗教思想进行整体性的独立考察，已有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是涵括于整体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之内。

（二）理论渊源、社会背景、文本分析与历史影响构成恩格斯宗教观研究的四个基本维度

1.恩格斯宗教观的理论渊源。作为一种19世纪的西方宗教观念，恩格斯的宗教观必然会受到西方文化和哲学传统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包括恩格斯通过自身的理论学习和具体实践而受到的直接影响，也包括当时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对恩格斯宗教观的间接影响。王珍从伊壁鸠鲁古希腊启蒙思想、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无神论思想、黑格尔理性主义宗教观、青年黑格尔学派宗教观、犹太文化、东方其他文化等六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理论来源。牛苏林则着重围绕“唯物论”“无神论”，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无神论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无神论思想、从自然神论到泛神论、18世纪法国无神论四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产生的理论渊源。

2.恩格斯宗教观的社会背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在分析某一个问题时，要把这个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唯有如此才能从整体上把握该问题的发展脉络。同理，研究恩格斯的宗教观，也必须回到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去考察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对宗教和人们的宗教观念的影响。恩格斯的宗教观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它的形成既是欧洲走出中世纪宗教神学的产物，也是19世纪欧洲客观物质条件的反映。目前学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恩格斯宗教观产生的历史背景:一是宗教改革的发展;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阶级矛盾的尖锐；三是普鲁士的专制政治与基督教的关系。

3.恩格斯宗教观的文本分析。恩格斯关于宗教的文本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专门论述宗教问题，主要有《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启示录》《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第二类是结合评述某一历史事件而阐述对宗教的新见解，主要有《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三类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化和同资产阶级思想家论战过程中进一步总结和阐发的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主要有《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四类是与马克思合著的，例如《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关于以上文本，学界已有的研究基本上都覆盖到了，一些重点文本的研究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研究总结了恩格斯经典文本中蕴含的宗教观，阐释了其现代价值，在方法上既注意对具体文本本身进行文献学上的考释和理论上的解读，同时也注意对文本的内部差异、外部联系及其所折射的思想关系展开论证。

4.恩格斯宗教观的历史影响。国内学界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梳理了恩格斯宗教观的历史影响。首先，在理论上，恩格斯对宗教问题的探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其次，在实践上，恩格斯的宗教观是社会主义政权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基石，指导社会主义执政党结合国情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策和法规体系。在梳理两方面的影响时，恩格斯的宗教观对后来的共产党人，例如保尔·拉法格、卡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特别是列宁及苏联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宗教政策的影响受到较多关注，至于恩格斯宗教观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及其当代价值，则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展开。

二、 改革开放以来恩格斯宗教观研究的热点评述

从研究的内容及其引起的关注和争鸣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恩格斯宗教观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恩格斯宗教观的理论内涵

按照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认识，恩格斯的宗教观可以概括为“恩格斯关于宗教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及处理宗教问题的纲领、政策的总和”。因此，以往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内涵的提炼，主要是着眼于作为党和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的角度，从基本理论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两个层次加以归纳。卓新平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一书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方法论、本质论、根源论、发生发展论、社会作用论的传统划分;同时，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将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归纳为宗教与政权关系论、宗教与政党关系论。另外，根据时代和当今中国的实际需要，提炼出宗教与民族关系论、宗教与文化关系论、宗教与政治关系论等，进一步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内容，有新的学术上的突破。唐晓峰认为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的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宗教现象、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方法。这种原则和方法包括“人创造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人”的宗教发生论、“宗教苦难是现实困难的表现以及对这种苦难进行抗议”的宗教反映论、“神的本质是人本身模糊和歪曲的反映”的宗教异化论、“宗教的消灭依赖于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失”的宗教消亡论。从这些原则和立场出发，恩格斯强调从历史及现实社会中所拥有的物质基础，所表现的社会关系出发科学理性地理解、看待宗教的产生、发展、灭亡。此外，学界还对恩格斯的宗教批判理论、宗教本质论、宗教外衣论、宗教世俗论等展开了探讨。

（二）恩格斯宗教观的发展历程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发展历程，学界有着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一些学者对此予以了比较宏阔的解析，例如，陈荣富撰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探索与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和“两个飞跃”，“四个阶段是指‘宗教批判———政治批判———经济批判———文化批判’;‘两个飞跃’是指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飞跃，从宗教研究的政治向度向文化向度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第二个阶段之后即政治批判之后，进入经济批判之时，以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第二次飞跃发生在第三个阶段即经济批判之后，进入文化批判阶段之时，以马克思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为标志。王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经历了一个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唯心宗教观到唯物宗教观的转变。江峰从生存论意义上系统、深刻地揭示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有神论信仰认知的内在逻辑。他提出，事实上，追寻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发展的轨迹，就会发现，他们对宗教有神论信仰的认知，内隐着一条辩证逻辑主线，即经过了一个由“葡萄藤与枝蔓”之喻的肯定，到碎裂与反叛的否定，再到深层价值反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历程，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存视界。在研究恩格斯宗教观的发展历程时，学者们着重将目光放在早期和晚年这两个阶段。陈荣富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创立和发展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因此，他对恩格斯早期宗教思想作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从反对宗教虔诚主义到怀疑基督教，通过施特劳斯走向唯心主义无神论，通过费尔巴哈转向唯物主义无神论，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雏形，力图展现恩格斯早期比马克思更曲折、更艰难，思想斗争也更尖锐的宗教观转变过程。

（三）恩格斯宗教观的批判价值

恩格斯的宗教观矗立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地基之上。因此，其宗教观的突出意义首先表现为其宗教批判的价值，即完成了人类迄今对于宗教的若干核心问题，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以及“有什么用”等问题的最为科学的规律性认识。虽然目前尚没有专门研究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论著，但是，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中，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价值是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批判价值一起论述的，偶尔也会有专门的提及。例如，吕大吉从宗教学学说史的角度，揭示出恩格斯宗教思想的政治意义，就是将天国的批判转向人世的批判。正像大家所公认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批判是最具影响力、最彻底的，是历史上宗教批判的极致。尽管有的思想家对这种批判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异议，但是，如果考察一下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就不难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出现是文艺复兴以来持续数世纪的以批判宗教为主流的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在无数位思想家启蒙思想在历史上不断努力建构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才走向了宗教批判的顶峰。赵敦华梳理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批判与德国宗教批判根本不同的四个特点，即人类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比较宗教学方法、基督教的多重社会功能、无神论的局限。唐晓峰则围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问题，即如何看待信“神”的宗教这一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通俗化后，从“人造了神、人为什么造神、人造神的结局是什么、如何将神拉下神坛”等四个方面加以诠释。另外，在宗教“有什么用”这一问题上，以往学者多探讨恩格斯批判宗教的消极社会功能。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宗教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过程时也肯定过宗教的正面功能，比如宗教的劝慰功能，宗教曾经为社会变革提供合法性，宗教客观上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宗教提高了建筑的艺术水平等。因此，一方面是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内在必然，另一方面也是因应宗教长期发展的实践需求，学界近些年来对恩格斯关于宗教双重功能的论述以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丰富内涵等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

（四）恩格斯的基督教研究

在对基督教的论述方面，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在其前面大半生的著作中都只有一些散论，但到了晚年却撰写了三篇专文。这三篇文章是:1882年的《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1883年的《启示录》和1894年的《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之相关的还有他给考茨基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上述最后一篇文章的发表事宜。除了这几篇专题文献外，他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些重要散论，见于如下几篇文献: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1892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当然，要完整了解恩格斯的有关思想，他早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也是应该参考的。以上文献基本上能够呈现出恩格斯对基督教的认识。这些文献及其包含的宗教观，在前述重要著作成果和一些文本研究成果中都有所论及。此外，还有一些专题性的论文，例如，史亚民的《基督教的产生及其早期的发展和演变》，董江阳的《恩格斯晚年宗教思想初探》，江华的《晚期希腊哲学和宗教的整合与基督教的产生———兼评恩格斯关于基督教产生的论断》，林瑞琪的《早期基督宗教传播特性分析与恩格斯对谈》，冯景源的《恩格斯唯物史观“三位一体”理论的科学制定———重读恩格斯关于原始基督教历史的三篇文献》、唐晓峰的《马克思宗教观视域中的恩格斯圣经理解》等。这些研究集中探讨了恩格斯基督教研究的若干主要问题，例如，恩格斯为什么以及如何研究基督教?恩格斯的基督教研究具有哪些特点?其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是什么?恩格斯晚年的基督教研究与早期的基督教研究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看待恩格斯的基督教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之间的关系等等，尤其是在两大关系问题的探讨上，形成了学术争鸣。

有学者认为，恩格斯晚年的基督教研究显示他对于基督教乃至对于宗教的态度有了某种温和的转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以对宗教的批判为起点，恩格斯在晚年推出基督教研究三部曲，而其中的一些观点又没有直接对基督教进行批判，这确实容易引发人们的疑惑。在恩格斯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考茨基作《基督教之基础》，认为原始基督教是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运动。我国不少学者沿袭了考茨基的理解，认为原始基督教是革命性质的战斗组织。那么，究竟要如何理解恩格斯晚年的基督教研究呢?他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否转向温和?韩琪在《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探析》一文中认为，恩格斯晚年之所以研究基督教，正是因为看到了宗教问题、宗教现象的群众性和复杂性，以及在共产国际运动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他对宗教的态度并没有发生转向，仍然保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

三、 未来恩格斯宗教观研究的几点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学术界在恩格斯宗教观的研究上，虽然取得了上述理论成果，但仍然有诸多的理论、方法和观点值得我们进行总结和探讨。有学者在反思1979－2009年30年来的马克思宗教理论研究成果时，指出国内学界存在四大突出问题:马克思宗教批判的“低化”，马克思宗教理论研究与西方宗教思想发展史之间的断裂，马克思宗教理论研究与当下国外同领域研究之间的断裂，马克思宗教理论研究与当代西方宗教整体研究之间的断裂。这种“低化”和“断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恩格斯宗教观的研究中。为进一步推动恩格斯宗教观研究的发展，未来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进行努力。

首先，文本研究的深化。虽然近几年恩格斯宗教观的文本研究成果颇为显著，但主要还是集中于一些重点文献的研究。这是必要的，因为这些重点文献集中反映了恩格斯的宗教观，但是完整意义上的恩格斯宗教观研究应该是对恩格斯所有的文献尤其是涉及宗教的所有文献有一个通盘的涉猎和动态的考察。另外，有学者批评目前的很多文本研究仍然停留在恩格斯宗教观的整理和复述阶段，还未升至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阶段，“既落后于国外同行，又滞后于生活实际”。这一说法可能有失偏颇，但是其对于研究突破的期望却是发自肺腑。笔者以为，未来的文本研究至少要注意做到“三论”:过程论，即要从恩格斯宗教观形成发展的过程来把握文本的历史价值;语境论，即要从恩格斯关于宗教的文本所产生的具体语境中把握文本的符号价值;系统论，即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来把握恩格斯宗教观的理论价值。此外，文本阐释时不可避免的语义重复问题如何恰当地处理?如何在看似重复的语义间清晰地呈现思想变化的历史逻辑、理论脉络与微观动态?这些都应该成为未来恩格斯宗教观研究关注的重点。

其次，比较研究的完善。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必须对恩格斯的宗教观作一个广泛而独立的思想史考察。目前国内的研究更强调恩格斯对于宗教的态度、观点，更关注恩格斯对于宗教的价值判断及其现实指导意义，而作为思想史范畴的恩格斯宗教观研究，则更强调把恩格斯关于宗教的思想作为一个客体展开学理性的分析，突出的是恩格斯宗教思想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宗教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方面的理论价值。要想展现这样一个丰富的思想历程，比较研究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路径。国内已有的研究总体上并不缺乏比较的方法和视野，但是由于缺乏对恩格斯宗教观发展史的独立考察，因而最基本的两个比较，即马克思的宗教观与恩格斯的宗教观的比较，恩格斯早期宗教观与晚年宗教观的比较，这两方面的研究颇为欠缺。此外，恩格斯与他之前的思想家的宗教思想，以及他之后的思想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外的思想家的宗教思想之间的比较分析，就显得更加不够。例如，青年恩格斯经历了一个信仰宗教——怀疑宗教——陷入宗教与理性的困惑——接受唯心主义无神论——转向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曲折过程，其间，恩格斯受到过不同思想要素的影响，卢梭、康德、施莱尔马赫、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摩西·赫斯等人的思想曾在不同层面作用于恩格斯的宗教观。要想窥探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基本历程，我们必须通过细致的比较去剖析恩格斯与各派思想要素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思想纠葛，进而透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思想渊源。

最后，当代视角的拓展。如前所述，在阐述恩格斯宗教观的当代价值时，国内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我国宗教工作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理论需要，这一视角是必需且重要的。但是，恩格斯对整体意义上的宗教和具体的基督教的认识和分析，在形塑当代中国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政策方面究竟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在应对当前宗教工作中的一些紧迫任务和问题时，恩格斯的宗教观又将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提供理论支持、思想启迪?例如，如何辩证看待宗教的功能，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时，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如何着力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维护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坚决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侵蚀?如何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既需要我们对恩格斯的宗教观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史中的地位及其发展作一个充分的理论回溯，也需要我们对于当下中国宗教的现实状况及发展趋向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与此同时，审视恩格斯宗教观的当代视角还需要向外进一步拓展，尤其是要关照当代西方宗教的发展及其宗教思想研究的演进，以弥合“(国内)马克思宗教理论研究与当代西方宗教整体研究之间的断裂”。20世纪，在世界大战的炮火与思想解放的洪流中，西方宗教在危机与希望、冲突和融合、复兴或嬗变的两极话语中跌宕发展。罗马天主教根据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精神，积极改革以谋求“跟上时代”，现代天主教神学和社会学说开始兴起。基督新教尤其是北美新教不断分化、重组、合并、独立，使得新教的局面极为复杂，其神学亦是千姿百态。与此同时，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其他宗教的涌入与新兴宗教的涌现，使得西方宗教总体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这些变化反映到宗教思想上，就是宗教哲学的推陈出新和后现代宗教观的兴起，诸如存在主义神学、过程神学、新人类学、诠释神学等，是其中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流派。但是，方兴未艾的当代西方宗教研究，尚未能引起国内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即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宗教观及其宗教研究，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亦没有与之展开充分的对话和交流。因此，这既是恩格斯宗教观研究寻求突破的一个重要切口，也将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

（作者：刘丽敏，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宗教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研究”(FRF－OT－17－01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FRF－BR－17－008B)阶段性成果。）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2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