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远：呼唤东方文化
鱼肚白的前夜18岁的王志远，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横扫一切，他父母挨斗，家产被抄，于是横下一条心，拿着毛泽东的语录，到工农群众中去找在“革命”风雨里活下去的路。他告别了首都，告别了父母，告别了蝉声满耳的小四合院，和3个同胞姐妹兄弟一起来到了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38年过去了，还有人在争谁是当年赴蒙知青第一人，王志远从不参与，笑笑而已。
作为一个旅游者和作为一个定居者对草原的感受存在着无法沟通的差距，在一些画报、课本、电影里，草原的确是美的。一望无垠的草原，绿浪滚滚；洁白的蒙古包，像草原上硕大无比的石头，让人遐想。站在草地上，你可以随意向东、向西、向南、向北眺望。这里宁静，宁静得似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可是一切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很快被撕得粉碎。当年在这里你见不到任何新鲜的蔬菜——青椒、小白菜、菜花、黄瓜、西红柿，尤其是落日后那冰冷难熬的黑夜，最让人难以忍受。躺在蒙古包里，从天窗望去，一弯新月像印在上面，一颗颗星星像刚刚被洗过似的挂在夜幕上。
就在这片大草原上，王志远呆了12年。牧过马，放过羊，学会了蒙语，连唯一的儿子也降生在这里。
冬天草地白茫茫，秋天金灿灿，夏天绿油油，春天鹅黄黄。王志远看到辽阔，看到远天远地，看到了人生的短暂和万物的一岁一枯荣。这样来自简单、纯朴、自然的感悟，让他比别人多了一些真气、壮气、秀气、才气、和气。少了暴气、颠狂气、阴气、浊气、俗气。
文革后恢复高考，他一家出了3个一年级，他是77级一年级，夫人是78级一年级，儿子是小学一年级。
田炳信：现在到了全球的超信息化的社会以后，有些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摒弃的态度，其实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了解，把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大大的打了折扣。我认为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别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天人合一，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达到了空前绝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平和，它并不强调激烈的竞争。中国的俗话“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赶中游”。讲究的就是这种平和心态，和西方的竞争、你死我活、不进则退完全是两种文化。所以走到今天，世界上的石油也好煤也好森林也好，已经被开采到接近枯竭的地步。我们这一代人要活，往下世世代代的人要活，他们要活的东西，地球上依存的东西，我们所谓高科技高文明告诉的现代化，已经提前把几十代人的东西给花掉了，浪费掉了，还美其名曰为超级大文明。其实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人们会骂这一代人是一群挥霍者，暴殄天物的人。你怎么看我们传统文化定位的问题？
王志远：我想先说个比喻。任何一个比喻可能都是跛脚的，只能说明一个方面的道理，这种比喻只能是让道理生动一点。头些年，电子表刚出来的时候，非常稀奇，一个是价格非常贵，一个是有一些港客，深入到内地，出现过这样的现象，用电子表换银元。当时银元作为陪嫁，在山西陕西都是装在罐子里，从打有银元之后，也有百十年了。他说我不要现在的钱，我要那银元。作为农民来讲，银元放在那里上百年也没有用，但是那个不停跳动数字的表非常的新奇，就换了，觉得非常的值。同时他还换他们家的老破瓷碗，那可能就不是100年，可能是500年或者更早。可是时间过得很快，至今也不过就是3、5年的时间，现在那个电子表扔大街上可能都没有人要，但是那银元和老瓷碗已经上了拍卖行了。银元的价值提高就不说了，那个老瓷碗已经是多少万了。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就是那老瓷碗，就是那银元。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它的价值，但是有一些眼前看起来很时髦的东西，会像电子表一样的被替代。电子表的风光是很短暂的，我们当下一些看起来很时髦的东西，现在就可以预言，寿命是很短暂的。我们现在的技术还是低级的，还没有到高级。这就是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你可以物质文明多发达都可以，但是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文明，不能没有做人的准则，而这种做人的准则是从小就灌输进去的，没有自然而然就知道的，人非生而知之，学习本身就是痛苦的一件事，谁要说学习是快乐的，实际上是学而得之乐之，是后来的结果，不是他的过程，实际上过程是痛苦的。谁要是搞快乐的学习，一定是骗人的。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
田炳信：这个社会确实太浮燥了，不仅有教你一夜暴富的知识，还有教你二、三个月学会一门外语的宣传。
王志远：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就是因为千百万人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觉得这么一革命，我三个月就能学会一门外语，多好啊！实际上事实证明这全都是胡说八道，必须得花功夫。
所以作为民族的人群要有意识，就是你要有一种责任感，但是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我们认为，作为民族的知识分子也好知识阶层也好，他对这个事情要清醒。实际上一个社会往前发展，往往就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在引导，包括我们现在的民族虚无主义，否定传统的民族文化，实际上是由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来提倡的。普通的老百姓，想不到这些，你说传统文化有益，他们就跟着学。来了一批人批判传统文化，说这不对，那么大家又会群起而攻之。
田炳信：历史上有过这种事吗？
王志远：在100年到80年前我们民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存问题，还不完全是发展问题。我们当时怕亡国、亡种、亡文。中国人当时想象得非常可怕，一觉醒来，大家都成亡国奴了，然后我们这个种族都被灭绝了，我们的文化也就断绝了，我们面临着列强进入中国，划分自己一个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危险。现在听起来都非常可怕。而且可以看到当时很多资料，列强不断地欺侮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如何对抗侵略，中国人民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文化界最大的努力，最大的发明是什么？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出现了。竟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没有等外国人来亡我们的文，就自己开始来阉割；没有等外国人来灭我们的史，就自己开始来漫骂；没有等外国人来除我们的圣人，就自己开始来推翻。这就是80年前历史的一幕幕。在当时，文化界、知识界的最重要的主张，一是在文字上，要以拉丁文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一是在语言上，要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两大主张，被称为文化救国的两大措施。我们今天来考虑，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候，救国，在文化方面竟是这番高见么？
田炳信：能谈具体点吗？
王志远：比如瞿秋白讲：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中国的汉字已经是十恶不赦的混蛋的野蛮的文字了。鲁迅也讲：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钱玄同讲：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我看到这些文字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被青年尊崇为革命前贤，他们血管里流的是中华民族的血，他们写的文章学的话是从圣人那儿一代代传下来的文字和语言，怎么在那个时候就像疯了一样，把自己的祖宗、同胞、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骂成那个样子？我们曾经为他们做过辩护，说他们是为了爱国，他们太激奋了，他们觉得外国人侵略我们，我们忍无可忍了。但是忍无可忍就要直到骂自己的祖宗么？怎么反倒不骂敌人的祖宗？特别是在最近看这些资料的时候，我思考，如果把这些人的资料整理出来给每个人看，把他的名字不公布出来，你起初不知他是文化人、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还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让你去猜，你能把他猜成个什么人？
田炳信：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矫枉过正，也应该说是一种社会的需要吧？
王志远：就说是救亡图存，也不能救亡到这种地步。这种思潮造成的恶果非常严重。因为这几个知识分子，说说而已，他说完了没有人去执行，或者说执行得不会那么彻底。但他的这种思想延续到文革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吴稚辉打倒“孔家店”，钱玄同废除中国文字的思潮一直下来，做为新文化运动，作为“五四”时代过来的人，都有同样的一个情结，就是“破四旧”的情结，就是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端时，“破四旧”。后来文化大革命讲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改造，所有的知识分子，让谁来改造？越不识字的人越好！完全实现了“五四”时极端派的主张。
田炳信：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新思考，近百年前做的事是不是真的都做对了，这些事到后来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按列宁所说，革命是什么？革命是要使每个人都成为贵族，这话有道理。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让大家都变得贫穷，都变得低下，都变得庸俗，这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只是要尽快地改变落后贫困的面貌，使大家能取得走向富裕，走向高雅的机会。而我们的“文化革命”呢，起码在语言和文字上、在人格上不断地使人们痞子化，力图把人人都变成痞子，一点都不假。
王志远：是的。我们的新想法不会是凭空掉下来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就以孔子为论，两千五百多年，以1900年为界，前面是两千四百多年，最后这是一百年。我们要把这两千四百多年和这一百年做一个深刻的对比。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经过几十年以后，到了今天，出现了一个什么局面？我们所谓礼仪之邦，没有礼仪。有时我看着很可笑，我们连鞠躬都不标准，甭说叩拜。我曾多次讲，有些人轻而易举地总是喜欢给人“扣帽子”，我活到这把年纪，我最不怕“扣帽子”。当然说这话也有前提，因为现在“扣帽子”也没人抓我，也没人降我工资，也不能把我关起来，所以我现在敢这么说，真的要是我出去马上把我关起来，我也不说。我不是说自己卑鄙，是说我们今天比起几十年前已经宽松多了，能够让我们说几句真心话了。
田炳信：犹太人有句话，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回头看历史，就是一些大人物也干出了许多荒唐的事，说出了经不住历史老人咀嚼的话。
王志远：今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上有些人真的很荒唐，上演一部黑色幽默剧一点都不假。没有等外国人来消灭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他们就把刀磨得很快了。他们爱的什么国呀？一个爱国的人如果连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都不爱，你爱什么？你张开嘴说的中国话，伸出手写的中国字都不爱，你还谈什么爱国？今天有些人甚至愿意让孩子只学英语，不讲中国话，能理解，比起那些“可爱”的人，这些人毕竟是自己一个人想当太监而已，还没有试图把所有的人都阉割；而那些人是要把大家都骟掉。
而恰恰相反，一些小的国家和小的民族，在受到外力的干扰下，却是另一种表现，比如说，很小的民族，朝鲜族，韩国人。他们是否在民族危亡的时候赶快地学日语、学英语呢？赶快用拉丁文来代替自己的文字呢？很奇怪，没有！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这么做的，唯独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么做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民族，在他面临着危亡的时候，他首先要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让这个语言和文字不能断绝了，如果断绝了就真的被人家灭掉了。我感触很深的就是韩国人。韩国人在日本的统治下，一直坚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发展到90年代，更突出，把汉字都去掉了，完全用朝鲜文。他那种不可屈服的民族意识，他那种自我存在的意念特别强。
田炳信：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把中国近百年来的衰弱中国经济上的落后，归因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不是有一点找错了对象？
王志远：这是老话，是老生常谈，类似的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很多人也在讲这个问题，就是你说到的这种观点，怎么回答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假定，如果世界上没有出现帝国主义列强，中国会怎么样发展？中国当然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甚至不进入资本主义也没什么问题，我们一样能过好日子，不是过不了。但是历史是不能假定的。因此可以用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来回答它。过去200年，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就像托尔斯泰给中国朋友写的信里说的，是君子遇到了强盗。对强盗怎么办？不能给他吟诗，也不能给他念文，就只能磨自己的宝剑，跟他战斗。客观上来说，即便当今世界，强盗确实也还有，但是毕竟有相当一部分强盗发生了变化。（从流氓到大亨）他有一个过程，他起家的时候是非常血腥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变成了绅士的模样，就要做些绅士的姿态。现在世界上还是有强权，我要干预你，这样的人还是有，但是毕竟整个的舆论和100年前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时候列强来到中国的时候，没有人去谴责他们，说你们野蛮地侵略中国，只有像雨果和托尔斯泰这样正直的人去骂他们。其他的人都说中国是一个野蛮国家，要用文明来统治。
田炳信：一个更野蛮的国家把一个文明的说成野蛮，这是一个悖论。
王志远：对，是一个悖论。他要证明自己的文明，就要把别人说成野蛮，所以就把你的传统也说成野蛮的传统。
田炳信：我去看大英博物馆，里面馆藏的东西，可以说100％都是他们的祖先从世界各地抢来的。
王志远：这段文化连他们自己也觉得羞耻。这表明他们现在成为绅士了，当他现在成为谦谦君子的时候，发现自己以往做的很不好。
田炳信：大英博物馆应该叫做大英强盗博物馆。
王志远：呵呵，某种意义上是这样。别人想要回去还不给，自称我们立法了：虽然是祖先上抢来的，抢来的也不容易，我不给。当今世界，我倒有两个看法。一个就是我不主张全面的退回传统。比如说我们还是就做一个谦谦君子，遇到了貌似绅士骨子里还有强盗之心的对手，我们又去以一个非常孱弱的君子姿态去和他们交往，这是不行的，历史证明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一定要有好的武器，要有高科技，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人类发展的趋势，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理智，而不是越来越野蛮，这个大家不能否认。我们在跟各国接触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是希望发展希望和平的，真正主张打仗的是少数。也可能受到某种鼓动，说这是正义的战争，那可能要打，但打也是不会持久的，因为现在世界太小了，信息很容易沟通，正义不正义，瞒不了太久。在这一方面来说，我们用什么来和世界交往？我们向人类贡献什么？凭我们现在自己的智慧不够，因为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长不过百年。再聪明的人，能够把过去的智慧吸收进来，把过去的知识积累起来，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不错了，你把前人的精华能够提炼发扬一下就不错了。
田炳信：能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农耕文化，它跟工业文化信息文化之间还是有差距。其实所谓的传统就是历史，就是后一代人能够接受的能够继续发扬光大的东西。老婆孩子热炕头，男耕女织，是这样的社会打造出来的，相对来说视野窄了很多，贪婪的程度也极为有限。走到今天大工业大信息化社会以后，你觉得缺陷在哪里？
王志远：我觉得不能用缺陷这个词。它是一个相反相成的东西，按照中国传统的思想，是高下相补的问题，我不否认现在是一个大工业大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速度非常快了，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是所谓的“器”，它代替不了形而上的东西，就是“道”。你住着高楼坐着飞机，享受着电脑信息的时候，你的内心如何调理？你不能跟着电脑的速度转，你毕竟是血肉之躯，是一个人，如果你把你这个人和现实的一切速度串在一起，那你几秒钟就要崩溃了。所以你个人的调养还需要。所谓的农耕社会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它是给人一个最合适的状态，就是你刚才说的天人合一。就是说，人都是一个相对的存在，当他使用工具工作的时候，是一个现代的人，在脱离工作这个瞬间的时候，应该回到一个自然的人，否则的话，将来就是神经病。我们可以断言，一个人不能很好调节自我的时候，他一定会变成精神病，工作狂的最后结果就是崩溃。所以传统文化的最重要性就在于，它和现代社会是一个互补的关系。最富有的人，最有科技知识的人，他最热爱自然，因为他感到这些东西太可贵了，如果没有它，我的生命就没有价值。我那么快的速度，我那么努力的工作，最终是为的什么？要搞清楚，还是要回到自然，和自然、和社会协调的存在，才是最理想的生存状态。
田炳信：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生不过百年，但是人活过百年的也没多少用了，大多数人都是百年以内，物质的东西是有限的。就是说对人生的单体而言，都是百年老店，没有千年老店，万年老店。而对精神而言，有千年老店，万年老店，万万年老店，所以说精神可以喊万岁万岁万万岁。有限的躯体怎么样在无限中得到张扬？实际上传统文化给人精神上一个很大的空间，这种空间能够弥补躯体上的短暂带来的不足。现在的社会，官方也好，民间也好，两个字，急躁。每个人都蠢蠢欲动，坐卧不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需要一种回归，给心灵找一种寄托？
王志远：正如我们刚刚谈到的一样，强调一种状态，就是说现代社会的步伐是不能停下来的，中国不是孤立的存在，是在一个整体世界范围内。我们经常说不能落后，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我们还要重新强调一下，不能落后。但是，我们这个社会要让它真正的祥和协调，不单纯是改造物质结构的问题。比如说对一些贫困地区的状态，我认为在社会特别发达的时候给他一点资助是必要的。但是不要轻易去搅动他们原来的生活。因为我去到过很多闭塞的地方，用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是非常贫穷的地方。当他们不了解外界的生活的时候，生活很宁静很愉快，每天都有笑声，他没有痛苦，不去做非分的对比，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没有吃到果子的时候，没觉得对方不穿衣服是很难看的事，那你何必要让他们吃那个无花果呢？
田炳信：但是现在是这样，电视，再贫穷的地方，架个天线都能看到外部的世界。
王志远：我到过美国。美国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电视的普及率可能比中国还低。他的有些小镇，生活很宁静，不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田炳信：是有意识的主动不去看？
王志远：对照来看，我们的电视普及有两大原因，一个是政府，希望大家都看电视，在政治上达到全国的统一，电视成为意识形态重要的因素。同时就是商家，要让商品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改变你原来的生活方式。这个“文化”基本上是不在考虑之列的，现在有所重视，但是相差很远。而且所谓“文化”，你到底拿什么样的文化去给每一个角落的人？始终没有人去好好考虑。他原来的生活被某些人看来是蒙昧的，但是其实是天然的幸福，本来过的好好的，你都给他搅烂了。比如我到四川西南，那里的藏胞本来过的非常自如，结果现在很多歌曲，天天唱的都是妹妹要离开这个山，想要进城去。进城干什么？为什么非要把这些地方搅动起来？让他们都想要进城里来？城里真的能给他们幸福吗？我们知道不是这样。
田炳信：这个城市真的能容纳地球各个角落的人吗？
王志远：不可能。
田炳信：你看现在北京都搞到6环了，是不是还要搞9环12环，把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都变成北京郊区吗？而且一个超大的城市，水的问题，燃料的问题，空气的问题，交通的问题，怎么解决？现在都没有办法解决。任何一个东西，由小聚多，它就走向反面。
王志远：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靠简单的行政是不能解决的，根本的是要靠意识。所以又说回来我的观点，我们今天的社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知识分子起了作用。
田炳信：他们起了负面作用？
王志远：起了推动作用。他们所有的宣传，都是认为现代社会最好。所谓现代社会就是高消耗的高浪费的高刺激的高速度的这样的社会，一直影响到农民。我们原来的文化是什么？是推崇老子的思想，推崇儒家淡泊的思想。
田炳信：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王志远：对，这样是对的。实际上像美国，除了东海岸和西海岸一些繁华的城市以外，中部的大部分的地区，过得非常宁静。前两天有人跟我谈，她去访问赵浩生，我在美国也访问过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就在一个很偏僻的农村住着，周围没有什么人烟，他们非常安于这样的状态，很欣赏这种状态。这就是一种文化，而我们把这种文化丢了。
田炳信：而且我们丢失了，还就像拿着瓷碗换电子表一样，不认为这是丢了，还沾沾自喜。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觉得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丢失的是什么。
王志远：这又说回来，包括我们这些人，我们可以住在高楼，但是我真正欣赏的，我要回到一个清净的闲适恬淡的地方，我能够活下去，因为我内心有另外一个世界，可以和它契合。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把我们的传统拿回来，甚至把我们的传统传播开去，让全人类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种传统的思想，它所产生的作用，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不是能够用金钱计算的。
田炳信：季羡林老先生最近谈过这样一种观点：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而取代不是消灭。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他说：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以来，昌盛了几百年，把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促使人类社会进步也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光辉灿烂，远迈前古，世界人民无不蒙受其利。但它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也是决不能永世长存的，迟早也会消逝的。因为西方文化在今天已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具体表现是西方文化产生了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其荦荦大者，就有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等。
王志远：我看有这种趋势。前些天有个统计，有几个朋友到德国去的时候，调查了几百个德国家庭，在这些家庭里面，起码在40%以上，我记不太清楚，有中国老子庄子的著作，有孔子的书。特别是老子的书是最普及的。那么西方人为什么那么重视老子的思想，我们始终就忽略这一点，不去探讨。我们只看到西方人积极进取的一面，没有看到西方人恬淡生活的另一面。我们在这方面宣传的太少了。包括美国总统，他去休假，到他的农场上去，和自然接触，找几天宁静恬淡的日子。我们的领导人非常的勤奋，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很高兴，但是我们也希望他能清闲几天，这几天决不是偷懒，是调整心态，是回到一个平民的身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在辽阔的原野上生活几天，找回人性的本质的东西。这是我们对领导人的祝福，也是一种希望。希望他们在几天的偷闲里，能悟出天地间的大道理。过去有句话，“山中无老僧，朝中无贤相”，这不是推崇宗教，我们只是从精神实质上谈。为什么一个朝中的贤相要和山中的老僧联系在一起呢？因为老僧能跳出世俗，能冷眼看世界，他的很多观点，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没有个人掺在里面。如果贤相能和老僧谈谈，他会明白很多道理，过热的头脑就会冷静下来，而头脑冷静的领导对国家是至关重要的。整天在生活的旋涡里旋转的领导，你很难想象他能作出清醒的判断来，他自己都晕了。这就回到了这是一种文化。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人有文化，这文化不是学历，而是真正的文化，是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我们相信其他的优秀民族也有这样的文化，但是最好还是从我们自己的文化里吸收。
田炳信：我们80年代谈到信仰危机，您认为这个危机解决了吗？
王志远：已经解决了——我是故作惊人之语。所谓解决了，是说大家已经明白不可能按照原来的方式去信仰了，所以说解决了。当时的信仰危机，是因为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脱离了这个模式，就被认为是危机，而今天那种模式已经不见了，找都找不回来了。固定的定义之外，如果你敢于加上其他的，你就是落后，你就是反动，这种公式已经没有了。现在的信仰，它有一个总的方向，可以分成两个大的层面。一个是政治层面。所谓的信仰，在中国往往被衍生为在政治上的态度，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拥护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尽管有人有意见，但是大家过上了好日子，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一方面大可不必惊慌。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恰恰是有着各种信仰的人，都在拥护共产党，也就是说，拥护共产党的人现在已经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信仰，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这也是中国能够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国际上对中国的这种国情并不了解。
田炳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形的无形的一次巨大摧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不是空前绝后的了？
王志远：空前的，绝后也可以这么说，因为该破坏的都破坏了，没有可破坏的了，已经坏到家了。有形的东西已经摧残了，我们感到很可惜，所以现在一件国宝拿出来都是几百万几千万，这还是可以估算的。但是无形的东西却难以估算。我们的民族，原来有一个精神的植被，就像环境一样，如果我们把植被破坏了，一旦有了风雨，就要水土流失，就要造成灾难，精神植被的丧失更会后患无穷。我们的传统精神植被是天地良心，是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讲的是忠孝，佛家讲因果，道家讲清净。从儒家的观点来看，“为人谋而不忠乎？”，不仅仅是对领导负责，对朋友要负责，对所有人都要负责，这种忠是一种大忠，包括对自然环境同样的要忠。我们所说的忠，不是愚忠愚孝的那种愚忠。孝，也不仅仅就是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因为对父母的态度，就是一个人最根本的态度。如果他能够感恩，能够报恩，能够尊重自己的父母，报答自己的父母，他才能尊重别的人，推己及人。所以，《论语》开章就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孝敬父母，自然而然的你就知道怎么对待别人。这就是把自己一家的亲情移到整个社会，移到大自然，这样一种根本态度。
田炳信：有一则幽默故事讲：一幢各族杂居的大楼失火了，犹太人首先背出钱袋，法国人立即抢救情人，中国人则奋不顾身地寻觅自己的老母亲。这个故事大体体现了这几个民族的特色：德意志民族重哲理思辨，法兰西民族重情爱，犹太人重金钱，俄国人重大俄罗斯民族自豪感，中国人重孝亲。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心理素质。
王志远：我们在文革中，以敢想、敢干、敢闯、敢说为行动指导，对许多事情都是反对、反对、反对。但后来慢慢地我觉得不是这样。我后来不管是研究了佛教，还是更深入地研究传统文化以后，性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说，对待父母，我就一直在想，当我们成人以后，我们能和父母一起呆多久，过去有一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一个对仗的句子叫做“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很大的遗憾是你有了能力，你懂得要孝敬父母时，父母不在了。所以当我父母还在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受到要珍惜这个机会。孔子讲，“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亦则以喜，亦则以惧”。我们喜什么？因为他们还健在；我们惧什么？，因为他们年头越来越少，我们和他们相聚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不希望他们离去，但自然的规律他们最终一定会离去。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应该有一种深深的、无法排除的悲痛。尽管我们和他们在一起时，非常喜悦。但我内心深处，知道人生就这么长，就有这种悲痛感觉。我后来过年时，一定要给我的父母磕头。当给他们磕头时，我从内心里面有一种感动，我深感在父母面前只有用这种礼节，才能表达我这做儿子的心情。谁说我们封建？我不管他说什么，你说什么是你的事，我就是我自己。我要表现我自己，我就用我这种方式，用不着你们来管。所以我想，我们为什么非要把许多我们中国的好传统，我们本来富有人情味、富有人的最善良的本性的内涵的东西，非要跟着别人全部砍掉？这是没道理的。
你比如天主教、基督教从明代就在中国传播，在清代也曾进来过，都没有传播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天主教特别斥令，不得崇拜祖宗，只能崇拜上帝。而在中国，不拜祖先的人、忘了祖先的人是不耻于人类的。这种强烈的冲突使天主教不能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我们后来自己把天主教所遇到的障碍彻底排除了。后来的一代一代的人已经没有这种观念了，我们借着反封建的口号，把我们的祭祖去掉了，把我们的祭神去掉了。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是即没有自己的神，也不要自己的祖。我们祭黄帝是最近这些年才重新出现的，而且是在高层，是一个和现实生活中的基层非常矛盾的一种现象。可能当时是出于团结全世界华人的目的，是一种政治行为。但这个政治行为现在遇到逻辑上的矛盾，即炎黄二帝可以祭，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共祖。但是各家自己的老祖宗还没有一个可以祭奠的理由，提不到日程上来。
田炳信：我知道你的本行是研究佛教，佛教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而且是所有宗教的理论的基础，也是一切正常社会的基础，叫“因果律”。“因果律”，针对一件正常的事，在它正常发展的时候必然起作用。如果违背了“因果律”，就要造成恶果。针对恶果，社会就要有一个自然的调节。从你研究的角度看，你认为是否有玄学或迷信的成份呢？
王志远：佛家因果的概念呢，现在应该说不能按照迷信的角度来批判，因为因果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也是一个正常的自然所遵循的一个最根本的规律。我们的社会一旦出现混乱，仔细去想都是因果出了问题。以前我也举过这个例子：文革后期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念书呢？因为念书的最后结局是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那么大家肯定就不愿意念书。但是这不愿意念书危及到每一个人、危及到国家的时候就不行了，人人要生病，国家要强兵，读书无用论是不行的，还是要读书。这样因果才能调整过来。
像刚才讲的，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即医生不好好用手术刀，因为你给我的待遇低，我就不好好给你做手术。最后造成每一个需要做手术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给拿手术刀的人塞红包。塞红包对不对呢？客观上讲是对的，在这里不能用道德去衡量，他要取得他的价值。这个红包到什么时候就不要了呢？而且你塞给他他都不要，必须是医生拿到他应有的报酬。比如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一个月挣5000、8000、10000元，你给他塞200元，人家会要吗？他肯定不要，他很神圣，他不会要这个钱的。他觉得我要忠于医生的职守，这也是我道德的水准，我一定要给你做好这个手术，不需要你的钱。有了钱腰杆才会硬，“不需要你的钱”，意味着：你那钱算什么。那时才有真正的职业道德可讲，他才要去好好地做手术。他要对得起他那10000元钱，不需要对得起你那200元钱。但是你社会如果不公道的时候，对不起，他就要收这个红包，10个200就是2000元，他很会算这个账。这个因果关系决定了归根结底是社会要慢慢调整，一直要调整到不用去塞红包，不用去走后门。正常的医生就应该有那个待遇。这样才会使每一个家长培养自己的孩子好好念书，去做医生，而不要去做剃头匠。这才能使这个社会产生一套完善的完整的正常的秩序。当然，这个秩序在70年前被认为是不合理的。都生而为人，为什么你当医生，就挣那么多钱，拉洋车的就挣那么少，他认为不合理。但是，通过破坏与重建的“轮回”，我们应看到，这不合理中有合理的因素，而这个合理的因素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动力。
我们社会中很多的问题，欲知昨日因，须看今日果，我们可能做不了那么多调查，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恶果，一定是以前造成的，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欲知明日果，须造今日因，我们要为明天得到一个善果，今天多做点好事，这是不可动摇的。
田炳信：今年，我估计应该是中国富豪们大捐款，做大慈善事业的一年，海啸事件可以说已为此事拉开了帷幕。可是有些富豪对慈善事有几大顾虑。一是担心捐款“露富”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太多人知道你有钱也不好，严重的甚至会危及本人和家人安全。”二是自己捐了钱，当然想知道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可现在很多慈善机构在流程上不够透明，富豪们一盘算，难免担心自己“无从得知最需要帮助的人们是不是真正得到帮助”。三怕体制限制。在美国，如果企业捐款，当善款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可以减免10%税款。在中国，这个比例只有3%，而且就是这3%，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只有捐给七八家慈善机构才能够享受。四怕异样的社会舆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志远：历史的发展不像小说家写的那样都是由于善良和慈悲。善良和慈悲都是要在一定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的。我如果穷得一分钱都没有，我没法去慈悲、去帮助别人。我们这个社会几十年来没有什么慈善家，原因是他自己根本没有私人财产，他用什么来表现这种慈悲呢？我们原来的一切事都是按照一个统一的规划去做，不需要你去慈悲，慈悲是领导的事，你们大家当然不要慈悲了。
我们的慈善事业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它的出现必须是在个人具有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才可能的。尽管这个私有财产有时表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个人，仅有一千元或一万元储蓄，即便是很微少的一个基础，但这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说我们对一个社会，对一个制度要进行反思，要进行深入的思索，去考虑它今天为什么是这样，而这样是否合理。1989年我讲过这些话，到今天又重复来讲，不是讲70年，而是讲过去的80年，或过去的100年。它留到今天的许多东西需要大家认真地思考，它是不是真的合理。在100年或80年前，和我们年龄相仿佛的那些人，他们也曾思索这个世界是否合理，他们得出的结论后来付诸实施，造成的一切后果，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社会。
佛教有句话：“万法唯心所造”。很多人抓住这句话，说你看佛教，唯心主义！“万法唯心所造”，绝对是彻底的唯心主义。但是是不是你理解的那个“唯心主义”？“万法唯心所造”，并不是说我在这里一想，这儿就冒出来一瓶矿泉水，那是魔法，那是变魔术。佛教从来没那么讲过。佛教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人想到喝矿泉水，如果没有人想到要做这样一个瓶子，如果没有人想到来卖这瓶矿泉水，那就永远也不会有矿泉水诞生。世上的一切事物，首先要经过我们头脑的思索，我们的构想，然后经过我们的努力，最后才能成为现实。这个现实从根本上来讲，起源于当初那一念。没有这个念头一闪，不会有今天。
田炳信：你对道教也有自己的心得吧？
王志远：有些。道教关键在于道教思想的两极化：一极是极神，即实实在在的各种各样的神，令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无法接受。另一极是极不神，即实实在在的各种各样的养生术，接受倒容易，但与世俗又何别呢？因此，依我孤陋之见。道教从教义上要强调神的象征意义，神而不神，使现代人能接受；从实践上要强调养生的超越意识，不神而神。
你比如邓小平的思想，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谈过，邓小平是四川人，是从道家的重要起源地出来的人，邓小平的思想，从传统的角度来说，就是道家的思想。汉代初年的文景之治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在战乱大乱之后采取了黄老的思想，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与民休养生息，迎来了文景之治。邓小平的理论和谈话归根结底没说你具体怎么做，这叫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所以所有的人都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社会按照它应该走的规律向前发展。所以邓小平可以垂拱而治，他可以退休，可以在家打桥牌，但是社会会很好的往前发展，这是典型的道家思想，很了不起的。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老子说的这个话，邓小平就不去翻来覆去地搅那个海鲜，一直把鱼都炒烂了，他不会这么做。所以我们传统文化的思想，在今天的社会有着根本的意义。他可能不会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灯泡亮不亮，汽车快不快，这是技术人员的事，但是治国之道、兴世之道、平天下之道，离开传统文化还是不行。包括西方人，我们应该向他们传播中国的文化。其实西方的很多领导，早就在吸收中国的文化。“治大国如烹小鲜”，是克林顿来中国以后，做演讲时引用的话，引发西方的《老子》译本脱销，几百万册几天就卖光了。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几乎没有。除非在我和朋友一起办的圣陶学校，孩子能够全文背《老子》，一般的人都不知道、不了解。所以我想传统文化的价值，除了电子表和古瓷碗的比喻之外，我们今天更应该重视如何使传统文化重新回到生活中来？
田炳信：呼唤传统文化回归的时代到了？
王志远：对，是前夜。今天的情况和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十年前呼唤传统文化有一种政治上的压力，因为很多人不理解要干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们办北京市圣陶实验学校的时候，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有二三十家海内外的新闻机构，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各个国家跑来报道。他们当时觉得奇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怎么能读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小孩都能背诵这些东西？现在他们不觉得奇怪了。可是我们国内还是有人奇怪，还不理解这事。
田炳信：那你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的载体，譬如宗教方面是个什么状态？换句话说，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方面，是不是起了一个独特的作用？
王志远：你这个“独特”说的很好，因为宗教我们过去一般人都还是感到陌生，因为几十年了，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我们队伍中的许多人曾经有过那种说是梦想也好，说是狂想也好，就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消灭宗教，在某些地区，采取的政策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宗教是消灭不了的。
田炳信：现在有一种说法，在西方，过去的100年上帝死了，在中国，过去的100年是圣人死了，你怎么看？
王志远：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在这一两年内，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宗教研究的学术界，中青年学者一直在提出，上个世纪初叫“除魅”的时代，解除魅力，即宗教、神的魅力——台湾的习惯和我们有区别，叫“解咒”的时代，解除咒语，宗教把人用咒语禁锢住了，要解除之。当时的知识分子非常自豪，他们是启蒙者，好像所有人都在昏睡，只有他们在呼唤：你们醒来吧！可是现在，许多知识分子看到这过去100年的情况后，提出来应该“复魅”。并不是叫大家走向愚昧，不是的，而是说要重新建立神和圣的魅力。换句话说，我们讲的这个“神”就是人的自我的道德约束能力。13亿人口，不能用6.5亿的警察管着6.5亿的人，否则那6.5亿的警察又由谁去管呢？这个账永远算不完，只能自己管着你自己。
这就涉及到一句古话：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很多人讲到这儿时，肯定得替孔子辩护一番，说孔子不是那个意思，他其实不想污蔑劳动人民，但是不管怎么说都说不圆。我看不必非说“此地无银三百两”，我认为孔子就是那个意思，“上智”“下愚”，不外乎说人是有区别的。孔子认为，人是有区别的，高层和低层是不一样的，这永远改变不了。
田炳信：你的意思是这个“上智”与这个“下愚”之间的落差很大，很难弥合？
王志远：这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悲。“愚”不等于没有人格。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你要允许他有一个信仰的幅度，允许他保留个人的一个取向，包括被知识分子看作“愚”的取向。就这个取向而言，我曾经讲过，一个念阿弥陀佛的老太太并不见得比一个大学教授差，在人格上、在良心上不见得比你差。不要以为一个大学教授就比念阿弥陀佛的老太太强多少，在道德和人格面前不一定的，决不要鄙视她。但从另外一种内涵的范畴来讲，无疑会使人觉得念阿弥陀佛的老太太就是“下愚”。“祥林嫂”即属于这种形象，对于她来说，到底有没有地狱？要不要受到惩罚呀？她需要一个肯定的回答，需要有一个精神的寄托，否则就要像祥林嫂那样不知怎么办好了。鲁迅的这篇小说是要揭示人因为接受了轮回理念而受到的折磨，但是，出乎鲁迅创造意图之外的是，这篇小说同时揭示出一个人当他全部失去了理念或精神寄托动摇的时候，将受到更大的折磨。
过去我们讲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无所畏惧”也挺可怕的，什么都不怕，谁惹得起？因此有人讲，正信比迷信好，迷信比不信好。现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是不信，什么都不信，无所畏惧，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受得了吗？
田炳信：换句话说，人类不能没有宗教。
王志远：不是说离开宗教就活不下去，而是只要活下去就离不开宗教。而且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宗教可以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更进一步的说，宗教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做出贡献。赵朴初同志亲口对我讲，他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否则无法解释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去年曾经在中宣部颁布的一个重要的提纲里面，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宗教论，从理论上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我们现在都知道宗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现象，目前还看不到什么时候能消灭。人类具备文明的那一天开始，就有了宗教。宗教在当时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今天，宗教在很多国家，仍然是文明的标志。这里边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经常的要从西方或者说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我们忘记了，这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在那些国度里面不是孤立存在的，那些国度还有一个大的人文环境，大的宗教背景，他们平常可以去学科学技术文化，他们的礼拜天要去教堂做弥撒，他们要接收一种宗教的熏陶，在精神上和信念上给他们慰籍和引导。我们希望把这两者分离，只要他的科学技术，不要文化的熏陶和引导、精神的慰籍。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一种精神上的信仰上的依托，仅仅掌握科学技术，那么这样出来的人是人品低下，道德沦丧，要出事的。
田炳信：你说到人品低下，道德沦丧，其实这个人品低下和财富没关系，和权力没关系。所以不少人出了事以后，很多人们就很惊讶，这么多钱，那么多的学问还要干这个事。但是现在这种事情出多了以后，人们又从哗然变成了一种漠然。已经开始适应了，认为这是一种正常，各行各业麻木了。
王志远：麻木与炒作有关，我觉得报纸不能老炒某一类事，把非常态炒成了常态。但最终他会变成不麻木，还是这么一个道理，就和那读书无用论的历史过程是一样的。就是当这种现象最后威胁到每个家庭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会麻木了。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报道，是说这个家长很高兴，因为他儿子从美国给他来了一封信，不管他叫爸爸了，叫大哥，他还很高兴。我现在就奇怪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这种报道到底是引向何方？你要干什么？
田炳信：这不是编的吧？
王志远：这是报纸上报道的，北京二中开家长联谊会，一个家长当作经验来报道的。这个家长肯定是炫耀，这种炫耀肯定是一种错误的引导。现在有一批报道就是想引导这样的家长和子女的关系，我们说，孩子越来越长大，与家长之间有友谊和朋友的因素在里面，但是也不能叫大哥吧？
田炳信：在古人看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就是说，为人师表，要做三件事。就是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这是要负起道义责任的。现在还有些作家用下半身写作，腰部以下写作。曾经有人问过他们，你们敢把自己的作品让你15岁的女儿去读？敢吗？不敢，既然不敢，你还写它？但是现在这种东西还很流行。
王志远：我们能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社会的人品低下，道德沦丧。我们相信当这种现象危及到每个家庭的时候，社会就会警醒，但是我们不能等到那时候。
田炳信：日前出版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青年对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应有作用表示肯定。
王志远：当然，有一部分人，我们不说是崇洋媚外，就说是追逐时尚吧，很浮躁很喧嚣，同时很空虚。但是最近到各个大学去的时候，发现现在的许多青年人也在思索，在思考这个传统文化的问题。这部分人，可以和80年前的另外一批人相媲美，他们就是我们所希望的那一批年轻人，能够担负起继承中国文化传统，传承文化、继承历史的作用。我们这个年岁的人，现在理解传统文化的可贵，但是我们经历过的岁月，决定了没有真正从小接收那么多，没有渗透到骨子里去。所谓渗透最重要就是孩子。十几年前，说电脑要从娃娃抓起，现在已经看到效果了。同样我们也要从娃娃抓起，传统文化，大家都关注它，让孩子多接触一些，将来才能发挥作用。
田炳信：刚刚这个问题还没有谈透，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宗教中起到了一个独特的作用，你觉得这个独特的作用怎么来看的？就是说，宗教作为一种载体，保留了很多东西，具有一种价值连城的古董的作用。
王志远：宗教特别是传统宗教，天然的就要具有一种品质，比如说，向善，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向善，除了邪教。就是邪教也要拿行善作为一个幌子。这种坚持是一种非常执着的坚持，可贵的坚持，所以宗教具有独特性。他这种独特作用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它在社会上的存在形式不仅仅是思想意识，他有团体，他有信众，他有活动。在这些活动里面要贯穿这种思想，这就是它的独特性。这种贯穿要有行动，如果他所说的和所做的不相符，人们不会赞赏他、信仰他。这样就产生一个现象，社会上会出现一种人群，这些人对精神的追求远远大于对物质的追求。这就变成与趋功趋利的社会趋向是相反的。起码他在社会上是一种调剂的作用，就是说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可以忘我，可以牺牲，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
田炳信：对浮躁的社会这样的一种全民的心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志远：我觉得传统文化有形而上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道”，道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情操，我们的人格，我们的道德，要有中国的特色。全世界有很多优秀的民族，我为什么非学你中国的东西？我犹太民族也有优秀的东西，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出了一大堆啊！我们法兰西民族英吉利民族也有啊！但是我们中国有自己的传统，你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是混迹其中，最后变得不伦不类。你要为人类作贡献，就应该把最好的东西，把你自己民族的传统道德，展现在世界面前。这是道的方面。这涉及到刚才没有讲到的一个更突出的问题，即一个民族最神圣的精神支柱。我们讲过，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把自己的圣人打扮成一个小丑。孔夫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当今很多人从小的概念中，就是孔老二，就是一个小丑。我们想，如果孔子没有了，换来一个比孔子更伟大的人是不是也好？很可惜，再也没有。到现在，中国人没有自己值得骄傲的圣人。这里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终极信仰。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圣人，没有了自己的神，没有了自己终极的精神家园、心灵家园，这个民族肯定要神智昏迷，糊里糊涂，老是茫茫然，不知向哪儿去追寻。我们对一个制度，要从深层次去理解它，去认识它。
香港的一位先生很感慨地说：原本圣诞是指孔子的诞辰，但是现在我们一想圣诞节就是耶稣，耶稣的诞生日马上到了，居然全民欢腾。其实耶稣不是我们的圣人，他是从巴勒斯坦那儿出来的。我们对孔子的评价现在基本上停留在一个思想家、教育家的地位，还谈不到圣人。到我们这一代，关于圣人，在自己感情上这个弯都没彻底转过来，大而说到全民、说到民族没有圣人，小而说到家庭同样无圣无法。
和道相应的，就有一系列形而下的东西，就是器，包括中医、武术、书法，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希望这些“器”是真的，是真的保持传统的东西。比如说中西医结合，我觉得只能是利用西医的某些手段。比如说西医能够透视，我们中国人也不至于傻到这种地步，说就是坚持中医，就是不透视，就是号脉，我们也可以透视。我们可以作各种的检查。但是这些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最后的辨证施治，最后的用药，还是要靠一种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和西方的完全不同，你不能把他拆开揉碎了，拼接在一起，是拼接不了的。
田炳信：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中国的体系就是讲究天人合一，宏观、整体、全息的，而西方的是局部的、单体的、半息的、不完整的。或者说西方文化是掠夺性文化，进攻性文化，是半息文化；而东方文化是环保性文化，防守性文化，全息文化。比如我们说的经络，现在高科技手段证明人的身上有经络，但是两千年前，古人已经画出来了，跟现在的高科技手段是一样的。如果那个年代有诺贝尔奖，那就是诺贝尔奖的爷爷的爷爷。还有我们这个文字，完整象形会意，走到现在。说是艺术比艺术还伟大，说是科学，比科学还超前。有人狂言，我们现在的传统文化是不可以看的，是垃圾。我觉得这是对祖宗的宝山没有认真的看几眼，就说是垃圾大山，反而把那些电子表的快速生长的快速腐烂的当作宝，这是我们迷途的表现。
王志远：现在如何来面对传统文化，不能一味批判，而是要找最精髓、最精华的部分。传统文化总是被排斥到边缘上，排斥到非主流的地位，很大的原因就是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做这个排斥工作。他们叫知识分子，但是对传统文化并不了解，而且以他们的身份排斥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他的人出来排斥，别人可能不相信，但是他以教授的身份，以学者的身份出来说话，别人说能不相信他吗？其实相信了反而是错了。
鲁迅写的旧体诗、鲁迅所写的文言文，都不是我们今天能企及的，但是鲁迅所说的一些话，又是我们今天绝对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就像一个人自己吃了牛肉，自己喝了牛奶，自己吃了面包，自己长得很壮。然后告诫你，牛肉千万不能吃，牛奶千万不能喝，面包也不要。那你让我们怎么活？鲁迅自己就是这样，他用传统文化滋养了自己，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仍然比日本人，比其它人的文化都高。但他回过头来告诉中国人，再也不要看中国的书，恨不得就像秦始皇那样，把所有的书都烧掉，今后不要再看中国的书。这些过激的话也都是他说的。我们现在对鲁迅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即他是站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适应了时代，发展了中国的文化。同时，他也错误地评价了中国的旧文化，而且为他后来的人设置了障碍。你们现在不能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不能有像鲁迅一样的雄厚的基础，关键就在于像鲁迅那样的一批人，把你们脚下的板凳给撤了。所以你们就掉下来了。那个梯子他用完了，他撤掉了，不让你们上来，他站在房顶上说话，你老站在地上说话，就这么简单。
田炳信：现在否定传统文化的人，绝没有鲁迅的文化、文字功底。
王志远：对，所以凡是否定传统文化的人，自己对传统文化是不是有了解？我觉得传统文化，面临着一个兴亡续绝之际，到了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有几个层面上要做的事情。一个是中青年以上的，要警醒，结合自己的阅历，如何来看待传统文化；一个是青年人，提示他们我们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值得你们注意，就是你们走向全世界的话，这也是你们值得带走的最宝贵的财富。我在北大教书时熟识的一个学生，到哈佛，应聘成为一个研究人员，我问她，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在北大学习最大的缺憾是什么？她说，我在北大时英语学的非常好，但是到了美国，跟人家讲英语怎么讲也讲不过人家。人家要问莎士比亚，绝对不会问我。但是他们问我易经八卦，问我老子。这些东西我只是听说过，并不是深入了解，所以就跟人家支支吾吾，然后晚上回去翻资料，因为我毕竟是中国人么，学一点皮毛第二天再跟人家讲。但是心里惴惴不安的是，万一碰到一个比我还了解中国文化的，我这就成了吹的。所以这就是最大的遗憾，就是说在中国应该好好地学习中国文化，这样才能走向世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少年儿童，特别是小学的孩子，因为现在小学的孩子，按照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模式来说，小学离考大学还远着呢，还有六年呢，应该利用小学六年加上学前班这七年的时间，打好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这是他一生受益的事情。所以为了孩子一生受益，我们的政府和各界都要重视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特别是家长，不要过于急功近利，孩子还在呀呀学语，就在考虑上什么大学，怎么应试，不要想的那么远。你先想好在幼年童年少年这个时代，怎么有更多的积累，怎么能吸收更好的东西。因为传统文化有个特点，就是小时候吸收的特别快，因为他需要你记住。如果你不记住，只是描述，就失去了意义。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现代语言翻译，比如郭沫若怎么翻译？呱呱叫的大嘴鸟啊，站在水中央。这个不登大雅之堂啊，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并没有翻错，但是你必须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从孔子到我们今天，过去有两千五百年了，其中有两千四百年，这些东西是活着的不是死的。你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大家都能知道，就像说歌谣一样，都理解。只不过是这一百年的时间，你废止了，你把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掐断了，把祖宗的扔掉了，你这个民族的文化修养给截断了。
田炳信：现在电影上讲蒙太奇，其实元曲里面早就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是最精彩的蒙太奇结构啊！在唐诗里面也比比皆是啊！现在讲意识流，还有比我们这样更意识流的吗？奇幻小说，有超过《西游记》的吗？讲情爱的小说，有超过《红楼梦》的吗？
王志远：现在只不过是表现手段不一样，你现在不过是用了电子的手段，但是那个情节没跳出圈来。
我到过南非的好望角，站在山顶上，可看到两大洋交汇的壮丽景观。深蓝色是印度洋，浅蓝色是大西洋，让我惊奇的是，巨洋交汇，无声无响。走一片蓝，浪一片绿，好望角全都看见。
天下万物：比地大的是天，比天大的是人的胸怀，比人的胸怀更广阔无垠的是文化传统。
传统文化是大西洋的水，太平洋的浪，印度洋的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