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彭（耀1937——2017）曾对我说：“老孔（繁1930——2019）的文字带钩儿”。“带钩儿”，什么意思呢？当时我未尝追问。我想，这话大概只能意会。过后我读了老孔的《魏晋玄学和文学》（1987）与《魏晋玄谈》（1991），但那时纯粹是浏览，因为起点太低，不能说出其中的名堂来。老孔还有一本《荀子评传》（1997）。外此，他还参加了《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撰写工作。克实而论，文字不多。
说到“文字不多”，这可能与老孔的天生禀性和处事态度有关。他给人的印象可以五字概括，曰：“内敛而谨言”——全然一个儒家格局。与他对语，老余（敦康1930——2019）给人的印象也可概括五字，曰：“放达而任谐”——活脱一个魏晋风度。然二人都着迷于魏晋玄学，只不过老孔是“独享式”的，他喜欢陶渊明；而老余则是“分享式”的，他钟爱嵇康。我有时在恍然中将老孔看作是一棵树，这树根是孔孟，树干是马列，而枝条和枝叶是却是魏晋。这一组合有点儿奇异，但并不奇怪，因为就树干部分而言，老孔扬弃了（与人）“斗争”面，只留下了（人人）“平等”基。而根、干、枝条枝叶皆为一平等性原则所笼罩，正顺理成章。
姑举二例：第一，1989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老孔亲临“训诫”：要好好读些马列的原著。某新生稍不为意，老孔批评他说：如果你认真读一下马克思的1848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你就能体会到马克思是怎样关心工人阶级疾苦的。第二，在彼时讨论传统社会的进步，常是以庶族地主势力与士族地主势力的斗争为一条线索，他摒弃了这一观点，他写道：“（庶族地主并）不能形成与门阀士族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因此，并不存在什么豪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之间的阶级斗争。所谓曹、孙、刘代表庶族地主利益之说，更是没有什么根据。”（《魏晋玄学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第2页）这是他自己的“音符”。
老孔是山东人，夫人老孟是其同乡，一提到他二人，我就想起“孔孟之道”。1987年，陈咏明从西北师院（兰州）考入我所，他的硕士导师郑文老先生听说老孔是孔氏家族之后人，高兴地逢人就讲咏明福分不浅。郑老乃黄侃门下，与顾颉刚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应算老孔的师长辈了，但是他仍以尊重老孔为荣。老孔去世以后，陈明回忆到老孔的“孤独”：那是一次聚餐，当时我也在场，他说他从小随母亲长大，喜欢独处，习惯孤寂。他在战争年代的大别山里，晚上不愿意和战友们在一起凑热闹，就一个人攀上屋顶，看星星，看夜空。我当时听到这番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但那感觉却不是有隔阂的“凉”，而是有间然的“暖”。
作为晚辈和下属，对于老孔，我不敢说是“真知”，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熟知”（黑格尔）。我以为老孔既厚道又聪明，他臧否人事和思想很是深透，且不说多话。“深透”是锐利，“不说”是沉实，尝如那句成语“绵里藏针”。这样，他的行事风格也就隐隐地呈现出了一个“钩儿”：一方面，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兴趣；另一方面，又不使对象因受到刺激而不快。这是“不说破”的智慧。一般而言，这种“既厚道又聪明”的类型，碰到的苦恼也是多于常人的，苦恼多了便不开心，久之，“不开心”就成了内中生活的常态。老余的“不开心”自有其对治的法子，他不是跟学生喝酒、聊天，就是讲学于庙堂和江湖。而老孔呢？则是跑到魏晋的圈子里去找知音了，“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渊明之归隐，绝无身在田园心怀魏阙之意，故他的精神能融化于田园景物之中，以农作为乐，而与大块共枯荣。”（第81页）
老孔曾请辞过所长甚至研究员，他是真心的，绝非只是摆摆样子而已。他卸任那一天的情景我还记得，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抽屉，挎了个小包，转身往电梯走去，然后下楼赶乘地铁回家了。我当时觉得他那摇晃的背影有点儿落寞，有点儿栖遑，殊不知他可能觉得自己像鸟儿出笼一样——自由了，“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那“旧林”那“故渊”，就是他一个人的世界，独往独来，独来独往。有一次他讲起到法国去看望大女儿，无事时，他一个人拿着一张巴黎市的地图，满世界地乱转悠，说完他得意地笑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很开心。之后他又说过一句话，“欧洲哪有咱们中国好啊……”这话值得玩味，但问题不在这里。对他来说，他最喜欢的状态就是“孤独”，旁人不要去打搅他，哪怕是朋友，是善意，就连单位人员必要的看望对他来讲都是一种负担。我想如果他没有一家子人，早就跑回乡下去了，去过那种“心远地自偏”的寂寂日子——尝如李白诗云：“终罢斯结庐，慕陶直可庶。”（《东郊》）。这是一种“化隐”，一种与松柏（刚性）常青的别样的印象。他茁绿过，枯黄过，末了，又无声地消失了……这是“大自然”的节奏呵，同时又是“天地之心”的跃动！
我读《魏晋玄学和文学》，颇觉更像一部单纯的鉴赏作品，其中未记得有什么“正动”“反动”之类的字眼儿，毋庸置疑，作者给予了那些风华者流以深沉的同情和挚爱。他说：“玄学的产生，为高朗而不降志者（梁启超）厌世而倾向老庄所使然，说明玄学并非是什么士族腐朽的人生观。”又说：“玄学对儒学的冲击，崇尚自然，不拘名教，使人的精神个性受到尊重，在当时具有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的意义。”（第5页）“思想解放”就是精神运动，它自有其内在的肌理，而社会问题大致也只能表明它的外部原因。但是，他仍未脱出“一致性的旋律”。后生宏斌小结他的观点，指出：
玄谈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问题，诸如西晋社会内忧外患，士族集团互相残酷屠杀，使士大夫分子朝不保夕等，透过现象找本质，贯彻了现象和本质的对立统一是事物的客观辩证法，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是认识的主观辩证法。（《孔繁：六朝玄音远终有解人归》载《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4期）
在此稍加疑问：“玄谈”是一精神现象，“玄学和文学”是这一精神现象结果。如果它产生的“主要原因”也即“本质”是“社会问题”，那么“次要原因”或“现象”是什么？只能归于这些士大夫个人之“主体”了。为什么同是“内忧外患”“残酷屠杀”“朝不保夕”的历史场景，其他以降的朝代就开不出这一奇异的精神之花呢？这就是说，独是这“一致性的旋律”之“社会问题”，是难以解释这一精神现象的。若说“主要”“次要”，那么还有“其次要”“再次要”“复次要”等，结果这一表述便成了一串“多”，“主要”者也就非是“本质”了。而“本质”是一，只能是“主体”，一切问题，一切矛盾，都是这“一”（主）与“多”（客）的关系之反映。也就是说，“主体”自有其隐然的内在的脉络。对于这一“脉络”，老孔是绕（钩）着说的：“他们的天才是多少代人的智慧的结晶。……他们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这种精神来源于士族地主阶级。”（第6页）在彼时，这观点可有点儿“出格”。但老孔的讨论并未再深入下去，他那“钩儿”又转了回来，说：这是“矛盾运动（士族地主内部存在着新与旧、腐朽和进步之间的矛盾）的一种结果。”（《魏晋玄学和文学》第6页）
然而，他强调了“天才”这一观念。而顺“天才”（还有“英雄”）这一理路，可知其必与大时代的事功精神有关，我们看，大凡汉魏的风云人物皆莫不如是，比如曹操的举措就是“唯才是举”，至于人的德与不德，阙如。“才”是什么？是“能”，是“力”，是“知觉性”，此为汉人的“气化宇宙论”观念和“气禀”思想之使然。牟宗三说：“才能是个材质的观念（material）。它可以通于气性之善恶，亦可通于‘灵气’智愚。”（《才性与玄理》第5页）“灵气”“智愚”属于天生，属于自然性。王充有云：“后稷为儿，以种树为戏；孔子能行，以俎豆为弄。”便是“天生我才”的明示。“才”是“聪”是“明”，“不才”是“愚”是“暗”，而“暗”在印度思想中也被称作“无明”，此又于佛家的气质合契。
佛教否认社会的等级，但是承认“转识成智”的觉悟次第，也就是说，人的智愚天生有分，或说知觉性的水平高低有别。唐君毅说，汉人象数之学的大毛病，在于“太质实”。此汉人的直观“质实”一转，便是甚分明的等级观念，而魏晋时代的士阶层之门第观念乃是极为鲜明的。这在古希腊也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承认有天生的奴隶。这在古印度更是，以为种姓制度天然不可移易。此正如王充所说的：“用气为性，气成命定”了。而认为“气成命定”，那么人生就只为偶然，为特殊。故牟宗三结论说，这一理路不能成就德性，只可成就艺术。他又说：“希腊亦是艺术精神”，魏晋也同。“但希腊的艺术精神为青年的，健康的，而魏晋的艺术精神是中年的，病态的。”（《才性与玄理》第57页）何以然耶？魏晋的名士人格，外在地说（客观的）是由其时代之逼迫而变形（病态的），内在地说（主观的）是由其“生命之独特”而发华（艺术的）。何谓“生命之独特”？是指“心灵”的力量，即自觉的或“在其自己”（thing in itself）的精神经验（“情志”——黑格尔），它能生发新的可能性和创造性（“创造力兴奋”——涂尔干）——“当时人俱向空灵清言方面开发其心灵，此为时代精神之主流。”（《才性与玄理》第103页）
“开发其心灵”，是求“自由”；同时也为“使人的精神个性受到尊重”（孔繁），是求“平等”。在精神哲学的语境中，“自由”（相战斗）与“平等”（相成全——和谐）是精神性的两原则，“平等性而出于精神性，其义独卓。”（徐梵澄）而“自由”“平等”这类话头儿，我从未听老孔谈起过，但是我确信那是他深藏于心底的“纯粹理想（念）”。“纯粹”的东西是难以见及的，或者说是根本看不到的，而境遇常常是无奈和尴尬，那么最后也就只能保住个人的“识运知命，留得一生清白”了（第84页）。然这无奈的“清白”却不是空白，毋宁说它像一枚玉石，通体温润，合之便是“文德与人德互为表里”。老孔说这就“是渊明诗最能感人处”(第85页)，既悲悯又柔情。或许，这也是他自己的人生“理型（Idea Form）吧。
我们这个所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如今的领导班子已经是第六届了。作为创始人的任继愈先生当然是居功至伟，这不错，但作为中间环节的其他所长也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以我之见，其中老孔的努力有着特殊的意义（见另文《已飞鸿影二十年》）。究其缘由，从客观上说，是当时的我们处在了一个转捩期；从主观上说，则是他的精神“生命之独特”。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鲜活的光彩已然黯淡，这好比前潮要返、后涌欲往，来来回回，其间的痕迹便被荡然了。于此一问：是否有点儿悲哀呢？或许在老孔本人全然不觉，因为他从来都没有留恋过什么“位置”什么“功劳”，他从那间背阴的、三人合用的所长办公室离开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头！这叫什么？这叫“忘情”！即淡然若忘，“不慕荣利”。这不仅是酒中的“深味”，而且更是人生的“深味”（第85页）。
牟宗三说，魏晋名士唯播弄逸气以自娱，但那“逸气”只是“气化的光彩”，故“生命深处不自觉地皆有一荒凉之感”。（《才性与玄理》第97页）其实，知觉性较高者皆有这一“灵犀“，因为他更能体味“孤独”这一生命本质性的境界。我想，老孔临终也会“不免一叹”，因为他对自己的一生甚不满意，虽然，他守住了“清白”，但那只是他的底线而已。说到“气化的光彩”，则瞬时即灭，因为它无根（本）。不像他笔下的陶渊明，“由于他（陶渊明）真诚地笃信老庄，故亦能恪守儒家的仁义。”（第79页）而我们看待老孔，似可以把这话颠倒过来读，说：“由于他（老孔）恪守儒家的仁义（根），故亦能真诚地笃信老庄（枝叶）。”这真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意味了！那么马列原则（树干）呢？我愿意理解为：它是与树根和枝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诚如是，那么这一思想结构，也衬托出了一个人格的圆满。
道家的境界是“清”是“凉”，“清”者干净，“凉”者不扰；儒家的情怀是“温”是“暖”，“温”者适意，“暖”者亲切；中间亦有一平等性原则作为支撑，无疑，工作在这种精神氛围中，是既紧张又活泼、既有序又宽松的。但是我们彼时不觉，因为“日用而不知”。而这种“歙歙焉”“浑浑焉”的感受，是我们这些坐班人员最能体会到的。可惜，当时的我们已然全部退休了。同时——我们也带走了老孔的时代！
2020.2.1 庚子正月初八
焦虑在武汉疫情之中
附小诗——《悼孔繁先生》：
西南曾转战，北大亦读经。
只眼观人镜，心烛耀性灵。
贯通三教义，契会六朝风。
挥手桃源去，一别已忘情。
2019.10.19 （有改动）
（编辑：许津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