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渝

任先生走了，永远的走了，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眼前不断浮现着任先生生前的形象。任先生有一种骨子里透出的儒雅之风，这是中外所有见到过他的学者的共识。他从骨子里透出的书卷气是千人难寻的，极为罕见的，即使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也找不出几位。在任何场所，只要任先生出来，就是一个众人瞩目的亮点，气质上的超脱独逸是难以形容的。

我脑子里一直回响着前年（2008年）2月的一天晚上，任先生在电话里对我说的话：“小黄，你知道吗？我今年都93岁了。”“您都93岁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得这么长吗？”“不知道，为什么呀？任先生？”“因为我从来不害人。”

这些天，我一直在网上、报刊上看追悼任先生的文章，很受启发。我想我也应该写写我所了解的任先生。毕竟，我在他手下担任过8年外事秘书。更何况，近些年来，我经常跟任先生打电话，聊大天。我想我多少了解些晚年的任先生。我把自己的文章构思向任先生的女儿任远教授作了汇报，她认为很好，材料很丰富，同意我这样写。于是，我冒昧地写下这篇文章，以表我对先生的敬意与哀悼。

一、　  相濡以沫的夫妻情

我跟冯先生（冯仲芸女士，任先生的夫人）接触并不多，但依然能感受到任先生与她之间相濡以沫的夫妻情。

记得好多年前，一天，所里让我陪任先生。因为，当天下午他要在人民大会堂就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之事讲演。此前，我陪任先生去别处办了一些事。该吃中午饭了。我对任先生说：“任先生，我没地方吃饭。”任先生愣了一下，马上说：“小黄，你跟我回家吃饭去。”

到了他们家，不知道我会来的冯先生，已经把他们俩人的饭做好了，是米饭和空心菜炒肉丝。咦？！我愣了，堂堂大学者就吃这么简单的饭呀？！冯先生亲切地说：“小黄，任先生刚刚告诉我，你要在我们家吃饭，我来不及准备，只好将就了。”她和任先生不断地给我夹菜，结果有限的肉丝都被我吃了，两位老人全吃素了。

2004年，我从立陶宛调研犹太教历史与宗教文化回来。我往任先生家打电话，恰巧是冯先生接的。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的调研情况。冯先生马上说：“小黄，任先生现在上班去了。你中午一定要来电话，给他好好讲讲，他可爱听这些事了。”我疑惑地问：“任先生不睡午觉吗？”冯先生说：“他不睡午觉。我们现在是晚上8点开始睡觉。8点以后，我们把电话停了，谁来电话我们都不接了。你一定要来电话啊！他爱听！”

中午1点半，我又往任先生家去电话，任先生的声音一下子就传过来：“小黄，怎么样？”于是乎，就听我哇啦哇啦、滔滔不绝地讲，任先生哈哈哈地乐，时不时非常有礼貌地说：“小黄，对不起，我可以插问一句吗？”我足足汇报了快两个小时，才打住。终于“谦虚”地说：“任先生，今天我就汇报到这里吧！”任先生还没听过瘾地说：“小黄，欢迎你继续汇报！”“哈哈哈哈！”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不久后的一天，我给任先生打电话，聊起我去拜访我们所的一位梅开四度的同事家，他的家就像招待所一样的洁净、冷清。我开始发表谬论：“任先生，我觉得家就应该乱点，太整洁了，就不像个家了。”任先生沉吟了一下，说：“对！小黄，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半路过的怎么也不如原配的好。你说呢？（他问身旁的冯先生）”冯先生马上应合着说：“对！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半道过的还是不行。”

让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任先生对冯先生的深厚挚情，是在冯先生（冯先生是心猝死，20分钟的工夫，人就去世了）的追悼会上。那是在2005年6月9日，星期四，一大早，天降倾盆大雨。我想老天都在悼念冯先生。又想下这么大的暴雨，来参加冯先生追悼会的人一定不多，没想到来了好多人，不少都是国内著名的大人物、大学者。

我去拜见任先生，端着我在路上刚刚写好的《悼仲芸先生》的挽诗，念给他听。

《悼仲芸先生》

惊闻先生乘鹤去，

痛惜文坛陨巨星；

为君仙逝滂沱泪，

难抒我辈哀惋情。

没想到任先生一听完，哗地泪流满面。

看到任先生这么难过，我也非常伤心。要知道，任先生向来是不动声色，控制自己情感极其严格的人。即使在他非常生气时，他也不表露出来，只是脸上的肌肉稍稍扯动一下。任先生的热泪纵横让我深深体会到他对冯先生的挚情挚意。

二、任先生关心老先生

任先生同郭朋先生都是国内研究佛教的大家。他们之间有些间隙，来往不多。因为，我跟郭朋先生（我称他为郭伯）都住在鲁谷，所里委托我多照顾郭朋先生，所以我常去郭朋先生家，看望他。任先生知道后，经常向我问起郭朋先生的情况。2006年郭朋先生因病去世了。有一天，我跟任先生讲起郭朋先生临去世前的情况。“任先生，您知道吗，郭伯走前，有一天早上，他突然起来，穿上最好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坐在那里，不肯躺下，家里人怎么劝他都不行。他说‘任先生要来看我’。哪天恰恰是雅滨（杨雅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前副所长）告诉您郭伯病重的日子。郭伯一直在等您，您没有去，过了几天，他就走了。”电话那头的任先生痛哭起来，说：“小黄！我没有去，我不知道他在等我。我要知道他在等我，我一定会去的！”

任先生不仅惦记郭朋先生，还关心所里的其他老先生。2000年1月10日，天气寒冷极了，雪花处处飘飞，我们去八宝山给所里的老总编张林翰先生送葬，任先生也来了。告别遗体后，我怕地上雪滑，任先生会摔倒，陪着他走向等候他的汽车处。路上，任先生一直感叹着：“林翰去世了，太可惜了！林翰这个人特别好！他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人！”

任先生多次向我问起孔繁（宗教所前党委书记）、吴云贵（宗教所前党委书记、所长）、于本源（宗教所前副所长）、李富华、李振远、曹琦、王镇、高建章、于锦绣、郑天星、沈翼鹏、李文厚等老先生的情况。

我尽自己所知，讲给他听。我告诉他于本源先生每次来所时，都是穿着运动鞋，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办公室，令人不禁想高唱运动员进行曲。任先生听得直乐，连声赞好！任先生说：“他肯定经常锻炼。”后来，于本源先生告诉我们，他退休后，每天沿着北海公园的湖边溜达半圈，印证了任先生的判断。

2006年6月的一天，乐峰先生来到我们办公室，告诉我，《俄国宗教史》一书（我们共同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出版经费不够，任先生听说后，决定亲自出资，垫上所缺的那部分经费，帮助这本书出版。我说：“干吗让任先生出钱呀？！院科研局现在有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文库》出版项目，只要我们的项目被评为优秀，就可以出书不要钱。”乐峰先生听后，急急忙忙去科研处问询此事。当天，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任先生。后来，任先生几次来电话，一直关心这笔出版经费解决了没有，直到这件事最终落实，他才放心。

2007年春节前，所里举行团拜活动，乐峰先生来到我们办公室，坐在沙发上，一边摩挲着肚子，一边说：“小黄，我今年80岁了，我准备再活上10年。”当晚，我把乐峰先生的“宏伟计划”汇报给任先生。任先生立刻明确指出：“目标定得太低了！”

任先生最后一次住院前，宗教所召集离退休的老共产党员来所开会。会议休息时，许多人听说了任先生得癌证的消息，都感到很震惊，过来向我打听具体情况。我就我所知道的情况一一告诉了他们。晚上，我打电话给任先生，告诉他这件事，他得知那么多老同志都惦记着他，非常高兴与欣慰。

有一天，任先生来电话，又问起一些老同志的情况。我想任先生可能不方便自己问，就毛遂自荐地给各位老先生打了电话。当我给高建章先生打电话，告诉他任先生想他了，让他给任先生去电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后，高先生连声说：“我得去找棍子！我得去找棍子！”我不解地问：“您找棍子干什么？”高先生说：“我有罪！我有罪！我没有经常问候我的老师，却让我的老师惦记我，我有罪！我有罪！我得找棍子打我自己一顿！”我觉得太可乐了，马上把这件事汇报给任先生。任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过后，任先生来电话说，高先生给他去电话了，着实好好地检讨了一番。

三、任先生关心中年人

任先生不仅关心老先生，也很关心我们中年人。戴康生去世后，任先生一直关心段琦生活和工作的情况，这使段琦非常感动。

前年（2008年），我无意中跟任先生提到他的学生王志远近来非常高兴，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任先生好奇地问：“为什么？”我说：“我刚刚发现，他有孙女了。”“哈哈哈哈！”任先生朗声大笑着说：“他当爷爷了！”

任先生一直认为张新鹰（院网络中心党委书记，宗教所前副所长）是一棵好干部苗子，他一直关注着新鹰的成长。有一次，他对我说：“小黄，在对社会困难的捐赠中，新鹰是捐赠最多的干部之一。”“是吗？”“是，我一直关注着这一点。”

任先生还很关心曹中建（宗教所现任党委书记）、吴军、张雅平、曹稼祥等宗教所“小老人”的情况，每当我给他讲起时，他都津津有味地听着。当我告诉他，曹稼祥已经被提拔当副处长时，任先生哈哈大笑地说：“哈哈哈哈……，小曹都当上县太爷了！祝贺他！”

四、任先生关心年轻人

有一次，我给任先生打电话时提到：国内的一些年轻的宗教学者对任先生非常崇敬，在他们心里，任先生就是神。他们都不敢看任先生，更不敢跟他说话。电话那头的任先生没有说话，我却听出他一直在憋着乐。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哈哈大笑，后来，一边笑一边说：“说我是‘神’，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黄，我可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的会长呀！说我是‘神’，哈哈哈哈……”

还有一次，我给任先生打电话，提到所里有的年轻人说，任先生非常了不起，因为毛主席看中的人没有几个。我的话音刚落，任先生马上说：“哪毛主席还看上林彪了呢！”天呀，反应速度如此之快，这脑袋得有多少转呀？任先生可是90多岁的人了！

邱永辉刚刚调到我们室当主任时，任先生来电话，嘱咐我说：“小邱很年轻，刚来不久，有很多情况不了解。你作为老同志，在工作中一定要帮助她、支持她。”我认真地答应下来。

任先生非常关注宗教所的年轻人，他知道卢国龙的道教研究功夫很深，还告诉我卢国龙和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他也知道我们研究室副主任曾传辉对道教研究有不错的功底。

他常问起何劲松、张总的情况。有一次，我告诉他，何劲松在一个会上谈到我国某地学者根据“五行相克”的说法，发现了大幅度降低吸毒患者复吸率的植物之事，任先生听得非常入迷，让我把整个情况详详细细地介绍给他听。当我告诉他，何劲松现在是国内著名书法家时，任先生非常高兴。

任先生对宗教所办公室主任方继水和科研处长霍群英也很熟悉。有一次，我告诉他小方和小霍都病了，任先生焦急地问：“什么病，好点了吗？”关切之情，让人感动。

五、关心天下人的任先生

任先生不仅关心宗教所的老少同仁，还关心天下其他人。他非常关心教育，两次主动请缨到中央电视台的“大家”栏目谈中国的教育改革问题。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强烈关注。宗教所退休后移居美国的陈恩明副研究员告诉我，美国的华语电视台反复播放这两期节目，引起美国华人的强烈反响。我想，后来我国高考制度出台的平行志愿选择跟任先生的建议多少也有些联系。对此，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徐新教授说：“太好了！这是造福于千秋万代的大事！”

我总是隐隐感到任先生是位通天人物。我每次从东欧回来，都要向他介绍东欧人关注的中国问题：包括环保问题、西藏问题、中国的人口政策问题等。我也谈到我自己感受到中国应该建立世界文明博物馆，博物馆应该设立免费开放日的想法。我发现不久之后，国家都会有相应的措施或政策出台。后来，有人告诉我，任先生经常就有关问题，向中央写信、写报告或写建议。我想这一切或许都不无联系。因为任先生爱自己的祖国，关心天下人。

结语

2009年7月17日我去八宝山最后送别任先生，哪天特别冷，天下着大雨[1]，冰冻的雨水打在身上，让人从心里冷得发颤。

快到八宝山时，我看到一位80多岁身体单薄的老人打着雨伞，衣服大半已经被淋湿了。我想他回去肯定会发烧的。他嘴都冻青了，用哆哆嗦嗦的话语告诉我，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因为下雨，打不到车，只好坐公共汽车来。他告诉我，他是西南联大附中的学生，任先生曾担任他们班的国语教师。这几年他们班同学聚会，任先生每年都来参加。今天，他们班的同学都会冒雨来送任先生。

到了八宝山灵堂，我看到许多中共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学者、老先生们都冒着大雨来送任先生。他们的衣服也大多都被淋湿了，不少人回去，可能会生大病的。他们都全然不顾了。任先生以自己厚重的学识、罕见的人格魅力和宽厚待人之情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与爱戴。

向遗体告别时，我在任先生的遗体前，庄重地鞠了三个躬，默诵了我刚刚写出的告别诗：

《雨中送别任继愈先生》

任公作古天公泣，

日际沉沉银泪挥，

为感先生碧血心，

学人齐来送鹤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