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奎

中国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结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化心理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不断嬗变和演进。21世纪的我们，无疑应当以发展变化的眼光，采取理性分析、一分为二的态度，辩证地对待历久弥新的中国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现象。

一方面，对于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中有益无害或无伤大雅者不妨随顺之，以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可能是较为可取的文化策略。如民间对于福禄寿喜财等神祇由来已久的崇拜，对福星高照、天官赐福、五福临门（五只蝙蝠图形贴于门上，最新的象征事象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五个福娃）及吉庆有余（鱼）、岁岁（碎碎）平安、年年高升（年糕）、早生贵子（红枣、花生、桂圆等）等的祈求，充分表达了底层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虽并无多少科学道理，似亦无可厚非。宽容视之，凡此种种美好的联想和积极的心理暗示，对于底层民众调适苦乐无常的世俗生活，或许不无积极意义。围绕十二生肖文化和传统民俗节日（如以屈原崇拜为核心的五月五端午节，以月圆人圆、万家团圆为追求的中秋节）等民间信仰衍生物而出现的文化消费现象（如赛龙舟、吃粽子、月饼）及其不容小觑的巨大商机，尤其是以驱邪禳灾为终极心理诉求的春节期间燃放鞭炮习俗在当代的屡禁不绝、甚至不得不驰禁，都昭示着古老的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而以关羽崇拜中的“华容道义释曹操”传说为基础的华容道智力游戏等的经久不衰，更提示我们不应忽视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中的科学内涵及其创造性转化。尤为值得指出的是，历经岁月沧桑、绵延流传至今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如中秋佳节、关羽崇拜、妈祖崇拜），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民族归属感、自豪感和自信心，对于培育和强化海内外炎黄子孙，尤其是台港澳同胞同文同种、血浓于水、兄弟一家亲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觉，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亟需发扬光大的意义与价值。

另一方面，抛开众所周知的城乡民众婚丧嫁娶过程中“冥婚”、看风水之类迷信活动死灰复燃，“民俗搭台、经济唱戏”及电脑算命、寺院除夕夜有偿撞钟之类利益驱动现象甚嚣尘上不谈，对于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事象中荒诞无稽、谬种流传甚或有害无益者理应正本清源，以正视听。古人因“拾遗”与“十姨”谐音而以讹传讹，将唐代杜甫（杜拾遗）、陈子昂（陈拾遗）分别穿凿附会为女性神祇“杜十姨”、“陈十姨”，塑像立祠，顶礼膜拜，“杜十姨”庙、“陈十姨”庙一度盛行民间，令人啼笑皆非。这一历史现象与汉语谐音联想有关。至于汉语谐音联想的当代表现，则要首推近年来日甚一日的对于数字8的崇拜和对于数字4的禁忌。由于数字8在粤语中与“发”同音，广东、香港地区的经济强势使得民间对于数字8的崇拜风行至今，人们对于含有数字8的车牌号码、电话号码、手机号码等趋之若鹜。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时间定为2008年8月8日晚8时，似乎也是顺从民俗的产物。粤港地区对于发菜的畸形消费引发西北地区对于发菜的狂挖滥掘，已严重破坏西北相关地区脆弱的生态平衡。由于数字4与“死”谐音，4的命运与8截然相反，人们对4避之唯恐不及，某地甚至宣布将数字4从机动车牌号码中彻底清除，并称此举旨在“以人为本”！人的姓氏与求职结果本来无关，但裴姓、梅姓求职者却屡屡碰壁，个中原因竟是由于“裴”与“赔”、“梅”与“霉”谐音！近来来还兴起若干不伦不类的中西合璧式的奇特时尚，如大学毕业生求职不顺利，大学校园里便开始流行选择不同职业要烧不同的香的说法和做法，如想进国家机关（Office），须去卧佛寺烧香；想经商（Business），须去碧云寺烧香；想当老板（Boss），须去报国寺烧香；等等。而农村广泛存在的某些与树木种植有关的民俗禁忌也很值得关注，如院内忌种桃树，因桃木辟邪，种桃树会引发灾多的联想，且“桃”、“逃”谐音，易引发逃荒要饭之不吉利联想；“梅”与“霉”、“媚”谐音，主克妻或败家，故院内忌种梅树。又如，民间盛行“出门见丧”的忌讳，而“丧”、“桑”同音，故院前忌种桑树。再如柳树无籽，主“留不住子（即后代）”，故庭后忌种柳树，以免绝后。凡此种种颇可商榷或质疑的非理性事象，恐怕很难让人听之任之，等闲视之。

从以上挂一漏万的谐音联想式民俗事象不难看出，作为弥散性和历时性均至深至巨的强大惯性力量，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对当代社会生态与社会心态影响极大。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为遁辞，拒斥应有的理性探究和价值判断，良莠不分地为一切曾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民俗事象做正当化与合理性辩护，恐难免思想懒汉、学术单面人甚或文化乡愿之讥。而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上正本清源，开启民智，因势利导，移风易俗，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良性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义不容辞的智力支持，无疑应当成为今后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研究中“问题意识”的起点和学术良知的底线。

（原载2006年1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