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奎

一、中国当代宗教生态景观

当代中国晚近三十年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民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大背景相呼应的是，中国社会内部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使得信仰多元化景观在当今中国渐趋成为不争的事实——制度化传统宗教、弥散型民间信仰历久弥新，意欲有为；新兴宗教及可疑的膜拜团体甚或邪教潜滋暗长，蠢蠢欲动。这种信仰多元化景观或宗教生态景观，正如政界和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主要表现为“信教人数持续增长、教徒结构明显变化、宗教格局面临冲击、国外影响更加突出、宗教矛盾日益复杂”。

具体说来，宗教信徒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在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中，伊斯兰教信徒即穆斯林人数基本上随人口增加而稳步增长，目前约有2100万；佛教、道教信徒众多，但在家信徒无法精确统计；天主教信徒具有家庭传承特征，解放初期约有300万，目前约有550万；基督教徒在解放初期约有70万，晚近若干年来增长迅猛，官方统计截至2004年已达1600万，这一数字尚不包括所谓“未登记教会”的信徒。宗教信徒的构成分布，过去以老年人、女性、低学历、农村人口、老少边穷地区为主要特点，近些年出现向全社会尤其是中青年人群、城市居民、新社会阶层和经济发达地区扩散和渗透的趋向。

宗教生态景观因社会变迁和国际交流而五光十色、斑驳陆离，举其荦荦大端言之，如佛教在某些地区富甲一方，在天灾人祸的慈善捐助方面不遑多让，精神可嘉，但更多的则是“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在一些地方，来自教界、政界、商界、学界的某些势力利益共谋、互利共赢，佛像与铜臭沆瀣，迷信共腐败一气；藏传佛教时常成为“藏独”势力的保护色，一些寺院沦为“藏独”骚乱（如2008年拉萨“3·14”事件）的策源地，流亡海外50年的“藏独”头子达赖喇嘛对藏区的影响不降反升；伊斯兰教具有明显的民族属性和相对稳定的地域特征，近些年因西北穆斯林经商而远播东南沿海（如浙江义乌）；境内外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以伊斯兰教为掩护在新疆“招兵买马”，积蓄力量，频繁制造或图谋策动“疆独”事端（如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境外基督教势力利用宗教交流、派遣传教士、经商、投资、教育、旅游、文化、体育、慈善、网络传教等方式“开荒布道”传福音，以“中华归主”、“基督羔羊”征服“中国龙”为目的；境内基督教“家庭教会”挟洋自重，为虎作伥地抗拒中国“三自”传统的辖制；东正教、犹太教等传统宗教，巴哈伊教、摩门教等新兴宗教开始在我境内发展信徒；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死而不僵，在国外敌对势力庇护下妄图东山再起；民间信仰有的有助于台海统战（如妈祖信仰）、海外侨胞联谊（如关公信仰），有的可升进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而受到有关方面扶持，但总体上可以视为晚近若干年“宗教热”的深厚社会土壤。

二、基督教在华非常规扩张的国际背景

种种迹象表明，国内近些年出现的宗教热尤其是基督教在华非常规扩张现象，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冷战的结束、国际共运的衰落和苏美两强制衡格局的终结，使得以往不太突出的民族、宗教矛盾日趋凸现。美国凭借一超独霸优势，在全球范围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可谓无远弗届，其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图谋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利用宗教、人权问题施加压力。1998年，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所谓“国际宗教自由法”，以国家行为推动基督教向全世界扩张。2001年底，有12个国家参加的基督教国际会议在美国费城召开，策动“松土工程”和“金字塔工程”等对华传教图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将所谓“国际宗教自由”与人权相联系，以“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为武器，粗暴干涉中国的宗教事务内政，公开支持中国国内和流亡海外的一些披着基督徒外衣的持不同政见者，企图使中国政府及三自教会背负“宗教迫害者”的恶名，通过在中国境内制造与宗教有关的混乱来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我们认为，西方语境中生成的政教关系分析框架，并不完全适合以“大一统”、“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为历史传统、“路径依赖”和“游戏规则”的中国。在宗教问题上不理直气壮地强调“中国特色”，则无论是探讨“政教分离”还是“政教和谐”，都跳不出西方列强关于政教关系的话语窠臼和思维陷阱。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今170年来，中华民族基本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现在仍然面临“挨骂”的问题。中国的执政者在宗教人权问题上无论怎么做，都很难符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标准。唯有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才能摆脱困境。中国特色的三自体制、三自旗帜、三自模式，是中国的国家主权在宗教领域的具体表现，必须坚持和巩固。

三、中国当代语境中的无神论

我们发现，中国当代农村的所谓“信主”现象或“基督教热”，大多是贫病交加、生活无着境况下的功利性选择与从众现象的混合物。耶稣基督或上帝被视为“救世主”，成为“人民大救星”毛主席或“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替代物，甚至被比喻为“基菩萨”。而城市知识分子皈依基督教，常常是为了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某些持不同政见者而言，基督徒身份既是一种疑似“世界公民”的时尚面具，在现有的中西关系情境中又具有明显的铠甲防卫作用，于是变身“家庭教会”成员便成为一种廉价有效的生存策略。上述两种信教类型，有其各自非常现实的经济或政治原因，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求助于或乞灵于根本就不存在的上帝呢？探究起来一言难尽，而主流意识形态缺乏应有的说服力、足够的感召力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当代晚近若干年的社会变迁，是在大胆引进外部资源、积极开发内部资源的过程中完成结构性变动和社会转型的。以地理大发现和西方工业革命为肇端、早期充满血与火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迄今已演进为以跨国垄断资本为主导、“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济全球化动态图景。晚近若干年来，中国对内受制于人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对外受制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或“生态食物链”中的不利地位，尽管经济高速发展举世瞩目，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环境污染、发展失衡、两极分化、腐败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等。于是，对内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不同而和”，避免社会分裂乃至崩溃；对外致力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强调“和而不同”，避免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便成为当下中国的国家目标和政治愿景。

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因素于一体的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不可测的岸谷陵替、沧桑变迁。对于竞争失意者或体制外弱势群体而言，宗教有神论固然是一个情有可原、无可厚非的选项，但我们认为，科学无神论是一个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选项——因为无神论是与科学理性密切相关的一种思想体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有些人认为只要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或创造经济效益，有神论、无神论均可接受和利用，甚至将宗教视为一种维护现状的“社会资本”。这种实用主义的说法和做法不仅短视，而且几近饮鸩止渴，令人忧虑。

我们认为，对青少年进行“先入为主”式的科学无神论教育，让正确的世界观浸透每个受教育者的童年、少年记忆，长远来看相当于尽可能早地注射成本低廉的思想“疫苗”；对全体党员乃至全社会进行“亡羊补牢”式的科学无神论教育，构建一道意识形态“防火墙”，帮助人们回归常识和理性，对于破除宗教迷妄、抑制宗教狂热、减少未来的治乱成本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治本”作用。

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市场经济条件下“看不见的手”和天灾人祸等无所不在的偶然性会把不少人推入宗教有神论的怀抱，无神论的前途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与执政者的经济社会政策及相应制度安排（如全民社保制度）密切相关。现在距离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与传统所有制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社会理想还很遥远，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与宗教”的政治难题远未彻底破解，毛泽东提出的“批判神学”的任务也远未完成。但无论如何，科学无神论在不断完善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应该占有更加突出的地位，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2010年第2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发表时略有删改）